相魯析疑：孔子到底有沒有在魯國代行卿相之職？

《論語》。資料圖片

孔子曾一度在魯國代行卿相之職，這在《史記》等典籍中有明確記載。但清代以來，包括毛奇齡、江永、崔述和蔣伯潛等經(jīng)學家和著名學者，不斷對此提出質(zhì)疑。概括起來，一是認為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二是孔子作為異姓平民不可能代季孫攝行相國之事；三是《孔子世家》所言“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時間上不對。他們的結論是：孔子所攝相事乃儐相之相，非卿相之相。而經(jīng)筆者考察認為，《孔子世家》中的記載雖在時間上有明顯錯誤，但不能因此否定孔子相魯?shù)氖穼?；孔子行攝相事在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前，至定公十二年結束。主要根據(jù)如下：

第一，“相”作為輔佐君王的官職概念，在春秋時期已經(jīng)存在了?！墩撜Z·憲問》就有這樣的記載：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弊釉唬骸肮苤傧嗷腹?，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其中的兩個“相”字，均系輔佐君主的職位概念，“又相之”通常被譯為“反而做了齊桓公的宰相”。管仲為齊相，司馬遷在《史記》中有明確記載：“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qū)區(qū)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保ā豆荜塘袀鳌罚┧抉R遷還記載：“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齊太公世家》）在管仲病危時，齊桓公向管仲征求意見，問群臣中誰可接替其相位。這就更加可以證明，管仲的相職在當時是明確的。管仲之后擔任過齊相的，還有齊景公時的崔杼、慶封、晏嬰等人（見《齊太公世家》《管晏列傳》）。此外，在春秋末期，鄭國的執(zhí)政上卿子產(chǎn)也被稱為“相”（《鄭世家》）。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魯國設相的歷史與齊國一樣久遠：

“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為相。”（《史記·魯周公世家》）

季友是魯莊公的弟弟、季氏的先祖，因擁立釐公并逼其禍亂魯國政壇的同父異母的兄長慶父自盡，受封并擔任了魯相。季友任魯相，距管仲任齊相僅26年（前661年），早于崔杼、慶封、晏嬰和子產(chǎn)，則百余年矣。綜上可見，說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是不符合實際的。

第二，定公十年的夾谷之會是由齊國提出的，動機和策略都是針對孔子相魯：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蹦耸故垢骠敒楹脮瑫趭A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鬃訑z相事。（《史記·孔子世家》）

四十八年（指齊景公四十八年，魯定公十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zhí)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子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史記·齊太公世家》）

這兩段記載均表明，齊國之所以提出夾谷之會并想在會見時劫持魯君，實際針對的是魯君任用孔子相魯，所擔心的是“魯用孔丘，其勢危齊”，和“害孔子相魯，懼其霸”，故想通過劫持魯君破壞這一政治格局。這就證明，孔子相魯在前而夾谷之會在后。

第三，從夾谷之會中孔子的地位和表現(xiàn)看，也是卿相所為而不是儐相。春秋時期兩君相會，必有卿相相隨。在夾谷之會中，齊相晏嬰便在場，而魯執(zhí)政上卿季桓子沒有參加，代表季桓子的是孔子?！犊鬃邮兰摇氛f，在出發(fā)前，孔子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為據(jù)，要求安排左、右司馬一同前往，得到定公的支持?！八抉R”位在司寇之上。如果孔子只是一儐相，就不能越權提出這樣的要求。在會見中，孔子也一直充任主要角色，如指揮兵士抗擊欲劫魯君的萊人，登上兩君的壇位怒斥衛(wèi)侯，與齊人談判追討被其侵占的魯國土地（詳見《左傳·定公十年》《孔子世家》）。在《穀梁傳》中，還有孔子“命司馬止之”和“使司馬行法焉”句。能指揮司馬的官員，當然位在司馬之上。

第四，從魯國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和個人作為看，孔子具備相魯?shù)臈l件。從定公五年起，季桓子承其父位被立為上卿，但時間不長，就受到其家臣陽虎和公山不狃的反叛：定公七年被陽虎囚禁，認輸并訂立盟約才被釋放；定公八年被公山不狃抓捕，后設計逃脫。在這種情況下，季桓子的執(zhí)政條件是可想而知的?！犊鬃邮兰摇氛f：“其后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濒敹ü苯尤蚊鬃訛橹卸荚撞⑦B續(xù)提拔，說明魯國當時處于上卿缺位的權力真空時期。孔子擔任的司寇已是大夫一級職務，且孔子的為政才能得到各地認可，陽虎和公山不狃對孔子亦有所敬重——《論語》中記有他們二人均想獲得孔子支持的語錄。因此，在季桓子無法執(zhí)政的情況下，定公起用孔子代行其職，是明智的選擇。

第五，孔子相魯，也有“墮三都”的史實為證：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cè)?？鬃用昃漤?、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笔?，公圍成，弗克。（《史記·孔子世家》）

“墮三都”即拆除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三位國卿封邑的城墻。孔子提此建議，目的是為了防止卿大夫擁兵自重、割據(jù)謀反?？鬃痈矣谙螋敹ü岢鲞@一建議并被魯定公采納，能夠派自己的學生仲由去當季氏的管家實施這一計劃，并與魯定公一起直接指揮“墮費”即拆除季孫氏封邑城墻的戰(zhàn)役，這三個情節(jié)，都清楚表明了孔子當時攝相事的身份和地位，盡管“墮三都”的計劃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不過，《孔子世家》對此事的記載時間有誤。其一，孔子建議“墮三都”并得到實施，《左傳》和《公羊傳》均記為定公十二年，《史記·魯周公世家》同樣記載曰：“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逼涠?，定公十三年孔子已離魯去衛(wèi)。所以，“定公十三年夏”應是“定公十二年夏”。

第六，繼定公十年的“夾谷之會”后，齊人又采取了“歸（饋）女樂”于魯君的措施，所針對的仍是孔子相魯?！犊鬃邮兰摇氛f：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途，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缸幼涫荦R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鬃铀煨?。

孔子相魯后，政績很突出：販賣豬、羊的商人不敢漫天要價，男女行人分開走路，掉在路上的東西沒人撿走，外地到魯國城邑辦事的人用不著向官員求情送禮，都能得到滿意的照顧，就好像回到家中一樣。齊人聽到后很害怕，認為如果孔子在魯國執(zhí)政下去，一定會稱霸；一旦稱霸，齊國離之最近，必然會先被吞并。于是經(jīng)過研究，設美人計瓦解魯國君臣關系，結果正如齊人所料，季桓子連續(xù)多日不理政事，也不依禮對待大夫們，使孔子感到失望和失落，于是離開魯國。

與“墮三都”一樣，《孔子世家》對孔子相魯和離魯時間的記載也存在錯誤。實際上，因齊人“歸女樂”而迫使孔子離開魯國發(fā)生在魯定公十二年。對此，除《孔子世家》外，《史記》的其余篇什均是這樣記載的。例如，在《十二諸侯年表》和《魯周公世家》中，均記載定公十二年因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行”或“孔子去”。同時，《年表》和《衛(wèi)康叔世家》均記載衛(wèi)靈公三十八年（魯定公十三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就是說，孔子在定公十二年年底離開魯國，在定公十三年年初到達衛(wèi)國。此外，《史記》對孔子相魯時間的認定也是一致的。除前面征引的記載外，在《吳太伯世家》《晉世家》《楚世家》和《魏世家》中，也都有“孔子相魯”的記載，而且僅此四字，與其記載管仲和晏嬰“相齊”是同樣的概念，經(jīng)推算時間均為魯定公十年。司馬遷在如此眾多的篇什中認定孔子在定公十年相魯，于定公十二年離魯，又怎么會在《孔子世家》中錯記為定公十四年才行攝相事呢？

綜上，我們就有理由懷疑，《孔子世家》中的“定公十四年”和“年五十六”是衍文，是因上文對“墮三都”的時間書寫之誤造成的。上文將“墮三都”記為“定公十三年夏”，而將孔子“與聞國政”的政績記于“墮三都”事件后，是“倒敘”，故有人在傳抄或校刊時，誤增了“定公十四年”和“年五十六”幾個字。

第七，孔子曾一度相魯，在司馬遷之前已是成說定論?！蹲髠鳌ざü辍酚泭A谷之會時寫“孔丘相”?！盾髯印ゅ蹲酚洠骸翱鬃訛轸敂z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薄俄n非子·內(nèi)儲說下》記：“仲尼為政于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薄蛾套哟呵铩ね馄诎恕酚洠骸爸倌嵯圄敚肮贾?，謂晏子曰：……”晏嬰死于定公十年。在晏嬰死前齊景公與其討論“仲尼相魯”的問題，是孔子在定公十年已相魯?shù)挠忠蛔C據(jù)。

從以上七個方面看，孔子曾一度在魯國獲得“行攝相事”的執(zhí)政地位，是可以認定的史實，而且其相魯?shù)钠鹗紩r間是定公十年至定公十二年。

孔子在進入魯國政治中心并取得驕人政績后棄官離魯，表面看是受到齊人陰謀的影響，但在齊人詭計成功的背后，可以看出季氏在擺脫困境后對孔子信任程度和依賴關系的變化，也不能排除他對孔子聲望日隆的隱憂。對此，從季氏在辭世前的懺悔中可找到答案：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鳖欀^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焙髷?shù)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魯哀公二年秋，季桓子病重，乘著輦車視察魯城，感慨地長嘆一聲說：“從前這個國家?guī)缀跖d旺了，因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沒有興旺起來?！逼渌^“獲罪于孔子”，即指“齊人歸女樂”一事。從這種懺悔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孔子的治理下，魯國國力蒸蒸日上，前景大好；二是季桓子當時對孔子的輕慢是有主觀故意在里面的。就是說，孔子相魯取得的政績和威望不僅使“齊人聞而懼”，季桓子也從中感到了對自己的威脅。特別是“墮三都”之舉，雖然當時對季桓子也是有利的，但隨著公山不狃的出逃，在家室內(nèi)部矛盾解除后，包括季桓子在內(nèi)的三桓，當然不會容許孔子有進一步的作為，影響或動搖自己的執(zhí)政地位。作為“圣之時者”的孔子，顯然已看到了這一點?！暗啦煌幌酁橹\”，選擇離開而不屈就，體現(xiàn)出孔子作為中國古代杰出知識分子的節(jié)操和氣質(zhì)。這也表明，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像孔子這樣的政治家，雖可在特殊情況下一顯身手，卻很難有更大的作為。

孔子相魯，是其政治生涯所達到的頂點，不僅比較充分地展示了其治國安邦的才能，也使其政治主張和治國理念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升華。更為重要的是，在由士人進入國家的權力中心、再由權力之巔跌落的過程中，使孔子對政治有了更為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假如沒有這種變故，沒有其后周游列國的經(jīng)歷，孔子思想遠不會如我們今天看到的這般豐富，這般犀利，這般具有批判性和建設性。假如沒有這場變故，中國歷史上可能會多了一位如秦穆公時百里奚那樣的宰相，卻會失去一位如此偉大的思想家。

（作者：王恩來，系沈陽師范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