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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洋場娛樂圈:現代性視角下的女性歷史書寫

娼妓,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總是在公眾輿論中或隱或現地流傳著。20世紀的上海,娼妓與娛樂、媒體、錢財、文人墨客乃至政治國運交織纏繞,呈現在歷史鏡像中,正可謂“十里洋場煙花地,風云際會上海灘”。

娼妓,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總是在公眾輿論中或隱或現地流傳著。20世紀的上海,娼妓與娛樂、媒體、錢財、文人墨客乃至政治國運交織纏繞,呈現在歷史鏡像中,正可謂“十里洋場煙花地,風云際會上海灘”。近年來,娼妓偶爾作為主角登上影視熒屏進入公眾視野,如1995年李少紅導演的《紅粉》和2011年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改革開放以后,國內外學界對女性以及底層群體的重視,使得娼妓問題備受關注,賀蕭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下文簡稱《危險的愉悅》)即是這種關注的產物。

賀蕭(Gail Hershatter)是西方中國婦女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同時她也見證了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從無到有、從邊緣到主流的發(fā)展過程?!段kU的愉悅》是她傾多年精力對上海娼妓問題進行的歷史重構,該著作最大的特點在于打破了“底層群體不能說話”的不可知論,受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后結構主義等影響,運用“聲音考古”的方法,為讀者呈現了20世紀上海娼妓問題的多重面向。書中內容有愉悅,有危險,有女性身體,也有民族國家。

誰在愉悅?危險何在?

無論是在1840年以前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妓女靠取悅男性而獲取謀生的資源,往往被視為掌握權力的男性的“玩物”“消遣的對象”“應酬的附屬”。娼妓業(yè)是男人主宰的女人圈子,是封建男權社會的產物,甚至有人認為它是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下沒有愛情基礎的包辦婚姻的補充。對男性而言,妓院不僅是提供性服務的場所,更是社交場所,“上海妓院,乍看是供人玩樂的地方,實際上卻做著嚴肅的事情:妓院是造就和展示都市男子氣概的重要場所”。(P138)

俗話說,三個女人一臺戲,妓院向來是非多,這包括主客之間的錢財糾紛、男女之間的感情糾葛、女人之間的花招伎倆等等,如此種種都成為通俗小報博人眼球的素材。妓院里影影綽綽的奇聞逸事經書畫報紙傳播開來,很快便成為上海都市生活茶余飯后的談資乃至笑料。娼妓穿梭于上海的巷道,如同演員活躍于十里洋場大舞臺,她們用身體和生命演繹著一幕幕悲喜劇供大眾消遣,儼然一個百年前的都市社會娛樂圈。

愉悅并不是關于上海娼妓業(yè)的公眾輿論的全部,與其相伴的還有傾財喪命的危險,即在妓院有限的場域空間內,妓女群體長久以來形成的潛規(guī)則、花招與伎倆施加于男人所產生的危險。如書中所言“指南書和小報將高等妓院刻畫為一個難以捉摸的陰險場所……危險在于他可能會當著其他朋友的面出洋相”,(P138)也會“折損錢財或丟掉自尊”,更有甚者會沉迷煙花而喪命。這種危險可視為私域的小范圍的個體性危險。書中強調的是人口買賣、違法犯罪、感染性病等更大范圍的社會性危險。這種社會性危險又成為20世紀中國社會危機宏大敘事中的表征。

全書貫穿著作者的審慎反思,即妓女本身是受害者還是施害者,其行為是被迫的還是自愿的,以及身份界定者的立場、意圖。在人口買賣的敘事中妓女是受害者,所謂的危險并非來自妓女本身,而是來自人口買賣造成的家庭悲劇與社會危害。婦女買賣是上海娼門妓女、人口販子以及家庭國家的交匯點,女性墮落入娼門被視為“一種與家庭紐帶的斷裂,婦女是作為被分裂出的犧牲品”。(P222)另一方面,妓女又被視為危險的制造者,法律和秩序的破壞者?!霸谏婕斑`反街頭拉客的條規(guī)或以色相為誘餌從事欺騙或搶劫的記錄中,她們又被描述為危險的作案者。”(P245)關于性病的問題,妓女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同時又是施害者。

“妓院之所以是個危險的地方,正因為那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沒有受到正常的社會約束?!保≒265)作為近代早期開埠的通商口岸和租界,上海舊有的社會秩序已被破壞,租界的工部局出于公共衛(wèi)生和歐洲人的健康,試圖對娼妓業(yè)加以管制,但結果并不盡如人意,危險依舊存在。

娼妓改造的邏輯與路徑

面對娼妓的危險,租界工部局通過發(fā)放營業(yè)執(zhí)照、工作照牌、定期體檢等方法加以管理控制,國民黨政府幾乎繼承了此種方法,發(fā)起新生活運動“試圖把自己的管轄范圍擴大到家庭”,(P359)但是由于各方立場、理念不同,加之各部門協調不力、方法不系統、資金有限等因素,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娼妓問題。書中認為相比20世紀20年代的禁娼運動,“50年代的改革者們則成功了”。(P382)

中國共產黨人一向主張廢娼,早在五四時期,李大釗就在《每周評論》第十九號發(fā)文表示,“廢娼運動,是現代社會運動的一種”。至于為何廢娼?如何廢娼?李大釗以為“為尊重人道”、“為尊重戀愛生活”、“為尊重公共衛(wèi)生”、“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為保持社會上婦女的地位”不可不廢娼;根本解決娼妓問題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后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

五四以后,娼妓問題不再限于婦女解放層面加以討論,而是被納入到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范疇,廢娼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題中之意,妓女作為需要被解救的被壓迫階級出現在國家革命敘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話語體系中,妓女被視為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底層人民群眾,妓女與工農群眾一樣需要被宣傳動員加入社會革命運動,從而擔當起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歷史的主體角色。娼妓業(yè)是封建社會的糟粕與殘余,沒有娼妓成為新社會井然有序的標識,正如何其芳散文詩《我歌唱延安》中的贊譽:“這里沒有失學或者失業(yè)的現象,沒有乞丐,沒有妓女?!?/p>

新中國的娼妓改造中隱含著拯救、解放的話語邏輯:“從帝國主義那里得到拯救,創(chuàng)造新的婦女,從過去那可恥的歷史中得到解放,就像中國從其自身的民族恥辱中解放出來一樣?!保≒360)書中第十二章描述了1951-1958年間上海市政府改造娼妓業(yè)的路徑:一是醫(yī)治性病和其他疾病,二是開展識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培養(yǎng)勞動習慣和技能。

新中國的廢娼運動是成功的,它不僅改造娼妓行業(yè),更注重人的改造?!霸谡賳T們看來,這一整套計劃之所以成功,關鍵就在于更加深入的思想干預工作”。(P360)中國共產黨通過階級界定-訴苦認同-識字勞動-回歸家庭,為妓女無處安放的身體與靈魂在新社會找到了居所,使其從社會秩序的危害者轉變?yōu)樾律鐣囊粏T。國家話語與階級立場下,各級政府的高度統一和協調,民眾的廣泛認同與支持,形成權力與人民相連接的日常監(jiān)督網,如“人民戰(zhàn)爭”再現。以上這些是殖民者的工部局以及國民黨政府無法企及的。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家體制的變革,娼妓問題再現,關于娼妓問題的討論也漸趨多元化。

現代性視角下的女性身體

現代性是指啟蒙時代以來的“新的”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一種持續(xù)進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轉的發(fā)展的時間觀念。現代性推進民族國家的歷史實踐,并且形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法的觀念,建立高效率的社會組織機制,創(chuàng)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為核心的價值理念?,F代性是賀蕭討論的關鍵詞,她試圖尋找娼妓問題以及相關書寫中隱含的現代性。

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身體尤其是女性的身體大多與社會捆綁,被賦予超越其本身的內涵和意義。近年來,學界常常通過女性身體來探討其嵌入的社會?!段kU的愉悅》通過娼妓這一底層群體映射出20世紀中國社會的復雜樣態(tài)與更迭變遷。書中妓女作為婦女的另類,牽扯著女性本身的欲望、健康、謀生、情感與價值,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等家庭關系,與嫖客、鴇母、優(yōu)伶、車夫、其他妓女的從業(yè)關系,以及社會性別、公共衛(wèi)生、階級壓迫、民族解放、社會主義等現代性話語。

書中第四部分論及20世紀上半葉改革者、管理者、革命者對娼妓問題的干涉,更加突顯出娼妓問題中的現代性。“在改革者的文字中,社會性別、現代性和國家三者相連相扣”。(P291)改革者的評論認為,娼妓問題危及家庭健康、精神健康、社會健康、國家健康,將娼妓與帝國主義入侵、農村危機相聯系,將娼妓與性墮落、民族恥辱相聯系。在改革者話語中,娼妓問題既是婦女地位低下的例證,又是中國積貧積弱的集中體現。因此,“一批又一批的中國社會活動家都把禁娼作為使中國現代化和提高中國婦女地位計劃的一部分”。(P322)作為管理者的租界工部局、國民黨政府同樣以現代社會的道德、政治、社會標尺來管制和整改娼妓業(yè)。

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娼妓問題的討論充斥著現代性術語。一方面,娼妓被界定為封建殘余、殖民后果、民族恥辱,成為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障礙。改造中國社會,探索國家出路走向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化抑或是俄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都不可避免地要解決娼妓問題。另一方面,現代性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妓女群體。近代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推動著包括妓女在內的女性的覺醒,妓女也會被感召并融入民族解放的革命潮流。清末民初,妓女成立“青樓進化團”等組織,提倡國貨、抵制洋貨,改掉穿國旗圖案長褲的時髦,甚至集資辦學,提倡女子教育。新中國成立后,政府依然把“娼妓制度看成一種社會痼疾”,認為“消滅娼妓業(yè)象征中國變成了一個強大、健康、現代的國家”,(P360)并將禁娼納入樹社會主義新風、塑社會主義新人的國家運動中來。

20世紀,現代化成為全球發(fā)展的趨勢,亦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現代化敘事成為史學研究的主流范式。如學術此背景下,賀蕭將女性身體置于現代性的宏大幕布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娼妓問題的全新視角,描述了娼妓以身體為媒介謀生的行業(yè)規(guī)則,還演繹出女性身體以外的更多的社會百態(tài)與時代映像。

《危險的愉悅》不僅呈現了娼妓業(yè)的衰變存廢,還揭示了現有文本書寫背后的知識生產與話語形成。一改《天津工人1900-1949》(1986)、《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2011)中運用口述資料的方法,嘗試透過他者認知、記憶重構娼妓的歷史故事。這種突破線性梳理,在歷史關聯中還原歷史的書寫方式,為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國底層群體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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