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17世紀世界的危機

諭戶部等衙門：朕念比年兵事未息，供億孔殷，加以水旱頻仍，小民艱食，地方官不行撫綏，遂致流離載道。普天率土，系命朕躬，如此艱苦，不忍聞見，朕為之寢食不遑。拯濟安全，時不容緩。戶部等衙門凡有錢糧職掌者，即將見今貯庫銀兩實在數(shù)目，作速查明來看。特諭。

順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三日

明朝（1368-1644）的衰落和清朝政權（1616-1911）的興起是中國歷史上最濃墨重彩、最驚心動魄的朝代更替。盡管滿人于1644年突然占領北京，但明朝皇帝自縊于紫禁城外后才6個星期便開始發(fā)生的明清更替，卻并非一場突發(fā)的政變。無論是從我們今天超然的視角來看，還是從當時明朝遺民與清朝占領者各自的利益出發(fā)，這一改變肯定顯現(xiàn)了它是一段較長過程的一部分：17世紀商業(yè)的經濟衰敗，明朝秩序的社會崩潰以及清朝統(tǒng)治的政治強化。

對于今天的歷史學家來講，明代晚期中國與世界貨幣體制的聯(lián)系已是相當明了的事情。由于在支付平衡上持續(xù)出現(xiàn)偏向中國商品與企業(yè)的失調，白銀從世界各地流向中國的世界經濟體中。“早在歐洲人全面了解整體世界之前，地球就已經被劃分為或多或少的中心和一體化的區(qū)域，也就是被劃分為相互依存的幾個世界經濟圈?！?7世紀初，在東亞經濟圈，中國大概平均每年從日本進口33000-48000公斤的白銀，甚至有更多的錢幣從這個經濟圈之外流入“歐洲金錢的墳墓”。

17世紀，中國通過與西班牙治殖民地菲律賓的貿易，成為美洲白銀的主要接收國，好年景時可以接收二三百萬比索（57500-86250公斤）。一些史學者曾經說這種從美洲歐屬殖民地國流通到中國的錢幣只不過是一種從屬性的順差貿易。然而，我們仍然認為東亞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經濟圈，一個自我的世界，有其核心與外圍，盡管沒有與其相應的歐洲世界經濟那樣的海外領地和殖民國。中國處于這一體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在美洲開采銀礦之出產的20%之多，白銀以帆船裝載直接穿越太平洋，經馬尼拉運送到廣東、福建和浙江，換取絲綢與瓷器。1597年，這是墨西哥白銀出口的一個大年，帆船從阿卡普克運送了345000公斤白銀到中國。這些白銀比明帝國半個世紀所產總量還要多。其他美洲銀錠則通過在布哈拉（Bukhara）的中亞貿易間接到達中國。于是，新大陸開采出來的貴金屬50%流通到了中國。將這個數(shù)字與日本輸出的白銀數(shù)量相結合，17世紀前30年每年到達中國的錢幣總量至少有250萬-265萬公斤，很有可能會更多。

盡管時間尚早，但那時中國的經濟已是后來發(fā)生在17世紀20年代至17世紀60年代那場沉重打擊了以塞維爾為中心的歐洲交易系統(tǒng)的經濟大蕭條的一大靶子。17世紀20年代歐洲貿易大蕭條之前，每年在馬尼拉待命的中國船只有41艘之多，而到1629年這個數(shù)字降到了6艘。由于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關系同時削弱，來自新大陸的白銀供給減少了。17世紀30年代，白銀的流通量又一次大增，馬尼拉帆船繼續(xù)從西班牙殖民地運來白銀，澳門人把日本白銀帶到了廣東，還有更多的錢幣從果阿通過馬六甲海峽運到了澳門。然而，緊接著，17世紀30年代初到17世紀40年代末，這一流通又一次，甚至是更嚴重地被打斷，而此時恰恰是中國的長江下游高度商業(yè)化的地區(qū)經濟越加依賴擴大貨幣數(shù)量以對抗通貨膨脹的時候。

1634年腓力四世采取措施嚴格限制阿卡普克（Acapulco）出口的商船；1639-1640年之間的冬季，很多在馬尼拉的中國商人被西班牙人和當?shù)厝送罋ⅲ?640年日本中斷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1641年馬六甲落入連接果阿與澳門的荷蘭人之手。中國的白銀進口急速下滑。

對中國的銅-銀貨幣制的經久影響之一，很可能是晚明持續(xù)惡化的銅錢幣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使得長江下游三角洲這樣人口密集地區(qū)的谷物價格上漲，城鎮(zhèn)人口生活出現(xiàn)了很大的困難。17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40年代，食品漲價的同時，其他物資的價格下降了。1635年到1640年之間白銀運輸?shù)募眲】s減所產生的即刻沖擊，對那一地區(qū)靠養(yǎng)蠶為生的居民尤為嚴重。蠶絲國際貿易萎縮，導致白銀進口進一步衰落，浙江北部杭州這類養(yǎng)蠶絲織地區(qū)的經濟變得越加蕭條。

清朝時期街頭的苦力

與此同時，經歷了兩個世紀的人口劇增（1400年到1600年之間中國的人口從6500萬增長到1億5000萬多）之后，氣候與疾病開始顯惡。1626-1640年間，反常的惡劣氣候突然襲擊中國，蒙德極小期（或者叫做路易十四小冰期）開始的那幾年，地球上的氣溫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來的最低點。極度干旱之后緊接著是反復的洪水泛濫，而上個世紀修筑的主堤潰破又使洪水災情進一步惡化。在這同一時期，頻繁的饑荒伴隨著蝗蟲與天花的瘟疫，產生了饑民，餓殍遍地。其結果就是明朝末年人口異常減少。有學者甚至說，1585年到1645年間中國的人口減少了40%之多?？傊?，與全球經濟蕭條那幾年巧合，中國出現(xiàn)了非同一般的人口下降：“大約在同一時期，中國和印度與西方的進步與退化幾乎同一節(jié)奏，似乎所有的人類都在原初宇宙命運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類歷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這種普遍的人口減少讓史學家相信，中國卷入了那場覆蓋整個地中海的17世紀的危機。

在晚明很多經歷了通貨膨脹潮流的人們看來，他們在經濟方面的困難主要歸因于不斷增長的經濟貨幣化。當時的士紳普遍抱怨商業(yè)化并高度贊揚一兩個世紀前那種較簡單的生活，那時候，人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較少卷入市場關系。例如，一份17世紀早期的地方志對照了弘治時期（1488-1505）平靜的道德與經濟生活，那時候可耕地充足，住房空閑，山林蔥郁，村莊平和，路不拾遺；隨著嘉靖年間（1522-1566）的社會混亂，財富頻繁易手，價格飛騰，貧富分化，市場條件變化無常。這本地方志強調，到了1600年，情況越發(fā)糟糕：“百戶之中有一個是富裕戶，十戶卻有九戶貧窮。窮人無法反抗富人，以至于跟常理相反，少數(shù)控制了多數(shù)。銀錢與銅錢似乎可以管天管地?！?/p>

現(xiàn)代史學家普遍將晚明的經濟困境歸因于影響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制度性崩潰。明初實行的是自我維持管理方式，稅收由百姓中的收稅人收集供應，軍費由各地世襲的軍戶消化，徭役由苦力或世襲永久注冊在案的匠戶提供，這些都依賴中央政府維持有效的注冊和分配程序的能力。經濟的貨幣化，國都遷往北京，遠離了長江下游三角洲重要的谷物產地，中央官僚機構缺乏合理的程序來貫徹理想化的自保性人口單位，這些都導致了崩潰。

從行政部門體制可以看到，在新經濟影響的壓力下舊的國家金融體制的腐朽。例如，在明初，當時唯一的國都在南京，行政部門加上皇帝的男性親屬都靠皇帝的薪俸生活，薪俸折成大米按石發(fā)放。國都北遷之后，俸祿的發(fā)放轉換成其他形式：起初是紙幣，后改為布匹，最后是銀子。兌換的比例按照當時谷物的價格換算。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里，谷物價格時漲時跌，而銀子的薪俸相應保持常數(shù)。到1629年，給京城文官和男性皇族（單單在北京就有四萬人）的補貼總和只有15萬兩或更少，占全國總預算的1%。謀取私利就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這樣，雖然因低薪而引起的貪污腐敗是中國歷史上重復發(fā)生的事情，在明朝末期卻顯得特別嚴重。各品位的官員通過挪用公款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謀求額外收入。1643年，崇禎皇帝（1627-1644年在位）決定檢驗軍隊配給制度的可靠性，并且秘密查訪，看兵部四萬兩的軍餉有多少可以真正攤派到遼東。他的御史報告說軍餉一文也沒有發(fā)放到目的地，在途中就消失了。

當然，這是傳統(tǒng)史學所下的定論：道德墮落的統(tǒng)治者將失去對當政王朝的統(tǒng)治權力。但是，在這件個案中，即使很難衡量出皇權在抵抗上文分析的全球性經濟蕭條時施政惡劣所帶來的相應代價，但毫無疑問，統(tǒng)治者個人的奢侈嗜好還是間接地增加了老百姓的經濟負擔。

尤其受譴責的是萬歷皇帝（1572-1620年在位），他多次挪用政府資金建筑皇宮，公私款項混淆，還允許他的供應商經常在所有開支中拿20%的回扣，不論他們是否已有其他的“撇油”。但盡管他玩忽職守，不負責任，萬歷皇帝也只是明朝需要支撐紫禁城內龐大的個人機構的很多皇帝中的一個。到17世紀，北京的皇宮里有3000宮女，近20000宦官。一部分的宦官要照顧皇后與皇妃，但這只是宦官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作為皇帝的御用仆人，他們管理著由十二監(jiān)構成的龐大的官僚機構，控制皇朝稅務機關與政府倉庫，負責政府的鹽業(yè)專賣，壟斷銅礦，征收皇家房地產的租金（一時曾占有全國房產的七分之一及京師周圍八個區(qū)的幾乎所有土地），監(jiān)督御林軍守衛(wèi)京師，并且組成了秘密特務機構（讓人膽戰(zhàn)心驚的東廠），這個機構完全擁有逮捕、拷打的權力，處死的人甚至比正規(guī)的大理寺還要多。

萬歷皇帝

作為皇帝的權勢極大的左膀右臂，宦官機構吸引了眾多的宦官，超出了自己所能穩(wěn)固支持的能力。在宮里有數(shù)不清的貪污、受寵及其他機會。太監(jiān)主事的局面終于在明朝末期因為它給朝廷帶來的巨大財政負擔而告結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明朝末期，宦官們經常作為皇帝的征稅人在正常賦稅額之上擅自追加巨額的額外商稅，進入私人腰包，而他們自己卻逃稅。盡管1618年后開征緊急土地稅，戶部仍然有幸得到2100萬兩銀子的70%收入，部分來自國庫的皇帝的小金庫，卻并不那么如意。發(fā)生在1643年的一件逸聞，恰當?shù)?，或許有些戲劇性地說明了王朝的稅收枯竭問題。

那一年的秋天，據(jù)說崇禎皇帝想要檢查他的珍寶庫的一些賬目，被喚來的看門人，諾諾地一遍遍地假裝找不著開門的鑰匙。庫房終于打開之后，皇帝看到，除了一個小小的紅盒子，里面裝有幾張褪了色的收據(jù)，庫房已經是空空如也?；鹿俪藢藏斦且粋€明顯負擔，對于公眾來講，他們還象征了將晚明幾乎所有的皇帝與外部及行政相隔離的障礙。由于一直扮演內宮與外界的中間人，太監(jiān)很快就承當起向皇上轉達大臣奏折，然后起草皇上御旨和法令的角色。如此一來，皇帝就無須直接處理日常行政。而在明朝初年，像太祖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位）和成祖永樂皇帝（1402-1424年在位），都曾經使用他們的私人親信以增加對政府的個人控制，宦官勢力的增大導致明朝末期統(tǒng)治者實際上失去了對行政機構的權力與權威。有的皇帝完全取消了召見一般大臣的做法，成為將他們與外界隔離的首輔大學士或太監(jiān)手中操縱的傀儡。1469年到1497年之間的皇帝沒有出席過一次朝會。在16世紀，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萬歷皇帝都只與他們的各部尚書見過一次面而已。結果，官員們因從未見過他們的皇上——藏在深宮大內的影子，于是對皇帝任何行動的確切性一概失去信心。由于深知個人好惡可以左右每一件事情，他們便與太監(jiān)私下勾結，或者在他們自己中間結成非正式（也便非法）政治幫派，以促成決策通過。通過科舉制度進行政治庇護的做法更加深了這種傾軋，以至于到17世紀30年代，中央機構被深刻的不協(xié)調所撕裂，最終導致了像東林黨學士與太監(jiān)魏忠賢黨羽集團之間的政治清洗和你死我活的斗爭。甚至相對沒那么重要的問題也被這種傾軋所煽動，其結果往往成為一個僵局，而不能形成決定。

在這樣的條件下，帝國的社會支柱經濟和政治開始解體。到了崇禎時期（1628-1644），窮人與饑民涌入城市，試圖以乞討或偷竊養(yǎng)活自己，華中的整個農村地區(qū)完全變成赤地千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窮人心中的憤怒在增長，越來越多的士大夫震驚于這幾年窮富之間一直增長的相互仇恨，正如那時一首唱給老天爺?shù)拿窀瑁?/p>

老天爺，

你老得耳朵聾來眼睛瞎。

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

那殺人放火的享榮華；

那吃齋念佛的把饑荒鬧。

下來吧，老天爺，你咋能那么高？

你咋能那么高？下來到地下。

1640-1641年間河南大饑荒之后，幾十萬義憤填膺的窮苦農民開始聚集在李自成這樣的造反領袖的旗幟之下，這些領袖已經開始擁抱自己做皇帝的野心。

明代荒年志碑刻拓片局部

公共服務也同時崩潰。1629年，政府的郵政系統(tǒng)為減輕開支而削減了30%，但結果卻是交通的癱瘓。由于許多驛站被荒廢掉，帝國血脈梗阻，1630年之后，各省的官員都不能確定他們的奏折是否能夠到達京師。在17世紀30年代，私人通常取代了公共管理，像防火、灌溉、賑災，甚至地方法律與秩序。在這些活動的管理方面，公私的界限向來不是涇渭分明，但現(xiàn)在認真負責的地方官只有自掏腰包雇用私人武裝，地方士紳訓練自己的鄉(xiāng)兵以自衛(wèi)。

大門口的敵人可以是造反的農民，也可能就是大明的一個士兵。1636年，左良玉將軍的30000士兵說是為了平定張獻忠的叛亂而進入河北，當?shù)匕傩諈s不得不逃到山上的斷崖，以免自己的妻子受辱，也好保全自己的性命。后來，1642年到1643年間，左將軍反叛了自己的皇上，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帶的江南居民怕他更甚于怕暴亂。是為皇帝而戰(zhàn)還是與暴亂者為伍決定了他是否倒戈，左良玉這類部隊反映出一種無控制的武裝化的普遍模式。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似乎讓位于流動性的軍事藩侯，而軍事藩侯最終推翻了這個早就對各種社會力量失控且受其牽制的統(tǒng)治王朝。

從最終戰(zhàn)勝崇禎皇帝并使其喪失了后裔的清朝統(tǒng)治者角度看，統(tǒng)治中原的大業(yè)遠在1644年前，或許在1618年東北的撫順被攻陷就開始了。滿族最后的征服還要花上三分之二個世紀來完成——以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1681年成功收服三藩，1683年成功戰(zhàn)勝臺灣的鄭家政權而告結束。清朝統(tǒng)治的政治鞏固也因此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從與明帝國發(fā)展并進的準備期開始，到滿人在北京對承續(xù)的明朝體系做調整的實驗期，再到最終產生“漢”“滿”微妙混合的統(tǒng)治模式——一個本不屬于自己的，但滿人與漢人各自都得接受的清朝政權現(xiàn)實。

對這一興起、調整、完成之政治進程至關重要的，是那些在滿族朝著儒家王朝發(fā)展中與其合作的漢族人。在不同時期，這些漢人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而且他們的社會背景也與那接二連三的征服相符：那些早期就住在滿洲的漢人，他們在努爾哈赤興起之時就采用了貴族部落的滿族人身份；一些人在遼東軍事諸侯控制東北幾省后組成了一支新的自己的精英漢人旗；北方的漢族鄉(xiāng)紳以幫助多爾袞接管北京的中央政府為交換，而獲得了較高的政治地位；江南士紳為促進以行政而非屠城和戰(zhàn)斗的方式征服南方，接受了綏靖御史的角色。大概除了第一種情況，很多支持清廷的漢人仍然對滿族人心存芥蒂，而滿族人對他們也持曖昧態(tài)度。

沒有漢族官員的合作，滿族皇帝們便無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幕僚。但他們也知道，沿襲漢人朝廷制為帝王，他們會因為迅速而輕易地變得太漢化而失去自己人的忠誠與愛戴。因此，在他們感激漢人合作者教他們如何以儒家之道統(tǒng)治這個帝國的同時，有些滿族統(tǒng)治者也鄙視那些變節(jié)者，藐視他們的利害觀，責備他們的道德妥協(xié)。就像攝政王多爾袞（1643-1650年攝政）所說：“崇禎皇帝尚可。惟其武將虛功冒賞，文官貪贓枉法。此其所以喪國?！?/p>

但是，正因為這種解釋明朝滅亡的判斷對于漢人官員是可以接受的，儒家的政治調和因而超越了種族差異，適應了各階級的共同利益。正如17世紀后半葉，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向法國和歐洲的專制主義狀態(tài)妥協(xié)以解決國內的社會不安定那樣，在臭名昭著的1661年江南稅案之后，擁有土地的漢族精英與滿族皇室達成一致，同意制約士紳免稅特權和滿族軍事特權，以支持穩(wěn)定的政府統(tǒng)治。

然而，這種雙方調和的代價就是隨之產生的道德不安。明朝遺民放棄了絢麗的道德英雄主義，清朝的漢人集團則得到了真正的機會實行政治改革，他們確實穩(wěn)固了中央政府，這是崇禎朝廷中自以為是的學士們從未做到的。通過有效地“救民于水火”，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自己以儒家身份而立命，然而，這些合作者也喪失了一定的思想獨立和道德承諾，道德哲人成了學術型的翰林學士，政治領袖變成了官僚長官。合作帶來的精神不安甚至在一些漢人官員中引發(fā)了對溫和改革更大的熱情，他們是清朝早期就歸順的最懂得利害關系的那些人。就是這些人能夠通過清醒地將其滿族主子在北京繼承的明代制度合理化，來緩和自己投身敵方統(tǒng)治者所帶來的道德焦慮。方案一個接一個出籠——改進的地籍測量和稅收方法，新的更有效率的官僚交通形式，功能性地區(qū)分了水利管理，特別設計了管轄京師周圍幾省的地方控制機制。這些措施使清朝政權以非同尋常的速度重建了中央政府。政治穩(wěn)定不僅伴隨甚至是加速了經濟的恢復，表現(xiàn)在促進區(qū)域間物資流通、鼓勵貯存的白銀投入流通、穩(wěn)定谷價等方面。

中國的政治及其所治理的社會就這樣從17世紀的危機中得到了恢復，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國都要來得快。

1661年，江南一些市鎮(zhèn)的人口恢復到了16世紀的水平。1644-1645年間，蘇州和杭州的織布機曾全部被毀，但最遲到1659年紡織業(yè)已重新恢復。1686年，在實現(xiàn)以前明代的糧長配額和實行被稱為“買絲招匠”的經營體制后，兩方面都達到了原來的生產水平。1688年，景德鎮(zhèn)的瓷器生產也恢復了。17世紀80年代末，北京人已經可以吃得和17世紀20年代以前一樣好，華北迅速發(fā)展出了一個新的富農階層。在1683-1712年間，耕地增長了23%，達到1626年耕地總量的93%。1770年，已開墾的土地增長到9.5億畝（約5800萬公頃），1650年是6億畝（約3700萬公頃）。1661-1685年間，賦稅提高了13.3%，鹽業(yè)專賣的收入增長了43.7%。到1685年，進入政府國庫的田賦、鹽款和綜合稅收實際有2900萬兩。又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的人口幾乎翻了三番。

自然，隨著清朝早期經濟生產力的恢復，市場上也出現(xiàn)部分的緊縮，這是白銀流通量減少的結果。17世紀60年代末，流通中的白銀量竟然每年減少200萬兩，這個現(xiàn)象一是因為對抗臺灣的鄭氏政權而封鎖了海岸線，二是因為帝國財政在囤積銀錠。在康熙早期，日用品價格下跌主要是需要用現(xiàn)金購買谷物、肉類和衣物，在江南，每石稻米的價格從三兩銀子跌到了半兩。當然，價格下跌也可能反映了生產的恢復，但是，財政儲備在平定三藩的戰(zhàn)爭時期的花費，以及1684-1685年海禁解除，使更多的白銀進入流通，物價和日常用品的流通都隨之相應上漲了。

如果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演變，一如它在早期現(xiàn)代歐洲的發(fā)展那樣被認為是目的論式的進步，那么，用危機理論家的話講，清代早期政治與經濟的恢復可能只是對明末災禍的“假性解決”。其發(fā)展模式無法為舊的主權提供基本的替代，盡管王朝秩序的恢復的確讓人有古代政治制度歷久彌新的感覺，這種制度成為歐洲專制主義者羨慕的對象，他們可能錯誤判讀了其最終的財富與勢力。滿族王室建立在多爾袞、順治和康熙奠定的穩(wěn)固的制度基礎之上，上層建筑的恐怖部分被遮蔽在炫目的文化盛裝之下。將近兩個世紀之后，當中國的疆界擴大到明朝治下的幾乎兩倍時，已沒有嚴重的國內對手和真正的境外對手能夠挑戰(zhàn)滿族人對全國的統(tǒng)治。但是，清朝盛世時的“泛滿化”卻含有一種適得其反的結果。歐洲大陸經濟優(yōu)勢的所在地已經從地中海移到了北海，由于17世紀和18世紀的重大戰(zhàn)爭都發(fā)生在勢均力敵的參戰(zhàn)者之間，這些國家都被迫進行軍事技術革新，并使獨裁治理體系合理化。

而中國因為缺乏能夠與之競爭的對手，并沒有面臨迫切的改進軍事技術的需要，它當時僅需征服相對落后的亞洲內陸諸民族，控制哥薩克的冒險，維持對東南亞和朝鮮的主權而已。更有甚者，雖然18世紀成立的軍機處代表了帝國政府最高層次的權力集中，雍正時期（1723-1735）的財政改革——這可能向清政府提供了在后來與西方斗爭時所需要的、更有效地向其百姓征稅的手段——僅持續(xù)了幾年。1753-1908年之間的田賦從白銀5.5億兩增加到了10.2億兩，而同一時期全國縣級稅收從平均每畝0.0942兩降到0.0706兩。甚至將海關收入包括在內之后，19世紀末中央政府的年收入不足全國生產總量的6%，這個數(shù)字在那時是非同尋常地低。

這種相對無彈性的稅收制度的持續(xù)狀況，不僅是因為早些時候清朝帝國未遇到足以迫使它進行體系改革的對手，還因為清朝初期非常成功地通過利用相當先進但仍然非常傳統(tǒng)的制度與技術而恢復了政治安定。權力的高度集中沒有經過徹底合理化。王室的權威得以增大，而行政機構的自主性被減弱。1835年，托克維爾對中國仍然充滿哲學家傾慕式的想象，他寫道：

旅行家告訴我們，中國人有寧靜沒有快樂，有工業(yè)沒有進步，有穩(wěn)定沒有力量，有物質秩序沒有公共道德。有這些，社會發(fā)展得不錯，卻從來沒有很好過。我想象當中國向歐洲人開放時，他們會發(fā)現(xiàn)這是世界上最優(yōu)良的集中管理的典范。

終于以武力迫使中國打開國門的歐洲人發(fā)現(xiàn)，清帝國的治理并沒有托克維爾認為的那么好。權力依然高度集中，而管理范疇的邊緣卻與行政機構的決策中心失去了聯(lián)系。更糟糕的是，整個系統(tǒng)已經僵硬，失卻了清朝統(tǒng)治初期所具有的韌性。正是這份滿族人在17世紀重建了帝國秩序的成功，使中國在19世紀終于進入世界歷史的新階段時，很難做出其他制度性的選擇。在這一時期中，那些把分離的世界經濟相連接起來的遙遠而往往不太明顯的維系，已被更直接更快速的政治聯(lián)系所取代，從而制造出一個在歐洲帝國主義庇護之下的單一性全球體制。

17世紀中國的危機發(fā)生在東亞的世界經濟圈內，是氣候和疾病等全球性因素影響的結果，進而間接地與當時正在興起的大西洋weltwirtschaft（世界經濟）相連。與這一危機準確關聯(lián)的因素仍需探究，甚至還有一種可能：中國如此迅速地從1650年的全球危機中復蘇，從而為18世紀早期通過茶葉和絲綢貿易實現(xiàn)歐洲經濟復蘇提供了重要契機。然而，就在這同一時期，中國自己也萎靡不振了。尤其是1759年之后，清朝似乎控制了自己的貿易港口，才決定發(fā)展自己的世界帝國，而沒有正式承認正在進入由大英帝國控制的茶葉和鴉片的三角性世界貿易中去。在自己的疆界之內，人口增長之后通過開墾森林、拓荒造田，從而完全改變了國家的面貌，中國國內的經濟繁榮了。雖然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這種內在的增長與中華帝國外部的世界經濟變化兩者之間的關系，但很明顯，為維持順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設計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御1800年之后在西方興起的工業(yè)諸國。中國從17世紀世界危機中的復蘇之迅速是驚人的。200年之后，中國驚異地發(fā)現(xiàn)自己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然而，欲用完全自主的方式來復蘇，尚需時間。

（本文摘自《魏斐德講述中國歷史：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與現(xiàn)代演進》，岳麓書社，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