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洪子誠、吳曉東等“再談文學性”：詩學、歷史與人

“文學是人學這一說法，或許永遠不會過時?！北本┐髮W中文系吳曉東教授在2022年8月21日舉行的“再談文學性：詩學、歷史與人”工作坊上這樣總結關于文學性的核心話題。本次工作坊以吳曉東教授的新著《文本的內外：現(xiàn)代主體與審美形式》為出發(fā)點，試圖在當今學術語境中對有關“文學性”的諸多經典議題進行更為深入多樣的思考，探討詩學、歷史與人諸向度在“文學”場域中的交織、互動與共鳴。

工作坊現(xiàn)場

工作坊在中間美術館順利舉辦，與會嘉賓有：洪子誠（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子平（中山大學珠海校區(qū)中文系講座教授）、吳曉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倪文尖（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毛尖（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姜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莉（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盧迎華（中間美術館館長）、倪詠娟（商務印書館文史編輯室主任）、王曉平（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金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李國華（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袁一丹（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李松睿（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李浴洋（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首先，主持人李浴洋對本次工作坊的緣起與主旨做出了簡要介紹。李浴洋指出，工作坊之所以命名為“再談文學性”，是承接自洪子誠、吳曉東于2013年進行的題為《文學性：經典與闡釋》的對談，這部對話稿也作為序言被收入《文本的內外：現(xiàn)代主體與審美形式》一書。兩位老師的對話所涉及的有關文學性的諸多議題在今天看來都有繼續(xù)開掘的空間，而與會的各位學者也都曾就相關話題進行過探討。有鑒于此，本次工作坊決定以吳曉東教授的新著為基礎，邀請各位老師就文學性及其在當代中國的命運這一話題進行深入討論。

吳曉東著，《文本的內外：現(xiàn)代主體與審美形式》，商務印書館，2021年4月

中間美術館館長盧迎華、商務印書館文史編輯室主任倪詠娟分別致辭。盧迎華對各位老師的新著出版表示誠摯祝賀，邀請與會嘉賓參觀中間美術館策劃的新展“廣闊的現(xiàn)實主義道路——20世紀20-80年代攝影中的人文實踐”，并感謝中間美術館理事們與中間藝術基金會對本次活動的大力支持。倪詠娟表示擔任《文本的內外：現(xiàn)代主體與審美形式》的責任編輯非常榮幸，在編輯過程中，研究者充滿詩意和溫情的文字與文本分析讓自己在離開校園多年后再次真切感受到來自文學的召喚。針對“文本的內外”這一題目，倪詠娟認為，青年學子或許比較容易對“文本之內”有所感觸，但對“文本之外”的了解不夠深入，而進入工作崗位后，粗糲的現(xiàn)實或許促進了讀者們對“文本之外”的認識和理解，但與此同時，對“文本之內”的感受可能在慢慢淡漠，所以十分需要閱讀這類兼顧文本內外的文學研究著作，進行一次滋潤心靈的文本之旅。針對吳曉東在與洪子誠的對話中所言“賦予文學某種深刻內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倪詠娟指出，當疫情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或許應該繼續(xù)追問，那種曾經帶領我們表達和吶喊的文學是否還能承載沉重而豐富的時代情緒，那種曾經擴充著我們想象與體驗邊界的文學是否還能帶給人們全新的想象和體驗，那種曾經撫慰人心的文學是否還能幫助人們重新回歸內心的平靜與豐盛，這或許也是本次工作坊關注的重要問題。

工作坊的第一場是錢理群、洪子誠、黃子平、吳曉東四位老師的對談。首先，錢理群老師以《我的疫情期間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為題進行發(fā)言。錢理群指出，疫情和后疫情時代的來臨對人文科學提出了空前的挑戰(zhàn)，與此同時，對文學閱讀和文學生活的某種新的普遍的期待也悄然來臨。于是就有了這樣的問題：在疫情和后疫情時代何謂文學？何謂文學研究？文學和文學研究何為？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疫情期間的文學研究”這個題目便逐漸產生。錢理群詳細講述了自己疫情期間現(xiàn)代文學研究經歷的三個階段：2019年底，隨著疫情的爆發(fā)，自己所在的養(yǎng)老院實行封閉化管理，自己遂過上了長期“與世隔絕”的生活，經歷了諸多復雜情緒，并開始思考如何在可能面臨的歷史大變動和紛亂中獲得個體生命的穩(wěn)定與安全，一份精神的充裕和從容。這時，沈從文在變動中求不變的追求，以及被魯迅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憑借詩性哲學尋找“不變的本質”的做法浮現(xiàn)在自己腦海中，這些現(xiàn)代文學作家的探索幫助自己找到了兩個尋求安穩(wěn)的寶典，一是千年不變的中國古老土地上人們的日常生活，二是在平凡的大地上一棵樹的姿態(tài)、一棵草的生長、一只鳥的飛翔中所包含的永恒的美。而這次疫情也向全世界每個國家、每個人提出了如何處理日常生活與休閑、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如何從大自然中祈求生命的滋養(yǎng)和樂趣的全新命題。在這樣的思考下，自己的學術研究也獲得了新的通向思想史、精神史的道路，自己開始從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典作家和作品中找到新的思想資源并化為實踐，從日常生活、大自然和歷史這三大永恒中發(fā)現(xiàn)生活的新動力，并進入了生命的沉思狀態(tài)。2020年隨著疫情形勢的復雜化，自己也面臨著更為深刻的困惑與焦慮。這集中表現(xiàn)為一種深切的孤獨感，于是更加希望在隔著時空距離的經典著作中尋求知己。此外，2020年以來全球性的自然與社會危機也逼迫人們思考如何面對大變動、大動蕩的時代，應該以何種眼光和方法看待復雜的中國與世界，進一步，應該如何言說，如何做人。這些都促使自己進一步回歸經典閱讀。于是在2020年自己寫下了《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作為魯迅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b站等媒體與更多青年們交流自己對魯迅作品的閱讀感受。到了2021年，又寫出了《錢理群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以作家作品為中心》。錢理群認為，這部著作明顯打上了疫情和后疫情時代的烙印。這首先是一部個人文學史，它具有吳曉東與洪子誠在對談中所言“再造經典”的思路，其二，這部作品自覺以作家作品為中心，這是基于對現(xiàn)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反思。錢理群指出，文學史大廈主要是依靠經典作家、經典作品支撐的，但現(xiàn)行的文學史教育卻似乎越來越遠離這些作家作品，也就遠離文學，這也使得文學研究面臨著危機。除此之外，錢理群還在疫情期間參與了王得后《魯迅研究筆記》錢理群點評本與兒童文學家金波的著作《昆蟲印象》錢理群點評本的寫作，并對周氏兄弟研究、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研究等課題產生了新的理解。在錢理群看來，自己早年研究中就曾關注過的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兩個人物形象始終顯示了人性中的悖論，即巨變與穩(wěn)定、創(chuàng)造與保守、激情與溫情、粗暴與溫柔、失衡與平衡、無序與次序、沖突與和諧、崇高與平凡、生命之重與輕兩極的徘徊，在永恒的調和與斗爭中形成永恒的困惑，這樣的分裂在疫情和后疫情時代仍然存在。而自己正是經由疫情期間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獲得了對文學特別是文學經典的重新體悟，這些經典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閱讀和闡釋滲透到不同時代不同現(xiàn)實中，成為動蕩中的融合。在這個意義上，吳曉東與洪子誠提出的有關文學經典的問題不僅是過去性的，也是未來性的。對文學經典的認知也決定了我們看待未來的方式。在歷史、現(xiàn)在與未來的三重性中，文學經典成為每個個體的生命依托，也源源不斷地為我們提供著生活的動力與目標。

錢理群的發(fā)言令在場嘉賓感受到文學與生命的力量。接下來，曾與吳曉東就文學性話題進行對談的洪子誠老師向大家講述了十余年前那次對談的發(fā)生經過，并就其中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更新的思考。洪子誠首先回顧了新世紀以來有關“文學性”問題的幾次重要討論，如2001年作家李陀與《北京日報》記者李靜的訪談《漫說“純文學”》，再如在海口由《天涯》雜志發(fā)起的有王曉明、韓少功、蔡翔等學者和作家出席的研討會，旨在擴展文學性的邊界。2005年，華東師范大學舉辦了主題為“重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合法性”的討論會。此外，北京大學的吳曉東、賀桂梅等教師也組織過關于“文學自主性”的學術論壇，借助韋伯等思想資源，梳理文學、審美自主性的歷史脈絡，并最終落實到現(xiàn)實問題中。還有一些小型的對話，如蔡翔與王曉明、吳曉東與薛毅的對談等，這些都構成了2000-2010年間有關文學性話題的重要探討。而這些針對文學性的討論所針對的主要問題是文學與社會歷史的脫節(jié)，“純文學”的無力性，以及線性文學史敘述模式的弊端。對于這些困境，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思路。比如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的會議上，針對文學的“合法性”與文學邊界的問題，李歐梵主張文學研究向“非文學”開放，比如廣告、商品說明書等，也可以被納入文學研究的范疇，而吳曉東的發(fā)言則體現(xiàn)出對文學性的固守與深度發(fā)掘，對“個別性、偶然性”因素以及某種與線性歷史敘述不同的“原生態(tài)”文學史的重視，從吳曉東此前所出版著作的名稱，如《文學性的命運》、《文學的詩性之燈》中，也都可以看出這樣的傾向。從這些討論中，洪子誠看到了某種觀念的分歧，于是萌生了與吳曉東就文學性、文學經典與闡釋問題進行交流的想法。洪子誠指出，自己關心的問題是，文學是否真的面臨危機，或判斷文學“危機”與否的標準是否僅是一時代有無偉大的作家作品，而縱觀文學史敘述，現(xiàn)時的“危機”感受是否總能在一定時空距離后變?yōu)榭晒┳窇浀摹包S金時代”。此外，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學科建制以及90年代以來文學研究者們研究思路的轉變與分歧是否呈現(xiàn)出對文學性更為多歧的思考。在與吳曉東的對談中，洪子誠深切地感受到在吳曉東這里，“文學性”是一個歷史性概念，是不確定的、需要不斷被補充的范疇。而吳曉東的這部新著作為他20余年文學研究的總結與集大成之作，更體現(xiàn)出他對文學性的信念與復雜化的看法，對理想文學敘述的追求，以及文本分析的功力。吳曉東一貫強調形式的重要性，從細膩的形式分析開始，這些文學研究最終與政治相遇，抵達了歷史與人的維度。這樣一種文本分析方式的存在讓文學研究者們心中有尺，眼前有光。

洪子誠的發(fā)言對新世紀以來中國學界有關文學性的討論脈絡做出了細密的梳理與深刻的評述，既具備身在其中的歷史感，又有理論性的提升，同時充盈著個體生命的豐富感性。接下來，中山大學的黃子平老師在線上出席了本次工作坊。黃子平從洪子誠與吳曉東的對談說起，指出對談中許多不無犀利性的問題與回應為探究文學性的張力打開了空間。黃子平認為在當今時代，文學性實則成為了一個時刻環(huán)繞著我們的“幽靈”，是無形而無所不在的。具體到吳曉東的文學研究脈絡中，或許可以分析出兩個層面的“文學性”，一是作為信仰的文學性，二是作為方法的文學性。就“信仰”層面而言，最為明顯的體現(xiàn)就是在對談中吳曉東對文學性表現(xiàn)出的堅守姿態(tài)，在許多人看似都不再堅持的時候，這種堅持或許被視作“癡人說夢”，或是一種幻覺，一種烏托邦。吳曉東運用了一些具備宗教色彩的表述去呈現(xiàn)這種堅守，比如“慰藉”這一詞語，便將文學性視為安放心靈的處所。在這方面，對談中一個十分精彩的表述是，“作為一個不信神的人，如果想信點什么，那可能就是文學了”。當然，許多人會質疑這種對文學的信仰，比如神秘主義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就指出，文學的“虛構性”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對現(xiàn)實生活有害的。西蒙娜從神學的角度否定文學，但是她提出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于追求一種“大寫的善”，實現(xiàn)這個目的的方法，一是等待，二是專注。黃子平認為，這兩種精神其實與文學相通。作為信仰的文學性還令黃子平聯(lián)想到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關于宗教的論述：“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xiàn)實的苦難的表現(xiàn)，又是對這種現(xiàn)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樣?！焙竺娌攀谴蠹翌H為熟悉的論斷，“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黃子平看來，將這里的“宗教”置換成“文學”，或許就是吳曉東在對談中對文學性的信仰做出的闡釋。當然，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便是馬克思所言將“天國”駁倒之后，“人間”怎么辦。馬克思的意見是將對宗教的批判轉向對現(xiàn)實的批判和革命行動，這也就關系到文學如何回應時代要求，如何介入現(xiàn)實的話題。這是另一個復雜問題。但無論如何在吳曉東這里，那種作為信仰、安慰和烏托邦沖動的文學性始終存在。其次就“方法”層面而言，黃子平指出企圖用理論去界定文學性的結果只能是一種同義反復，即“文學性就是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這是一個堅決的姿態(tài)，但同時也是一個略顯蒼白的定義。所以，真正的文學性是一個實踐問題，是要在讀與寫的過程中“使……成為文學”，這就涉及到諸如俄國形式主義提出的“陌生化”等方法。而在大學的文學教育中，對文學性的堅持與實踐應當化作對學生審美感受力的培養(yǎng)，即所謂美育。這種文學、審美感受力正構成了文學存在的理由。這也是吳曉東提出的，生命經驗里那些最幽微的存在，只能由文學去觸及。黃子平最后用“旗”這一詩性比喻綜合了作為“信仰”與“方法”的文學性，它既是一種信念的寄托和標志，又是馮至所說能“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的方式。

三位學者的發(fā)言體現(xiàn)出前輩學者對后輩學人的關懷、期待與平等的對話意識。在第一場討論的最后，吳曉東就文學與歷史的關系、文學性的歷史維度進行了主題發(fā)言。吳曉東指出，在2013年的對談中洪子誠老師老辣犀利的提問促使自己思考了一些以往不自覺的問題，進而為自己對文學性的理解和堅持帶來了某種珍貴的反思性視野，這些問題中就包括文學和歷史的關系，或者文學性的歷史化問題，這一問題在自己此后的思考脈絡中一直有所延續(xù)。比如在上次對話中，洪老師引用了別爾嘉科夫的話：“在西歐，特別是在法國，所有的問題都不是按其本質去研究。例如，當提出孤獨的問題時，那么，他們談的是彼特拉克、盧梭或者尼采如何談孤獨，而不是談孤獨本身?！眲e爾嘉科夫的這句話啟發(fā)人思考的是，文學性問題可能同樣無法從文學性本身去探究，因為沒有一個本質性的文學性，所有的文學性的話題可能都得到歷史中去尋求解答，這就是文學性的歷史性。因此把文學性研究歷史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就是我們不是從某種自洽的本體論和純粹的自主性的意義上討論文學性，而是討論歷史中的文學、歷史中的文學性，或者說，我們借助的是歷史中的范本來討論文學性問題，進而把文學性理解成一個與周邊進行對話的歷史范疇，不斷處理文學和他者的邊界?；蛘哒f所謂文學性，是盡量包容他者的文本實踐，而不是一個自身純粹化的過程。吳曉東結合洪子誠在《我的閱讀史》中針對黃子平的閱讀所提出的“回到歷史深處”的觀念，以及柄谷行人對于“歷史通過書寫本身被形塑”的判斷，強調歷史是被文學性所結構的，是在文學性結構中呈現(xiàn)的，因此也沒有外在于文學性的歷史。歷史進入結構，借助的恰是文學形式的工具，因此，形式的意識形態(tài)性也就是必然的。沿著此種“結構”意識，吳曉東在發(fā)言最后提出需要嘗試從結構與解構的辯證關系角度理解文學性。結構的視野意味著對一些東西的堅守，比如形式、審美、感性、心靈世界、人類的生活的境遇和細節(jié)，這些就是文學最基本的范疇。但另一方面，通過解構，我們又會在文學中帶入更有歷史感的、更有思想深度的新的觀照視野，從而真正把歷史、社會的面向帶進來，其后果不是沖垮了文學，而恰恰是豐富了文學性。在歷史與文本、結構與解構的互動關系中，透過文學性的濾鏡，形式中積淀的情感結構和內涵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乃至生活世界才真正作用于讀者，進而作用于社會和歷史。最終，文學性和審美性應當是加強、加深以及豐富了我們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而不是相反。

洪子誠、錢理群、吳曉東（自右至左）

黃子平線上發(fā)言

在第二場討論中，倪文尖、毛尖、張莉、黃文倩、王曉平五位學者進行了主題發(fā)言。就文學性這一話題，華東師范大學的倪文尖老師曾與吳曉東進行過多番探討。在倪文尖看來，“文學性”或許是講不透、除不盡的余數，它的核心是文學的“自轉和公轉”，即自律和他律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倪文尖提出從“高端”的角度審視文學性，具體而言，便是關注文學作品是否能為讀者帶來新的文學經驗，按照吳曉東著作中的用語，即是新的圖景、視景、世界觀或烏托邦。在對象上，文學應當關注“新”的、未被注意過的現(xiàn)實經驗，以“邊緣性”的眼光和表達與“主流”經驗、話語形成對話。某種程度上，“沒有被表達就是不存在”，所以這項工作對文學來說是格外必要且艱難的。在這個意義上，對新經驗、新表達的自覺性與意向性所造成的“偉大的失敗”，或許比“輕易的成功”更有價值。倪文尖最后強調，文學一定要對時代訴求做出自己的回應，這也是文學性的根基所在。近年來倪文尖的語文教學實驗也為文學性注入了實踐的維度。

倪文尖、張莉、李國華（自右至左）

華東師范大學的毛尖老師則以“吳曉東就是文學性”為題進行了發(fā)言。毛尖首先在學理意義上對“文學性”（literariness）概念進行了溯源，列舉了19世紀以來有關“文學性”的各種說法，如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喬納森·卡勒的“特殊性”等，都對文學性做出了基本定位。在毛尖看來，探討文學性問題的目的是為文學批評、進而為如何對待文學尋找合適的方法。在諸多有關文學性的論述中，毛尖特別援引了弗里德雷克·杰姆遜《寓言與意識形態(tài)》一書中的觀點。在杰姆遜看來，寓言意味著不可化約的力量間的關系，它與意識形態(tài)相反，意識形態(tài)指向穩(wěn)定、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而寓言則將各種差異放置在那里，保持一個敞開的狀態(tài)。在對“文學性”定位的幾個節(jié)點做出梳理后，毛尖具體闡釋了發(fā)言標題的內涵。在毛尖看來，吳曉東的文學性論述覆蓋了上述各個定位的主要內涵，并特別注意到文學性的歷史維度，如他所言，對于中國文學界，文學性概念的引進離不開1990年代的歷史語境，而文學文本在表現(xiàn)歷史經驗的過程中也生成了自己的邏輯，這就是審美之維與形式之維的介入?；诖?，在“歷史化”、“社會學視野”等學術思潮面前，吳曉東始終更強調內化于文本的社會歷史。此外，吳曉東在與洪子誠的對話中提到要將陌生化作為文學研究者的職業(yè)倫理，這就將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性提升到更高維度。而卡勒的“特殊性”在吳曉東這里對應著文學和文學研究批駁常識的價值，它對人們約定俗成的觀念、習慣進行質疑，這種特殊性還體現(xiàn)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中，比如吳曉東的張愛玲研究從張愛玲小說里提煉出“陽臺”這一特殊意象，從而對常見的都市印象以及西方理論資源做出反思。而吳曉東關注文本的斷裂性和多重解釋則對應著杰姆遜的寓言理論，強調文學、審美對繁復感性、原初經驗的保留，這也使得他的研究呈現(xiàn)出褶皺與遠景并存的狀態(tài)。

對于吳曉東對文學性的堅守，北京師范大學的張莉老師同樣心有戚戚。張莉新近出版的文學評論集《小說風景》也將文學性作為文本解讀、文學批評的內在標尺，這一點與《文本的內外》構成呼應。在主題發(fā)言中，張莉站在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角度，思考了評價同時代作家作品文學性的標準問題。張莉認為，關鍵之處仍在于作品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回應時代。在更為具體的層面，“文學的方式”首先關乎對語言的遴選和運用。在一個新詞不斷涌現(xiàn)、舊詞時有消失，詞匯系統(tǒng)極不穩(wěn)定的文化環(huán)境中，判斷一個作家是否理解文學性的一個途徑或許就是觀察他對新舊詞語的使用方式，關于抵抗哪些語詞、吸收哪些語詞，作家應該有自己明確的態(tài)度，這份對語言的敏感是文學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文學為時代留下的最美好的東西一定是那些被我們重新打量過的語言。進一步，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者對文學性的堅守體現(xiàn)為創(chuàng)造新起點的自覺意識，通過解讀作品，他們要重新進行創(chuàng)造，在發(fā)現(xiàn)以往文本的文學性的同時釋放自身的生命能量。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批評、文學研究永遠處于一個“未完成”的狀態(tài)，永遠有新的文學性等待我們去激活。

來自不同學科背景、文化情境的學者對文學性產生著不同的理解。淡江大學的黃文倩老師便以臺灣地區(qū)文學研究為立足點，結合臺灣作家楊牧《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一文，從“脆弱”的角度對文學性做出闡釋。黃文倩從洪子誠與吳曉東的對談中提出的“文學性也具有脆弱的本性”這一判斷入手，指出人的脆弱性也是文學所應關注的面向，而《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一文恰恰通過一個花蓮青年的視角與回溯性敘事，引出了幾段動人的生命經驗，并以棒球場上“右外野手”的邊緣姿態(tài)在一個“堅硬”的時代實現(xiàn)了對“脆弱”的發(fā)現(xiàn)與守護，進而呈現(xiàn)出以一己之脆弱共情一切脆弱的情感狀態(tài)，這背后也連帶著具有悠久歷史的浪漫主義精神資源，這樣一些資源和典律的支撐使得文學家的脆弱成為一種“成熟的脆弱”。最終，文學性的某一要義或許就體現(xiàn)為對于自己和世界的真誠、對于神秘的尊重、對于脆弱的理解與共情。

對于歷史與文學性的關系，與會學者也嘗試做出深入闡釋。在第二場討論最后，同濟大學的王曉平老師便進行了題為《如何在“歷史化”中讓“文學性”得以綻露——從<文本的內外>的研究方法談起》的主題發(fā)言。王曉平首先指出“以文學性為信仰”背后包含的人文情懷與求真探索，這是一種以學術為“志業(yè)”的態(tài)度，這種文學性與人性話語相關聯(lián)，但并不是非歷史的自由主義人性論，而是基于對人的復雜的、差異性的生存經驗的把握。因此在展現(xiàn)人文情懷的同時，研究者也注意考察歷史的多象性維度。王曉平進而分析了《文本的內外》如何通過意識形態(tài)、烏托邦等范疇從“文學性”中檢視“歷史性”，并在文化詩學、政治詩學的維度從“歷史性”中深入探討“文學性”的意義。王曉平認為，“歷史化”的思路在《文本的內外》中體現(xiàn)為對文本詩學結構的縝密探索。在發(fā)言最后，王曉平從杰姆遜的美學-政治觀入手，探討了“永遠歷史化”的進一步可能，這里的關鍵在于對左翼美學理論之政治介入性的重新強調，從而更為深入地把握歷史內容與文本形式、社會現(xiàn)代性與文學現(xiàn)代性的互動交織，在反思中不斷建構主體性。

第三場討論由金理、姜濤、李國華、袁一丹、李松睿五位學者進行主題發(fā)言。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金理老師指出，這次工作坊的討論對于學界種種質疑文學性的聲音做出了有效的回應和反思，這在洪子誠、吳曉東兩位老師的對談中已經有所體現(xiàn)。兩位老師的共識之一在于以歷史化的眼光反思了80年代以來有關文學性的種種思潮。金理認為，1980年代的文學在建構自身合法性之時曾對左翼文學、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豐富性做過壓縮處理，這幾乎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今天的學者在處理1980年代文學的時候表現(xiàn)出了清醒的歷史意識，可以站在以人道主義、啟蒙主義為基本構成的“新時期”意識形態(tài)外部反思1980年代文學文化實踐復雜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但我們同樣應該意識到，當今的某些研究和反思實則也在對諸如“純文學”等概念和實踐的豐富性進行壓縮化處理，并將文學無法回應時代問題等困境都歸咎于純文學思潮，似乎純文學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魔盒，這同樣是一種有所偏頗的處理方式，它無法對純文學做出體貼的理解，也無法在處理歷史問題的過程中深入當今文學文化的癥結。在這個意義上，不斷地回到相應的歷史境遇中，而非固守某種本質化的立場對于文學研究者而言依然是十分關鍵的。此外針對吳曉東在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討會上提出的十七年文藝中文學與政治高度同一化的現(xiàn)象，金理指出如何從文學與政治的同一性中剝離出文學的獨特力量也是文學研究者面臨的重要問題。以《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例，金理概括道，如果政治是一個將日常生活高度組織化的白天，那么文學可能是相對輕松的夜晚，它允許更多細膩的、敏銳的感覺與溫情存在。

李松睿、袁一丹（自右至左）

針對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及“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姜濤老師也在發(fā)言中提出了自身獨到的理解。姜濤首先指出，在關注文學思潮時，應當對思潮起伏背后某些有形無形的結構性因素加以細致考察。對于當今某種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復興趨勢，姜濤也指出如果作家們沒有對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的深刻認識和自覺轉化，從而真正深入現(xiàn)實，那么所創(chuàng)作出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也往往會被回收進自己既有的認知結構與情感模式中，而無法實現(xiàn)對現(xiàn)實真正的把握和介入。從現(xiàn)實主義問題入手，姜濤進而談到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與社會史視野等問題。姜濤引用郜元寶老師《“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一文描述了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在史學化趨勢中面臨的一些難題和困境，進而指出，就“文本的內外”這一話題而言，不僅要對文本之內即文學做出深刻把握，還應該對文本之外也即歷史、社會等因素產生新的更為全面的理解，也即是將看似確定的革命、社會、歷史等概念本身問題化，因為這些命題的內涵不是現(xiàn)有的歷史學科或者社會學科能夠真正闡發(fā)和完全釋放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文學向外部敞開，所指向的也并不僅是與其他學科的硬性知識對接，而是從文學領域出發(fā)去表現(xiàn)、回應、對峙、召喚整體的社會改造和歷史變革，從而文學也就成為參與社會變革和歷史變革的實踐，這也正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邏輯。就學界現(xiàn)在廣泛關注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與20世紀中國革命的關系而言，需要認識到所謂革命并不僅僅意味著黨派、階級斗爭，還包含許多“細膩革命”的成分，它的挑戰(zhàn)也在于它能否與我們的生活世界、地方風俗倫理，包括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訴求形成良性互動，這樣革命才能打造出一個生機貫通的世界，能塑造出新的世道人心，文學的作用或許也于焉體現(xiàn)。

上述討論多是從文學、歷史等宏觀角度展開。與之相比，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李國華老師則從一個較為微觀的問題切入。針對《文本的內外》所收《現(xiàn)代派詩人的鏡像自我》這篇文章，李國華提出文中與西方文學中的納蕤思臨水自鑒的原型構成對立的是中國古典詩學中所習用的鏡花水月的表述。而鏡花水月的概念中無疑蘊含了更多中國傳統(tǒng)的美感因素，水中月鏡中花也是中國古典詩人經常處理的意象。李國華接下來具體梳理了從六朝至唐五代文學表達中的“鏡”與“對鏡”意象，比如鸞鑒、山雞映水等典故。庾信的《鏡賦》所言“不能片時藏匣里，暫出園中也自隨”非常類似于卞之琳的“妝臺”，而到了李商隱這里，如《破鏡》一詩“秦臺一照山雞后，便是孤鸞罷舞時”中秦臺的典故則可能蘊含著一個“大他者”的形象。以此觀之，這些古典詩文似乎有著頗為“現(xiàn)代”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些實證材料看，這些典故應當都在現(xiàn)代派詩人的知識譜系內，而所謂溫李傳統(tǒng)也是現(xiàn)代派詩人非?？粗氐闹袊诺湓妼W資源。這就構成了現(xiàn)代派詩歌中“古中國的碎片”，或者是納蕤思形象的中國景深。由此重思現(xiàn)代派詩歌中承載的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現(xiàn)代的關系，則可以追問，中國古典詩學要素在現(xiàn)代派詩歌中的復現(xiàn)是基于西方資源來到中國之后發(fā)生影響所產生的對于中國古典的再發(fā)現(xiàn)，還是由于某種過去的古中國的碎片在中國已有的歷史的長河中沒有被淹沒，而是一直沉淀下來。這最終觸及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系以及中西比較詩學的問題。

首都師范大學的袁一丹老師則從《文本的內外》的閱讀感受中再次發(fā)現(xiàn)了文學獨有的力量。袁一丹首先從吳曉東的文章《二十世紀最后的傳奇》中對海上鋼琴師固守自己的邊界，終生生活在船上“以有限扣問無限”的姿態(tài)的眷戀中捕捉到一種生存態(tài)度，進而指出對海上鋼琴師形象的癡迷與吳曉東的治學取向形成互文關系。與海上鋼琴師一樣，吳曉東的文學研究始終沒有舍棄文本迷人的內部空間，并且透過文本的窗口去眺望歷史和社會。袁一丹進而結合自己的切身經歷和閱讀體會，思考了文學與歷史中人的具體境遇的內在關聯(lián)。袁一丹指出，也許比起君子之風，“墮落者的文學”中更包含某種拯救的意義。袁一丹引用日本作家坂口安吾的論斷：生命存在本身的絕對孤獨，人和人之間情感的不相通，被拋棄被隔離的悲苦才是文學的故鄉(xiāng)。在這個意義上，正視這些絕望、孤獨，正視不同的境遇也是文學性的題中應有之義。它使得文學的信仰與遠景真正扎根于生活大地。

在本場討論的最后，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李松睿老師就細節(jié)與文學性的問題展開了論述。李松睿指出，通過文學形式的中介來透視作家的心靈世界、精神結構的方法貫穿了《文本的內外》整本書的寫作，成為它核心的方法論和問題意識。形式與個人經歷、時代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最終塑造了每位作家特有的理解文學的方法及創(chuàng)作路徑。而細節(jié)也是文本形式的組成部分，對細節(jié)的關注或許將具體展開文學性的運作方式。凝結在細節(jié)中的文學性可以生成某種跨越時空的穩(wěn)固經驗，因此即便身處不同的歷史語境、對某一題材已經感到陌生或隔閡的讀者，也能夠從這樣的細節(jié)中體會到某種真實感與感動的成分。而《文本的內外》收錄的文章中對反諷等問題的討論，便處處體現(xiàn)出對文本細節(jié)的深入挖掘和結構性把握，從細節(jié)通向了文學的總體性和遠景。李松睿最后指出，應當在區(qū)分不同層次的文學性的基礎上，對這一話題進行持續(xù)深入的討論。

在全部主題發(fā)言結束后，吳曉東對三場討論的核心話題做出了總結與回應。吳曉東指出，與會各位學者對文學性的認知是樸素而深刻的，再再突顯出文學的動人力量。從終極意義上說，文學性是使人變得美好的存在，它可能是脆弱的，因此需要被溫柔對待。此外，語言的本體性、詩性語言的意義、細節(jié)的可能性、西方各種文學資源的影響、中國古典詩學積累以及20世紀中國歷史語境、革命進程等維度的引入也都大大拓展了文學性的問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