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日出與莎士比亞:演化如何塑造我們的愛與恐懼》,[美]戈登·H.奧利恩斯著,王怡康譯,重慶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288頁,69.80元
Snakes, Sunrises, and Shakespeare: How Evolution Shapes Our Loves and Fears
一個東西之所以是美的,因為能夠激發(fā)起我們強烈的愉悅情感,例如黃山日出;一個東西之所以是丑的,因為會讓我們感覺不適、惡心或者恐懼,比如野外樹枝間慢慢移動的棒絡新婦蜘蛛。為什么我們會有如此這般的審美偏好?為什么我們會對周圍環(huán)境中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情感反應?對于第一個問題,一個可能的回答是,我們的審美偏好深受文化的影響,更多是后天習得的。對于第二個問題,我們對周圍事物直接的情感反應很可能是先天本能的,對有利于我們的,我們有正面的情感反應;對于可能損害我們的,我們感覺厭惡。不過這兩個看起來可靠的回答卻都面臨嚴重的問題。如果第二個回答是對的,那么為什么激發(fā)我們強烈情感反應的審美偏好不是本能的,而是文化塑造的呢?如果情感反應是趨利避害的本能反應,為何我們對實際上幾乎不對人產生傷害的蜘蛛感到恐懼,而對槍支、超速等等對我們人身安全有嚴重威脅的卻不會感覺那么害怕?
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著名動物行為學家戈登·H.奧利恩斯(Gordon H. Orians)在其新書《蛇、日出與莎士比亞——演化如何塑造我們的愛與恐懼》中嘗試從演化心理學和行為生態(tài)學的角度探討上面的問題,提出一種新的環(huán)境美學的觀點:我們對周圍事物的愛與恐懼實際上是我們對人類故鄉(xiāng)——非洲熱帶稀樹草原——的“鄉(xiāng)愁”。就像我們每個人無法忘記家鄉(xiāng)飯菜的味道,智人(Homo Sapiens)對非洲熱帶稀樹草原環(huán)境的適應已經刻在了我們的基因里。也就是說,與其他生物性狀一樣,對周圍事物的情感反應、審美偏好等等習性(habits)也是自然選擇、性選擇的產物;我們的情感、審美偏好是非洲祖先長期適應熱帶稀樹草原環(huán)境的產物。
戈登·H.奧利恩斯(Gordon H. Orians)
當奧利恩斯說情感和審美偏好刻在我們的基因里時,他對心理學中一個長久存在的爭論——人類行為究竟是先天本能還是后天習得的——給出了自己的立場:我們的情感和審美偏好是先天本能的,是我們的內在知識。在第三章開頭,他引用康德的話,“除非我們進入了我們已經理解了其中關系的世界,否則就無法理解環(huán)境”。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完全站在先天本能的一邊。在一篇訪談中,他認為我們的行為當然既受先天因素的影響,又受后天環(huán)境的塑造。就像我的母語是中文,是因為我在中文環(huán)境中出生、成長;但我的語言能力是先天就有的。他也用同樣的思路來理解園林設計。雖然中國的蘇州園林、日本傳統(tǒng)園林、歐洲皇家園林在風格特色上各有不同,但基本的結構元素卻是同構的,都會潛移默化地構建成與熱帶稀樹草原同樣結構的模式。無論是樹木的選擇,空地空間的設計以及水的應用,都蘊含著資源豐富的非洲熱帶稀樹草原構成的關鍵元素。不過,不像自然選擇理論誕生之前康德所認為的那樣,人的認知范疇是先天固有的,奧利恩斯認為這些情感并不是“神圣造物主贈送的禮物,而是我們動物起源的饋贈”,“美與丑也不是對象的內在性質。相反,美與丑來自于對象特征與神經系統(tǒng)的相互作用”。換句話說,我們人類情感和審美偏好的內在知識是我們的祖先在熱帶稀樹草原適應的結果。
既然情感和審美偏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它們與早期人類的生存和繁殖有著緊密的關系,可以提高我們的適應度。我們對一個事物感覺到恐懼,是因為這一事物對我們的生存或者繁殖會產生潛在的威脅。恐懼這種情感反應可以讓我們避免這些潛在威脅。而一個事物讓我們感到愉悅,是因為該事物可能會提升我們的適應度。這種解釋看起來非常符合我們的直覺。這是奧利恩斯在第五章解釋恐懼的方式,即我們之所以對一事物感到恐懼,是因為該事物在人類演化史上對人類的生存可能造成傷亡,比如毒蛇、尖形物體等等。而槍、超速行駛等等雖然對人類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脅,但在人類史上是很晚近才出現(xiàn)的,因此不足以讓我們產生本能的情緒反應,所以我們并不會感到很恐懼。然而,作為科學解釋,這還不夠。作為一流的科學家,奧利恩斯深諳此道。因此,他在書中對情感和審美偏好的解釋做了大膽的假設,但在具體求證上卻極為小心。
如果沒有嚴格仔細的經驗證據(jù)和實證研究,基于自然選擇和性選擇的演化論解釋很容易流于空泛,變成無法證偽、只能自圓其說、自說自話的理論。因此,要用演化論來解釋人類的情感和審美偏好,需要更具體的理論假說。而一個好的理論假說不僅僅能夠解釋現(xiàn)象,還能夠做出預測。因為,同一現(xiàn)象可以由不同且不相容的理論進行解釋。如果能夠做出預測,那么我們就可以進行操作、干預,進而判斷這個理論假說適用與否。
奧利恩斯在書中主要使用了兩個演化理論來解釋人類的情感和審美偏好的起源:熱帶稀樹草原假說(Savanna Hypothesis)和了望-庇護理論(prospect-refuge theory)。熱帶稀樹草原假說認為,人類情感的根源植根于非洲熱帶稀樹草原之中,因為資源豐富的非洲熱帶稀樹草原是古猿到智人(Homo Sapiens)演化發(fā)生的環(huán)境。也就是說,這一地理環(huán)境的特征特別有利于人類的生存與繁殖,因此熱帶稀樹草原的獨特特征對人類尤其有吸引力,即人類在審美上偏好相關的特征。了望-庇護理論認為,“我們通過尋找安全探索的方法,進而決定如何對陌生的地形景觀進行評估”。這意味著,“在將自身暴露于最小風險之下的同時,我們應該選擇能夠讓我們獲取關于環(huán)境最多信息量的途徑”。奧利恩斯根據(jù)這兩個具體的理論假說做出來了具體的預測:首先,如果熱帶稀樹草原假說是正確的,那么人類應該在審美上偏好這一地理環(huán)境的獨特特征,比如這一環(huán)境中具有獨特寬樹冠的樹;其次,如果了望-庇護理論是正確的,那么創(chuàng)作風景畫的藝術家會偏好這樣的風景,應該描繪一條確保人類安全地抵達庇護所的路徑。這條路徑還需要視野開闊,風景優(yōu)美。
對于第一個預測,奧利恩斯一方面實地考察非洲熱帶稀樹草原以金合歡為代表的樹木的特征,另一方面依據(jù)調查所獲得的數(shù)據(jù)來做出預測,然后測試現(xiàn)代人對樹干高低度、樹冠分層以及樹冠寬廣度的審美偏好。對于第二個預測,奧利恩斯則搜集了大量中西方的園林資料、風景畫進行深入的量化、質性分析。這樣嚴謹、深入且大量的實證研究為他的理論假設,進而為他對情感和審美偏好的解釋提供了堅實的經驗證據(jù)。同樣對于食物口味的偏好,他和他的合作者搜集了全世界上百份來自不同地區(qū)的基本菜譜,進行深入分析。
不過,他的這種實證研究似乎沒有貫徹到所有的話題之中。例如在第八章對音樂的起源討論中,他認為性選擇在音樂起源中起了重要作用。講到音樂表演時,為了支持現(xiàn)代社會的音樂創(chuàng)作活動支持人類音樂性選擇理論,認為現(xiàn)代社會的音樂表演主要是男性進行的,而女性是觀眾。但這顯然不符合事實。早期現(xiàn)代音樂表演的確是男性為主,但觀眾也是男性為主。而在中國湘西,山歌是男女互動的重要方式,在性別比例上并沒有差別。而且,現(xiàn)在進行音樂表演的男女比例上趨于均等,這似乎反駁了他一開始所支持的觀點,即就像恐懼一樣,音樂這樣看起來是后天習得、深受文化傳統(tǒng)影響的活動實際上是人類祖先在非洲熱帶稀樹草原上適應的結果。文化的發(fā)展不應該過于影響從事音樂表演人員的性別比例。在討論發(fā)聲能力可以為繁殖帶來優(yōu)勢時,竟然只是引用了美國搖滾明星吉米·亨德里克斯這個個例來說明。這樣的證據(jù)對于他想支持的理論來說,顯然是不充分的。因為在演化生物學中,適應度是指種群平均后代的數(shù)量,而不是某個個別個體所繁殖后代的數(shù)量。
即便有這樣稍微顯得不嚴謹?shù)牡胤剑瑠W利恩斯的研究仍然為我們熟悉的現(xiàn)象提供了新穎且更符合直覺的解釋。無論是對不同風格的園林共同模式的深入分析,還是對食物口味偏好、對香料偏好的分析,抑或對嗅覺的解釋,都富有洞見,竟然讓我們感覺耳目一新。大的方面,奧利恩斯對審美偏好的分析直接沖擊了我們傳統(tǒng)對美的理解。一般認為,美是深深置身于特定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中的;美是帶來了純粹的愉悅,與興趣、利益無關。而奧利恩斯的研究則表明,在演化史上,審美偏好與人類的生存、繁殖的成功緊密相關。審美偏好與適應度協(xié)同演化。此外,在很多具體現(xiàn)象的重新解釋上,也讓我們獲得了新的理解。這里只舉一個小例子。在第七章對食物口味偏好的討論中,奧利恩斯用一小節(jié)重新理解了孕吐。傳統(tǒng)認為孕吐是病理性疾病,因此人們想方設法來壓制這種反應。不過,從演化生物學上來看,孕吐是一種適應性反應,可以提高人類的適應度。孕吐僅僅停留在懷孕的前三個月,因為在這段時間,發(fā)育中的胚胎最容易受毒素的影響,也是主要器官形成的時期。因此,孕吐可以保護胚胎受到可能毒素的影響。而且孕吐與食物中葷素的比例有密切相關性。
雖然這本書是以解釋情感與審美偏好為主,但奧利恩斯并不是純粹“為了研究而研究”,仍然有著深切的現(xiàn)實關懷。他在書的最后一章著重論述了理解我們情感與審美偏好的演化起源,對于重新理解我們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我們的城市環(huán)境設計、人類行為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任何對演化心理學、行為生態(tài)學、環(huán)境美學或者園林、食物、音樂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從這本書中有所收獲。
不過,我這里所說的收獲是指讀者去讀英文原著可以獲得的,而不是中譯本。由于不好的翻譯和編輯,這讓原本集科普和專業(yè)研究為一體的原著有變成廉價暢銷書的風險。在我的閱讀經驗中,這本書的中譯本存在的問題在譯著中相當普遍。首先是翻譯的文字表達。該書英文原著的一大特點是,文風樸實直白,通俗易懂。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閱讀這本書就好像我們悠閑地在博物館或者公園散步,讓人心情舒暢。但中譯本前半部分的翻譯卻過多地使用成語或者四字詞語進行意譯,樸實直白的文風夾雜著華麗的四字詞語,就像熟米飯中夾雜了很多生臘肉。雖然是肉,但硌牙?;蛘?,就像我一個朋友所說的,太多的成語把書變得啰里啰嗦了。這種對科學著作意譯的做法實際上在中文譯作中并不罕見。我仍然記得大學時讀到的一本科學著作,與英文原版對照時便發(fā)現(xiàn)很多專業(yè)知識點中譯本全都以文學化的語言進行了意譯。這樣做,不僅喪失了原意,也讓科學原本的嚴謹消失不見。對于科學著作的翻譯,我一直認為,不借助炫技式的意譯,忠于原文的樸實直白翻譯同樣也會給讀者帶來閱讀的美感。此外,有關鍵詞匯前后翻譯不一致。作者引用吉布森的生態(tài)心靈理論中的關鍵詞“可供性”(affordance)來作為他理論假說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該書在前文將該詞翻譯成“給養(yǎng)”,在最后才將之翻譯為學界通用的譯法——“可供性”。如果讀者不熟悉這一背景,會不理解“給養(yǎng)”的含義,也無法把前后聯(lián)想起來。
其次,中譯本的《蛇、日出與莎士比亞》并不能說是全譯本,只是刪節(jié)本。中譯本大量刪除了原文中用于配合理解文字的插圖、注釋,把參考文獻和索引全部刪除。插圖是本書的一大特色,可以幫助讀者直接理解文字的內容,比如園林部分、涉及非洲土著文化的部分、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部分。一旦刪掉,會讓讀者理解的難度增加很多。本書對注釋的處理更讓人費解。如中譯本的前兩章,譯者還細心地將注釋和參考文獻都翻譯成中文。注釋中的說明確實有必要翻譯,但參考文獻中是標題不但沒必要翻譯,而且翻譯后會嚴重損害參考文獻的功能。參考文獻的目的是讓讀者按圖索驥,找到相關參考文獻。一旦翻譯后,這就讓讀者很難找到參考文獻的準確題目,導致讀者很難定位這些參考文獻。當然,更不能讓人接受的做法,是把所有的注釋和參考文獻刪除。一本專門著作,不是孤零零地存在著的一個文本,而是處于一定學術生態(tài)之中的產物。我們要想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它,就要理解它所處的生態(tài)位及生態(tài)環(huán)境,而參考文獻和注釋就是重要線索。另一方面,這讓想更深入了解這一領域或話題的讀者也無法直接找到進一步閱讀材料的線索。一本著作本身也是一個小生態(tài)系統(tǒng),而關鍵詞索引就是一幅精確地圖,可以幫我們快速確定關鍵概念在著作中所處的位置。刪掉了索引,同樣讓想要快速定位相關概念位置的讀者抓狂。刪除注釋、參考文獻和索引的做法在國內中譯本的出版中相當盛行,這嚴重損害了我們引進西方高質量著作的工作。翻譯非易事,但要想做好翻譯,這個“懶”還是不能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