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魯迅與當代中國》，錢理群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我們?yōu)槭裁葱枰斞?？?/P>
為什么要選這么一個題目？還是先從一件小事說起。你們社的一位同學告訴我，他看了在學校放映的電影《魯迅》，非常感動。我對這部電影的印象也很不錯，能拍成這樣，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攝過程中，編劇和導演曾經(jīng)征求過我的意見，因此我注意到編劇的一個陳述，強調(diào)魯迅“兼有‘兒子’‘丈夫’‘父親’‘導師’‘朋友’等幾重身份”，整部電影也是圍繞這五方面來展開的，著重從日常生活中來展現(xiàn)魯迅情感的豐富，同學們看了電影以后，覺得親切而感人，這說明電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輕一代走近魯迅。但我可能受到魯迅的影響，喜歡從另一面來看來想，于是，就有了這樣的疑問：“今天我們花了這么大的人力、物力來拍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難道僅僅在于告訴今天的觀眾：魯迅是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朋友嗎？”這其實就內(nèi)含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歷史與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中國并不缺少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但我們?yōu)槭裁葱枰斞改?？這正是我們所要問的：魯迅對于現(xiàn)代中國，對于我們民族的特殊的、僅僅屬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義和價值在哪里？
提出這樣的問題，并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在當下的思想文化界、魯迅研究界就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這又顯然與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時代思潮直接相關。
是的，魯迅和我們一樣：他不是神，是人，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但，魯迅又和我們，和大多數(shù)中國人不一樣：他是一個特別，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們才需要他。
這樣說，強調(diào)這一點，不是要重新把他奉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將”“導師”。——這些說法，恰恰是掩蓋了魯迅真正特別之處。
魯迅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現(xiàn)代思想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文化運動，他都是既支持、參加，又投以懷疑的眼光。
魯迅從來就不是，也從來沒有成為“方向”，他任何時候（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方向”，因為他對任何構(gòu)成“方向”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懷疑、批判的態(tài)度。
而且，魯迅還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見、定論……提出質(zhì)疑和挑戰(zhàn)。——畫家陳丹青按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斷定“不管哪個朝代”，魯迅“恐怕都是壞公民”，[陳丹青：《笑談大先生》，文收《中國最佳教育隨筆》，59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這是確乎如此的：魯迅就是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的公民”。
魯迅也不是“導師”。從古代到現(xiàn)代，到當代，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導師”和“國師”情結(jié)，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tǒng)。魯迅是提出質(zhì)疑和挑戰(zhàn)的少數(shù)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導師》一文里說，知識分子自命導師，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上當；但他又說，我并非將知識分子“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魯迅：《導師》，《魯迅全集》3卷，5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我看來，他也這樣看自己。他不是“導師”，今天我們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如果想到魯迅那里去請他指路，那就找錯了人。魯迅早就說過，他自己還在尋路，何敢給別人指路？我們應該到魯迅那里去聽他“隨便談談”，他的特別的思想會給我們以啟迪。是“思想的啟迪”，和我們一起“尋路”；而非“行動的指導”，給我們“指路”：這才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
而魯迅思想的特別，就決定了他對我們的啟迪是別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獨有的。
魯迅思想的特別在哪里？同學們從我剛才連說的三個“不是”——不是“主將”，不是“方向”，不是“導師”，就可以看出，魯迅在整個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文化體系、話語結(jié)構(gòu)中，始終處于邊緣地位，始終是少數(shù)和異數(shù)。
他和以充當“導師”“國師”為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他從不看重（甚至藐視）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體制的收編，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3卷，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就是要在體制外的批判中尋求相對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當然，他更深知，完全脫離體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獨立和自由極其有限，他甚至說，這是“偽自由”：他連自己的追求也是懷疑的。
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講“正統(tǒng)”“道統(tǒng)”，同化力極強的文化結(jié)構(gòu)與傳統(tǒng)來說，這樣的“好的懷疑主義者”，這樣的體制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幸虧有了魯迅，也許還有其他的另類，才形成某種張力，才留下了未被規(guī)范、收編的另一種發(fā)展可能性。
我們這里所說的“收編”，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只是指體制的收編，也指文化，例如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編。這就說到了魯迅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他的思想與文學是無以歸類的；魯迅因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則寓言：“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去，又因為它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盵魯迅：《談蝙蝠》，《魯迅全集》5卷，212—2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魯迅顯然將他自己看作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蝙蝠”。這是很能顯示魯迅的本質(zhì)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存在著既“在”又“不在”的關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體系，也同樣存在著既“是”又“不是”的關系。
他真正深入到人類文明與中華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來”，又時時投以懷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進得去”（而我們許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門），又“跳得出”（而我們一旦入門，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編），始終堅守了思想的獨立自主性、主體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正是從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站隊”意識，而對一切問題，都采取了更為復雜的分析態(tài)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達的纏繞性。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誤解與各方攻擊，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時時處在“橫戰(zhàn)”狀態(tài)中。但這同時就使他的思想與文學具有了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幾代人（他們常常拘于二元對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歷史的復雜性逐漸顯露之后，才能為后來人所醒悟；或者說，當后來人面對更為復雜的現(xiàn)實時，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啟示性才真正得以顯示，并獲得新的現(xiàn)實性：我們今天讀魯迅著作，總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xiàn)實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們在這里已經(jīng)討論到了，魯迅這樣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數(shù)、異數(shù)，這樣的無以歸類的“蝙蝠”，對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國讀者的意義。
首先，它是一個檢驗：能否容忍魯迅，是對當代，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發(fā)展的寬容度、健康度的一個檢驗。而我們這里所發(fā)生的，卻是人們爭先恐后地以各種旗號（其中居然有“寬容”的旗號）給魯迅橫加各種罪名。盡管明知道這種不相容是魯迅這樣的另類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過是魯迅早已預見的“老譜襲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與憂慮，不是為魯迅，而是為我們自己。
當然，任何時候，真正關注以至接受魯迅的，始終是少數(shù)：一個大家都接受的魯迅，就不是魯迅了。我曾在《與魯迅相遇》里說過：“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滿了困惑，甚至感到絕望，這時就接近魯迅了?！睋Q一個角度說，當你對既成觀念、思維、語言表達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習慣，即使讀魯迅作品，也會覺得別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絕他；但當你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常規(guī)、常態(tài)、定論產(chǎn)生不滿，有了懷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沖出幾乎命定的環(huán)境，突破自己的內(nèi)心欲求，那么，你對魯迅那些特別的思想、表達，就會感到親切，就能夠從他那里得到啟發(fā)。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他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
而魯迅同時又質(zhì)疑他自己，也就是說，他的懷疑精神最終是指向自身的，這是他思想的徹底之處、特別之處，是其他知識分子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們處處認同他，他的思想也處在流動、開放的過程中，這樣，他自己就成為一個最好的辯駁對象。也就是說，魯迅著作是要一邊讀，一邊辯駁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維、觀念辯駁，也和魯迅辯駁。辯駁的過程，就是思考逐漸深入的過程。在魯迅面前，你必須思考，而且是獨立地思考。正是魯迅，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激發(fā)我們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編，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相反，他期待并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chuàng)造的人——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
而我還想強調(diào)一點：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復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fā)出感慨：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tǒng)，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同時也就產(chǎn)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模式的內(nèi)在要求。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復雜的、纏繞的分析態(tài)度，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面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并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
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同時又是一個能夠?qū)⒆约旱乃枷胱非笞優(yōu)閷嵺`的知識分子。他的邊緣的、異類的、反體制的思想立場，注定了他在現(xiàn)實社會結(jié)構(gòu)中，必然站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這一邊，為他們悲哀、叫喊和戰(zhàn)斗：這正是魯迅文學的本質(zhì)。同時，他又懷著“立人”的理想，對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侵犯，對人的奴役，進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遠不滿足現(xiàn)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核心。魯迅曾提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其主要內(nèi)涵就是以上所說的兩個方面：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參看《關于知識階級》，《魯迅全集》8卷，223—2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傳統(tǒng)，在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貶低魯迅的意義時，常常說魯迅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根本不理解魯迅思想本身，就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性貢獻，是二十世紀中國和東方思想文化遺產(chǎn)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就具體操作的層面，在我看來，也很少有人像魯迅這樣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積累而嘔心瀝血：這自然是否定者視而不見的。魯迅早就說過：“我已經(jīng)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chǎn)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盵《〈引玉集〉后記》，《魯迅全集》7卷，4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魯迅是把這樣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體行為的。
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業(yè)”。[《未有天才之前》，《魯迅全集》1卷，1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還呼吁“中國正需要做苦工的人”。[《360318致歐陽山、草明》，《魯迅全集》14卷，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自己就是文化事業(yè)上的“苦工”，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歷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編校了自己的雜文集《花邊文學》、小說集《故事新編》，翻譯《死魂靈》第二部，編輯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編印《〈城與年〉插圖本》《〈死魂靈〉百圖》《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還參與編輯《海燕》《譯文》等雜志。他的生命就是耗盡在這些點點滴滴的，具體瑣細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義，也就體現(xiàn)在這些在魯迅看來對中國，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這倒是顯示了魯迅“平常”的一面：魯迅經(jīng)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農(nóng)夫耕田，泥匠打墻”，[《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6卷，30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這正是表明了魯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這是魯迅的平凡之處，也是他的偉大之處。在我們今天這個浮躁、浮華的，空談的時代，或許我們正需要魯迅這樣的文化“苦工”。
2006年9月5日急就
（此文為作者2006年10月19日在北師大春秋學社“魯迅逝世七十周年追思會”上的講話）
作品簡介
《魯迅與當代中國》，錢理群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
本書是錢理群先生近年來在魯迅研究領域所做的全新思考與論述的結(jié)集，聚焦魯迅對當代中國，尤其是當下年輕人的影響與意義。作者借此重申了魯迅作為民族性、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者與實踐者的重要價值，并充分論證了魯迅在當代中國仍具有巨大的思想啟迪作用。
作者從“我們?yōu)槭裁葱枰斞浮薄ⅰ棒斞概c當代青年的相遇”，以及“重看歷史中的魯迅”等三重視角來重新審視魯迅與時代的關系，昭示出在急速變化的當下，我們更應重拾魯迅精神，去抵抗新的時弊，努力尋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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