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蝶變上海》兼談上海意識的本源

王唯銘《蝶變上?！罚ㄎ膮R出版社）

一個作家與自己書寫的城市，往往既有某種精神上的牽連，又或多或少帶著一份疏離，比如菲茨杰拉德與紐約、海明威與巴黎、卡夫卡與布拉格，只不過他們筆下的城市就是時代里的場景，漂浮在故事人物的背后。而王唯銘先生無論小說還是紀實作品，上海才是永恒的主角。他對上海的執(zhí)念，如同一個長情的戀人用書信擁抱自己不吝表達的美人。

如今，其新著《蝶變上?！酚謹[在了案頭，我發(fā)現(xiàn)王唯銘已不在意對上海局部的探微知著了，他正雄心勃勃地在為上海這座城市立傳。作者在書中以撰寫編年史的精微度復刻了這座城市的成長史——即上海在歷經(jīng)天際線的巨大變化以及市民文化的多次躍遷之后，蝶變?yōu)橐蛔鶉H大都市的故事。

我認為《蝶變上?！纷钣幸馑嫉牟糠?，也是作者的重要貢獻之一，是為那些在上海蝶變的過程中，從這座城市穿梭而過的重要角色造像。這當然是一組群像，其中既有來自西方的帝國官員、洋行大班和傳教士，也有來自本土的露天通事、秉筆華士和買辦。西風東漸，這些人最早搭建起一座中西交流的橋梁。

作者為這六大類的數(shù)十名人物分別立了小傳，其中又不惜筆墨對秉筆華士進行了精雕細刻。看得出唯銘兄對筆下的每個人物都注入了濃厚的情感，為了復現(xiàn)那個懵懂年代華洋雜處的奇異背景，文本中并不鮮見年鑒學派的手法，橫向?qū)肓水敃r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過一個個經(jīng)典場景清晰地勾畫出來。

被費正清稱作“口岸知識分子”的秉筆華士，其主要人物包括思想家王韜，數(shù)學家李善蘭、華蘅芳，化學家徐壽等。唯銘兄在為他們作傳之余慨嘆，秉筆華士作為思想啟蒙者，“傳播中西文化，堪稱劃時代人物”。

關(guān)于上海的敘事，起于1843年的口岸開放。在這之前，上海尚處于歷史的蔭影之中；在這之后，上海露出了時間洶涌的海面，從此“上海時間”開始了。

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新舊文明的大轉(zhuǎn)換期。工業(yè)革命之后的英帝國，作為海權(quán)國家需要不斷拓展新的航線，同時尋找商品傾銷地。

唯銘兄在書中這么自語：“中央集權(quán)的、農(nóng)耕的、東方的中華文明，遭到了自由主義的、工業(yè)的、西方的歐洲文明的挑釁、壓制甚至蹂躪。驚慌是必然的，痛苦也是一定的，還有文化撕裂時的那種孤立無助、暗無天日。”但他同時又是欣然的，他引用了當時幾個最有權(quán)勢的人物的話語，表達了自己同樣的心情。比如1862年，還只是江蘇巡撫的李鴻章致信兩江總督沈葆楨：“新時代在中國已露曙光，因為中國已采用輪船和鐵路?！惫誀c也睿智地指出：“新形勢就象一把兩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國，也可以有利于中國?！辈抛油蹴w在1864年更是深刻地說明：“上天使西方諸國麇聚于中國，不是為了削弱中國，而是來磨礪中國，就像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一樣，使它也變成富強國家。”

對上海來說，開埠毫無疑問意味著一次千年不遇的鳳凰涅槃——一座沉睡的小縣城就這么驟然間蘇醒了。但在另一層面，開埠也意味著化繭成蝶的煎熬，由不得你愿不愿意，一切都必須在被動中接受。從本質(zhì)上說，這是一次海權(quán)文明對陸權(quán)文明的碾壓。原因在于，陸權(quán)國家是基于一種靜態(tài)模型，即：他們眼里的資源與財富都是恒定不變的，國與國之間是零和博弈，其財富擴張模式是土地占有。

從1843年上海開埠，到1943年租界收回，此間的百年跌宕，正是唯銘兄心心念念的“海派文化”從青萍之末到蔚為大觀的一百年。也是《蝶變上海》這本書的脈胳之所在。在不同維度的跳躍式的敘事中，唯銘兄就像一個優(yōu)雅的劍客，彌漫書中的章句就是他灑落的劍花，我們需要沉靜下來，撥開他看似蕪雜的章句，才能找尋到他對海派文化在三個層面上的認知與解構(gòu)：

海派文化中的最上層是獨特“上海意識”，包括了思維方式和價值觀。

“上海意識”首先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這種現(xiàn)實主義首先是機智與精明，那是從露天通事到洋行買辦一路沿襲下來的察言觀色的能力；現(xiàn)實主義的另一層面是對財富的強烈渴望，好的說法是具有冒險精神，不好的說法是投機心過重；“上海意識”同時也體現(xiàn)著上海人的國際視野以及海納百川的包容力。作為陸權(quán)帝國邊緣的一處頗具海權(quán)色彩的區(qū)域，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上海這座城市的性格，它的商業(yè)屬性和契約精神，無不鐫刻著海洋文明的基因。

海派文化的中間層是器物。

唯銘兄不厭其煩的介紹了電報、電燈、自來水、照相館、汽車、電話、電影等等西方最新發(fā)明第一次登陸上海時的情景，這些事物在上海的出現(xiàn)，在當時幾乎與世界同步；進入20世紀之后，現(xiàn)代城市設施與標志性建筑群的出現(xiàn)，又使上海早早擠入了世界一流都市的行列。所有這些器物，從里至外，深刻地改變了上海人的精神世界與物質(zhì)生活。

海派文化的底層是生活方式。

書中借由對張叔和的張園和上海灘四大舞場的逐一介紹，把當年上海市民的時尚生活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活色生香，歷歷如昨。唯銘兄特別提及了1890年代至1910年代，此間20年的上海突然涌現(xiàn)了出一個50萬人的新階層，沒有辦法為這一群體立傳成為這本書留給他的最大的遺憾。這50萬人包括技術(shù)工人、小商販、小業(yè)主、洋行職員，以及媒體出版等腦力勞動者，他們是新生活方式的核心人群。至此，上海才算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市民階層，形成了真正意義的市民社會。

作者在書的最后提到了一種人生境界，也是很多上海紳士的作派，即彼時有大亨時常掛在嘴邊的人生“三碗面”——體面、場面和情面。三碗面的原則就是讓事情的所有參與方都身心舒適。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要讓每個人都具備起碼的尊嚴；要讓每個人都具備起碼的禮儀和教養(yǎng)；要讓每個人都具備起碼的同理心和同情心。這是一種可以讓人得到安撫、得以安頓的氣質(zhì)，因為迷戀這種氣質(zhì)，曾有不少南來北往的朋友居留上海。無論多少風雨顛簸，上海就像一葉孤舟，給予那些渴望棲息之所的奔波者與思想者以長久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