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9月的一天，31歲的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奔走在法國巴黎街頭，欣喜異常。他揮舞著手中的紙稿，奔向法蘭西科學院，然后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自己的哥哥：“我找到了……”據(jù)說，他還沒來得及細說，就暈倒在地上了。9月27日，商博良第一次向?qū)W界展示了他的發(fā)現(xiàn)，10月，他的論文出版，正式宣布了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此后，學界將這一事件認定為一門新的學問——埃及學誕生的標志，同時，商博良也被視為“埃及學之父”。
對于商博良與埃及學，《辭?！啡绱私榻B：
商博良，法國埃及學家、語言學家。1822年主要依據(jù)羅塞達碑譯解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從而奠定了埃及學的基礎。后主持盧浮宮埃及部。法蘭西學院曾為其創(chuàng)設埃及學講座。著有《古埃及語語法》《古埃及語字典》等。
埃及學，研究古代埃及及其附近地區(qū)各族語言文字、社會歷史和其他文化的學科，屬東方學的一種。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依據(jù)羅塞達碑譯解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奠定了該學科的基礎。
200年來，埃及學已經(jīng)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中國人去埃及旅游也不是一件難事，越來越多的人迷上了埃及文明，對于金字塔、法老和象形文字，也越來越熟悉。9月的一天，我們走訪了上海大學文學院的郭丹彤教授，請她為我們講述一些關于埃及學和象形文字的故事。
郭丹彤教授
（一）象形文字的破譯
200年前的某一刻，對商博良來說，可能是靈光乍現(xiàn)、意義非凡的。那么，我們今天應該怎樣更好地去認識那個破譯過程呢？譬如，為什么他要去破譯，他在破譯過程中有什么特別難以克服的點，破譯之后又對學界產(chǎn)生了哪些影響呢？
郭丹彤：今年對于埃及學來說是個重要節(jié)點，就是埃及學創(chuàng)生正好200年，200年的時間，足以讓一個學科走向成熟，走向輝煌。我們常說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雄偉輝煌的金字塔為世人所熟知，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是埃及人的重要發(fā)明。文字是文明傳承和發(fā)展的見證，千年已逝，文明已亡，而文字留下后依然能讓后人了解其所思所想。確切地說，古埃及文明已經(jīng)消亡了2000多年，今天我們?nèi)阅苡行伊私馑臍v史、文化，這都得益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而這個破譯，離不開一個人和一塊碑——商博良和羅塞達石碑（Rosetta Stone）?？梢哉f，沒有法國人商博良對羅塞塔石碑的釋讀，可能就沒有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整體破譯，就沒有埃及學的誕生。正是在準確理解各種用古埃及象形文字書寫的文獻后，人們才逐步揭開古代埃及文明的神秘面紗，構(gòu)建起那雖然遙遠但卻十分真實的古代埃及文明。
說到象形文字的破譯，離不開一塊重要的石碑——羅塞達石碑。1799年，拿破侖軍隊中的幾個士兵在軍官Bouchard的帶領下在尼羅河西部支流入?？诹_塞達（Rosetta）城附近修筑一個要塞（后來被稱作Julien）時，發(fā)現(xiàn)了一塊刻有三種文體的石碑，即后來著名的羅塞達石碑。根據(jù)《亞歷山大條約》的第16條款，此碑于1801年起程被運往英國，并于次年2月抵達。羅塞達石碑現(xiàn)在就在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是他們的鎮(zhèn)館之寶。
商博良像
羅塞達石碑（左）及其復原圖（右）
羅塞達石碑對于破譯象形文字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這塊石碑不僅刻有銘刻體埃及語，而且還伴有可讀的希臘語翻譯，石碑上的第三種文體是世俗體埃及語，一種出現(xiàn)于埃及后王朝時期主要用于經(jīng)濟文獻書寫的象形文字。因此，換句話說，石碑上的三種文體事實上是兩類，即埃及語和希臘語。
石碑抵達英國的20年內(nèi)，歐洲學者競相展開古埃及語的破譯工作。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Akerblad）很可能是第一位做出實質(zhì)性貢獻的人。1802年，通過與希臘語譯文的對比，他確定了世俗體埃及語銘文中的幾個重復出現(xiàn)的人名即托勒密（Ptolemy），同時通過同科普特語中的相關單詞的對比，他還勘定了諸如“希臘人” “神廟”，以及代詞“他”和“他的”等單詞。
英國人托馬斯·楊（Thomas Young）是位著名的內(nèi)科醫(yī)生，可以算是對破譯工作做出卓越貢獻的第二人。他先于商博良在破譯象形文字的研究浪潮中聲名顯赫。他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提出了橢圓框中的象形文字應該是國王名字的假說，其中Ptolemy的名字也在這種橢圓框中，并在碑文中重復出現(xiàn)了幾次。另外他還發(fā)現(xiàn)世俗體埃及語中的86組符號與希臘語的相關詞組等同，但是他的有關這些世俗體埃及語符號的發(fā)音是不完全準確的。
雖然楊對破譯工作所做出的貢獻不能被忽視，但與商博良的工作相比，其研究的重要性還略遜一籌。對于楊來說，這項工作也許只是一種業(yè)余愛好，一種消遣，而商博良則對此傾注了自己的全部激情，同時由于他精通多種文字（可以說，商博良是個語言天才，除母語法語以外，他掌握了拉丁語、希臘語和諸多古代東方語言，包括希伯來語、埃塞俄比亞地區(qū)的阿姆哈拉語、古印度的梵文、阿維斯陀語、中古波斯語、阿拉伯語、敘利亞語、科普特語等，據(jù)說他還懂一些漢語），所以在勝任破譯象形文字的程度上，顯然是他更勝一籌。
商博良的破譯工作突破于1822年。首先，他完全肯定了楊的關于羅塞達石碑上橢圓形王名圈中的單詞就是“托勒密”（Ptolemy）的推論，并證實了楊的另一個推論：另一塊方尖碑上的一個王名圈中的就是“克里奧巴特拉”（Cleopatra）。該方尖碑由班克斯（W. J. Bankes）于1815年發(fā)現(xiàn)于費萊島，并于1819年連同底座一起運往英國，底座上的希臘語銘文提到了兩個王名，由于其中一個王名與羅塞達石碑上的Ptolemy完全相同，據(jù)此可以推斷出另一個應是Cleopatra。方尖碑Ptolemy王名中的三個符號和石碑上的完全相同，而且順序一致，通過與希臘語對勘后，它們的讀音可以被確定為p、o和l，但是兩個版本中發(fā)音為t的象形文字符號（圖一）卻有所不同，商博良認為這兩個發(fā)音符號雖然可能是同音異義字，但也并非絕對的同音字（今天前者的拉丁化轉(zhuǎn)寫為t，而后者的轉(zhuǎn)寫為d，以示區(qū)別）。此點非常重要，有助于后人了解古埃及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發(fā)音。
圖一
《就象形文字字母的音譯寫給達希爾先生的信》
1822年9月，商博良在給銘文研究會一封題為《就象形文字字母的音譯寫給達希爾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的信函中正式發(fā)表了他的發(fā)現(xiàn)：除了對Ptolemy和Cleopatra這兩個王名進行了拼讀外，他對從亞歷山大大帝到安東尼（Antoninus）共70余名王的名字進行了拉丁化。此時，他還沒有具體闡述象形文字字符音節(jié)的內(nèi)在本質(zhì)，并提出，對于希臘化時期和羅馬統(tǒng)治時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是否與法老時期完全一致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商榷。此后，商博良繼續(xù)鉆研，繼而成功破譯了“拉美西斯”和“圖特摩斯”兩個王名，從而證明古代埃及文明早期的文字系統(tǒng)與其晚期當別無二致。1824年，他出版了題目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體系概論》（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的專著，在這部著作中他不僅對埃及王表進行了極為準確地翻譯，而且還對某些單詞，詞組和句子進行了翻譯。1832年3月4日商博良英年早逝，只有42歲不到。從1822年發(fā)表論文到他逝世的1832年的大約10年的時間里，他為埃及學的誕生和創(chuàng)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當之無愧的近現(xiàn)代埃及學的奠基人。
（二）埃及學研究什么
由商博良到埃及學，下面就請郭老師介紹一下這門學科是一門怎樣的學問，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經(jīng)過200年的發(fā)展，目前埃及學發(fā)展趨勢又是怎樣的？
郭丹彤：由于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各種古埃及文獻可以解讀，我們對古代埃及的了解也就更深入、更具體了。換句話說，200年的埃及學發(fā)展，也可以比作是一個古埃及文明“去污名化”的過程，尤其是對于那些遺留地表至今的古埃及古跡和文物，比如金字塔、木乃伊、神廟等，也是一個古代埃及社會“去想象化”的過程，因為借助各種文字資料，埃及學家可以構(gòu)建出一個真實的、生動的、“貨真價實”的埃及文明。
古代埃及不只是只有巫術(shù)，也有真正的醫(yī)學，而且它的醫(yī)學也是分類非常齊全的，比如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兒科、婦科、外科等，這些已經(jīng)由許多醫(yī)學紙草證實了。我相信古代埃及人的外科還是很厲害的,木乃伊的制作，其本身就像是一個外科手術(shù)般的過程，當時的人只有掌握了一定的解剖學知識，并對人體結(jié)構(gòu)有精準的認識，才能只通過在身體上打開的一個非常小的口子，摸黑進行操作。然后，在這個制作過程中，還有防腐、脫水的處理，這就涉及很多天然化學品的應用：從哪里采集，如何提純，使用時與人體接觸后用多少量、擱置多少時間、存儲環(huán)境如何，這些現(xiàn)在都是可以認為是屬于科學領域的認識，當時的埃及人一定有充分的認識和掌握，所以古埃及也不只有煉金術(shù)的。
古埃及不僅有占星術(shù)，還有天文學，還有發(fā)達的數(shù)學。比如金字塔的建筑，就需要有非常專業(yè)的天文學、數(shù)學、建筑學方面的知識，又比如埃及南部的阿布辛貝爾神廟，可以讓太陽光一年兩次透過長長的走廊，直射到神龕中的雕像上，說明當時的人已經(jīng)具備充分的天文地理知識。
所以說，埃及學是隨著近代科學的興起而逐漸壯大的一門學科，其研究對象包羅萬象，從古埃及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科學，到古埃及人日常生活的綜合性學科，它既包括考古學、語言文字學、歷史學、文獻學、宗教學、文學、藝術(shù)等人文學科，還有建筑學、醫(yī)學、數(shù)學和天文學等自然科學，而這其中，考古學則是基礎?？梢哉f，埃及學是一門建立于考古學基礎之上的學問。埃及學的一個特點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99%以上的文獻資料，都可以叫做“出土”文獻，都離不開考古學者挖掘和研究。所以說呢，某種意義上說，沒有考古學，就沒有埃及學。這跟中國文明的歷史研究不同，中國的文獻有很大一部分是傳世文獻，而埃及的文獻資料，比如金字塔銘文、紙草、神廟中的碑刻等，基本都可以算是考古學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早期的埃及學家，大多數(shù)也都是考古學家。比如，美國埃及學的奠基人、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創(chuàng)始人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 1865—1935）同時也是一名出色的考古學家，他也是圖坦卡蒙墓發(fā)掘的重要支持者（順便說一下，今年恰逢該墓發(fā)掘出土100周年）。即便是商博良本人，也在他后來擔任法國盧浮宮埃及文物館館長時，于1828年率領考古工作隊前往埃及考察，不僅收獲頗豐，同時也對他后來的埃及象形文字研究工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布雷斯特德1906年在阿布辛貝爾神廟前
布雷斯特德著《埃及古文獻》卷1扉頁（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06—1907；中西書局 2017 年影?。?/p>
然后埃及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語言學，前面提到的商博良與羅塞達石碑的破譯便是最好的例證。今天，研究象形文字的學者已經(jīng)深入細化到研究古代埃及方言的領域了。乍一聽，似乎很難理解，古代埃及語作為一種“死語言”，又怎么能研究它的地方發(fā)音呢？但是，如今的埃及學者是可以通過古代埃及不同時期的語法變化來研究。這一點，其實也很好理解，埃及文明是沿著尼羅河南北分布的，在這樣一個狹長地帶，埃及人的口音不可能完全統(tǒng)一的。北部的人靠近地中海，說話可能就有“海風”的味道，南部的人可能就帶有“紅土地”的味道，他們和中部孟菲斯的人，可能就是不一樣的。這些細致的研究，完全可以通過在各個地方挖掘發(fā)現(xiàn)的文物文獻來分析。
隨著現(xiàn)代技術(shù)的發(fā)展，尤其是近十年、二十年以來，各種學科介入埃及學，交叉研究興盛不衰。所以，就埃及學的發(fā)展趨勢而言，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表現(xiàn)：
一是新技術(shù)的應用與埃及學的信息化和考古技術(shù)的新發(fā)展。比如，埃及文化與自然遺產(chǎn)檔案中心（The Center for Documenta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CULTNAT）與多個國家和組織共同合作，保護和記錄埃及眾多自然與文化遺產(chǎn)的同時，也嘗試利用高科技手段向人們展示古代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將前人的智慧流傳下去。又比如，各地科研機構(gòu)、博物館對各種文物開展三維成像建模，對包括金字塔、神廟在內(nèi)的各種地面遺址的全息掃描，對木乃伊的X光、核磁共振檢測，等等。此外，以收集整理原始文獻、學術(shù)著作為主的文獻數(shù)據(jù)庫項目也方興未艾，英國牛津大學埃及學教授John Baines主持的埃及學文獻數(shù)據(jù)庫（The Online Egyptological Bibliography，簡稱OEB），自2009年立項以來，已經(jīng)成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全面的埃及學專業(yè)文獻搜索網(wǎng)站，也是我們平時研究時最經(jīng)常利用的數(shù)據(jù)庫?？傊?，新技術(shù)已經(jīng)廣泛應用于埃及學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埃及考古學、文獻研究）。
二是埃及學研究領域自身的拓展。在新技術(shù)的推動下，埃及學研究開始從政治史、經(jīng)濟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傳統(tǒng)領域逐步向社會史、物質(zhì)史等新興領域拓展。從王室成員的遺傳疾病到古代埃及婦女、兒童的生活，從新王國時期的邊境軍事補給政策到尼羅河在古埃及國家形成和對外政策中扮演的角色等，現(xiàn)代學者對于古埃及社會的研究幾乎涉及了古代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埃及學研究中的“古代埃及”，其歷史時期的下限也在不斷拓展。前面提到的美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埃及學家布雷斯特德，他編著的五卷本《埃及古文獻》中，文獻收集到第26王朝為止——那是他認為的古代埃及歷史的時間下限。今天的埃及學研究早已下探到第31王朝——波斯第二次征服的第31王朝（第27王朝是波斯王國的第一次征服），希臘化的托勒密時期的埃及和羅馬帝國時期的埃及也都進入了埃及學家的研究視野。比如，關于愷撒和埃及艷后的故事，以往可能是以研究希臘、羅馬為主的古典學家的關注點，而現(xiàn)在，埃及學的學者也將其納入研究范圍，并從古代埃及衰落的視角出發(fā)，繼續(xù)研究其政治、經(jīng)濟、外交、軍事等方方面面。
三是文物保護工作任重道遠。除了新技術(shù)給埃及學研究帶來的變革，古埃及文物保護也是當今埃及學家所面臨的重要工作。特別是在經(jīng)歷了埃及國內(nèi)的動蕩之后，如何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來保護現(xiàn)有遺跡、追討丟失藏品、修復受損文物等都成為全世界埃及學家共同面臨的挑戰(zhàn)。埃及文明不僅僅屬于埃及人，它是屬于全人類的，是我們?nèi)祟惖墓餐呢敻?，我們都有義務來保護它。
（三）埃及學與我
這些年來，郭老師一直有關于埃及象形文字的專著出版，讓中國的讀者不出家門也能接觸到“第一手”的埃及文明。值此埃及學200年之際，能否和大家談談您從事埃及學的心路歷程、您目前的研究重點以及未來的一些打算？
郭丹彤：我們都知道，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奠基者和創(chuàng)始人林志純先生（筆名日知），于1985年在長春的東北師范大學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以下簡稱“古典所”），同時設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班，這個研究班是從大學三年級開始招收本科生。1989年我正好大學三年級，從那時起，便進入古典所，開啟了埃及學的學習，后來又繼續(xù)在古典所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前后一共八年。
當時的古典所分為4個研究方向：埃及學、亞述學、古典學和赫梯學，我選了埃及學。對我來說，世界古代史只是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qū)W了一點，印象中那個課程多半都是希臘、羅馬的相關內(nèi)容，相對而言，對埃及、兩河流域等我們都比較陌生。所以大家一般選古典學，也就是希臘、羅馬的比較多，我想我就選一個學的人少一點的，那么在比較赫梯學、埃及學、亞述學之后，我好像就對金字塔感覺很好。有意思的是，當時給我們作學科介紹的分別有四名外教，我就覺得介紹埃及學的外教是很溫和的一個人，記得當時他說：“你們知道金字塔是怎么建造的嗎？”——他正好也是以金字塔為切入點。另外，他還畫了幾個象形文字符號，象形文字的特點，或者說魅力就是，寫鳥就是鳥，寫人就是人，我覺得這個文字太神奇、太可愛了，所以最后我就決定學埃及學了。就這樣，當時像是一個開玩笑般的決定，卻最終成了我一生的飯碗。從1989年到現(xiàn)在，大概有33年的時間，一直沒有中斷過埃及學的學習。獲得博士學位留校任教以后，角色發(fā)生了轉(zhuǎn)換，但是學習和研究所面對的學科，始終沒有變過。
在學習埃及學的過程中，我們也是從學習語言開始，學中埃及語、新埃及語、祭司體埃及語、科普特語，等等。林先生當時創(chuàng)立古典所，設立埃及學這個學科，聘外國專家給我們上課，他的初衷就是希望我們從古文字入手。1984年，三老（林志純教授、周谷城教授、吳于廑教授）上書教育部希望創(chuàng)立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時候，林先生特別強調(diào)中國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亟待填補空白，他尤其指出埃及學、亞述學對中國人來說，確實是太陌生的學科。而學象形文字，就等于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人去學甲骨文、金文，如果不會甲骨文、金文，怎么搞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呢？隨著技術(shù)發(fā)展，現(xiàn)在國內(nèi)外作埃及學研究的環(huán)境，和我們之前相比已經(jīng)好得很多了。我記得當時要是研究一些課題，寫一篇文章，就要花很多時間在古典所資料室找期刊雜志，找學術(shù)著作、文獻資料，最令人頭痛的就是，你想要的資料就是找不到，比如有的期刊雜志，可能就是前一期、后一期都有，偏偏就中間你想看的這期沒有，特別讓人上火?，F(xiàn)在就不會有這種顧慮了，所以說現(xiàn)在的研究環(huán)境確實好很多了。
從進入古典所到博士畢業(yè)，這八年的埃及學學習讓我深感掌握古代埃及語、釋讀古代埃及語文獻對埃及學研究、對埃及文明的研究的重要性。文明沒有高低貴賤，也沒有大小之別，文明之間要進行交流，要互相借鑒。反過來說，你要研究這個文明間的交流互鑒，你得知道埃及文明是什么樣的，那么要知道埃及文明什么樣，你不掌握古埃及的文字也是不行的。但是在國內(nèi)，能夠有機會像我這么幸運系統(tǒng)學習古代埃及語的學生和學者畢竟是少數(shù)，我覺得我有義務把這個埃及的象形文字文獻翻譯成中文，介紹給更多的人，讓更多人了解埃及文明，為中國學生和學者學習、研究古代埃及文明提供可靠的一手資料——這也是我現(xiàn)在把它作為自己埃及學研究的主攻方向的一個初衷吧。
博士畢業(yè)之后，我也一直在講授象形文字的課程，除了希望更多的學生能掌握這門獨特的語言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個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古埃及語是一種“死語言”，象形文字是一種“死文字”，如果我要是不開這門課的話，我自己的遺忘率也會很高，古埃及象形文字單單是字符（相當于英文中的字母吧）就有700多個，我怕如果幾年不教，其中很多基本上就忘了。所以說一部分原因也是為了強迫自己不要把這門語言忘了，因為畢竟平時生活很少能接觸埃及文明和象形文字，所以我就是通過講授象形文字，帶著學生研讀古埃及語文獻，來鞏固自己對這門語言的理解。同時，我也會把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體會和學生們分享，分享中國人在學習象形文字時獨有的思維方式。前面我們說到埃及學之父商博良，他是法國人，他筆下的古埃及語語法規(guī)則很自然地是使用本國的語言去理解、去類比、去構(gòu)建。此后的200年間，法國、德國、英國、美國都有許多一流的學者不斷在商博良的基礎上推進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理解，那他們寫的語法書，自然也都是法語的、德語的、英語的。對于中國的學生來說，學習這些又古又外的語法，肯定特別吃力。有些內(nèi)容，比如動詞的各種用法，對于西方的學生來說不是很難理解（對他們來說，可能英語、法語、德語中，有一種語言是母語，另一種是第二外語，甚至很多人三門語言都能熟練掌握），然而對中國學生來說就特別抽象，不好理解。也不是說我們在學習埃及語上沒有優(yōu)勢，但畢竟時間精力有限，為了學習古代埃及語而先花時間掌握英語、法語、德語，這樣操作的可行性畢竟不大。所以，我就有一個“小小的目標”，就是盡可能地將埃及象形文字的文獻直接翻譯成中文，讓中國的學生，以及對學習埃及語有興趣的讀者，能夠以最快捷的方式進入到埃及象形文字的世界之中，最直接地接觸到古埃及文明，進而可以更快地投入到埃及學研究之中。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不斷地積累各種文獻，進行拉丁文的轉(zhuǎn)寫和中文的翻譯注釋，然后再帶動更多的學生也加入進來，既把它作為掌握古代埃及語的學習、鍛煉，也為中國埃及學在文獻積累上的厚積薄發(fā)貢獻一點綿薄之力。2015年，經(jīng)過多年收集整理的古代埃及原始文獻的一項重要成果——1120頁共計145萬字的三卷本《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由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這套書將古代埃及原始文獻分為王室文獻、自傳體銘文、宗教文獻、科技文獻、教諭文獻、詩歌和故事等七大類，其中的前四類被歸于實用性文獻，后三類則被歸于非實用性文獻，也即文學作品；而實用性文獻中的前兩類則被歸于歷史文獻。盡管這套書對古代埃及原始文獻的收錄較為全面，但是它卻有一個遺漏，或者說是遺憾，那就是沒有將歷史文獻中最重要的一類行政文獻收錄其中，這是因為行政文獻過于龐雜而零散，不適合與其他文獻一起被收錄到一套書中。為了彌補這一缺憾，對行政文獻的整理和譯注便成為我近年來的主要工作。
幸運的是，我的工作相繼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和重大項目的立項。2021年，行政文獻中的第一種——《古代埃及新王國時期經(jīng)濟文獻譯注》（上下卷，以下簡稱“《經(jīng)濟譯注》”）順利地由中西書局出版?！督?jīng)濟譯注》中的文獻選擇有兩個特點。第一，體裁齊全。新王國時期重要經(jīng)濟文獻基本“應收盡收”，地域上從尼羅河三角洲直至埃及南疆，時間上從強盛的第十八王朝到?jīng)]落的第二十王朝，均有代表文獻入選。第二，學術(shù)性與趣味性兼顧。經(jīng)濟活動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書中所選文獻中有諸多案例讀來十分生動有趣。通過閱讀，你可以了解到古代埃及人使用的分配體系和貨幣體系，他們的財富觀念、遺產(chǎn)分配原則、經(jīng)濟糾紛的約定和處理，等等。《經(jīng)濟譯注》在譯文與注釋上也頗多著力。譯文上，在堅持與象形文字對譯原則下，結(jié)合中文行文習慣對遣詞造句作嚴格梳理，力求信達雅；在注釋上，對于生疏或罕見的概念、難于理解的專有名詞以及學者持有不同意見的地方，一般都出注詳細解釋。
此外，《經(jīng)濟譯注》還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象形文字的轉(zhuǎn)錄工作。書中所選79篇原始文獻一般寫于陶石片（ostraca）或紙草（papyrus）上，其文字大多是世俗體，對初學者或一般讀者而言，閱讀較為困難，因此，我們使用輪廓清晰、風格統(tǒng)一的國際通用的銘刻體埃及語文字（Hieroglyphic Egyptian）進行轉(zhuǎn)錄，凡是原文獻用紅筆寫就的部分，書中轉(zhuǎn)錄時也用紅色標出，最直接、最大限度地為讀者呈現(xiàn)原始文獻的樣貌。
二是科學嚴謹?shù)臉俗?、索引。學習古埃及語的一大難點是專有名詞之多，比如神名、人名、地名、官職名等，而人名中單單一位國王的王名又可細分出五六種，地名中有州有城，還有各種神廟，等等，諸如此類的專有名詞出現(xiàn)頻率極高，容易導致讀者不恰當?shù)財嗑浠蚶斫?，極容易造成干擾。因此，本書借鑒了中文古籍整理的經(jīng)驗，在譯文中用不同的專名線對專有名詞進行標注，令讀者有一種一目了然的直觀感受，在書末編排專有名詞分類索引表，方便讀者在正文中查檢。此外，同類西文譯注著作中的行號、節(jié)號，本書中不僅同樣采用，而且做到轉(zhuǎn)錄、轉(zhuǎn)寫、譯文中三者同步標示?？傊?，本書的整理方法正是體現(xiàn)了“中西合璧”和多種文明的交流互鑒，諸多舉措都是第一次嘗試，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使用方便的同時，守正創(chuàng)新，不斷改善。
一切過往都是序章。這套書只是我們對古代埃及原始文獻進行分類整理研究的開始。接下來，我們還將對法律文獻、外交文獻和戰(zhàn)爭文獻進行整理、歸納、翻譯和注釋。我們希望通過這一系列古埃及文獻的出版，讓古老的象形文字重生在新世紀的出版物中的同時，更能夠拉近國內(nèi)讀者與學者接觸、了解、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距離，也歡迎更多的同道者、同好者能加入其中。
無論是三卷本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還是兩卷本《古代埃及新王國時期經(jīng)濟文獻譯注》，抑或是將要出版的《法律文獻譯注》《戰(zhàn)爭文獻譯注》和《外交文獻譯注》，我們最初的撰寫目的都是為學生、學者從事相關研究提供原始文獻，若要使200年前誕生于歐美的埃及學在當下的中國真正地開花結(jié)果，那么國內(nèi)現(xiàn)有的學術(shù)積累和研究團隊，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研究質(zhì)量，與法國、德國、荷蘭、英國、美國等埃及學傳統(tǒng)研究重鎮(zhèn)相比，還是處于起步階段。這里，可能也需要我們這些專業(yè)人士更多地撰寫一些科普類書籍，讓更多的人了解到埃及文明和埃及學，為此，我們也有計劃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埃及文學故事用同樣的方法整理出來，將流傳于古代埃及上千年的耳熟能詳?shù)墓适伦g介給愛好埃及文明、愛好象形文字的中國讀者，讓孩子們也可以看到美麗可愛的象形文字故事書……這項工作已經(jīng)納入我們的計劃之中了。同時，作為埃及學研究者，整理、歸納、教授象形文字則一直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職責所在。因此，我也已經(jīng)著手整理自己20多年的教學經(jīng)驗，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夠讓學習埃及學的中國學生和愛好古代埃及文明的讀者朋友，讀到一本用中文寫的《中埃及語實用語法教程》，讓他們更方便、更容易地進入埃及象形文字的世界，讓他們具備一定的或基礎的釋讀古代埃及語文獻的能力，從而更好地了解、認識古代埃及文明。我想，當他們了解了一些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文明后，再去到埃及，站在那些令人嘆為觀止的神廟和金字塔下的時候，那種感受一定會是終生難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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