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波伊斯與遺失的傳統(tǒng)
1935年，杜波伊斯有感于重建時期種族主義在南方白種工人中的肆虐，哀嘆說：“到1876年，這個國家在情感和智力上的倒退，讓人們難以想象十年前，大多數人曾相信人生而平等?！蔽迨嗄旰?，大衛(wèi)·羅迪格試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刷新人們對于美國歷史的認知。他在1991年出版的《白人的工資》一書中指出，倒退的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國19世紀，以獨立、平等、自我雇傭為理想的白種工人，為了緩解自己不得不依附于雇傭勞動、服從資本主義勞動紀律的現實焦慮，開始竭力強調自己“非奴隸”、“非黑人”的白人身份。通過解決革命時期遺留的白人契約奴問題，以及把白人男性的普選權寫入各州憲法，他們成功地在“白人”與“自由人”之間劃上等號，把“黑人”建構為“不自由的”的“他者”。白人身份帶來的特權感和安全感，讓這些因卷入資本主義雇傭體系而倍感焦慮的工人們獲得了巨大的心理慰藉，因為他們知道，就算失去一切，他們也絕不會失去自己的白人身份。而“發(fā)明”白人身份必然導致革命理想的倒退——曾經激勵無數人為之奮斗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共和主義，蛻化為一種以種族劃分內部界限的“統(tǒng)治民族共和主義”（herrenvolk republicanism）。
《白人的工資：種族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美] 大衛(wèi)·R. 羅迪格著，郭飛、李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2年8月版，320頁，65.00元
在第一章導論、第三版序言，以及文中的字里行間，羅迪格多次表達了對杜波伊斯的敬佩。羅迪格的核心觀點——白人身份為受到階級剝削的白種工人提供了心理補償——直接來源于杜波伊斯的名著《黑人的重建》。羅迪格考察的時段下限為1865年，正好與《黑人的重建》前后接續(xù)，也帶有明顯的致敬意味。早在20世紀上半葉，以杜波伊斯為代表的部分非裔美國學者就曾提出，美國的種族問題不是“黑人問題”，而是白人之間的問題。雖然當時“社會建構”還遠未成為熱門的系統(tǒng)性概念，但學者們在闡述白人身份的起源及其對于美國工人的意義時，實際上已經暗示了種族的建構性。然而長期以來，非裔美國學者的睿智洞見并沒有受到應有重視。每次談及這種遺失傳統(tǒng)之憾，羅迪格都會把矛頭指向勞工史。
從階級研究中拯救種族
在羅迪格看來，美國勞工史最大的問題在于教條化地奉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把種族問題簡單地歸結為階級問題。羅迪格不愿意把資本家分而治之的策略當做種族主義的罪魁禍首，反對把工人當做無辜的受騙者，而是強調白種工人自身在建構種族身份方面的能動性，竭力揭示美國勞工史中的黑暗面。他還特別反感將白種工人的種族主義簡單歸咎為經濟因素，而是堅決主張在白種工人心目中，共和主義、男性氣概等文化和心理層面的需要比工作機會和工資水平更加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王心揚教授的這句評語可謂恰如其分——“《白人的工資》的影響力幾乎可以比肩E.P.湯普森、赫伯特·古德曼和大衛(wèi)·蒙哥馬利等領軍學者當年給美國勞工史帶來的震撼?！倍兰o六十到八十年代，這三位學者把自下而上的視角和文化分析的路徑帶入了勞工史研究中，但沒能克服階級研究中的“種族盲區(qū)”。羅迪格的貢獻則在于，他不僅從傳統(tǒng)的階級框架中拯救了種族，而且把種族視作塑造階級關系的關鍵要素——正是憑借從建構種族身份中得到的心理慰藉，白種工人才最終接受了自己的階級地位。
向更弱者揮刀
除去其在勞工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影響力外，本書也是1980年代末興起的白人身份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白人身份研究（whiteness study）起初是一種文學批評的理論，隨后被廣泛運用到歷史學、法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人類學、電影研究等幾乎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其理論基礎是將種族視為一種由社會建構而成的概念，而非一種生物學事實。該理論聚焦于考察白人種族身份的建構機制，研究者關注的核心問題不是白人如何看待其他少數族裔，而是白人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可以說，與研究種族主義相比，研究白人身份是一種更深刻的反思，是對白人“家丑”的一種不依不饒的討伐和毫不留情的揭露。而這正是1980年代美國政治和公共輿論右轉在學術界引起的強烈反沖。在《白人的工資》的第二版后記中，羅迪格闡明了該書的寫作源起：是出于對1980年代大批白種工人投票支持里根主義的失望和憤怒。如果說在19世紀初，訴諸白人身份，成功幫助美國工人緩解了對資本主義依附關系和勞動紀律的恐懼，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每當工人陷入困境危機時，都會把白人至上主義作為解決危機的出路呢？羅迪格揭示了美國白種工人“向更弱者揮刀”的陰暗心理，讓每一位讀者浮想聯(lián)翩，不寒而栗。
語言學與心理學：在大眾文化中追蹤白人身份
《白人的工資》與亞歷山大·薩克頓的《白人共和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1990），以及諾埃爾·伊格納季耶夫的《愛爾蘭人如何變成白人？》（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1995），常被后世學者列為1990年代初史學界研究白人身份的三部代表作。后兩者采取的是較常規(guī)的研究路徑，從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各派政治力量的結盟與互動中探討白人身份的“發(fā)明”。相比之下，羅迪格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可謂相當獨特。他刻意拋開精英言論、高層政治和大部分官方的、制度性的行動，另辟蹊徑地選擇大眾文化作為研究對象。為了從千頭萬緒、模糊不清的大眾文化中追蹤白人身份的蛛絲馬跡，他大量使用了語言學和心理學的分析方法，讓人耳目一新。
語言學的方法主要體現在該書第三、四章和第五章的一小節(jié)里。羅迪格梳理了hireling、master、boss、white slavery、coon、buck、Mose等詞語涵義和使用偏好的變化，尤其是在第三、四章仔細分析了boss取代master、help或hireling取代servant，以及white slavery隱喻從出現到消失的過程，令人信服地呈現了白種工人對依附的敏感抗拒和對白人身份的逐漸重視。就我個人而言，最有啟發(fā)性的是闡述white slavery的部分。在研究美國早期工業(yè)化和勞工問題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十九世紀上半葉工人在批判資本主義雇傭制度時存在white slavery、slavery of wages和wage slavery三種隱喻并存的現象，但沒有仔細辨析過其中的細微差別；雖然我知道工人最終放棄了批判，搖身一變成為資本主義的歌頌者和捍衛(wèi)者，但忽略了白人身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沒有意識到“自由勞動”（free labor）意識形態(tài)的種族內涵。而羅迪格則像一位高明的偵探，特別善于在被人忽略的細微處抓住證據。他告訴讀者：為什么一開始白種工人在三種隱喻中更青睞于使用white slavery？因為與另兩種相比，white slavery訴諸于種族身份，模糊了階級身份，有利于動員更多人加入批判資本主義的隊伍，[1] 但另一方面，它也蘊含更加強烈的親黑人奴隸制色彩。為什么后來white slavery隱喻變得不受歡迎，逐漸被“自由勞動”所取代？因為前者把白種工人比作黑人奴隸，而后者則把白種工人與自由對應起來，迎合了“統(tǒng)治民族共和主義”的價值觀。羅迪格反復重申：美國工人的核心訴求是追求白人身份。一旦接受這一基本設定，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很多重要的政治問題，如勞工運動與廢奴運動之間的復雜關系、民主黨與共和黨政治基礎的構成和變化等，都值得重新思考。
在第五、六、七章，羅迪格利用了“投射”的心理學概念，來分析當時在白種工人（尤其是愛爾蘭裔工人）中風靡一時的黑面表演和針對黑人實施的街頭暴力。羅迪格指出，黑面表演之所以深受歡迎，是因為白種工人把自己在工業(yè)化時代中的焦慮投射到黑人身上。白種工人在現實生活中不得不接受工業(yè)化時代的身份和習慣——它是城市的、體面的，但同時也具有依附性且高度壓抑的。于是，他們把黑人當做那個鄉(xiāng)村的、粗俗的，但同時也是隨性的、自由自在的前工業(yè)時代的化身。在黑色面具下，白種工人可以短暫地化身為“黑人”，片刻重溫前工業(yè)時代的過往，同時又能迅速安全地穿梭回來，繼續(xù)宣告自己的白人身份。但是，這種“投射”效應也意味著，黑人在公開場合的所作所為，必須符合白種工人建構起來的、代表前工業(yè)時代特質的黑人形象，必須服務于緩解白種工人的焦慮，否則后者必然會惱羞成怒。這就是當時白種工人頻頻對黑人暴力相向的主要原因。
用高度抽象的心理分析取代具體詳實的史料論證，這是該書為不少歷史學家所詬病的一點。歷史學家對大量的心理分析感到陌生和不適，這可以理解。但我認為，這種心理分析對歷史學研究自有其價值，它提醒歷史學家們，要重視人的復雜性、多樣性和不確定性。不能把白種工人簡單地歸到“傳統(tǒng)派”或“進步派”的陣營，也不能籠統(tǒng)地用“懷念”、“抗拒”之類的詞來概括他們對于前工業(yè)化時代和工業(yè)化時代的情感。白種工人生活在新舊文化的拉扯中，還背負著養(yǎng)家糊口的重擔，他們對舊時代既鄙視又懷念，既厭惡又迷戀，對新時代既恐懼又渴望，既心存希望又充滿偏見。所以，他們往往會頻繁改變陣營。羅迪格形象地舉例說，“如果一個工人在周一工作時和工友喝了一杯，那么他可能既會因為工作時喝酒而良心不安，周二又會因為拒絕工友而感到內疚。”（第159頁）尊重人的復雜性，是理解“投射”效應的關鍵，也理應成為包括歷史學在內的所有人文學科的基石。
1941年，在賓夕法尼亞州伊利市，工人正在為富蘭克林露臺國防住房項目架設預制木結構建筑框架。
白人身份：一種獨特的美國現象？
《白人的工資》出版后引起了強烈反響。學界對其做出了大量評論，其中不乏批評的聲音，如過于聚焦白人身份的表象而忽略非白人的經驗和觀念；過于強調白人身份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壓迫和剝削等等。我認為，這些問題雖然存在，但并不影響該書的學術價值。評價一本學術著作的水平高低，不是看它是否面面俱到，應有盡有，而是看它能否在某一點上挑戰(zhàn)成見。片面的深刻，往往是突破現有知識框架的第一步。從這一點來說，該書無疑是成功的。
真正我認為值得質疑之處，是羅迪格強烈的現實關懷和鮮明的政治立場，是否導致他過于夸大了白種工人在“發(fā)明”種族主義方面所起的作用。羅迪格寫作該書的動機是想揭白種工人的“家丑”。為此，他不惜斬斷種族主義在歐洲幾個世紀的漫長發(fā)展史，把種族身份看做一種獨特的、由白種工人“發(fā)明”的、直到19世紀才出現的美國現象。羅迪格深知溫斯洛普·喬丹（Winthrop Jordan）、戴維·布里翁·戴維斯（David Brion Davis）等學者在為美國種族主義追根溯源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在第二章中，他花了不少篇幅來回應，試圖用弗吉尼亞、馬薩諸塞、紐約等地不同種族的底層人經常一起行動的例子，來證明“1607-1800年，下層白人似乎并沒有種族意識，或許他們從未愚蠢地接受喬丹所描述的社會所普遍奉行的白人至上主義態(tài)度?！保ǖ?7頁））然而，與喬丹600多頁的鴻篇巨制《白高于黑》、戴維斯考察奴隸制的“問題幾部曲”，以及其他數不勝數的種族主義史學論著相比，羅迪格的自圓其說多少顯得有些勉強。此外，完全聚焦于白種工人，對其他社會階層（如奴隸主、白人政治和社會精英等）在“發(fā)明”白人身份方面的所作所為避而不談，也過于偏頗。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白種工人只是參與制造白人至上主義的眾多力量中的一支。種族主義至今在美國甚囂塵上，需要討伐的絕不僅僅是白種工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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