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內(nèi)禪”之謎

北宋宣和七年（1125）底，金軍“入寇”，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六年臨御”的宋徽宗匆遽“內(nèi)禪”，旋即于第二年，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日夜倉惶出逃，一時間，“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為《會編》，卷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23頁）徽宗“內(nèi)禪”及“南奔”，是兩宋之際政局演進的重要轉(zhuǎn)捩點，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甚至認為，徽宗“內(nèi)禪”是導致北宋王朝最終覆亡的關(guān)鍵因素：“徽宗南奔以避寇……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內(nèi)禪而委位于欽宗也。……是出奔猶未失，而內(nèi)禪之失，不可救矣?！保ㄍ醴蛑骸端握摗罚戆?，中華書局，1964年，第156頁）

宋徽宗

《宋論》刊刻于清同治年間，迄今百余年間，王氏此論，卻鮮有人提及，王氏本人更不可能對徽宗“內(nèi)禪”的初衷加以考察?；兆诰紝τ凇皟?nèi)禪”的可能危害真的一無預見？如果有所預料，那么，一向“剛明勇決”（《會編》，卷三十七，第278頁）且貪權(quán)戀棧的徽宗為何執(zhí)意“內(nèi)禪”？

一

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金人……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今以粘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離不一軍下燕山（今北京），取真定（今河北正定），直掩東都（即開封），乃會于東都，而后不遜也?！保ā稌帯?，卷二十三，第167頁）

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法堯禪舜”，（《會編》，卷三十九，第293頁）手詔：“斷自朕心，以決大計?！侍踊缚杉椿实畚?，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保钪倭迹骸痘仕瓮ㄨb長編紀事本末》，以下簡稱為《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六，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59頁）

趙桓就是后來的宋欽宗，此即徽宗“內(nèi)禪”事件。至于“內(nèi)禪”決策的始末，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太學正吳若上書欽宗，“指（吳敏）為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蔡攸父子鉤探先旨，計會吳敏為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禍?！保ā稌帯?，卷四十一，第309頁）大約同時，與御史中丞許翰的信中，吳若大致重申了這一說法，認為吳敏“饕天之力，以為己功”。（《會編》，卷四十一，第311頁）

吳若是時任中書侍郎張邦昌侄婿，張邦昌是有資格參與和見證整個“內(nèi)禪”決策過程的宰執(zhí)之一，由此，吳若的說法想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信度。對此，當事人李綱也在《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中坦言，“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遺圣子，意有未發(fā)，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nèi)禪?！保ɡ罹V：《李綱全集》，卷四十三，岳麓書社，2004年，第515-516頁）

有關(guān)吳敏、李綱力贊“內(nèi)禪”的經(jīng)過，朱熹門人包揚進一步補充，“上（即徽宗）將謀內(nèi)禪，親書‘傳立東宮’字，以授李邦彥，邦彥卻立，不敢承，白時中輩皆在列，上躊躇四顧，以付（蔡）攸。攸退，屬其客紀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保ɡ杈傅拢骸吨熳诱Z類》，卷一百三十，中華書局，第3128頁，另《東都事略·蔡攸傳》言及“內(nèi)禪”事略同，史源似出于此）

但徽宗本人另有說法，“道君（即徽宗，欽宗即位之后，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常從容言及內(nèi)禪事，曰：‘外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茍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李熙靖傳》，《宋史》，卷三百五十七，中華書局，1985年，第11228頁）度情揆理，徽宗所言非虛，后來，其子高宗在和宰執(zhí)大臣們的談話中，同樣認為，“徽宗內(nèi)禪之事，誠意素定，非因人言?！保ㄐ芸耍骸吨信d小紀》，卷二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8頁）

無論考諸旁觀者吳若、包揚、宋高宗，還是當事人宋徽宗、李綱，都表明徽宗先有“內(nèi)禪之意”（“先旨”、“旨意”、“欲遺圣子意”），后有蔡攸、吳敏、李綱等人“贊成內(nèi)禪”的言行，正如《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以下簡稱《拾補》，卷五十一，中華書局，2004年，第1574頁）及《靖康要錄箋注》，（汪藻：卷一，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7頁）將徽宗“內(nèi)禪”決策過程概括為“內(nèi)禪之意遂決”以及“內(nèi)禪之議已決”兩個階段。

“內(nèi)禪之意”，無疑始于徽宗個人的主觀意愿，但其時尚猶疑未決；“內(nèi)禪之議”，則是徽宗和他的宰執(zhí)大臣們集體討論之后的最終決議，意味著“內(nèi)禪”決策的最后完成。但是，什么促成了徽宗主觀上的“內(nèi)禪之意遂決”？仍然是一個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進一步還原徽宗“內(nèi)禪”決策始末。

二

史料中有關(guān)徽宗“內(nèi)禪”決策始末的記載，繞不開幾個關(guān)鍵的歷史事件或時間節(jié)點：

“丁巳（二十日），（徽宗）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余依故事?！保ā痘兆诒炯o》，《宋史》，卷二十二，第417頁）

“戊午（二十一日），皇太子入朝?！n以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下所當服也。上又賜以小直殿二人?！w上初即位，欽圣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時已有內(nèi)禪意，故踵前跡，而有是賜?！保ā都o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六，第2455頁）

“（己巳）二十二日，謀南幸。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之地（筆者注：此處疑有脫漏，應為“監(jiān)司、帥臣”），宰臣具舟楫、運寶貨，為東下計……有司已擇二十六日視開封牧事?！保ā稌帯罚矶?，第189-190頁）

“庚申（二十三日），詔內(nèi)禪，皇太子即皇帝位?！保ā痘兆诒炯o》，《宋史》，卷二十二，第417頁）

“辛酉（二十四日），（欽宗）即皇帝位?！保ā稓J宗本紀》，《宋史》，卷二十三，第421頁）

由此可見，截止二十二日（《宋史·徽宗本紀》及《紀事本末》系為戊午日，即二十一日），徽宗可能“已有內(nèi)禪意”，但正如李綱的疑問，“建牧之意，其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李綱：《靖康傳信錄》，《李綱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第1697頁）而且，從“有司已擇二十六日視開封牧事”可知，直至此刻，徽宗仍意在僅使皇太子為“（東京）留守”，甚至連“監(jiān)國”的名號都不肯輕易授予，更遑論直接禪位于皇太子，所以，又有“輔臣奏請皇太子監(jiān)國，上允從”，至于奏請的時間，聯(lián)系下文“后兩日，遂內(nèi)禪”，則在二十二日無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六，第2458，另見《拾補》，卷五十一，第1576）

其實，仔細考察《紀事本末》以及《會編》中，作為“戊午”“上時已有內(nèi)禪意”的兩個標志事件，其一，“賜以排方玉帶”；其二，“賜太子小直殿二人”，頂多只能證明徽宗有意傳位于皇太子桓，這也是當時宋人最為關(guān)注的，所以，誤將其視為徽宗打算禪位于皇太子的預兆。

政和五年二月，徽宗立嫡長子桓為皇太子，但是，宣和以降，“道君嘗喜嘉王（后改封鄆王），王黼輩嘗搖東宮?！保ā吨熳诱Z類》，卷第一百三十，第3127頁，另，有關(guān)欽宗與鄆王楷之間的皇權(quán)之爭，詳見張邦煒：《靖康內(nèi)訌》，《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三期）因此，所謂“上時已有內(nèi)禪意”，只是表明欽宗在和皇弟鄆王楷的皇位繼承權(quán)之爭中暫時勝出，但并不意味著可以馬上即位，因為徽宗是否會在生前主動退位，尤其是何時主動退位，一切都尚付闕如，但是，次日，即二十三日，徽宗“詔內(nèi)禪”，并當即退位。其間的轉(zhuǎn)圜，不可謂不繁劇、匆遽，此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什么樣的因緣際會使得徽宗迅速轉(zhuǎn)變心意？

畢竟，兩宋崇尚“祖宗之法”，而“內(nèi)禪”素無“故事”，做此決定，不可謂不艱難。仔細爬梳史料可知，這一切都和童貫倉惶赴闕時帶回的金朝“伐宋”檄書有關(guān)。

“初，粘罕之犯境也，茹越寨得虜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得之，歸與大臣議，恐傷天子意，而不敢奏?！钬┫喟顝┲^：‘不若以檄書進，用激圣意……’二十三日早，大臣于宣和殿中以檄書進呈，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間來商議?！保ā稌帯?，卷二十五，第190頁）

對此，《紀事本末》記載大致略同，而《紀事本末》成書晚于《會編》，史源或出于《會編》，或二者出于同一史源，但《紀事本末》明確將“蓋此日，內(nèi)禪之意遂決”（《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第2458頁）的結(jié)論，緊置于宰執(zhí)們進呈檄書之后、吳敏請對之前，而李綱則“不復得對”，（《靖康傳信錄》，《李綱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第1576頁）可見，《紀事本末》的編著者楊仲良同樣視“以檄書進呈”為促使徽宗轉(zhuǎn)而決定當即“內(nèi)禪”的關(guān)鍵事件，這一判斷和是時的情勢應該大體契合。

三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無疑是金朝“檄書”，因為檄書涉及的內(nèi)容過于敏感，宋人文獻里未見收錄，金人纂集的《大金吊伐錄》予以保留，題為《元帥府左副元帥右監(jiān)軍右都監(jiān)下所部事跡檄書》：

“宋人貪婪無厭……遽凟誓約，結(jié)構(gòu)罪人，使圖不軌，據(jù)京為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反令納土，仍示手詔，竊行撫諭。”“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今伐汴宋，是圖彼地?！保ā洞蠼鸬醴ヤ浶Ｑa》，以下簡稱為《吊伐錄》，中華書局，2017年，第102-103頁）

檄文中的“罪人”，即張瑴，又名張覺，《金史》將其列入《叛臣傳》，《宋史》則將其列入《奸臣傳》。張瑴，平州（今河北盧龍）人，金太祖入燕（今北京），招降張瑴，并以張瑴為臨海軍節(jié)度使、知平州，后來，改平州為南京。但“北宋希望以承認張瑴的利益為代價，換取平州的歸附，從而恢復漢唐故疆”，（倪洪：《論張瑴勢力的政治態(tài)度與宋、金的應對》，《煙臺大學學報》，2016年第三期）因此，宋朝也選擇了招降張瑴，并成為金朝侵宋的重要借口。

考諸《三朝北盟會編》、《大金國志》，皆以宋朝納降張瑴事件作為金朝南下侵宋的原因，“自張瑴平州之叛，南北之釁啟矣?！薄捌破街?，得宋朝所賜瑴詔?！允菤w曲宋朝，未幾入侵?！保ㄓ钗捻眩骸洞蠼饑尽?，卷之三，中華書局，1986年，第38-39頁）

上引檄書中的“手詔”及《大金國志》中的“詔”，其實，指的都是徽宗朝中后期盛行的“御筆手詔”，（蔡條：《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1983年，第109-110頁）“上御筆金花箋手詔賜瑴者，用是又為金人所得，故其后執(zhí)以藉口者，此爾?！保ā稌帯?，卷十八，第131頁）

所謂“御筆手詔”，即徽宗“親御翰墨”的“御書手詔”，其實質(zhì)是徽宗集權(quán)和獨裁的重要途徑和方式，政和三、四年之后，“上（即徽宗）自攬權(quán)綱，政歸九重”，于是，“越過宰輔，直接以御批指揮政事”，（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80頁，有關(guān)徽宗御筆，另見李德全：《徽宗時代的御筆手詔》，《信息與權(quán)力——宋代的文書行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御筆”遂行的其實是徽宗的個人意志，卻也因此引火燒身，金朝借此將攻擊的矛頭直指徽宗本人。

“況趙佶（即徽宗）越自藩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即哲宗之子、獻愍太子茂），盜為元首，因而，熾其惡心，日甚一日?！保ā兜醴ヤ洝?，第103頁）由此，金朝“仗順臨逆”、“奉天伐罪”，從而，賦予宋、金之戰(zhàn)以某種近乎“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政治倫理。這一話語體系下所隱藏的金國戰(zhàn)略意圖和目標卻往往被交戰(zhàn)雙方有意或無意地加以遮蔽。

女真人最初“臣服契丹”，一旦崛起，迅即滅掉遼朝、北宋兩大王朝，但其崛起、開國的戰(zhàn)略意圖和政治野心卻并非一蹴而就。起初，金朝在相繼“征服渤海”“威服高麗”之后，一度以戰(zhàn)逼和，希望通過談判，使遼朝承認金朝“開國”的事實，并借以和遼朝之間達成對等的“敵國”關(guān)系，最終實現(xiàn)和遼朝平分中國北方政治版圖的目的。（倪洪：《宋金海上聯(lián)盟時期東亞政治格局演變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16年博士論文）

對此，鐵州人楊樸之于金太祖完顏阿骨打“變家為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的諫言，被學界廣泛征引：

“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或求大國封冊，遣人大遼以求封冊，其事有十：乞徽號大圣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大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鶻產(chǎn)、趙三大王，十也?！保ā稌帯罚砣?，第22頁）

其中，真正和金朝開國有關(guān)的，僅限于一至五項，六、七兩項僅在于比附遼、宋關(guān)系，構(gòu)建金、遼之間的敵國關(guān)系，后四項則是金朝以戰(zhàn)勝國自居，希望遼朝割地、納款。但是，遼天祚帝仍將金朝視為昔日屬國，冊封完顏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亦即楊樸口中的“千乘之國”，亦即諸侯國，而非金朝渴望成為的“萬乘之國”，也就是天子之國。

所以，“楊樸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為兄之文，如‘遙芬多戩’，皆非美意；‘彤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葉隆禮：《契丹國志》，中華書局，2014年，第127頁）建議金太祖拒絕了遼朝的冊封。

由此可見，金朝借與遼朝達成和議以實現(xiàn)“開國”的計劃一時受阻，金、遼談判破裂，再次激怒了金朝，于是，金、宋達成“海上之盟”，金朝聯(lián)宋滅遼，而在與宋朝的外交活動中，金朝仍志在爭取和宋朝達成同樣對等的“敵國”關(guān)系，比如金太祖在和宋朝使臣的對話中便強調(diào)“自家（指金朝）、南朝（指北宋）是天地齊生底”，并以“吾家立國”為由，對“（宋朝）不以（國）書示，而以詔詔我”，屢屢表示不滿。（《會編》，卷四，第24-27頁）

金朝滅遼戰(zhàn)爭爆發(fā)，金天輔六年，北宋宣和四年，即1122年，“（金太祖）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fā)赴闕?！保ā督鹗贰ぬ姹炯o》，中華書局，1975年，第36頁）此處所說的“禮樂、儀仗”等所指與楊樸所說的“玉輅”、“袞冕”是一回事，也就是符合“天子之制”的“儀物”，中原王朝傳統(tǒng)中與皇帝制度有關(guān)的輿服、儀衛(wèi)等象征符號，這些都是金朝“開國”所必需。

中京雖是遼朝中后期事實上的都城，（戎天佑：《遼代政治中心之爭的回顧與啟示》，《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2022年第4期）但遼朝的政治中心在四時遷徙的“行宮”和“斡魯朵”中，即隨四時捺缽，為“流動之都”，（楊若薇：《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第二篇，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后來，遼天祚帝自中京出逃燕京，因此，金太祖入燕之后，始見遼朝儀物，“燕人乃備儀物以迎之，其始至于燕之大內(nèi)也，阿骨打與其臣數(shù)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戶限上，受燕人之降也，且尚詢黃蓋有若干柄，意欲與其群臣皆張之，中國傳以為笑?！保ā稌帯?，卷十二，第86頁）

事實上，遼朝“儀物”同樣源于中原王朝，由遼太宗得自后晉，《遼史·儀衛(wèi)志》：“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yè)?！疲ㄊ┲刭F（即后晉出帝，石敬瑭侄），盡致周、秦、兩漢、隋、唐文物之遺余而居有之。”（脫脫等撰，陳述補注《遼史》，卷五十五，中華書局2018年1月，第2397頁）

但是，上引王夫之、倪洪等研究者，都未能注意到一點，金朝滅遼之后，雖然一度開疆拓土，完成了事實上的“開國”大業(yè)，但是，在象征和儀式上，金朝的“開國”目標仍然尚付闕如，其原因就在于金朝在滅遼過程中，燕人用以逢迎金太祖的“黃蓋”等遼朝儀物，恰被張瑴截斷、毀棄，而宋朝，尤其徽宗很可能以代表其個人意志的“御筆”的形式參與其中，由此，導致金朝滅遼之后，“開國”大業(yè)仍然處于未完成的狀態(tài)。

“金人初欲徙國，籍燕地所得臣民、儀物，立都于顯州而已，初未敢有意窺中原，及（張）瑴邀其輜重、儀物，且得中原與瑴詔、誥等，始怨詛違盟，因生不遜志，……今設(shè)盟才罷，誘張瑴毀我儀物等，使我立國不得，當取中國法物、儀仗，來立我國爾?！保ā稌帯?，卷十八，第131頁）而金人獲取的遼朝儀物遭張瑴毀棄之后，金人開始戰(zhàn)向宋朝尋求補償，《金史》有關(guān)記載，也間接地反映了金朝的所謂“儀物”，如輿服、儀衛(wèi)制度，直接源于宋朝，而非遼朝：

“（天輔）五年，（宗望）以宋……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保ā蹲谕麄鳌?，《金史》，卷七十四，第1706頁）“金……克宋，于是乎，有車輅之制?！保ā遁浄啤?，《金史》，卷四十三，第969）

當然，張瑴截斷和毀棄的，不只是那些象征性的遼朝“天子儀物”，盡管“沒有儀式和象征，就沒有國家和政治”，（大衛(wèi)·科澤：《儀式、政治和權(quán)力》，中文版序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但很多可以幫助金朝盡快建章立制，從而實現(xiàn)“開國”目標的，由遼降金的宰相、大臣們，也被張瑴集體屠戮殆盡，這才是張瑴降宋之后，金朝迅即侵宋，并屢屢以張瑴為藉口的重要背景。如此一來，滅宋就成了金朝“開國”征途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徽宗一度是宋朝君臣中對金朝這一情勢最為清醒的那個人，并以此料定金朝一時難以“立國”，卻也因此疏于防范，對于徽宗在聯(lián)金滅遼及招降張瑴等過程中的表現(xiàn)及其得失，限于篇幅，茲不贅言。

但時移勢易，金朝轉(zhuǎn)而以滅宋為目標，開始了“二次革命”，借以重置金、宋之間的宗藩關(guān)系，最終實現(xiàn)“開國”目的，這才是檄書中強調(diào)“奉天伐罪”（而非宋人所說的“入寇”）這一政治倫理背后的內(nèi)在邏輯，因為金朝將滅宋視為滅遼戰(zhàn)爭的延續(xù)。

可惜一旦檄書傳來，直擊徽宗即位背后的“篡弒”隱秘，導致徽宗分寸大亂，“我本性剛，不意蜂蠆敢爾”，（《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第2462頁）從而，匆匆上演了兩宋歷史上第一次“內(nèi)禪”鬧劇，甚至天真地以為，一旦自己退位，金朝伐宋將師出無名，無的放矢，所以，決定“內(nèi)禪”的同時，徽宗便派出使臣，“諭以將內(nèi)禪，且求和”。（《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第2458頁）

徽宗“南奔”之后，欽宗君臣卻始終昧于對金朝侵宋的戰(zhàn)略意圖和戰(zhàn)略目標的誤判，以為金人南下不過擄掠財物而已，因此一再地對金曲意求和，殊不知金朝必欲滅宋而后止。結(jié)果，宋朝在這場對金戰(zhàn)爭中落得個全盤皆輸，而徽宗父子更幾至于亡國、滅族。

四

宣和末年，童貫“遁歸”，徽宗“內(nèi)禪”，由此引發(fā)宋廷一系列人事和政事的急劇震蕩，并最終導致了北宋王朝的覆亡。

宣和七年九月，依前太師、領(lǐng)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陜西宣撫使，進封廣陽郡王童貫至太原，負責“措置北事”，是宋朝對金軍政和外交的最高統(tǒng)帥，但十二月八日，童貫便自太原“遁歸”，對此，河東宣撫使、知太原府張孝純將其一度形容為“蓄縮畏懾，奉頭鼠竄”，（《宋史·童貫傳》，卷四百六十八，第13661頁）童貫赴闕，或有畏懦的因素，但應該也絕不止于此。

事實上，在“聯(lián)金滅遼”、招納張瑴以及一系列對遼、對金交涉中，徽宗多以“御筆”親自指揮，而“不復關(guān)三?。础?，而且嚴令“敢妄言邊事，流三千里”，（《會編》，卷二十，第147頁）或“命小珰主郵事，不隸宣撫司”，（《會編》，卷十二，第87頁）而“附入內(nèi)內(nèi)侍省遞奏聞”，（《會編》，卷五，第34頁）所以，盡管云中府、中山府等沿邊重鎮(zhèn)有關(guān)金人即將舉兵的探報不斷，但大都為徽宗“左右”“匿之”，“宰相實不知也”，（《會編》，卷二十四，第180頁）因此，與朝廷，尤其是徽宗本人的信息渠道擁塞，或許也是童貫親自“連夜備奏”、“赴闕稟議”的原因之一，畢竟，惟其如此，才能上達天聽。

其實，上文童貫“赴闕”之后，和宰執(zhí)們最終決定“以檄書進呈”的過程和曲折，也從側(cè)面證實了這一點。事實上，童貫八日離太原，十六日抵開封，直至二十三日，才和其他宰執(zhí)們達成一致，最終將檄書進呈徽宗。

作為前敵最高統(tǒng)帥，童貫倉促赴闕給宋朝防御帶來的損失，顯然是無以復加的，早在童貫“赴闕稟議”前，馬擴就曾建言，“愿大王（即童貫）審度事機，移司入真定府，（真定府）與太原系臨路，足可相為應援，兼城堅糧多，加以大王據(jù)之，左右多西人，慣熟守御，金人雖入境，絕不敢越以南渡?！狈粗?，“大王退避，諸帥無統(tǒng)，軍民氣喪，不能更相應援?！保ā稌帯罚矶?，第169頁）

但是，童貫先自太原前線“遁歸”，導致宋朝錯失了積極、全面防御的最佳時機，欽宗即位之際，童貫甚至有“易置語”，（《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第2464頁）公然對欽宗即位表達不滿。之后，欽宗以童貫為東京留守，童貫卻拒不奉命，轉(zhuǎn)而“奉上皇南巡”，由此，導致童貫和欽宗君臣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終，欽宗下令誅殺童貫。

童貫“握兵二十年，權(quán)傾一時”，連徽宗都承認，“其統(tǒng)領(lǐng)將佐及四路（指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陜西路，涵蓋了整個對金前線）守臣、監(jiān)司并其門人故舊”，（《會編》，卷六，第38頁）因此，欽宗誅殺童貫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童貫黨羽的不當處置，無疑造成了河東（今山西）、河北前線部分將士的解體，比如以河東路安撫使、知太原張孝純等為首的文臣們對于童貫收編的降宋“燕人”將領(lǐng)的敵意和排斥，尤其是對童貫等人招募 “山后漢兒”創(chuàng)置的“義勝軍”的集體不信任，導致手握重兵且據(jù)守形勢之地的河東守將李嗣本及“歸朝人”耿守忠及其統(tǒng)領(lǐng)的“義勝軍”相繼集體叛宋降金，而燕山府守將張令徽等也以既無援兵，又無糧草接濟而降金，另外，童貫所創(chuàng)宋軍最精銳的“勝捷軍”也因文官集團的處置不當而接踵叛亂，（《九朝編年備要》，卷三十）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宋朝的防御實力，并從內(nèi)部打亂和撕裂了宋朝的防御部署，為金軍的長驅(qū)直入打開了一道缺口。

靖康年間，欽宗君臣更是對以蔡京、童貫等“宣和舊臣”為代表的徽宗勢力及其政策的嚴酷清算和清洗不斷擴大化，以及由此而來的兩宋之際的政治轉(zhuǎn)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政爭和黨爭，進一步撕裂了宋朝上下，（張延和：《靖康“遵祖宗舊制”之政與兩宋之際的政治轉(zhuǎn)型》，《史林》，2020年第六期）置金人再度南侵的真正威脅于不顧，不能“憤起反攻，以圖再造”，最終導致了亡國滅族的“靖康之變”的人間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