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標題，靈感來自任教于芝加哥大學的印裔學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二十年前出版的名著。我在上一篇寫本次國際歷史大會時，將之譯為《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采用了社科院歷史理論所張旭鵬教授的譯法。（參見王晴佳、張旭鵬主著：《當代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77-91頁。）從原書的標題來看，兩種譯法都可以。我寫作此文選用這個標題，目的是想就這次有幸參加此次大會，再發(fā)表一些與大會有關卻又與會議的內容不直接相關的感想，與讀者分享。順便一提的是，查克拉巴蒂此書，影響甚巨，其出版是他本人從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大學轉任芝加哥大學的一個重要契機。他本人在開會前一天晚上一同晚宴的時候還對我說起，此書的中譯據他了解早已開始，但遲遲未能出版，讓他多少有點失望。中國學界一直警惕和反對西方霸權和歐洲中心論，而《將歐洲地方化》一書的成功之處，正在于其從后殖民的視角，有力地分析了歐洲歷史主義的優(yōu)劣之處，并提出了修正之道。
為參加此次大會，我乘坐德國的漢莎航班在大會召開的前一天（8月20日）從費城到法蘭克福，然后轉機抵達波茲南。一下飛機，就迎面看到一大橫幅標語：“東方的能量、西方的風格”（Eastern energy, Western style），覺得頗有意思。本文的寫作，將圍繞這一東西方的關系展開，討論一下將歐洲“區(qū)域化”的必要，重新思考我們耳熟能詳的“西方”這一文化概念的豐富含義。事實上，筆者雖然在海外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輩子，數次到過歐洲，也在2011年造訪過波茲南，但看到這條標語及參加這次大會的點點滴滴，讓我覺得其實我們對東歐人的文化認同，或許還有深入體會的必要。有句俗話說：距離產生美感，有因其模糊而覺得美麗的意思。而距離產生的模糊感，雖然在美學的層面也許有人欣賞，但也同樣容易使人忽視文化間的差異。譬如身處亞洲抑或歐洲人所稱的“遠東”（Far East）的人士談到“西方”（東亞人或許也應可稱其為“遠西”——Far West）的時候，常常用歐風美雨來概括，似乎歐洲就是鐵板一塊，其實東歐與中歐、西歐的差別，有的時候并不亞于亞洲與所謂“西方”的差別。而東歐人對西歐人的態(tài)度，又與亞洲人對歐美人的態(tài)度，頗多相似和可比之處。
波茲南市政廳和老城區(qū)，前者有文藝復興時代的風格
在東歐人中，波蘭人的思維言行或許是一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如上文所說，這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波蘭的波茲南市召開。記得上一屆大會在濟南閉幕的時候，波茲南市贏得了這次大會的舉辦權，讓出席那次會議不多的幾位波蘭學者高興萬分。這里有幾重原因。從面積和人口來說，波蘭無疑是一個歐洲的大國。更具體一點說，波蘭現有三千八百萬人口，據歐洲第八位。第七位是其鄰居，正處在戰(zhàn)火硝煙中的烏克蘭，而其對立的一方俄國是歐洲第一大國，有近一億五千萬人口。與中國文明相比，波蘭的歷史不長，建國的時候已經是北宋初年了。但在近代早期，波蘭與立陶宛結成了聯(lián)邦，成為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口最多的大國。1791年這個聯(lián)邦還成功立憲，采納了歐洲歷史上的第一部現代憲法。如果說十八世紀是波蘭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那么也就在那個世紀的晚期，波蘭-立陶宛聯(lián)邦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所瓜分，使其喪失獨立達123年之久，直到1918年一戰(zhàn)之后才重新建國。三十年之后，德意志第三帝國在1939年對其侵略又引發(f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波蘭再次喪失其獨立直到戰(zhàn)爭結束。也許正因為波蘭人命運多舛，有著凄涼曲折的亡國經歷，所以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十分強烈。在2015年之前，他們就幾次試圖舉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中國代表團所做的努力頗有可比之處。
當然，波蘭曾經舉辦過一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但那是1933年在其首都華沙舉行的第7次大會。這次波茲南市則是第一次做東道主。在此次大會上，波蘭學者特意出版和贈送了《飽含熱情、不失優(yōu)雅：1933年華沙舉辦的第7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With a Zest and in a Refined Form: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Warsaw, 1933）一書。顯而易見，他們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能在波蘭舉辦，相當自豪。而對于波茲南市來說，能代表波蘭第二次舉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則似乎更加榮耀無比，因為波茲南在波蘭只是排名第五的城市，有五十多萬人口。依照國內的標準，波茲南至多是個“三線”城市，其規(guī)模和建筑在我看來也與之頗為匹配。這里或許有兩個原因讓波茲南市有底氣舉辦號稱國際史學界“奧林匹克”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第一是因為它是波蘭歷史名城。上面已經提到，波蘭在十世紀建國，而其建國者梅什科一世（Mieszko I, 930-992）就葬在波茲南市東北角的大教堂，是波蘭最古老的主教座堂，全稱為圣彼得圣保羅主教座堂。這一教堂以基督教兩位最重要的奠基人聯(lián)合命名，可見其“神圣性”。梅什科一世不但在960年統(tǒng)一了波蘭（正好與北宋的建立同時），而且還是波蘭第一位基督教國王，其皈依受到了其妻子的影響。梅什科一世的重要性還體現在：1945年波蘭重新獲得獨立的時候，其國土面積大致參照了當年他所獲取和擁有的疆域。我在到達波茲南的第二天上午，便在波蘭朋友愛娃·多曼斯卡（Ewa Domańska）的強烈推薦下，參觀了這座波蘭最老的教堂，里面一處建筑的地磚上做了視頻錄像，用多種語言介紹梅什科一世功績和波蘭歷史的圖景，重復播放，以饗游客。我去的時候，細雨霏霏，游人不多，但上午教堂正好在做彌撒，里面全員滿座，大家神情肅穆，靜聽著主教的布道。從宗教信仰來看，波蘭又是天主教的大國。走筆至此，我忽然想起2011年多曼斯卡邀我到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講學，我們在晚餐的時候聊起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她說韋伯的觀察，只適用于新教徒較多的西歐，因為天主教的傳統(tǒng)完全不鼓勵個人奮斗而達到發(fā)財致富。的確，與儒家文化類似，天主教希望管束和克制個人的私欲；天主教教會的繁瑣禮俗及等級森嚴的制度，便以此為目的而逐步演化而成。
波茲南市的圣彼得圣保羅主教座堂
以其命名的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的詩人雕像
波茲南市與眾不同還有一個地方，那就是其全市人口雖然只有五十多萬，但因其有三十多所大學，其居民中有四分之一是大學生，是僅次于華沙的波蘭第二大高等教育中心。本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便在位于波茲南市的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的校園召開。該校是波蘭最老的大學之一，創(chuàng)建于1611年，現在規(guī)模位居第三，有四萬多名學生，其文科研究、特別是外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比較出色。愛娃·多曼斯卡是該校史學方法的教授，自上世紀末在該校求學時追隨其導師杰茲·托波爾斯基（Jerzy Topolski, 1928-1998），之后服膺后現代主義思想家海登·懷特和弗蘭克·安克斯密特，熱衷于史學理論的研究，近年評論和推廣了包括動物史、后人類史等新興流派。本次大會的開幕式上，她代表波蘭歷史學界做了主題演講，其內容將在下面再述。上面已經提到，波蘭的華沙曾舉辦過一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是當時波蘭學界的一件盛事。本次大會為此特別編輯印行了一書贈給所有與會者，而另一本贈書則是托波爾斯基的論文集，題為《歷史知識的理論和方法》（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由多曼斯卡和托波爾斯基的女兒一同編輯。托波爾斯基著述宏富，專長于經濟史和史學理論。國際史學史名家格奧爾格·伊格爾斯教授在其《歐洲史學的新方向》一書中，曾指出波蘭學者在戰(zhàn)后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與法國年鑒學派頗有可比之處。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家，托波爾斯基起初專研歐洲封建社會的比較，直言不諱地指出與西歐相比，波蘭是一個停滯的封建社會典型。他晚年更為注重史學理論的革新，并用英文編輯、發(fā)表論著，不僅是東歐也是現代史家中較早介紹、比較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史學思潮的一位值得重視的人物。（參見Geor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8-142. 此書中文版《歐洲史學的新方向》由趙世瑜翻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見Jerzy Topolski, ed., 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msterdam: Rodopi, 1994.）
波茲南市的王宮城堡
大會給參會者贈送的兩本書
據愛娃·多曼斯卡說，托波爾斯基對于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歷史系的建設還有一個貢獻，那就是他首先出任了該校的史學方法的專職教授。他去世之后，由另一位教授接任。近年多曼斯卡在其前任退休之后，如愿成為這一位置的接班人。在歐美乃至世界許多大學的歷史系中，專門設立史學方法的研究和教學的教授位置，比較罕見。換句話說，雖然在中文學界看來，西方學者在理論上不斷推陳出新，但其實在其大學歷史系中，專門從事史學理論和方法研究的教師并不多。比如像“史學導論”、“史學方法論”和研究生階段的“史學史”課程，一般都由系里幾位對此有興趣的老師輪流講授。波蘭歷史系師生對這一領域的重視（多曼斯卡及其同事們還定期出版一本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英文雜志，在大會上分發(fā)給參會的有興趣的學者），因此與西歐、北美的做法顯現了不同，而是與國內大學的做法有更多可比之處?！笆穼W概論”、“中國史學史”和“外國/西方史學史”這樣的課程，在中國大學里一般都是歷史系的必修課，常常有專任的老師講授。
托波爾斯基對波蘭封建時代的負面評價和多曼斯卡認為資本主義無法在東歐社會植根、發(fā)育的說法，突顯了波蘭乃至東歐文化傳統(tǒng)和經濟發(fā)展模式的不同，與西歐和中歐地區(qū)呈現明顯的差別。當然，從波蘭的城市建筑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來看，與其鄰國德國表面上十分類似，證明后者應該是他們實現現代化的參照對象。波茲南市在開會期間，城中心正在進行大規(guī)模的整修，馬路的地面掘開，路障隨處可見，讓人行走十分不便。由此緣故，一些旅館和餐館也停業(yè)。見此狀況，我心里內忖：如果本次大會的參會人數如舊，有二至三千人，那么這個中等規(guī)模的城市或許還無法招架。我后來了解到，造成這些不便的還是與疫情的爆發(fā)有關。波茲南市本來打算在2020年大會原定的時間開完之后才開始市內整修的，但疫情造成的拖延，讓這兩件事撞在一起了?？傮w而言，波蘭和東歐的經濟發(fā)展比較緩慢，與西歐的鄰國無法同日而語。波蘭在近代早期尚稱富庶的農業(yè)大國，能向鄰國出口其農產品，但之后世界經濟的發(fā)展主要靠工業(yè)化驅動，波蘭乃至東歐在這方面便乏善可陳了。上面已經提到，波茲南市是一所歷史文化名城，并不是一座工業(yè)城市。當地比較出名的東西是一種名叫“圣馬丁牛角面包”（St Martin's croissant）。與常見的牛角面包不同，這一波茲南的名產是一甜點，里面有餡，用罌粟籽、香草、杏仁、棗仁、無花果和葡萄干等物做成，吃來頗為可口。從其歷史來看，似乎也可間接說明天主教文化主張接濟眾人，鄙視個人發(fā)財的傳統(tǒng)。圣馬丁原是古羅馬的一個士兵，樂善好施。他有一次將自己的外套一撕為二，將一半分給一個窮人，使其不致在暴風雪的天氣中挨凍。據說那天晚上他夢見了耶穌，后者披了那件只剩一半的外套，對他說“我穿了你的衣服”。圣馬丁死后得以封圣，歐洲人為了紀念他，舉辦了圣馬丁節(jié)，因在收獲季節(jié)的十一月份慶祝，其重要性有點類似萬圣節(jié)或感恩節(jié)。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的時候，波茲南市的一位主教憐憫窮人，建議當地的甜食鋪制作這一牛角面包，在圣馬丁節(jié)時由富人出資購買后免費贈與窮人食用。這一牛角面包之后成為當地特產，也似乎符合波蘭以農業(yè)立國的形象。
波茲南名產：圣馬丁牛角面包 St. Martin Croissant
上述的內容，似乎有點絮叨，但我的目的是想籍此說明東歐的歷史和現狀，與西歐和北美社會有著明顯的不同，讓我們有必要在認識上將歐洲“區(qū)域化”。東歐學者對西方的學術、文化霸權，同樣抱持著高度的警惕。多曼斯卡在大會開幕式上的演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波蘭史學界不少人的立場。她的演講題為“在長期危機的時代審思歷史”（Wondering about History in Times of Permanent Crisis），有點拗口也有點聳人聽聞，因為這里的“長期危機”也可譯為“永久危機”。她在演講中也沒有為聽眾界定她所謂的“長期危機”或“永久危機”究竟指的是什么。許多聽眾大概可以猜到，多曼斯卡想說的是我們所處時代及之前的時代一樣，遭遇了各種挑戰(zhàn)：戰(zhàn)爭、沖突、殺戮、歧視和仇恨，還有加上前所未有的環(huán)境惡化的挑戰(zhàn)。她發(fā)言的主旨是指出，盡管歷史的進程本身給我們許多昭示，但人們卻并不十分重視歷史的教訓。她在演講中重復說了這么一句話，說是可能源自佛陀、老子或一句禪宗的警語，我在這里譯為：“師出有備”（a teacher comes, when you are ready），就是當你想學的時候，老師才能教你。多曼斯卡的意思比較容易理解，那就是雖然歷史使人明智，但直至今日，許多人對歷史的功用仍然熟視無睹。她在演講中也反復重申，近代以來許多西方哲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這個世界，比如人類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歷史主義、科學主義和世俗主義，但現在有必要對它們進行反思。為此目的，她號召“認知的反叛”（epistemic disobedience），以求知識探尋的“在地化”（indigenization）。她還引用了去世不久的同事、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藝術史教授彼得·皮歐特羅斯基（Piotr Piotrowski, 1952-2015）的一句口號，“全世界的各省，聯(lián)合起來”（provinces of the world unite!）。毋庸贅言，此句模仿了《共產黨宣言》的末句：“全世界的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倍嗦箍ǖ囊馑紵o疑就是，所有西方之外的人士，應該團結起來尋求自己的、“在地的”知識架構。由此，她在演講的起始便向聽眾交代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她是一個斯拉夫人和土生土長的波茲南當地人，并以這樣的身份歡迎眾人的光臨。（“Opening Ceremony,”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7-46.）
多曼斯卡的演講，在語言表述上相對比較戲劇化，但她以一個“非西方”的東歐學者自居，以自己長期追隨西方史學理論的經歷來現身說法，強調知識“在地化”的必要，讓許多與會者傾向于認同。這次大會開幕式的另一位演講者是來自尼日利亞的奧盧豐凱·阿德博雅（Olufunke Adeboye），為該國最大的拉格斯大學（University of Lagos）歷史和戰(zhàn)略研究系的主任。阿德博雅從實踐的層面出發(fā)，講述了非洲大學當前存在的歷史學危機（經費短缺、學生數減少、教師質量參差不齊等等）。她的工作單位叫做“歷史和戰(zhàn)略研究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trategic Studies），也已經間接反映了這一傾向（她在私下與我談話時，也承認這個名稱的構想，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吸引更多的資金和學生，展現歷史研究的實用性）。阿德博雅同時也強調指出，非洲的歷史研究與西方的史學理論，常常方鑿圓枘，因為那些時髦的理論，與非洲各國歷史研究和教學的實況，相距甚遠。（ “Opening Ceremony,”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21.）
我在大會期間，接受了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哲學系的助理教授大衛(wèi)·羅嘉熙（Dawid Rogacz）的采訪，他雄心勃勃、活力十足，新近出版了《中國的歷史哲學》（Chines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書，概括了自遠古時代一直到十八世紀中國的歷史思維，也參加了我參與組織的“東亞和歐洲史學方法論的淵源”（Sources of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的專場討論。作為一個漢學工作者，羅嘉熙在訪談中更為明確地強調了自己的東歐人立場。我提到波茲南飛機場掛出的口號的時候，他的反應是，波茲南或許應該表現的是“東方的風格、西方的能量”。他舉了不少例子來說明，在思維習慣、為人處事和文化傳統(tǒng)方面，波蘭人雖然身處歐洲，但行事風格更像東方人抑或東亞人。
歐洲制作的青花瓷盆盞
回到本文的開頭，查克拉巴蒂提出“將歐洲地方化”，原意是質疑歐洲啟蒙思想家以來所提倡的普遍性，指出西方思維和文化傳統(tǒng)有其特殊的歷史性。他的這一提醒和論證，既承認近現代西方在形塑當代世界的巨大作用和影響，又指出非西方地區(qū)的人士和文化，需要與之不斷對話、商討和交流（查克拉巴蒂曾對我這么說過，他出版了《將歐洲地方化》，被人視為一個反西方的人士，但他說自己其實是一個“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他對西方學術經典的熟稔，無疑是一個證明）。不過，作為一個印度學者，查克拉巴蒂或許更多地注意到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互動，而其實所謂東方和西方、歐洲和亞洲，都是文化上相對的概念；如同亞洲文化有其多元性（譬如印度與中國之大不同）之外，歐洲文化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區(qū)域性”。從我這次參會的經驗來看，對這一文化相對性的體驗，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間持續(xù)不斷的碰撞和交流中，才能獲得比較真切、真確的了解。由于防疫的緣故，許多中國的歷史工作者此次未能親身與會。我由衷希望從今往后，各國歷史研究團體和人員之間的交流和切磋，將會長期持續(xù)、不斷深化。本文的寫作，便表達了此心愿，以期待讀者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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