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市史學：“美國夢”的定量分析

四百年前，“五月花”號載著英國清教徒來到新大陸時，美國還是子虛烏有，但“美國夢”已經萌芽。這些歐洲的“l(fā)oser”堅信：此地機會均等，只要努力奮斗，人人皆可成功。時光流轉，“美國夢”的內涵不斷增添變化，這一基本精神卻始終不改。19世紀晚期的暢銷作家霍雷肖·阿爾杰，在一百多部小說里反復講述窮小子逆襲成功的故事；20世紀的好萊塢電影，更是極盡渲染美國夢的輝煌燦爛，讓平等自由的神話傳遍四海，吸引著全世界的逐夢者前赴后繼。直到今天，眾多美國人仍然相信，一個人無論來自哪里，無論階級、種族和性別，只要足夠努力，就能實現自下而上的縱向流動。升職加薪、當上總經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峰，不是夢。

果真如此嗎？

近年來美國許多非虛構作品都在表達同一種看法：美國的社會階層正在固化，窮人逆襲上位只是黃粱一“夢”。但是絕大多數作品也反復強調，只要意志堅定，艱苦奮斗，普通人還是可以像《鄉(xiāng)下人的悲歌》作者J.D. 萬斯那樣，像奧巴馬夫人那樣，突破階層壁壘，實現遠大理想。

真相到底如何？機會均等是否真正存在？大眾看到的逆襲者，只是幸存者偏差嗎？為了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五十年前榮獲班克羅夫特獎的《其他波士頓人》已經做出了有益的嘗試。歷史學家斯蒂芬·塞恩斯托姆收集大量數據，對1880-1970年間大都市波士頓的移民和社會流動模式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徹底的觀察分析。

《其他波士頓人》

在《其他波士頓人》（1973）當中，塞恩斯托姆教授深化了自己最初于《貧窮與進步》（1964）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通過人口普查檔案手抄本、城市名錄、結婚申請表、稅收記錄等追蹤普通波士頓人的職業(yè)軌跡、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及遷移動態(tài)，進而尋找波士頓人口增長的來源，判斷此地職業(yè)流動性的大小，追問階層是否固化，不同家庭背景、種族與信仰的移民是否遭遇各異，九十年當中波士頓的移民模式與社會流動是否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最后，是否存在著一種大致相同的全國模式。簡言之，塞恩斯托姆要以波士頓為例，對“美國夢”的基本精神——機會均等——做一次定量分析。

以計量方法為基礎，全面探究寂寂無名的普通大眾的生活史，正是塞恩斯托姆對美國歷史學研究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在此之前，相關問題一直沒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過去與當下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到底怎樣，又如何變化，完全建立在推測之上。塞恩斯托姆認為，這些問題之所以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是因為它們處于學科交叉地帶，對歷史學家來說過于社會學，對社會學家來說又太偏歷史學。傳統的歷史研究忽視黑人、工人階級、婦女、少數族裔等群體，既往的城市發(fā)展研究也都傾向于關注官方制度與精英行為；而社會學家雖然關心上述問題，注意力卻只集中于當下，研究缺乏歷史深度。塞恩斯托姆拋開學科偏見，聚焦于傳統史學忽視的“沉默的大多數”，借助豐富的檔案資料和先進的計算機統計方法，以大約八千名普通波士頓男性的數據為樣本，對上述問題一一分析，開啟了以計量方法研究城市的熱潮，自《其他波士頓人》之后，一批類似研究成果相繼問世，為更全面、更系統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在今天的歷史學者看來，這種計量分析方法只是眾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種，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塞恩斯托姆的研究模式為傳統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方法，它的可操作性吸引了許多年輕歷史學者投入其中。更重要之處在于，它打開了“從下往上”看待歷史的新方向，“新左派”歷史學家可以用這種方式揭示出從前被大歷史遮蔽的底層經歷。因此，塞恩斯托姆被認為是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新都市史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

那么，《其他波士頓人》到底發(fā)現了什么呢？

首先，數據表明：美國社會在九十年里經歷了一系列劇烈的變化，但職業(yè)流動模式卻一直很穩(wěn)定。九十年間，波士頓處于職業(yè)階梯較低層的人向上的流動性一直很大。從初入職場到退休之前，平均約一半的體力勞動者得到了屬于不同職業(yè)層次的“更好”的工作，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從藍領躍升為白領；與此同時，底層的上升并不意味著階梯上一層者的下降。數據表明，白領變成工人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是體力勞動者升遷到白領職位的一半。對此，塞恩斯托姆不禁評論道：“波士頓的流動性似乎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對普通工人來說，當上總經理、出任CEO的可能性不大，但升職加薪、改善生活條件顯然相當普遍。如果你認為美國夢就是每個窮人都能變成百萬富翁，那么美國夢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你懷疑一百年前美國的社會階層已經固化，那么大可放心，至少在1970年之前，窮人在這里的確有大把機會翻身。

斯蒂芬·塞恩斯托姆和他的太太

接下來，塞恩斯托姆深入考察了影響機會均等的其他幾個重要因素：家庭出身、移民與土著、宗教信仰、種族。結果仍然很有意思：九十年里，波士頓的職業(yè)代際流動變化很小，子承父業(yè)式的代際黏性確實存在，但一定范圍內的向上流動仍然很可觀，許多工人的兒子還是繼續(xù)做工人，但他們也很容易得到較低等級的白領工作。換言之，窮人的孩子翻身機會多，不過職業(yè)天花板也很明顯。外來移民最初大量涌入職業(yè)階梯的底層，但很快就能得到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水，移民第二代的職業(yè)前景，更是與本地人第二代差別不大。

至于宗教信仰的作用，本書研究似乎驗證了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基本觀點：新教倫理促進了新教教徒在資本主義市場上的成功，而天主教信仰抑制了其信徒的世俗欲望。數據表明，在十九世紀末波士頓移民中占據多數的愛爾蘭人，盡管已經取得當地的政治主導權，向上的職業(yè)流動卻一直遠遠低于信仰猶太教和新教的其他移民群體。但塞恩斯托姆并未將這一結果簡單歸因于宗教信仰，而是綜合教育、出身、文化背景等多種因素展開分析，顯示了歷史學家應有的審慎客觀。

今日美國最敏感的種族問題，也是本書研究的一個重點。塞恩斯托姆發(fā)現，解放黑奴之后的七十五年，波士頓黑人仍然處于社會階梯的底層，直到1940年，仍有七分之六的黑人從事體力工作。此后黑人的向上職業(yè)流動雖然大幅增加，但收入水平卻與白人相差甚遠。種族歧視嚴重破壞了黑人所能享有的機會均等，盡管情況在好轉，但塞恩斯托姆當時就預言：未來阻礙黑人經濟進步的主要因素很可能來自歧視。如果美國夢確實存在，那么它最脆弱的部分就在這里。

一個大城市個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國？波士頓的數據故事，是否契合其他城市的發(fā)展歷程？對答案的追尋盡在書中，如果讀者能克服大量表格的障礙，跟隨作者的思路層層推理，尋找的過程和最終的發(fā)現都將是一種享受。

在本書出版近五十年之后，我們所處的世界仍與書中存在諸多相似的問題，這種遙相呼應，正是優(yōu)秀歷史著作的魅力。五十年后，美國的機會均等是否依然故我？加速城市化的中國，社會流動性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如果歷史學家能對中國城市做一番類似的考察，恐怕會有更有意思的發(fā)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