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東京前傳：德川幕府與江戶城》一書所講述的是東京成為現(xiàn)代日本首都之前的故事。在1868年之前，這座城市一直被稱為江戶。江戶城始建于1590年，德川家康在這里建立了德川幕府，由此開始了它的繁盛時期。作為日本貿易、經(jīng)濟和城市文明的中心，江戶直到1868年才演變成東京，成為日本的現(xiàn)代首都。本文摘編自該書第五章《詩中之城》。
雖然遠離京都，遠離天皇，但是江戶與鐮倉相距并不算太遠。鐮倉是1194年日本第一個幕府所在地，也就是源氏家族統(tǒng)治的幕府宣布成立的地方。朝臣與統(tǒng)治者的第一次決裂就發(fā)生在富士山以東，也就是江戶所在的地區(qū)。日本武士奪取統(tǒng)治權后，鐮倉就將日本列島與其他由天皇政府統(tǒng)治的漢文化圈劃分開來。德川幕府在命名和禮儀規(guī)范上更多地遵循鐮倉幕府的先例，而非遵循第二個幕府——室町幕府。室町幕府創(chuàng)立于京都，差不多已經(jīng)被皇室同化了。德川并不打算進行室町幕府那樣的改造，而是宣布自己為源氏家族的后代，推動江戶朝著與鐮倉相似的方向發(fā)展。
盡管幕府大權在握，又通過借用源氏之名積累了歷史厚度，但德川氏知道，這些遠遠不夠，仍然缺少某些東西。江戶有權威，也有文化，但在詩歌中卻沒有存在感。日本大地上點綴著各種“名所”或“歌枕”，這些名勝古跡因和歌而聞名。和歌這種宮廷風格的詩歌是一代又一代歌人幾百年來的才華結晶，天皇（內裏）命專人定期匯編和歌佳作，以確保心口相傳的妙句不會失傳。有兩本和歌詩集與我們此章要講述的內容相關，因此必須加以介紹。第一部詩集早在公元905年由偉大的詩人紀貫之編寫，名為《古今和歌集》。第二部詩集出現(xiàn)在三百年后，是1205年由藤原定家編纂的作品《新古今和歌集》。并非所有的和歌都具有地域性，但是這些選集中的詩歌不乏詩人借用地形來抒發(fā)情感的情況。詩人觸景生情表達了各種各樣的感情，或驚奇、悲傷，或興高采烈、孤獨寂寥，也有成功或是失意。詩人可能確實到訪過激發(fā)詩歌創(chuàng)作靈感的地方，但有些“歌枕”卻是隨意選用的，例如，由于地名可能含有雙關，因此就引用了該景點。比如，宇治是一個真實的地方，但是它的讀音聽起來又很像“悲傷”這個詞，所以這就是一個成熟的地點，可以成為一首哀婉的和歌的“歌枕”，詩人完全可以想象自己身處此地，而是否真的去過并不重要。后期的詩人以前人的詩句為基礎創(chuàng)作詩歌，加深了“歌枕”的柔軟度。這種對早期作品的汲取和發(fā)揚光大被藤原定家總結為“本歌取”的理論，有時也英譯為“allusive variation”（典故體）。景點以這樣的方式被編碼為規(guī)定的情感，如此一來，身臨其境便不再是寫作和歌的前提條件。如果一個人感到悲哀，可以在寫作時通過想象自己仿佛置身于宇治，使自己的情感表達更加深刻，而把一首快樂的和歌背景設置在宇治這個地方簡直是愚蠢無知。
所有體裁的日本詩歌都具有高度的季節(jié)性。在被稱為“宮廷詩”的和歌中，地點和季節(jié)融合在編碼中，在第一個基礎詩句中進行合乎邏輯的組合。例如，一個生長著很多櫻花樹的地方代表著春天花朵盛開，因此也代表歡樂。如果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寓意快樂幸福的雙關語名字，那么它就加倍適合作為“歌枕”。因此，在日本眾多的櫻花絢爛之地中，吉野山（Mount Yoshino）成為首屈一指的“歌枕”，因為yoshi的讀音有“歡樂”的意思。同樣，長有許多楓樹的地方也表示秋天的落葉，因此與悲傷聯(lián)系在一起，因為悲傷是秋天那幾個月易發(fā)的情感。如果某個地方有一個令人回味的名字，它就會成為具有相關情感的“歌枕”。龍?zhí)锎ǎ≧iver Tatsuta）就是其中之一，因為Tatsu意味著世間萬物中最尊貴的龍（ta意為稻田）。諸如此類的知識是江戶時代教育的主要內容，無論是針對精英人士還是平民百姓，都在教導這些知識，在孩子們的腦海中打上詩歌的烙印。有些風景他們將來可能會去實地參觀，也可能不會去，但無論哪種方式，都可以在未來自己創(chuàng)作詩歌的時候，用某個地點來寄托情感。
《古今和歌集》完全以宮廷為重點。詩集中幾乎沒有任何京都地區(qū)之外的“歌枕”，即使在鐮倉幕府執(zhí)政后收集的《新古今和歌集》中，在描述東部地區(qū)時也幾乎沒有什么“歌枕”可援引。東部地區(qū)能令人聯(lián)想到的也就是其貧瘠的土地而已。在朝臣們的心目中，整個東部地區(qū)只有一個重要的地點，那就是武藏野（Musashino），這是對富士山以外地區(qū)的一個相當寬泛的指稱。武藏多年來一直被作家用來表示野蠻而荒涼，是一個表達孤寂凄涼感的地方。武藏（musashi）的字面意思是“軍事倉庫”，而mu的讀音有“一無所有”的意思，這一事實使得這個地方成為近乎恐怖的、與世隔絕的代名詞。
藤原定家編撰的《新古今和歌集》中就出現(xiàn)了這樣一首和歌，是由左大臣（資料顯示為太政大臣）九條良經(jīng)創(chuàng)作的。作為朝臣，他從來沒有去過武藏，也從來沒有要去的想法。他與身邊發(fā)生的政壇變革格格不入，便借用前輩歌人創(chuàng)立的相關“歌枕”表達了這種情緒。這個歌枕喚起了歌人對廣闊無垠的荒草地的想象——一望無際的草原也就意味著秋天，這個季節(jié)正是野草長到最高的時候，最適合抒發(fā)凄涼的情感。秋天也常有月亮相伴，因此九條良經(jīng)寫道：
行至盡頭天茫茫，
武藏野草原見月影。
京都群山環(huán)抱，所以宅在家中的朝臣們沒有哪個看見過月亮從草叢中升起。對他們來說，這個想法太出格了。在武藏野，夜幕降臨在空曠而人跡罕至的原野上，這使文明的人陷入極度恐慌的情緒中。
另一部偉大的詩集是《古今和歌續(xù)集》，編撰于1265年，并收錄有九條良經(jīng)的繼任者——左大臣源通親的一首和歌。他提出了同樣的觀點：
武藏野是月亮的藏身處，
四處不見山峰。
蒲葦草的末梢，
似乎覆蓋著白云。
平坦的草原一望無際，月亮不是從山上升起或落下，這里最高的是草，蒲葦草頂端的花穗宛如白云朵朵。
嚴格意義上說，鐮倉不在武藏，但距離很近。因此，用詩意的話來講，在朝廷的眼中，幕府將軍脫離了文明教養(yǎng)的軌道。確實，幕府統(tǒng)治的地區(qū)實際上體現(xiàn)了文化的缺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特征很適合鐮倉幕府的武士們，因為他們的政體是遠離朝廷規(guī)范的，至少在最初的時候是這樣。但那都是歷史了，在德川時代，這個問題再次凸顯出來，因為江戶實際上就位于武藏。
有關“歌枕”的繪畫很常見，通常出現(xiàn)在成雙的折疊屏風中，這種屏風屬于最高級別。在創(chuàng)作武藏的繪畫時，必須表現(xiàn)出一種空曠虛無感，除了野草、月亮和天空，天地一片蒼茫。這幅圖表現(xiàn)的就是這樣的意境。但是，在1603年以后，這并不利于表現(xiàn)仁德而開化的幕府在江戶的統(tǒng)治。因此，幕府采取了措施對此進行補救。當然，不可能改寫幾個世紀以來的著名作家對武藏的描述。但是，實際上，這一地區(qū)還有一個公認的富有詩意的地方。它自古以來就在那里傲世獨立，雖然宮廷并沒有注意到它，或者至少沒有將它與武藏野聯(lián)想在一起。德川幕府對這個地方大做文章。沒錯，這就是富士山。它不在武藏，而是在鄰近的駿河國，但是富士山在整個平原上清晰可見。
《武藏野秋夜?jié)M月》（局部），佚名作，17世紀初，六曲一雙屏風，鍍金紙本設色，貼金銀箔，尺寸各170.2厘米×346.7厘米。有史以來，原始荒蠻的武藏野絕世獨立，然而，從1590年起，成了德川幕府的家園。
江戶時代初期的一位佚名藝術家，抑或是藝術家的贊助人，對武藏野的概念重新進行了構想。這個方案既要符合詩歌的標準，又要以更積極的方式呈現(xiàn)德川統(tǒng)轄的土地。由于屏風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因此利用右圍屏風，即觀看順序的首位，來進行標準解釋是一件容易的事。右圍畫的是月亮從草叢中升起，而左圍畫的是懸停在上空的富士山。這種組合本來是不合理的，因為所有關于武藏的文集都沒有提到過在平原上能看到富士山。但是富士山本身就是一個“歌枕”，而組合式的“歌枕”也并無不妥。因此，畫面的視覺效果很和諧，圓與三角形構成了形式上的完美平衡。富士山的吉祥抵消了武藏野的陰郁。
《武藏野、富士山和月亮》（局部），佚名作，1760年，六曲一雙屏風，紙本金底設色，尺寸各170厘米×370厘米。這一對屏風畫遵循舊例，把武藏描繪為一片荒野，但是畫面中添加上富士山后，賦予了該地吉祥之意。原本銀色的顏料已氧化成黑色。
還可以通過第二條途徑來填補武藏在詩歌中的空白，并且改變后來成為江戶的這一地區(qū)的形象，使之成為一個更加吉祥幸福的“歌枕”。除了宮廷和歌集之外，“歌枕”也是較長的“歌物語”（uta-monogatari）中常用的修辭；其中的“歌”與“和歌”是同義詞，而物語的意思則是“故事”。學習“歌物語”與學習詩詞一樣，都是正規(guī)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古老的便是《伊勢物語》，其創(chuàng)作年代大約可追溯到公元900年。《伊勢物語》是由多個短篇組成的合集，其中最長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出身宮廷，他沒有具體名字，僅被稱為“某男”，在幾個親密朋友的陪伴下離開京都，在鄉(xiāng)野間游蕩。后來相傳，主人公指的就是偉大的詩人、風流美男子在原業(yè)平（820年—880年）?！兑羷菸镎Z》中明確表示，那人離開京都是因為他已經(jīng)厭倦了此地。很少有古典作品以這種方式譴責京都，更不用說描述一個朝臣主動逃離這個地方。在《伊勢物語》中，男子和他的同伴們朝著東方行進，所以這篇很關鍵的故事名為“東下”。
根據(jù)故事的講述，這些人經(jīng)過了四個地方，盡管只是一筆帶過，沒有具體的描述，但這些地方都可以在地圖上找到。在每一處地方，這群人都創(chuàng)作了一首動人的敘事詩。他們旅途的第一站是現(xiàn)代城市名古屋所在的三河國。在這里，他們坐在一座搖搖欲墜的鄉(xiāng)下小橋旁邊，準備吃午餐。這個地方被稱為“八橋”（八塊板鋪成的橋），但現(xiàn)實中并沒有這樣一個地方。這些人看到溪流中的鳶尾花，決定集體創(chuàng)作一首吟詠旅行心情的詩歌，并將它與初夏的鮮花關聯(lián)在一起，因為這次“東下”的旅行肯定是開始于初夏季節(jié)。這首詩是如此的傷感，以至于他們忍不住流下了咸澀的眼淚，淚珠落進了米飯中。接下來，他們來到了駿河國，現(xiàn)實中大約需要步行一個星期的路程。他們沿著文中所稱的“長滿常春藤的狹道”進入了深山地區(qū)。在這里，他們遇到了一個迎面走來的僧人，并且認出這人是個舊識，于是寫了一封信，請他捎給京都的愛人，因為他們下定決心永不回返。一行人繼續(xù)向高處進發(fā)，看到了第三個地點，富士山。此前他們都聽說過富士山，但從未親眼看見過。這位男子吟詠了一首和歌，贊美富士山高大巍峨、形態(tài)優(yōu)美，盡管是夏季，山頂依然白雪皚皚。他們從山的另一邊下山，進入了武藏野。他們來到一條大河邊，詩文中稱之為隅田川。
這次“東下”，除了字面意思，也有其獨特意義，使得后來發(fā)展成為江戶的地方登上了古典文學的大雅之堂。這些人穿過的不僅僅是籠統(tǒng)的武藏野，而是走過富士山，并一路來到隅田川。隅田川就是江戶人民言稱的，流經(jīng)他們城市的“大河”。
因此，這次“東下”在德川幕府創(chuàng)建后被多次援引，這是一種身份的自我認證，是對武藏野假定的虛無荒涼的最終否定。這種合法化是出自一部古典作品，出自最古老的傳統(tǒng)著作之一，而不是牽強附會、生拉硬扯的新近作為，這一事實大大加強了江戶的合法地位。《伊勢物語》流傳至今，廣為傳誦，但只有在江戶時代，它才被視作至高無上的文學經(jīng)典。
我們今天所說的“日本古典文學”——包括和歌選集以及歌物語——幾百年來為宮廷成員所傳誦。圈子以外的人無法讀到這些作品。這些文本不允許廣泛傳播，而且，如果沒有評注無論如何都難以理解，但評注都是秘而不宣的。鐮倉幕府的將軍們可能沒有接觸過其中的大部分作品。但是，在1608年，江戶幕府成立五年后，形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部分古典文學作品得以出版。宮廷擁有的著作所有權以前可能就已經(jīng)流傳出去，但是此時印刷書籍完全打破了這種壟斷。在所有可能出版的著作中，《伊勢物語》成為首批入圍的作品。
《東京前傳：德川幕府與江戶城》，[英]泰門·斯科里奇著，呂長清、馬宏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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