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0日，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中國美國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武漢大學教授劉緒貽先生于武漢大學中南醫(yī)院病逝，享年106歲。劉緒貽先生以其德高、學高、壽高聞名于世，但其解放前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的地下工作，為武漢大學及武漢解放作出的歷史貢獻卻不為學界所熟知，以致先生辭世后，“武漢大學劉緒貽先生治喪委員會”與《光明日報》發(fā)布的訃告，在提及先生早年革命經(jīng)歷時，均不無遺憾地將時間誤值。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先生曾在《武漢大學新民主主義教育協(xié)會簡史》《黎明前的覺醒與搏擊——憶解放前夕我的地下斗爭生活》《第一次執(zhí)教武漢大學》等文章中述及解放前地下斗爭經(jīng)歷，但因年代久遠、記憶模糊，難免有語焉不詳乃至錯訛之處。
2011至2014年，尚是武大本科生的我曾去珞珈山麓“求索齋”和中南醫(yī)院病房拜訪、探望劉先生數(shù)十次，在協(xié)助先生處理部分日常事務的同時，有幸聆聽先生縱論舊人舊事。近日，我在湖北省檔案館、武漢大學檔案館等地查閱史料時，更意外發(fā)現(xiàn)武漢解放前先生參加地下斗爭的若干珍貴原始記錄。本文綜合利用未刊檔案及相關文獻，描摹先生思想覺醒的曲折歷程，“再現(xiàn)”先生解放前夕的革命經(jīng)歷，從中或可折射出1949年大時代大變革大洪流中，包括先生在內(nèi)的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團結在中國共產(chǎn)黨旗幟下，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精神軌跡。
2014年6月1日本科畢業(yè)離漢前夕，我與劉緒貽先生在武漢大學中南醫(yī)院的最后一張合影
思想轉變的艱難歷程
劉緒貽先生1913年出生于湖北黃陂，1932年考入省立武昌高級中學，1936年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生，1940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在陪都重慶短暫工作后，1944年前往美國社會學重鎮(zhèn)之一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攻讀碩士學位。
赴美之前，劉先生在中學、大學長期受“五四”啟蒙教育和自由主義思想熏陶，有志于學術研究，對政治毫無興致。1932年，由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在北平創(chuàng)刊，宣稱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fā)表個人思考的結果。劉先生在閱讀該刊的過程中，深感這一立場與其少年時形成的“素王”之志甚為契合，頗慕胡適為人，希望成為像他那樣的大學教授，不畏權勢、不計得失，為國家民族長遠利益，憑良心著書立說，糾正政府與社會走上的歧路。先生北上負笈清華園之際，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華北危機日益加劇之時，清華園內(nèi)外學生運動一片高漲，各類時事座談會、游行示威、行軍演習聲勢浩大。劉先生憂心國難，但與政治保持距離。入校后，他被意外選為清華大學第十二級級會干事，雖一再接到通知，但他未曾參加級會任何工作。劉先生自我評價稱：“大體說來，我在清華一年，沒有正式參加政治活動，思想上還是個不成熟的自由主義者。”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師生不避艱險經(jīng)湖南長沙南遷至云南昆明，組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為培養(yǎng)人才、保存文化血脈發(fā)揮了關鍵性作用。劉先生在西南邊陲的艱苦環(huán)境中，發(fā)奮學習，親炙陳達、潘光旦、費孝通等學術宗師教澤。劉先生雖在思想上同情聯(lián)大中的左派，反感右派學生，但仍秉持其自由主義態(tài)度，極少與聞政治，也從不在活躍的校園壁報上開展爭鳴，在喧鬧復雜的政治浪潮中，他自認為“只是個有些熱心的旁觀者”。
1940年，劉緒貽先生從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
本科畢業(yè)后，劉先生因女友周世英已在重慶工作，于是放棄跟隨名師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會，來到重慶與女友結婚，并在國民政府行政院經(jīng)濟部、社會部等部門供職。約在1941年下半年，社會部兩位青年因有參加共產(chǎn)黨之嫌疑被捕，部長谷正綱遂強令凡在社會部工作者必須加入國民黨。當時在社會部勞工福利科工作的劉先生不愿參加任何黨派，但為了生計，無奈被迫參加國民黨，由上級代辦集體入黨手續(xù)，做了一個掛名黨員。在重慶工作期間，劉先生耳聞目睹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朽，曾憤然投書《大公報》揭發(fā)身邊貪污現(xiàn)象，并最終決心與國民黨官場徹底決裂，重返學術界。
劉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留學之初，已對國民黨深感失望，但對共產(chǎn)黨仍無了解。與先生同校學習俄語的美籍猶太人馬爾科姆·柏森（Malcolm Berson）在日常接觸中了解到先生思想狀況后，主動與先生接近，兩人成為好友。柏森曾在中國解放區(qū)從事救濟工作，同情共產(chǎn)黨，且漢語十分流利。1950年，劉先生在接受武漢媒體采訪時，曾回憶起這位外國同窗對他的影響：“他給了我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如《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之類的書看，此外，他還給了我《四大家族》（按：指陳伯達著《中國四大家族》）。從這些書里，我認識了四大家族的真面目和當時社會腐化的情形?？赐暌恍┟飨闹鳎也艜缘米x了幾十年書，在大學里還是專門研究的社會學，可是，對于中國究竟是怎么樣一個社會，始終都沒有弄清楚，經(jīng)過毛主席透徹的分析，我才恍然大悟，從這里我才找到了真理?！迸c柏森的交誼和對共產(chǎn)黨文獻的閱讀，成為劉先生思想轉變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他逐漸將中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希望寄托于當時唯一能與國民黨頡頏的中國共產(chǎn)黨，并一度打算必要時可以跟隨共產(chǎn)黨去打游擊。
珞珈山下的進步教授
1947年6月，34歲的劉先生獲得碩士學位后動身回國。因其家在武漢，且作為湖北省公費留學生有服務本省之義務，故于同年10月正式應聘為國立武漢大學法學院經(jīng)濟系副教授，教授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
對于武大，劉先生并不陌生。1936年，他在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生的同時，亦和周世英同時考取武大，但因經(jīng)濟拮據(jù)，只得選擇清華，與周世英暌隔兩地。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他曾在武大外文系短暫借讀。時過境遷，1947年秋的國內(nèi)局勢與武大內(nèi)部情形均已發(fā)生重大轉折。國內(nèi)方面，國民黨軍對山東、陜北的重點進攻被粉碎，解放軍開始局部反攻，國統(tǒng)區(qū)物價暴漲、人心浮動，群眾愛國民主運動此起彼伏。武大內(nèi)部則受1947年“六一慘案”刺激，左派勢力迅猛增強，中共地下黨在武大重建黨組織。劉先生因已傾向共產(chǎn)黨，在教學工作中開始盡可能地做一些有利于共產(chǎn)黨力量壯大的事情。如他摘譯芝加哥大學導師威廉·奧格本（William F. Ogburn）與人合著《社會學》一書中的內(nèi)容，作為武大社會學教材，利用該書的自由主義色彩，影射并批判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專制。同時，劉先生還將被毛澤東評價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著作《社會學大綱》列為學生必讀參考書。因先生講授內(nèi)容新鮮生動，頗受進步學生歡迎。
1948年，劉緒貽先生與夫人周世英、長女劉東、長子劉南在武漢
在教學工作獲得肯定后，劉先生又發(fā)奮寫作，1948年1月至1949年2月在《觀察》《益世報》《時與文》《世紀評論》《自由批判》《大學評論》等重要報刊上連續(xù)發(fā)表文章。其中，在極富影響力的自由知識分子同人刊物《觀察》（儲安平主編）上刊登的文章達13篇。這些文章從文化思想的深層次，剖析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專制統(tǒng)治的形成和延續(xù)，反映出了先生愈發(fā)鮮明的政治傾向。如先生1948年9月在上?！稌r與文》發(fā)表的《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論“民本”不是“民主”》，指出“民本”與“民主”的根本差異，呼吁群眾不要被“民本”迷惑，真正起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先生暮年曾回憶該文的寫作緣由：“當時，蔣介石搞小恩小惠，吹噓自己是在搞民主。我有兩個同事，都是老資格的教授，他們認為蔣介石是在搞民主，我就和他們爭論。后來我就寫了這篇文章，揭露蔣介石搞的是民本，不是民主。”這些文章中亦不乏辛辣直白之語。如劉先生1948年12月在《觀察》雜志發(fā)表的《狂瀾》一文，在評論國統(tǒng)區(qū)的達官貴人隨潰敗的國民黨軍形成一股南逃狂瀾時寫到：“他們從前既然腐化了東北各城市，使十三個精銳軍變成廢物，自然他們也會腐化上海、漢口、廣州、臺北等，使守衛(wèi)這些地方的精銳軍隊變成廢物?！?/p>
劉先生晚年坦言：“1948年我寫這些文章時，政治上早已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才能救中國，領導中國人民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使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愿意跟著共產(chǎn)黨走。但在學術思想上，我還遠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是較徹底的，而在中學、清華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所受的長期教育，則使我未能完全擺脫它對我的思想影響?！彼枷氲霓D變往往是很難迅速而徹底的，劉先生在教學和著述中努力追求進步，但還遺留著自由主義者的思想情結。解放戰(zhàn)爭時期，洶涌澎湃的學生運動對國民黨統(tǒng)治秩序造成了強烈沖擊，毛澤東1947年曾給予學生運動高度評價，譽其為同人民解放戰(zhàn)爭“第一條戰(zhàn)線”相配合的“第二條戰(zhàn)線”。1948年一二月間，武大學運激昂蓬勃，學生為抗議英警九龍暴行、聲援同濟大學“一·二九”事件等接連進行罷課斗爭。2月4日，劉先生與韓德培、陳華癸等8名教授鑒于“罷課一舉，幾乎有每周間歇發(fā)作的趨勢”，聯(lián)名發(fā)表告全體同學書，勸導學生珍惜求學機會，不可濫用自己的力量，并表示“我們承認罷課是青年學生對國家現(xiàn)狀煩悶不耐的結果，但卻不以為它對現(xiàn)狀一定能有積極改進的作用”。這一不合時宜的意見和當時的政治大潮有著明顯的隔閡。武大左派人士在1949年初的一份內(nèi)部材料中，曾這樣直截了當?shù)卦u價劉先生：“崇拜歐美民主，自由主義者，常在《觀察》上發(fā)表文章，儲安平的學生，讀書用心，虛心追求進步，對樊弘、吳晗印象很好，是比較進步人物?！保ò矗悍?、吳晗均為當時的知名進步學者。）劉先生亦新亦舊的思想特征，無疑是那個新舊轉型時代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思想世界的一個縮影。
“黎明前的覺醒與搏擊”
劉先生在教學和研究中的突出表現(xiàn)，不能不引起武漢地下黨的矚目。1948年暑假，劉先生的高中同學、武大機械系講師蔡心耜，邀約另外兩位在武大任教的高中校友，突然造訪劉先生居住的教員公共宿舍“半山廬”，請他一起打橋牌。蔡心耜等人雖與劉先生有校友、同事關系，但并不相識，彼此素無來往，劉先生對此牌局甚感蹊蹺。原來，蔡心耜1947年已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是當時武大教師中唯一的地下黨員。蔡心耜此行乃是奉組織之命，來與劉先生接觸，但蔡心耜并未當場向劉先生透露黨員身份，且事后約半年又未與劉先生進一步聯(lián)絡。直至1948年末、1949年初，武漢地下黨為抓緊推動迎接解放各項工作，蔡心耜方向劉先生亮明身份，并介紹他加入中共武漢地下市委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教育協(xié)會（簡稱“新教協(xié)”）。
劉緒貽先生曾居住的教員公共宿舍“半山廬”
1949年3月，新教協(xié)正式成立，下設教授支部、講師助教支部。其中，教授支部在解放前共發(fā)展會員13人，包括劉先生、唐長孺（史學系教授）、吳廷璆（史學系教授）、梁園東（史學系教授）、韓德培（法律系教授兼主任）、張培剛（經(jīng)濟系教授兼主任）、譚崇臺（經(jīng)濟系副教授）、陳家芷（經(jīng)濟系副教授）、劉滌源（經(jīng)濟系教授）、孫祥鐘（生物系教授）、張瑞瑾（土木系副教授）、曹紹濂（政治系教授）、石峻（哲學系副教授）。劉先生、吳廷璆、梁園東任支部委員，劉先生為支部書記。由此不難看出劉先生在武大進步教授中的威信與號召力。教授支部由蔡心耜領導，但武漢地下市委對該支部非常重視，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江浩然每周與蔡心耜來劉先生家一次，了解情況，指導學習并布置工作。
新教協(xié)教授支部圍繞武漢黎明將至的形勢，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例如，組織會員秘密學習黨的文件；舉辦各類討論會、報告會宣傳新民主主義；在各種場合支持進步學生開展活動；調(diào)查武大內(nèi)部人事、財產(chǎn)、物資等情況，為解放軍接管武大提前搜集信息；改組武大教授會；呼吁保存地方元氣，避免國民黨軍隊敗退前對武漢實施破壞等。
劉先生懷著對新中國的無限憧憬，全身心投入到地下斗爭中去?！秶⑽錆h大學1949年4月16日大事記》載：“法學院經(jīng)濟系各教授組織學術講演，于每星期六下午二時起講，本日為余長河先生講計劃經(jīng)濟?！睋?jù)劉先生回憶，這類公開名義為“計劃經(jīng)濟”的演講，實際內(nèi)容是就新民主主義經(jīng)濟等各方面問題進行介紹，報告人包括劉先生本人、張培剛、余長河等。這類新穎的學術報告吸引不少聽眾，同時也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注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一份國民黨對武大監(jiān)視調(diào)查的材料中污蔑地寫到：“武大教授頗多投機者，近將有不少教授被動地作關于‘新民主主義’之講演。”這亦從反面佐證了劉先生等人宣傳新民主主義的影響力。許多歷史親歷者，仍然對劉先生傳播革命思想記憶猶新。時任武大礦冶系教授兼主任的黃培云，對共產(chǎn)黨理論并不了解，因與劉先生交往才開始接觸新思想，黃培云晚年回憶：“大家都說新民主主義思想和舊民主主義思想是有區(qū)別的，我那時出于好奇心——究竟有什么區(qū)別啊——很納悶，問別人，別人也說不知道。好像看起來人家都知道，但就是不說。那時，在‘少壯派’教師里有一個叫劉緒貽的，教社會學，我認為他可能知道多一些，就問他。當時在場有很多人，他說等會兒再說。等人都走了，他跟我說，你別問了，讓國民黨特務知道了，要掉腦袋的。我大吃一驚，他說，你別做聲，我回去給你找點東西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果然，他在沒人的時候，給我?guī)硪粋€小冊子——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他說，你千萬別讓人看見，沒人的時候你看看，你就知道新民主主義和舊民主主義的區(qū)別了，新民主主義比舊民主主義好?！蔽錆h大學歷史學院已故教授薛國中1949年春尚是武昌實驗中學的學生，該校進步青年舉辦秘密小型座談會，邀請劉先生講述革命道理與當前形勢，這次座談會給平生第一次聽大學教授講課的薛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撰文回憶：“先生當年的音容笑貌，猶在眼前；對我們革命思想的開導，終生難忘?！?/p>
劉先生積極支持武大進步學生舉辦的各種活動，對他們產(chǎn)生很大鼓舞作用。1949年2月，武大地下黨給學生黨員周克士布置刻印《新民主主義論》的任務，周克士經(jīng)劉先生協(xié)助，到武大印刷廠免費印刷，書印好后，劉先生又為周克士提供法學院一間空教室供其秘密暫存。周克士對劉先生極為尊敬，稱劉先生是“抗戰(zhàn)勝利后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一批年輕教授中支持學生運動最積極的一個”。
劉先生曾于1948年11月當選武大教授會干事會干事。1949年三四月間，武漢地下黨為通過合法、公開渠道貫徹各項工作意圖，發(fā)動新教協(xié)教授支部改組武大教授會，劉先生競選成為教授會主席。劉先生任教授會主席期間的活動，在原始檔案中留下了兩條彌足珍貴的記錄。
《國立武漢大學1949年4月23日大事記》載：“校長、訓導長、教授會主席因公與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政委會等處接洽。”這一天，正是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歷史性時刻，盤踞武漢的白崇禧集團亦呈日落西山之勢，劉先生以教授會主席身份，與校長周鯁生、訓導長朱萃濬赴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政委會等處接洽。大事記雖未寫明接洽的具體內(nèi)情，但解放前夕，武大校方因錢糧緊張，為維持正常教學秩序，不得不頻繁和武漢當局溝通，劉先生等人當天接洽的目的或與此有關。
為爭取完整接管武漢，防止國民黨軍崩潰前對武漢進行大肆破壞，武漢地下市委于4月19日通過《為保護城市渡過青黃不接進入接管而斗爭》的報告，提出要通過上層團體出面，“在保存地方元氣，要活命、要生存、要安全的口號下，各階層上下一致，團結應變，制止遷移、破壞、混亂，保護公私產(chǎn)業(yè)”。鑒于武大教授會的社會威望，江浩然要求劉先生按照地下市委精神開展活動。5月6日，劉先生在得到校方支持后，以教授會名義起草、印發(fā)了一份《為爭取武漢安定保護地方元氣告各界人士書》。迄今為止，這份關于武漢解放的重要紅色文獻仍未被披露，茲將原文迻錄如下：
大局日緊，華中經(jīng)濟文化重心的武漢三鎮(zhèn)，已經(jīng)逼臨戰(zhàn)火。在抗戰(zhàn)期間，武漢的各種建設，曾經(jīng)蒙受重大的損失。至今瘡痍未復，到處殘破。尤其最近幣制紊亂，捐稅重重，民生疾苦，不可終日。如再遭兵燹，則前途更不堪想象。衡情度勢，今日的武漢，實在是不能再受戰(zhàn)爭的破壞了。
我們回溯武漢的歷史：在政治上，它是辛亥首義之區(qū)；在經(jīng)濟上，它是中國新工業(yè)的誕生之地；在文化上，它又開新學之先河。這幾十年來，不知經(jīng)過多少實業(yè)界文化界先進人士的努力，也不知經(jīng)過多少氣度恢宏的地方當政者的辛勤培育，歷經(jīng)憂患，以有今日。我們認為具有這樣歷史的重鎮(zhèn)，不論站在哪一個立場，都應該加以愛護。何況戰(zhàn)爭終有已時，一旦戰(zhàn)事告終，建設工作即必須開始。我們?yōu)榈胤降那巴局?，也應當為它留下將來復興的基礎。武漢三鎮(zhèn)，綰轂華中，物質建設如各種交通工礦事業(yè)，文化建設如武漢大學及其它文教機關，皆粗具規(guī)模。只要不加破壞，將來不僅可發(fā)揚光大，且可對全國的復興，有積極的貢獻。在我們同仁之中，先后也曾有不少人，對于武漢的建設工作，盡其涓滴之助。締造維艱，知之彌切。正因如此，所以我們對于地方各種事業(yè)以及人民生命財產(chǎn)的愛護，也和地方的父老人士們，同樣具有迫切的心情。目前事機危急，禍福之分，決于俄頃。我們本著與地方首長和社會人士共憂患的精神，特發(fā)出下面的緊急呼吁：
一、爭取武漢地方的和平秩序。
二、保護地方元氣。
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chǎn)。
四、保護文化教育事業(yè)。
深望凡關切武漢前途的人們，大家從遠處著想，站在同一立場，為保護華中經(jīng)濟文化重心的武漢而努力。
劉先生起草的這份告各界人士書，從武漢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從武漢長遠建設發(fā)展著眼，道出了武漢進步知識分子的集體心聲，情真意切，富有感染力。該文在武漢全市散發(fā)，并被重慶《大公報》、上海《申報》等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媒體報道，為華中重鎮(zhèn)武漢較安全、完整地保存下來迎來解放，發(fā)揮了一定歷史作用。
武大學生高舉?；諔c祝解放
5月17日，武昌解放，武大師生歡欣鼓舞，熱烈歡迎解放軍。多年以后，黃培云夫人趙新那依舊難忘那天的場景：“我記得我跟著劉緒貽教授一同趕到武漢大學大門牌樓前去迎接將要經(jīng)過這里的解放軍。劉先生穿著筆挺的西裝，隆重地去歡迎解放軍，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見到解放軍。”6月10日，解放軍接管武大，武大校內(nèi)各團體推選劉先生擔任協(xié)助接管委員會主席。8月25日，武大校務委員會舉行成立典禮，成為全校最高領導機構，劉先生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委員兼代理秘書長。因武大教師中僅有一名黨員，軍代表還建議將劉先生作為發(fā)展對象培養(yǎng)。這無不體現(xiàn)了黨組織對劉先生地下斗爭經(jīng)歷和個人政治品質的高度認可。
劉先生是“后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青年時期受到追求民主、科學的啟蒙主義精神洗禮，后來又在黑暗現(xiàn)實的刺激和進步思潮的影響下，選擇了信仰中國共產(chǎn)黨。1949年時代轉折之際，劉先生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竭心盡力為迎接新中國貢獻自己的才智和力量，這段光榮的革命經(jīng)歷值得被歷史書寫、被后人銘記。
（附記：本文初稿完成后，蒙劉緒貽先生哲嗣劉南、劉西、劉末三位先生撥冗審閱，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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