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修訂本，中華書局，2022年11月版
如果在古代文學領域評選存在感最低的斷代文學，北朝文學或許能夠摘得“桂冠”。這個階段看起來缺少名作和名家，其中最著名的庾信還是位南方“移民”。然而北朝絕不是一個沉寂的時代，華夷、士庶、文武諸多元素雜糅在這段歷史中，文化、政治等諸多變革也發(fā)生在北方的大地。其文學上的尷尬地位，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簡單的標簽化定義。質樸貞剛、南北融合是北朝文學的標志特點和脈絡，二者共同搭建起了北朝文學史的基礎框架。這些關于北朝文學的經典論斷皆來源于《魏書》《周書》《北齊書》《隋書》以及《北史》五部正史。以上史書除了《魏書》，其余諸部皆編寫于唐代，可以說，今天的我們正是透過唐代史官的“眼睛”來了解北朝文學的，而唐人南北爭勝的立場，影響著我們看待這段風云詭譎歷史的視野與焦點。因此，深入理解正史敘事塑造的北朝文學之框架，探索其中的內涵和外延，是開拓北朝文學時代視野重要路徑。
一、文與質：南北爭勝的敘事與視野
魏徵《隋書·文學傳序》提出南北文風差異說，在兩者的對比中首次確立了北朝文學“質”的特點。
暨永明、天監(jiān)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fā)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
此論斷影響深遠，現(xiàn)代研究多遵循其說作為北朝文學的立論基礎。但統(tǒng)攬諸史的論述，這個奉為圭臬的經典觀點仍值得思考?！端鍟愤x取北魏洛陽以及北齊鄴城的文學冠以“貞剛氣質”的特性。“質”作為與“文”相對的文學屬性，具有的內涵是：內容重于形式，實用大于抒情。在魏徵的定義中，洛陽、鄴城文學具有自身獨特的審美屬性，與南朝吟詠性情、文辭綺麗的文風明確劃清了界限。然而其他諸史中卻對其持以完全相反的定義。如《周書·蘇綽傳》則認為“逮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后進，祖述不已”，洛陽文學崇尚學習南朝綺靡風氣，存在“文章競為浮華”的弊端。
同樣，文學史定位中洛陽文學亦非質樸。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常被視作北朝文學由荒蕪走向興盛的重要轉關。第一階段，太和之前的北魏平城時期，《魏書》云：“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直言其延續(xù)十六國動蕩局勢下衰落的文學狀態(tài)，《周書》《北史》與魏收全然否定的態(tài)度稍有不同，認為這一時期具有“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的特點，并羅列出了“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文學群體。雖然唐代史官敏銳地捕捉到北魏早期文學的價值特性，但所謂的“典正”描述并非在審美形式方面的肯定，似乎只是樸拙的褒義語（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345 頁）。不可否認，從文章審美角度，這一時期的純文學作品少且創(chuàng)作水平并不高。第二階段，進入孝文帝太和時期。在修官制、定儀禮、遷都洛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下，北魏文學亦迎來新風?！段簳芬允①澋目谖亲氛J孝文帝功績及其后的洛陽時代：
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艷，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魏收特別推重孝文帝的文學素養(yǎng)和他移風易俗的歷史地位，唐代史官雖然繼承了《魏書》對孝文帝的評價，但指出了太和年間北魏文學的不成熟，孝明帝時期才是“文雅大盛”的頂峰。
《周書》：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驂并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實罕良寶。
其后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郁，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
《北史》：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艷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 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lián)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 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相較于《魏書》的全面正向評價，唐代史官對北魏的文學脈絡進行了細化，認為太和時期“辭罕泉源”，未得“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lián)之美”，即雕琢文辭方面的尚有欠缺。由此可見，洛陽文學的建設目標是華麗的形式美感，推崇文辭表達營造出的審美特性。常景、袁翻、溫子昇等被推舉為這一時期的代表，《北史》稱其文章“雕琢瓊瑤，刻削杞梓”，“綜采繁縟，興屬清華”，均是在辭章華采方面給予肯定。可見《周書》《北史》中的洛陽文學不斷強化的是“文”的特性而非“質樸”。諸史中并未明確說明洛陽文學復興和南朝文風之間的關系，畢竟否定南朝文風是唐初史官的主要立場，但是“潤古雕今”“繁縟清華”反映的對用典細密，文辭典麗等南朝審美模式的贊許與追求，洛陽文學實質具有濃厚的南朝化意味。
第三階段，北魏分裂成東西并立的齊，周政權，文學路徑也迎來了分途。北齊繼承并延續(xù)洛陽的文化遺產，一方面，北魏洛陽風氣下培養(yǎng)的文學士人群體幾乎全部被東魏北齊接收。另一方面，繼續(xù)推進文學的南朝化。魏收、邢邵二人以模仿任昉、沈約聞名史冊。而西魏北周文學則并非洛陽模式的簡單延續(xù)，經歷了“纂遺文于既喪”重建過程，其文學分為兩個模塊，其一是文學復古。西魏大統(tǒng)十一年（545）大誥體改制，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洛陽系統(tǒng)的文化模式，其二則是文學南朝化。公元554年，于瑾滅梁，江陵陷落，王褒、庾信等南方士人正式入北，南朝蕭梁文風影響關隴文學。
綜上可見，諸史文學脈絡中的洛陽-鄴城文學具有南朝“文”的審美風尚，這與魏徵定義的“詞義貞剛”“理勝其辭”的“尚質”特點是矛盾的，那么為何會出現(xiàn)兩種相反的定義呢？
無論是詞義貞剛的“尚質”還是繁縟清華的“尚文”，都是南北爭勝下的一體兩面。兩種定義皆通過推崇洛陽-鄴城文學作為北朝文學的象征，削弱南朝文學的優(yōu)勢地位。公元577年，北周宇文邕滅北齊統(tǒng)一北方，十二年后的公元589年，繼承北周政治遺產的隋朝南下滅陳，至此結束了兩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歷史終局的結果，文學上的強者均不是軍事的勝者。北周之于北齊，隋之于南朝均是如此。似乎文學文化的強弱與軍事征伐的勝敗完全是不相關的兩個元素，但是在儒家正統(tǒng)的思維邏輯中，最終的勝利者應是“有道伐無道”的天命之君，而其中文雅興盛、文學教化的程度是衡量是否為“有道”的重要標準。所以當李唐取代短祚的隋朝成為最終贏家去回敘歷史時，必須要彌合一個話題，即如何證明曾經的文學弱勢方的正統(tǒng)意義及勝利原由。
首先，在北方文學進程中，唐代史官反復突出“太和天?！钡霓o采特質，這是在文學水平上論證北朝正統(tǒng)。溫子昇就是很好的例證?！侗笔贰贰段簳酚涊d梁武帝蕭衍使張皋寫其文筆，并稱贊“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恨我辭人，數(shù)窮百六”，濟陰王元暉業(yè)亦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超越南方文士是評價溫子昇的重要內容，這種敘事暗喻北方具備和南方同臺競技、一較高下的文化實力。而史家在南朝化的審美標準定義的同時，卻淡化南方的影響和存在，只用“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這種描述現(xiàn)象的詞語模糊變革來源，這是一種消弭南北文學差距的書寫策略，即通過肯定北朝文學水平，破除南朝文學樹立的文學壁壘。
而南北文風差異說下對北朝文學質樸特性的追認，則是在文化正確方面論證北朝正統(tǒng)。文與質這對詞匯，除了表達文學風格的實義外，還承擔與政治、道德相關聯(lián)的文化價值。正如《毛詩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體現(xiàn)的萬物感應思維。過度重“文”被視為亂世之因，而動蕩之時對“質”以及文質彬彬的追求則被視作終結亂世、政治中興的一個重要文化環(huán)節(jié)。是故文學方面“尚質”本身就暗含這一種“文化正確”。對于洛陽-鄴城文學“貞剛”“氣質”“時用”等一系列充滿力量和實用的定義，皆暗示南北最終勝敗結局之由來。魏徵將北朝文學置于超越審美的道德層面，使其具有南朝文采無可比擬的文化正確，破解了南人對“文”的壟斷（王偉《“正統(tǒng)在我”：中古正統(tǒng)建構與文學演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文”與“質”看似矛盾的北朝文學定義，展現(xiàn)了唐代史官從文學水平到價值正確全面論爭北勝于南的自洽邏輯。復興后的北朝具備超越征服南方的文學水平，同時擁有象征政治穩(wěn)定的“質”的文化屬性，無論審美還是政治道德層面，南朝不再擁有特殊的文化優(yōu)勢。 綜上所見，南北爭勝的歷史敘事構成了北朝文學史的基礎，在這個框架內無形中總有南朝的“影子”，而北朝文學史是在一種對標中書寫的。唐代史官的這種思維方式影響并限制了審視北朝的視野，將焦點皆集中在北方能夠和南朝文學相提并論的階段和文學類型上面。然而能夠納入這一標準的案例相當有限。諸史都在強調北朝文學史是一個文化重建的過程，不文的“黑歷史”需要排除在外，合乎南朝主流審美下的文雅才是重心。時至今日，對北朝文學研究的重心仍在北魏洛陽、北齊以及庾信，這些能與南朝文學相互關聯(lián)比較的對象上。尚質、南朝化成為北朝文學史經典且固化的標簽。因此，走出南北爭勝的敘事框架之外，探索北朝文學的多元視角是很有必要的。
二、經國：北朝文學的自我舞臺
《顏氏家訓·文章》云：“朝廷憲章，軍旅誓誥，覆顯仁義，發(fā)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余力則可習之?！?/p>
不同于南方對展現(xiàn)個性的詩賦等純文學的推重，在北朝廟堂之制，進奏之文等文體類型有很重要的文學地位。從文獻留存整理情況來看，《隋書·經籍志四》載有：“《后魏詔集》十六卷，《后周雜詔》八卷，《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啟》九卷，《后周與齊軍國書》二卷?！庇帧段簳こ＞皞鳌罚骸埃ň埃┦茈纷T下詔書凡四十卷。”收錄大量詔令章奏亦是《魏書》的一個重要編纂特點，乃至由于數(shù)量過多被《史通》譏為“穢累”。嚴可均整理《全后魏文》《全北齊文》《全北周文》的文章中王言、奏章、頌贊等公文占據(jù)了絕大比重。足見北朝人的文學觀念中公文的重要地位。
而由于側重文體類型的差異，北朝的文學評價也存在與南朝審美體系不同的標準和角度?！吨軙ち鴳c傳》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時（柳）僧習為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都官，皆依仗貴勢，競來請托。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托，吾并不用。其使欲還，皆需有答。汝等各以吾意為吾作書也?！保c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鄙曌x書，嘆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此?！奔匆缿c所草以報。
柳慶在西魏政權中擔任相府記室，屬于“典掌文房”的文書臣僚。他少時所草擬的通告被視作一篇優(yōu)秀的文書受到褒獎，然而這篇文書簡短淺白，直截了當?shù)貍鬟_內容，沒有引經據(jù)典的修飾性言辭。也許在南朝審美下，這篇文書算不上可以寫進個人史傳的優(yōu)秀作品。但是北人卻看中了文章“意氣”，即將內容作為重要審美標準?！坝心苷哌M，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此句在內容邏輯的精當表達中樹立了不容置疑的氣勢，而非形式技巧，這是北朝特有的文學觀念。
北朝文學在“經國”文學框架內一直進行自洽的運作和調整，并為了適合現(xiàn)實需求形成獨特表達方式。西魏蘇綽大誥體改制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這是北朝唯一明確記錄在正史中的具體文學變革。南朝史書中如永明聲律、蕭梁宮體等都是詩歌領域的新變，而北朝記錄的唯一新變卻是在公文領域。亦可見南北文學的不同好尚。大統(tǒng)十一年（545）七月西魏文帝祭廟之際，蘇綽受命撰寫《大誥》，其文散行且作《尚書》式的古語。自此之后西魏文筆皆依此體。直到魏周易代之后，大誥體漸被停廢。下面截取《大誥》部分為例：
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chuàng)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隕其舊。自時厥后，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涂炭。惟臺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p>
其文古樸淺顯，并不是充滿文學美感的作品，尤其是在華辭麗藻的駢文盛風下，大誥體更加顯得獨樹一幟。大誥體雖以模擬上古語言為旗號，但其文辭的書寫認可度并不高，王應麟將其評價為“童牛角馬，不今不古”（王應麟：《書》，《困學紀聞》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80頁），桂馥亦認為大誥體“仿佛訓誥，襲其相貌，羊質虎皮，叔敖衣冠”（桂馥：《晚學集》卷五，清光緒二年[1876]刻本第二冊，天津圖書館館藏），可見《大誥》的語言技法并不高妙，其擬古的書寫機制僅停留在機械的詞語替換上面，篇章的句式句法仍然保持散體時文特點，正如錢玄同所說：“因為經、子中常用此字，后世往往變了，別用彼字，于是覺得此字古奧難解。那些無識的文人偷了去造假古董?！保ㄥX玄同：《新文學與今韻問題》，張明寶編《新青年百年典藏·語言文學卷》第3冊，河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239頁）相較于同時代的駢體，文章中幾乎不見化用典故、裁剪偶句的形式雕琢。由此可見，大誥體并非需過度措意文辭的書寫體式，而充滿著直白質樸的特點。
關于《大誥》的興起原由，《周書》稱其“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是以革除“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的文學弊病為目的。陳寅恪在“關隴本位”的框架內，認為此種文書變革興起的原因在于確立關隴集團的文化自立（參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100-102頁）。在陳寅恪的理論之外，有學者認為大誥體“包含著轉換西魏集團內部山東士人政治認同的現(xiàn)實需要”（袁濟喜、李俊《再論西魏、北周之際文學復古思想的興起與衰落——兼論陳寅恪先生之“關隴文化本位政策”》，《江海學刊》，2011年第3期），或認為大誥“侵奪魏帝王言權威，實踐宇文泰霸府權力話語的構建”（莊蕓《西魏北周“大誥體”興廢考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無論具體成因為何，《大誥》興起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味是毋庸置疑的共識?！洞笳a》在文學審美性之外，承擔著建設新模式的文化責任。所以，其文學意義并不在于文辭表達是否才華橫溢，而是在于內容與價值能否發(fā)揮作用，這也正是蘇綽《大誥》被宇文泰看重的原因。
由此可見，實用性是北朝文學觀念中非常關切的問題，即是否能回應現(xiàn)實語境及需求，這也成為了北朝文學的一個重要審美側面。文學實用觀一直貫穿在我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中，《詩大序》：“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贝罅π麚P詩歌美刺的教化力量，如《淮南子·泰族訓》所謂“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宣揚文通于道，再到唐宋古文風氣下的“文以載道”觀念等等，以上都是對文學“經世致用”的社會性的宣揚與肯定。北朝文學審美觀也是這條“文”與“道”歷史脈絡中的重要一環(huán)。北朝文士的書寫日常總會與政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尤其是北魏早期文士的政務屬性更加明顯。崔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崔浩雖然總攬“朝廷禮儀，優(yōu)文策詔、軍國書記”，他以好謀擅斷顯達于政壇。高允、高閭確以文學知名，但皆參決機密。正如曹道衡指出的“這些有較高文化素養(yǎng)的北方士人大多致力于政治和學術”（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342頁）?！豆珷W史》亦指出北朝公文具有很強的吏治屬性（許同莘《公牘學史》，河南人民出版社，70-71頁）。在經世致用和吏治的文學定位中，公文不是炫才的平臺，而是便于實用的橋梁，因此個人文學技巧的意義受到削弱，合乎體式并高效精切傳達內涵才是這類文學的首要評判標準。
三、余論
文學是否只是一種單純的自我情感、文才水平的個人化表達平臺？北朝文學的意義以及存在本身可能在于提供了一種換位思考的可能性，即實用性，或者說公共目的下的書寫方式以及理解角度。在唐代史官南北爭勝的視野下，我們將焦點集中在北朝的文雅時期，努力在北朝的領域內尋找比肩或超越南方的杰出“作者”，來說明北方二百年的風云故事中的文學不是一片莽荒之地，但是這個探尋方向本身就是非常具有南朝視角的色彩，如果抱著這樣的目的審視北朝文學時代，大抵是要無功而返，相較于人才輩出燦爛的唐宋文學，北朝文獻有限且文學名人不多，依舊難逃乏善可陳的邊緣化命運。然而，如果用經國致用的路徑走進北朝文學的近景，觀察文本書寫的現(xiàn)實語境及效用，不再僅僅論辯南北之異同優(yōu)劣，而去追問北朝文學自身的細節(jié)，或許能收獲更加廣闊的文學風景。我們永遠不可否認大才子庾信閃爍的足以炳耀北方的才情魅力，但多如牛毛的“平凡”文士恰恰是一個時代的真實底色，鮮花固然美麗，但蒼草也是文學土壤中不能忽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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