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英國人談起德國人時愈加緊張的口吻與早些年的滿懷自信形成了鮮明對比。彼時，英國在國際政治觀察家們眼中的形象是一個“疲憊的巨人”，面臨著來自多方的壓力，而1896年之后的商貿(mào)擴張尤其使人更加堅信，德國是一個新興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強國。
客觀來看，從普法戰(zhàn)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工業(yè)制造產(chǎn)量、國內(nèi)貿(mào)易和國家財富這幾項指標揭示了兩個主要趨勢。第一個趨勢是盡管有些不平衡，但整個世界在生產(chǎn)、貿(mào)易和繁榮方面均出現(xiàn)了絕對增長。第二個趨勢是英國作為頭號工商業(yè)國家，呈現(xiàn)出相對衰退，而相應地德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呈現(xiàn)上升狀態(tài)。即便對那個時代的人而言，這兩種趨勢的跡象也都是極為明顯的，而且在大蕭條的結束消除了針對第一個結論的疑問之后，就沒有什么人試圖對這兩點提出異議了。然而事實上，那些主張科布登式國際主義的人幾乎全部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第一種趨勢上，而貿(mào)易保護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總是強調(diào)第二種趨勢的重要性。這一點盡管純屬意料之中，卻十分重要。由此可見，這些有關全球經(jīng)濟變化之意義的爭論是以有選擇性的證據(jù)為基礎的，盡管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頗為值得玩味。
對于英國的右翼勢力而言，喪失經(jīng)濟至尊地位以及國家權勢隨之而來的減退，是十分可怕的：沒有其他任何事情會比這種情況更讓他們心煩意亂，或是激勵他們采取行動了。正如加文（Garvin）指出的，基本問題在于“權勢本身純粹是一種相對概念”。 即便現(xiàn)在與皮特（Pitt）或帕默斯頓執(zhí)政時代相比，國家財力更為雄厚，勞動者吃得更飽穿得更暖，這也不能帶來絲毫的安慰：事實上，這對于19世紀末世界政治的基本趨勢而言不僅是毫不相關的，而且也是一種危險的混淆——因為英國作為頭號世界大國的地位已經(jīng)徹底崩潰，不復存在了。隨著橫跨大陸式國家的迄今尚未利用的大量資源得到新技術的開發(fā)，以及美國、俄國和德國的工業(yè)化進程不斷推進，英國相對匱乏的物質(zhì)基礎第一次被凸現(xiàn)出來；正如麥金德（Mackinder）在一篇頗具先見之明的文章中解釋的，如今“在較廣的地理概括和較廣的歷史概括之間，存在一種相關性”，即在國際發(fā)展領域，數(shù)量和規(guī)模將得到更準確地反映。對于狹小的島國而言，其結果將是顯而易見的：正如塞爾伯恩對寇松所說的：“在不久的將來，聯(lián)合王國單憑其自身的力量將很難與美國或俄國一爭高下了，甚至都比不過德國。僅僅是體量就足以讓他們把我們逼進角落?！薄靶麸L喚雨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北Ｊ攸h的一份《選戰(zhàn)指南》（Campaign Guide）如是寫道。張伯倫也堅信：“時代的大潮將把所有權勢都送到更大帝國的手中。”為了吸引伍爾弗漢普頓東區(qū)的選民支持他進入議會，埃默里描繪了一幅更為聳人聽聞的前景：
年復一年世界大國的權勢競爭正變得日益激烈，除非我們能繼續(xù)保持我們自己的地位，除非我們能夠保持戰(zhàn)無不勝的海軍，除非我們能夠保證大英帝國的所有邊界不受侵犯，否則我們的帝國和我們的貿(mào)易就會別人奪走，我們也會彈盡糧絕、被侵略、被踐踏，甚至于被徹底毀滅。
然而從長遠來看，英國這區(qū)區(qū)數(shù)島如何才能和那些強大富裕的帝國匹敵呢？美國與德國正迅速變身為這樣的國家，甚至一旦俄國從其當前（1905年）的災難中恢復過來，也會成為其中之一。
我們僅僅依靠四千萬人民如何能和這些兩倍于我國規(guī)模的強國相競爭呢？
這種后世歷史學家們有著諸多評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論調(diào)，遍布于這些帝國主義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幾乎所有作品當中；而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節(jié)奏和世界政治中無休止的紛擾碰撞，也表明了帝國的起起落落這一永不停息的變化過程。羅伯遜告誡英國的參謀軍官：“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什么事是確定的，那就是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钡?，和帕默斯頓甚至迪斯累里時代自信的擴張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世紀之交許多英國人對于未來是否還會如此垂青英國已經(jīng)越來越?jīng)]有把握了。仿佛帝國邊疆所面臨的日益增加的挑戰(zhàn)，頻繁的海軍“恐慌”和入侵“恐慌”，以及關于國家工業(yè)軟肋的激烈辯論對英國自信心的打擊還不夠一樣，布爾戰(zhàn)爭中的敗仗又在帝國主義者的整個陣營中引起了極大反應?！拔覀兠媾R的災難接二連三，我們的將領普遍如此無能，我們無法取得任何進步，所有這些都是程度如此之深，讓我們嚴重懷疑我們的體制必定是爛到根子里了。”寇松抱怨道?！芭?，這實在讓我感到惡心！”吉卜林憤怒地說道。“不是因為這是布勒（［Buller］將軍），而是因為這就是我們——英國自己。出現(xiàn)在一面骯臟的鏡子當中的我們自己的臉，然而這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他在一首詩中問道，先輩們給予的千年遺產(chǎn)將會從這一代人手中開始斷送嗎？加文在1905年也不禁發(fā)問，“正在慶祝特拉法爾加海戰(zhàn)勝利一百周年的大英帝國是否還能迎來下一個百年盛典呢？”對這一問題予以肯定的回答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米爾納很擔心“我們究竟能否成功挽救大英帝國”；他悲嘆道：“要是我們擁有風頭正盛的那些國家的特征該多好啊?！边€有吉爾樂也曾頗為感傷地寫道：“我的中國朋友曾評論說：‘英國和中國之間有一種奇妙的相似性?！乙惶毂纫惶旄鼜娏业匾庾R到，這實在是一語中的?！?/p>
英國的帝國主義群體的這一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在他們的私人通信和日記中反映得最為明顯；而在公開演講和公開發(fā)表的文章中，他們則總是傾向于展現(xiàn)出勇敢的一面，并提出各種各樣的解決方式。但值得強調(diào)的是，他們大多數(shù)人本質(zhì)上還是對前景抱有悲觀看法，他們堅信自己的立場是防御性的，從根本上講是為了維持大英帝國的現(xiàn)有地位——而不是像后世歷史學家所認為的：“如果說有哪個國家顛覆了世界均勢，那就是大不列顛?！币窃谑兰o之交時問一問各大強國的政府，如果要“凍結”當前的權力政治現(xiàn)狀，它們將作何反應?？梢杂邪盐盏赝茰y，英國，或許還有奧匈帝國，將會給出積極答復。更加可以預測的是，諸如德國、俄國、美國和日本這樣的新興大國將會予以強烈反對，它們都正欣欣然于這經(jīng)濟和地緣政治的變化大潮，且都期盼著在20世紀的大幕拉開之時在世界舞臺上占據(jù)更顯赫的地位。
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們由于十分擔心全球均勢的這些變化，并且認為權力的“真空”很快就會被填滿，新興大國將不再有擴張的余地，因此推斷英國和德國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斯普林-賴斯認為，德國人對英國懷有憎惡情緒是相當好理解的：“我們處處阻礙了德國人的前進之路——我們占有最多的可獲取物——從個人情感上而言我們是令人嫌惡的。”“ 如果他們可以做到的話，他們想要從我們手里奪走那些已經(jīng)被我們占有，而他們的媒體聲稱我們正在濫用的東西?！彼固乩灼娼忉尩??！八麄兊膽B(tài)度實際上和伊麗莎白時期我國人民對西班牙帝國的看法如出一轍?！背藲v史的教訓，還有達爾文的種種發(fā)現(xiàn)：
一旦有機會，強大而饑餓的物種將會吃掉弱小、臃腫且無法自衛(wèi)的物種……無論綿羊如何傷感，對狼而言羊肉一直都是美味佳肴……我們已經(jīng)擁有想要的一切，現(xiàn)在只希望能夠置身事外；但歐洲大陸強大的軍事帝國卻并不這么想。如果我們想要保有已經(jīng)擁有的一切，我們就必須保衛(wèi)它。
當然，出于同樣的考慮，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們曾經(jīng)也擔心沙俄帝國在亞洲的殖民擴張，并且認為同沙俄的沖突無可避免；但是那種恐慌只是老派的托利黨人的特有心理，而且盡管許多“新”右翼同張伯倫在19世紀90年代末設想的一樣，認為和德國的結盟將會自然抵消俄國的威脅，但他們對柏林當局的期待很快就幻滅了，并對德國的居心充滿了懷疑。早在俄國軍隊無堅不摧的神話在1905年被日本人打破之前，人們便開始將德國看作強大得多的競爭對手，其原因就在于德國技術上的先進優(yōu)勢以及工業(yè)上的競爭力。此外，一旦德國擴張至其現(xiàn)有疆域之外，將會成為距離英國更近的挑戰(zhàn)者，這令英國感到十分不安。經(jīng)濟實力與領地擴張一次又一次地被聯(lián)系在一起：正如格雷指出，德國的“實力已經(jīng)到達危險的臨界點，開始令其蠢蠢欲動，萌生謀取支配地位的念頭了”。那種認為沖突不可避免的設想一次又一次地清晰出現(xiàn)，引起了后世歷史學家的高度關注：《泰晤士報》駐歐洲大陸的通訊記者，比如駐巴黎的拉維諾（Lavino）和駐維也納的斯蒂德（Steed），都相信“德國將陰謀摧毀哈布斯堡王朝，削弱意大利，并會對德國的艦隊進行部署，使馬耳他、埃及和蘇伊士運河處于其攻擊范圍之內(nèi)”；其他人則指出，泛德意志主義文學作品和德國對低地國家的經(jīng)濟滲透均預示著德國將對荷蘭或瑞士進行合并，或者認為德國將借攻打法國來解決國內(nèi)問題。
應當指出的是，這些假設同政府的計劃制定者的想法并無太大差異，以免有人會誤以為這些只是英國政治社會中非官方、非主流的危言聳聽者的恐德心理在作怪。英軍總參謀部在1906—1914年之所以提出“歐陸責任”方案，就是因為它認為僅靠法國不可能阻擊人口和工業(yè)都在飛速增長的德國；1907年1月，艾爾·克勞在其著名備忘錄中，首先重點關注的就是德國在工業(yè)和力量方面的巨大擴張將會帶來的政治后果；而直接參與軍事規(guī)劃的伊舍則感到：
毫無疑問，德國和歐洲爭奪主導權的重大戰(zhàn)事正赫然聳現(xiàn)，離我們并不遙遠。1793—1815年發(fā)生的歷史即將重演，只不過這次將是德國而非法國試圖奪取歐洲霸權。德國擁有七千萬人民，并決心在經(jīng)濟上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為此，它必須削弱英國，將低地國家納入德意志帝國。
當英國海軍部制定第一批戰(zhàn)爭計劃（1907年）時，它認為“（德國的）進一步擴張將是必然之舉”，擴張的方向或許是低地國家，或許是奧匈帝國，抑或是拉丁美洲：
現(xiàn)在的問題早已不是個別人的野心了。德國已經(jīng)被引上了一條已帶來巨大物質(zhì)繁榮的道路，無論政策制定者們現(xiàn)在是否想要后退，他們都不再有回頭的余地。除非遇到強于自身的敵手，或者除非主導德國的相關政策不再具有能刺激增長、鼓勵繁榮的蓬勃本質(zhì)，否則擴張勢必會持續(xù)下去。
我們將會看到，事實上這些都是決定論的觀點，并且這些觀點絕沒有被英國人普遍接受。然而，另一個事實是，諸如克勞、斯普林-賴斯、吉爾樂、加文、埃默里和斯蒂德這些人，都不可能是在對德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寫作或發(fā)言的，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通曉德語，并且對德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高度關注。明顯的事實是，確實有大量證據(jù)證實，他們所有最糟糕的擔心并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大批德國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都從長期經(jīng)濟趨勢中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而且同樣也是持決定論的口吻來談及這些。1896年之后的商貿(mào)擴張尤其使人更加堅信，德國是一個新興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強國。“正是德國的競逐帶來了這一點。”瑙曼（Naumann）欣喜地說道?！八鼮槲覀儙砹岁戃?、海軍、金錢和權力……這種巨型的現(xiàn)代化權力機器，只有全體民眾都能在它的各部分中嘗到甜頭，才會成為可能。” 阿道夫·瓦格納（Adolph Wagner）預言道：“德國再次作為主要民族出現(xiàn)。如果有誰能鶴立雞群的話，那將是德國，而不會是法國或英國?！?僅僅是人口的大規(guī)模增長就使得德國社會不可能原地踏步?！拔覀冃枰恋?、土地，還是土地。”帶有泛德意志色彩的刊物《海姆達爾》（Heimdall）如是宣稱。席曼指出，我們“迫于地理位置和貧瘠的土壤……迫于人口的急劇增長……不得不向外拓展，為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后代爭取更多的空間”。工業(yè)化正在不斷吸引著大批離開土地、即將成年的年輕人，但是這一趨勢反過來又在更大程度上迫使德國拓展世界市場，并大量增加糧食和原材料的進口。一旦這一過程開始啟動了，就再也停不下來了：就連年邁的霍恩洛厄，在向一位朋友哀嘆現(xiàn)代化帶來的破壞性后果時，也認為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不僅如此，“世界政策”的設計者們也持有與霍恩洛厄相同的觀點，當然他們的態(tài)度要積極得多：瑟杰尼在描述威廉和他那些知名政治家時，將他們刻畫成一群隨著德國的擴張，期待為自己的國家著手準備輝煌未來的人；他的判斷絕對是正確的。這并不意味著德國的領導者們心里沒有其他的動機（比如出于國內(nèi)政治的需要），而只是說明他們確信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會使得某種“世界政策”無法避免?！皢栴}并不在于我們是否想要殖民擴張，”比洛堅稱，“而是我們必須殖民擴張，無論是否出于我們的意愿?！弊尩聡兄蛊洹笆澜缯摺本秃孟褚粋€父親對他的兒子說：“要是你長不大多好，你這個麻煩的小伙子，那樣我就可以不用給你買更長的褲子了！我們只能實行‘世界政策’?！弊鳛橐晃粓远ǖ纳鐣_爾文主義者，蒂爾皮茨則更加武斷，在回顧往事時，他認為：“我們擁有了全球貿(mào)易，這迫使我們只能成為世界強國?！彼?899年9月于羅明頓（Rominten）覲見皇帝時試圖表明，德國的工業(yè)化和海外擴張都是“像自然法則般無法抗拒”。至于威廉，他自1896年以后的所有私人談話和公開發(fā)言都體現(xiàn)出他滿懷著對德國的使命感，他告訴瑟杰尼，“德國在舊歐洲的狹窄邊界之外有要完成的任務”；她的未來“更多的不是在歐洲，而是在整個世界”。
然而，就算巨大的經(jīng)濟增長推動德國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可是當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區(qū)都已被老牌帝國們瓜分為正式或非正式的領地時，德國又能如何作為呢？在這一點上，德國的統(tǒng)治集團實際上意見是一致的：特賴奇克的說教，黑格爾和達爾文的思想中有關國家發(fā)展與自我實現(xiàn)的論述，來自俾斯麥的“現(xiàn)實政治”傳統(tǒng)，使這個答案成為必然。
為彰顯德國力量，發(fā)出德國聲音，
地球上必需還有空間！
這是海軍協(xié)會中廣為流傳的打油詩，而比洛在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將這首詩以更直接的方式表達了出來：“我們不能讓任何外部大國，任何外國的主神來告訴我們：‘該怎么辦呢？這個世界已經(jīng)被劃分完畢……?！钡聡闯蔀殍F錘，要么成為鐵砧。馬克斯·倫茨·森登（Max Lenz Senden）堅信，“要知道，只要足夠強大，什么時候提出要求都不算晚！”這指的就是下個世紀全球范圍的勢力重新劃分。對任何特定地區(qū)的權利主張，相比于興衰起落的基本規(guī)律來說，只是法理意義上的旁枝末節(jié)罷了?！笆聦嵣掀饹Q定性作用的，”阿道夫·瓦格納指出，“是實力和武力的原則，是使用武力與進行征服的權利，而且這必定仍將是決定性的因素?！薄睹褡遄杂牲h手冊》（National Liberal Party’s Handbook）解釋說，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德國完全不能考慮任何限制軍備的主張：作為世界大國中的后起之秀，“她還得努力趕上其他國家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jīng)取得的成就”。
然而，如果說德國不可避免的擴張將使它挑戰(zhàn)既有的世界秩序，那么，受其影響最深的是哪個國家則是顯而易見的。顯然，有許多德國人在它的東方積極參與了同波蘭人的爭斗，或是盼望能碾壓他們的宿敵法國人；但是如果話題涉及世界政策和殖民地的話，那么就會有一個強大得多的對手進入視野。歸根到底，是哪一股勢力在一直不停地阻撓德國在安格拉佩克納、新幾內(nèi)亞、東非、中國，以及美索不達米亞的海外擴張？“從桑給巴爾到薩摩亞！這條不間斷的給人帶來無盡失望的海岸線！”《西里西亞日報》（Schlesische Zeitung）在回顧19世紀90年代時發(fā)出這樣的呼鳴：“德國人逐漸意識到英國才是德國最大的敵人?！彼麄兊膶熖刭嚻婵瞬皇窃缇蛨猿终J為“最后的清算”將是對英國展開的嗎？英國充滿敵意的真實原因在于經(jīng)濟，是小店主民族（kr?mervolk）對德國商業(yè)取得的成就抱有的嫉妒心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因此，必然的結果是，“德國制造”引發(fā)了焦慮和騷動，《星期六評論》還兇惡地提出“德國必須被摧毀”（Germania esse delendam）——對此，蒂爾皮茨每次獲得些證據(jù)時都會津津樂道一番。在被反復提醒存在于他們自己的“理想主義”和英國人現(xiàn)實的冷酷無情之間的不同后，德國的帝國主義者采用的是甚于所有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的簡化論和決定論?！坝藢ξ覀兊膽嵟?，”施托施告訴蒂爾皮茨，“其真正的原因是德國在世界市場中的競爭力……既然英國的外交政策完全由商業(yè)利益所決定，我們因此必須小心對付那些島民的對立情緒。”他的門徒表示贊同：“強大的老牌公司都會在新興公司羽翼尚未豐滿的時候?qū)⑺鼈兌髿?。?不足為奇的是，這一觀點在威廉二世的新海軍中非常普遍，于是在有關針對英國的行動計劃或英德總體關系的所有備忘錄中，作為一種政治開場白或辯護，都會提到這樣一個事實：“英國將我們看成是最危險的貿(mào)易對手?！?/p>
俾斯麥陣營的媒體將英國描繪成因格萊斯頓的所作所為和科布登的教義而陷入衰敗，內(nèi)政混亂、外政無能，人們對此又是怎么看的呢？德國的歷史學家解釋說，那段時期受經(jīng)濟趨勢影響僅僅是暫時的：在17和18世紀的戰(zhàn)爭中將商業(yè)對手都粉碎之后，英國，正如李斯特所指出的，狡猾地拋棄了重商主義，轉(zhuǎn)向自由貿(mào)易，以削弱歐陸新生的產(chǎn)業(yè)。這個計劃在19世紀70年代和19世紀80年代因德國和其他地方重新采納貿(mào)易保護主義而遭遇滑鐵盧，因此英國工業(yè)在此時是一百年來首次感受到實實在在的競爭；也因此，英國在當前的“新重商主義”時代下所采取的行動頗為類似于克倫威爾和皮特時期。法紹達事件和布爾戰(zhàn)爭就是不祥之兆。在英國政界，格萊斯頓和坎貝爾-班納曼的支持者們已經(jīng)被時代所拋棄；而約瑟夫·張伯倫則是明日之星，是20世紀的“克倫威爾”。“ 張伯倫先生的演講，”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上將認為，“給我們提示了英國未來的打算，就像當年胡德（Hood）領軍包圍土倫一樣，英國在哥本哈根的行為說明，為了打垮一個潛在的未來對手，它是沒有道德底線的?！钡贍柶ご母嬖V比洛，英國現(xiàn)在對德國的敵對，“同它之前先后打敗西班牙、荷蘭和法國都是出于類似的原因?？偸莻惗亟鹑诔窃谄鹱饔谩??？枴け说盟梗↘arl Peters）一想到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中德國受到的羞辱就心有余悸，他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倫敦金融城是一只張著血盆大口的巨獸，將一個個外部國家吞噬殆盡；唐寧街就是為思羅格莫頓街（Throgmorton Street）服務的。而它健康勤勞的對手，比如德國，與這些勢力格格不入。德國在一般英國人的眼里，就如同16世紀的西班牙，19世紀的法國，以及20世紀的俄國。（威廉二世：“對極了?！保┑聡吮仨毨斫馑麄兣c英國之間這一最深刻的利益沖突。
進入新世紀之后，德國人談起英國人時愈加緊張的口吻與早些年的滿懷自信形成了鮮明對比，但這也容易理解。19世紀90年代中期，英國在國際政治觀察家們眼中的形象是一個“疲憊的巨人”，面臨著來自多方的壓力。尤其是在布爾戰(zhàn)爭的早期階段，德國的評論家——與英國的評論家一樣——都對英帝國的未來提出了質(zhì)疑，并談到了即將到來的“英國王位繼承戰(zhàn)爭”（War of English Succession）。然而，在陷入谷底沒過幾年，英國實現(xiàn)了驚人的復蘇：擴張、重整海上力量；陸軍改革；成功通過外交手段與法國、美國達成諒解，與此同時其盟友日本將俄國打得在十年內(nèi)一蹶不振。由于他們相信大國間存在著對于世界財富和土地的根本性爭斗，因此德國民族主義者認為倫敦與華盛頓、東京以及圣彼得堡建立友好關系的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但是，至少在接下來的十年，這些沖突將會暫時平息，這也意味著只有德國似乎還在挑戰(zhàn)英國的商業(yè)及權力政治地位。然而，無論這個島國是被看作（用比洛的冒犯言語來說）一頭太胖而無法自我防御的公牛，還是“重新振作想再次成為斗牛的公?！?，基本局面始終是不變的：有另外一只動物想在英國公牛的地盤上分一杯羹。
蒂爾皮茨和比洛認為德國必須穿越“危險地帶”。這一理論也體現(xiàn)了他們對未來的假設。他們之所以多次表示擔心英國可能會發(fā)起攻擊，是因為當時海上力量的不平衡；然而，只要能夠避免戰(zhàn)爭，形勢就會轉(zhuǎn)向?qū)Φ聡欣Ｒ舱驗槿绱?，在他們的文章中充斥著自然發(fā)展這樣的說法。在1899年春天的薩摩亞危機中，蒂爾皮茨對很多人表示，英國對德國這個商業(yè)對手懷有很深的恨意，并“想要在我們的戰(zhàn)艦破殼而出之前就摧毀它們”；比洛則寫道，要“像毛毛蟲還未破繭成蝶時那樣小心行動”。根據(jù)世紀之交時海軍參謀部的詳細估算，從長遠看英國很難在戰(zhàn)列艦數(shù)量上保持現(xiàn)階段領先于德國的優(yōu)勢；而即便是1908年之后蒂爾皮茨迫于壓力放慢了海軍軍備競賽的速度，他也始終堅持認為英國在財政上很快就會面臨很大壓力，從而愿意主動放棄獨霸海權的企圖。
（本文選自《英德對抗的興起，1860—1914》，[英]保羅·M.肯尼迪著，王萍、李高峰、胡二杰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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