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代最為鼎盛的時期，大家可能會不約而同地想起乾隆帝。這位實際掌權63年的君主，在諸多方面的建樹都富于開創(chuàng)性。乾隆帝治下的清王朝，國家政治機構運行高效，經(jīng)濟歲入常年盈余，軍事上成就“十全武功”，文化上編修《四庫全書》，民族政策處理得當，保證了清王朝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但不得不說，乾隆帝也有其保守的一面，主要表現(xiàn)在他對“滿洲舊俗”的繼承、強化與執(zhí)著。在諸多的傳世騎射圖像中，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乾隆帝“國語騎射”的技藝，這為保存“滿洲舊俗”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
美國華裔學者張勉治在《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tǒng)治的建構（1680-1785）》一書中，提出了“民族王朝”（ethno-dynastic）的概念，著重談到乾隆帝對于保持滿洲風俗和武備活力的不斷嘗試。他將乾隆帝的“南巡”與“西師”進行了聯(lián)系，提出了“南巡中這些支持和夸耀八旗武力的努力，證實了清廷執(zhí)著于民族王朝統(tǒng)治的信條”的觀點。當我們翻看《清高宗實錄》和瀏覽眾多存世的畫像時，乾隆帝這種維系“滿洲舊俗”的意識值得關注。
務令勤學騎射——乾隆帝的憂心
清入關前，皇太極就在論述滿洲服飾時說“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宰割而后食，與尚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fā)此言實為子孫萬世計也”，清楚地表達了保持舊俗的重要性和自己的憂心。入關后，以“國語騎射”為代表的滿洲舊俗被順治、康熙、雍正三位帝王一再重申。到乾隆帝御宇時，距離滿洲入關已近百年。隨著滿漢融合日深，滿人已經(jīng)逐漸改變了本民族固有的某些生活方式。一些八旗及滿洲官員墮于騎射，連行政手法上也趨于漢制，尤其是滿洲大臣的辦事效率逐漸拘泥于陳規(guī)，事事強調程式和手續(xù)的做法引得乾隆帝大為不滿。乾隆帝對此曾表示出自己的擔心，“若旗務照此辦理，將來必漸染漢習，而滿洲舊時淳樸之風，漸致淹沒，徒增事款，頭緒紛繁……夫為國家者，譬之造器，樸素渾堅，外雖無文而用之經(jīng)久。若雕飾精巧，雖玩之華美而易于隳壞。滿洲舊時風俗甚善，今但當儀式先民，敦崇樸實”。乾隆帝認為保持滿洲民風的樸素渾堅，可用之經(jīng)久，萬世不易滿洲風俗是保障行政高效，甚至是保障萬世滿洲天下的重要先決條件。
即位不久的乾隆帝就在上諭中強調滿洲風俗的重要性。他諭命總理事務王大臣曰：“我朝滿洲風俗，樸實忠誠，其尊君親上，守法奉公，皆出乎天性，無一毫勉強。至于一切號令，馬上指麾，頃刻而定。該管官長之言，屬下無敢違越，不待三令五申之繁也。”上諭強調了滿洲紀律嚴謹、武備優(yōu)良的特性，在言語中充溢著自豪之情，馬上天子的形象也躍然紙上。乾隆六年，他發(fā)布了《命八旗滿洲勤習騎射諭》，提出了保持“國語騎射”的重要性，不僅可以增強體魄，“筋骨強壯，疾病自少”，甚至將其上升到國本的地位。在這份諭旨中，乾隆帝著重指出當下許多八旗子弟好逸惡勞，使得自身騎射技藝荒廢。因此，他要求八旗官員切實督查，使八旗將士勤于騎射訓練:
“近見滿洲人等并不以騎射為要,惟貪圖安逸。畏服勞苦即本身所用軍器、鞍轡、撒袋等物，亦不知整頓。惟用意于浮華虛文，服飾衣物而已……蓋滿洲技藝莫要于騎射……近來兵丁，既不肯服習勞苦，該管大臣等亦復怠忽從事。當演習時又不親赴騎射處所，間或輪流一人前往，亦不過令射箭一二枝輒散塞責而已，從未聞分別優(yōu)劣，以獎勵訓誡之者。夫上行下效，大臣等如此，官弁何所觀型，兵丁何以造就？著八旗都統(tǒng)、前鋒、統(tǒng)領、護軍統(tǒng)領曉諭屬下章京等嗣后各將該管兵丁嚴加督課，務令勤學騎射。該管大臣等親赴教場閱看，優(yōu)者獎之，劣者懲之。力挽流習，以期復我滿洲淳樸之風。俾各旗員子弟亦皆崇實習勞，倘有不加意訓導，不親赴騎射處所者，經(jīng)朕查出從嚴治罪，決不寬貸”。
這篇諭旨可以看作乾隆帝對于保持滿洲舊俗和國語騎射的總宣言。
大閱巡狩——身先士卒以為表率
除了頒布一系列上諭外，為保證滿洲國語騎射的能力，乾隆帝還身先士卒以視覺化的繪像起到表率作用，使自己“尚騎射，佑武功”的治國思想得到進一步彰顯。乾隆帝曾在談及巡狩對于滿洲風俗的保持和重要性時說道：
“（秋狝）原為滿洲舊習，皇祖在位六十余年中，每歲必出口行圍，實為教養(yǎng)滿洲至意。朕臨御以來，抑法成規(guī)，歲行秋狝……仰見皇考世宗憲皇帝，雖十三年未經(jīng)行圍，而圣心實欲訓練滿洲，人皆嫻于武事。朕每年秋幸木蘭，亦仰體皇考、效法皇祖之心，為教養(yǎng)滿洲之道也……伊等當體朕心，講求騎射，不可習于偷安，廢棄滿洲舊習，將此通諭八旗知之”。
除了在北方進行大閱與巡狩，乾隆帝還效法康熙帝進行了六次南巡。在記錄乾隆南巡的圖像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江蘇、浙江等南方地區(qū)多以騎馬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乾隆帝認為巡狩是本朝家法、關乎滿洲風俗人心甚大，明確地強調巡狩是效仿圣祖康熙帝的做法，也同樣是滿洲保持軍備的關鍵。流傳于世的諸多騎射圖像使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乾隆帝對于騎射的重視。乾隆帝的騎射圖像從其即位之初就已出現(xiàn)，在他執(zhí)政的前三十年里達到高峰。這一時期的乾隆帝正處于青壯年時期，體態(tài)輕盈，神態(tài)英武。這些圖像又可細分為騎馬像、騎射像、擊虎、射熊像等，有著不同的寓意與內涵。
其一，《乾隆大閱圖》。左側這幅大閱圖像展現(xiàn)了乾隆四年，乾隆帝親臨南苑檢閱八旗軍的隊列及各種兵器、火器的操練活動。右側圖像為乾隆二十三年所繪，其內容同樣描述了乾隆帝南苑閱兵時乾隆帝的英武之姿。八旗軍隊在此時期正開疆拓土于西北，乾隆帝意氣風發(fā)，耀武于人，以示四方。
兩幅《乾隆大閱圖》均藏于故宮博物院
其二，《乾隆南巡圖》。在清代宮廷畫家徐揚所繪制的《乾隆南巡圖》中，乾隆帝在江南多以騎馬圖像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其身后往往跟隨著眾多身著黃馬褂、騎馬持弓、頭戴花翎的侍衛(wèi)。整個南巡隊伍，近萬旗人隨行，行進隊伍浩浩蕩蕩，不僅體現(xiàn)了滿洲旗人嫻于騎射的技藝，而且是對行軍的一種演練。
《駐蹕姑蘇》是《乾隆南巡圖》十二幅組圖中的第六幅中的節(jié)選，描繪了乾隆帝進入蘇州胥門時的情景。剛剛棄舟登岸的乾隆帝不顧勞頓，不坐肩輿，而是選擇騎馬入城。這種向天下、特別是江南士紳展現(xiàn)其“馬上天子”的意圖一覽無余。與之相較，《康熙南巡圖》則側重選取了康熙帝抵達蘇州閶門的場景，而康熙帝本人則端坐于御舟之中。
《駐蹕姑蘇》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康熙南巡圖·無錫至蘇州》藏于故宮博物院
《駐蹕杭州》畫像是《乾隆南巡圖》十二幅組圖中第八幅中的節(jié)選，表現(xiàn)了乾隆帝騎馬于蘇堤之上，奔馳行進的場面。其內涵也同駐蹕姑蘇大致相同。雖然蘇堤較為狹窄，但是在江南地方，只要能夠騎馬之時，都是乾隆帝展現(xiàn)其滿洲意識的好時機，特別是在蘇州、杭州這些江南人文薈萃之地。
《駐蹕杭州》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順河集離舟登陸》畫像現(xiàn)是《乾隆南巡圖》十二幅組圖中第十一幅中的節(jié)選，展現(xiàn)了乾隆帝騎馬于順河集騎馬行進的場面。雖然順河集離舟登陸題材在整個《乾隆南巡圖》中并不是重要的內容，但它體現(xiàn)了乾隆帝離舟騎馬的那種喜悅心情。通過乾隆御制詩，我們也可以體會到乾隆帝的心境，詩言“浙吳兩月熟舟行，登陸剛欣得快晴。畢竟北人還愛馬，不教南國久牽情。卻看樹色村前暗，尚見湖光堤畔明。每伴綠蔭還駐轡，平疇過雨閱新耕”。一句“畢竟北人還愛馬”道出了乾隆帝的內心感嘆，及馬上天子的自我認同與意識。
《順河集離舟登陸》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其三，《馬術圖》。這幅圖像表現(xiàn)了乾隆十九年，準噶爾部阿睦爾撒納投降歸順清朝后，乾隆帝邀其一同觀看馬術的場面。乾隆帝騎馬，昂首挺立于八旗軍隊之前，觀看馬術表演，體現(xiàn)了勝利者的心態(tài)和向臣服者炫耀武力的想法。
《馬術圖》藏于故宮博物院
其四，騎射像。乾隆帝自幼學習騎射。康熙帝第二十一子郡王允禧可以說是乾隆帝的老師。雍正繼位后，亦多命滿洲大臣教授弘歷騎射技藝，遂使乾隆帝個人的騎射功夫十分精湛。昭梿在《嘯亭雜錄》中有一段《西苑門習射》的記載，他寫到“己巳秋，天氣肅爽，上乃習射門側，發(fā)二十矢，中者十九，侍從諸臣無不悅服。齊侍郎召南曾紀以詩，上賜和其韻，即命鐫諸壁上，以示武焉”。身為軍機章京的趙翼更是經(jīng)常親見乾隆帝善射，并將此記于《簷曝雜記·圣射》章節(jié)中，其載“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fā)輒中圓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見者。己巳歲十月，偶在大西門前射，九矢九中。錢東麓（汝誠）嘆為異事，作《圣射記》進呈。不知圣藝優(yōu)嫻，每射皆如此，不足為異也”。僅此兩例，就可見乾隆帝騎射技藝之精湛。在諸多乾隆帝射箭圖像中，無論是靜止還是運動，馬上或是馬下，水平持弓的姿勢有效保持了發(fā)箭的力度和準確性，也反映出乾隆帝自身騎射技藝的精湛。
《乾隆皇帝挾矢圖》軸、《乾隆皇帝落雁圖》軸、《乾隆皇帝弋鳧圖》軸，三幅作品藏于故宮博物院
《乾隆皇帝射狼圖》軸、《乾隆皇帝射獵圖》軸、《乾隆皇帝一箭雙鹿圖》軸，三幅作品藏于故宮博物院
其五，擊虎、射熊圖。康熙六十一年，年僅12歲的弘歷曾隨祖父康熙帝至木蘭圍獵，曾用鳥槍涉獵灰熊一頭。而虎更是乾隆帝木蘭秋狩所必得的獵物，故有記載“如聞有虎，以必得為期”。趙翼曾跟隨乾隆帝木蘭秋狩，記載了一場木蘭殺虎的場景：
“一日停圍，上賜宴蒙古諸王。方演劇，而蒙古兩王相耳語。上瞥見，趣問之，兩王奏云：‘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晝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狭⒚箻?，騎而出，侍衛(wèi)倉猝隨?；屓寺勚柴Y始及，探得虎窩僅兩小虎在。上命一侍衛(wèi)取以來，方舉手，小虎忽作勢，侍衛(wèi)稍陜輸，上立褫其翎頂。適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攫一虎挾入右腋。上大喜，即以所褫侍衛(wèi)翎頂予之。其時虎父已遠，惟虎母戀其子，猶在前山回顧?；屓吮M力追之，歷重巘，騰絕澗。上勒馬待，至日將酉始得虎歸”。
趙翼的描述生動地反映了乾隆帝的“勇武”，以及隨時率眾騎馬行軍的能動性，馬上天子的形象不斷在圖像與文字書寫間加深與切換。
《乾隆皇帝刺虎圖》軸、《乾隆皇帝殪熊圖》軸，兩幅作品藏于故宮博物院
乾隆帝對于旗人的要求
乾隆帝本人的態(tài)度和行為，對于滿洲風俗的維持與執(zhí)行起到了極大的引領作用。在身體力行之余，乾隆帝始終對滿洲王公大臣和八旗子弟保持國語騎射的能力極為重視，強調在八旗子弟的教育中“務念滿洲根本，勤習清語騎射”。若王公勛貴、大臣、侍衛(wèi)在日常行為中一旦出現(xiàn)耽于享樂、懈怠退化的現(xiàn)象，乾隆帝便會不厭其煩地通過諭旨給予申斥與懲戒，在繪像之外，通過文字傳達出他個人的關切。
一、對于宗室王公
在清初立國及入關征戰(zhàn)中，滿洲涌現(xiàn)出了大量能征善戰(zhàn)的宗室王公貴族，為滿洲定鼎燕京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保持宗室的尚武的風俗及勿忘根本的國策，按清制“諸皇子六歲以上，即就尚書房讀書。即皇孫、皇曾孫亦然。既選京堂、翰林以分課其讀，復派大學士、尚書數(shù)人，以總視其成，更簡滿洲蒙古大臣侍衛(wèi)等，以肄之國語騎射”。根據(jù)趙翼的記載，在每日未刻畢“則有滿洲師傅教皇子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武事安得不嫻熟？”正是在乾隆帝嚴格的督促下，皇子、皇孫騎射均有所成。一次在張三行營之中，乾隆帝命諸皇子、皇孫較射，“皇次孫綿恩方八歲，亦以小弓箭一發(fā)中的，再發(fā)再中”。這一事例很好體現(xiàn)了乾隆帝的騎射訓練在皇子、皇孫身上的傳承。
對于普通宗室，乾隆帝也要求他們進入宗室學堂學習，乾隆帝認為宗室子弟入學學習清語騎射，有利于保證他們的滿洲之風。但隨著國勢承平日久，宗室逐漸消磨了尚武精神，有些人不能說清語，騎射技藝也日漸荒廢，整日提籠架鳥于街市之間。其中較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宗室公爵寧僧額。他在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被乾隆帝召見之時只用漢語作答，而不會清語，被乾隆帝發(fā)現(xiàn)后，大為震怒，他認為這宗室被漢化而十分危險的信號，因此乾隆帝下諭要求宗室子弟勤學國語，以故根本：
“朕于尋常宗室，尚教以清語騎射，況王公子弟乎！因降旨命宗人府，查明伊等力能延師者，令其在家學習。無力者，令其入宗學學習。嗣后著管理宗人府王公，每季考試一次。每年四、十兩月，由宗人府奏請，簡派阿哥、王大臣等，將騎射清語，一并考試一次。如有不能清語者，在學則將管理宗人府王公教習治罪，在家則將其父兄治罪。將此通諭阿哥、王公宗室等，使知朕欲宗室不失滿洲舊俗，各宜用心習學。務使清語騎射精熟，斷勿任其生疎”。
更有甚者，一些宗室王公逐漸不愿騎馬出行，而是選擇朝廷禁止的轎子。乾隆帝也曾發(fā)布上諭嚴厲禁止此風，其言“再聞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轎，伊等不過間日上朝，自應練習騎馬，似此希圖安逸，亦屬非是。此關系我滿洲舊習，著力行禁止”。
二、對于滿洲大臣與侍衛(wèi)
乾隆帝對于滿洲大臣及其子弟也同樣要求保持國語騎射的滿洲舊俗。他認為八旗世職官員往往安于逸樂，遂致國語騎射日漸生疏，因此乾隆帝規(guī)定八旗世襲官員于清語騎射應隨時學習，在簡放人員時，由乾隆帝親自驗看。乾隆帝對八旗官員子弟也同樣做出了要求，他認為部分八旗大員之子不專務八旗淳樸舊俗，博取虛名，而且導致舞弊惡習，因此他諭令三品以上大員子弟及親兄弟子侄“必國語騎射皆有可觀，方準入場考試”。
侍衛(wèi)是最為親近皇帝的八旗將官，他們的國語騎射水平直接反映了整個八旗組織的技藝水平。然而，這些本應“敬慎威儀”的天子近臣卻隨著承平日久也逐漸安于享樂。乾隆帝認為“侍衛(wèi)以及散秩大臣等，竟不以清語騎射為務，凡遇進班齊集公所，終日聚談，謔浪笑傲，及至射箭之期，亦不過茍且塞責，或竟有托故不射者”。這種“危險的信號”被乾隆帝及時發(fā)覺，他強調侍衛(wèi)及散秩大臣皆為滿洲勛舊子孫身受國恩授為大臣，且侍衛(wèi)內宗室、覺羅甚多，均應追思滿洲先人創(chuàng)業(yè)之艱，自愛自重，勤于職業(yè)，發(fā)奮上進以故根本。乾隆帝曉諭各侍衛(wèi)務必“恪遵朕旨，務各勤習清語，演練騎射。倘有仍前不改者，經(jīng)朕查出，必嚴加治罪，并將該管大臣等一并議處，其共勉之”。
正是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乾隆帝還采取“圖繪紫光閣”的策略，共繪制280余幅畫像，涉及人物200余人，御題滿漢詩文，以文字和圖像復合方式記錄著八旗大臣和侍衛(wèi)“勇武”的一面，以鼓舞和警示眾人。其中，代表作如《阿玉錫持矛蕩寇圖》，主人公持矛躍馬于疆場的景象躍然畫卷之上；又如頭等侍衛(wèi)巴圖魯伊薩穆和二等侍衛(wèi)特古思巴圖魯塔尼布的繪像，二人頭戴三品藍寶石帽頂，佩單眼花翎，身掛腰刀，手銜弓箭，形象地展現(xiàn)出八旗侍衛(wèi)不忘舊俗，嫻于弓箭的形態(tài)。
終其一朝，乾隆帝反復強調、警示和嚴格糾正侍衛(wèi)的怠惰問題，所以在乾隆帝諸多涉獵及出行途中，我們都看到那些騎馬持弓的侍衛(wèi)形象不離乾隆帝左右，矯健的姿態(tài)可以說是乾隆帝個人緊繃神經(jīng)的反向作用。
三、對于八旗童生
對于八旗子弟追求科舉的做法，乾隆帝也頗不以為然，屢次要求八旗子弟務以學習國語，專精騎射為事。在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乾隆帝發(fā)布長篇上諭強調：
“本朝龍興，混一區(qū)宇，惟恃實行與武略耳，并未嘗恃虛文粉飾。而凡厥政務，悉吻合于古來圣帝明王之徽猷，并無稍有不及之處。觀此可知實行之勝于虛文矣。我滿洲人等純一篤實，忠孝廉節(jié)之行，豈不勝于漢人之文藝！蒙古之經(jīng)典！今若崇尚文藝，一概令其學習，勢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緒，恐武事既廢，文藝又未能通，徒成兩無所用之人耳”。
乾隆帝內心深為認同“期望八旗務令崇尚樸誠，勤修武備”的觀點。然而現(xiàn)實中，逐漸增多的八旗童生不守場規(guī)、甚至逃避考試的情況引起乾隆帝格外的關注，多次簡派大臣審查。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乾隆帝數(shù)還警示八旗童生清語騎射荒廢的現(xiàn)狀，其言“滿洲原以學習清語，專精騎射為要。近多借讀書為名，轉荒正業(yè)，所關甚重。著寄信清保，令其曉諭盛京人等，嗣后務念滿洲根本，勤習清語騎射，斷不可務虛名而舍正業(yè)。曉諭之后，復蹈故轍，朕必從重治罪，斷不姑容”。乾隆帝深恐八旗兵丁惟務虛文，不敦實行，“武事既廢，文藝又未能通。徒成一無用之人耳”。最使他感到憂慮的，就是滿人與漢人論同年行輩往來。乾隆帝認為這是放棄滿洲舊俗，以附求文人學士的做法，不但“并未造乎漢文堂奧，而反為漢人所竊笑也”，故而要求旗人今后“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jīng)發(fā)覺，決不寬貸，著通行曉諭部院八旗知之”。乾隆帝對于整個保持八旗系統(tǒng)保持國語騎射的舊俗可謂不遺余力，卻也展現(xiàn)出乾隆帝無法真正做到破除滿漢樊籬，相對保守的一面。
結語
從上文中，我們既可以感受到乾隆帝有著強烈的滿洲認同，又了解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于滿洲舊俗日漸漢化、八旗認同意識日益消退所產(chǎn)生的憂慮和深深的危機感。一方面，乾隆帝在位期間對于漢文化孜孜以求，他對詩文、書畫、文玩的興趣無不說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乾隆帝不僅以身作則竭力維護“國語騎射”，而且通過一系列舉措，特別是文字和圖像等手段不斷強化著滿洲舊俗和八旗自我認同，使之貫穿于旗人的日常生活與行為中。
縱觀歷史，不可否認，在清朝由盛入衰的過程中,乾隆帝不斷強調武備的思想有其積極意義，也對于維系國之根本和滿洲舊俗的“國語騎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否也正是因為他沒有也不敢徹底打破“滿漢樊籬”，固執(zhí)地將“滿漢一家”視為“表”、“首崇滿洲”視為“里”，過于強調滿洲武備，而沒有系統(tǒng)地提升包括綠營在內的全國軍事常備體系，最終導致清王朝的統(tǒng)治由盛而衰呢？又因他“緊繃的神經(jīng)”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引發(fā)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呢？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與探究。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