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后移居美國，1886年畢業(yè)于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獲得文學士學位（1902年獲得該校博士學位）。1887年來華傳教，先至鎮(zhèn)江學習漢語。1888年抵達南京，福開森抵寧后在南京干河沿參與創(chuàng)辦匯文書院（Nanking University），并擔任首任校長。1910年匯文書院與南京另外兩所教會學?；綍海∟anking Christian College）、益智書院（The Presbyterian Academy）合并組建成金陵大學堂（University of Nanking），即金陵大學，由此也奠定了福開森與金陵大學以及后來南京大學的淵源。
1897年，福開森受盛宣懷之邀至上海參與創(chuàng)辦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1899年又創(chuàng)辦《新聞報》，經(jīng)過多年的苦心經(jīng)營，《新聞報》一度成為上海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辛亥鼎革以后，福開森先后受聘擔任政事堂顧問、國務院顧問、總統(tǒng)府顧問、中國政府對英美日條約修訂委員會顧問等職。1914年，福開森由上海移居北京，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于1943年被日本遣送回美國，1945年8月3日在美逝世。
福開森在華生活近六十年，是一位地道的“中國通”，不僅能熟練地使用中文會話，而且能夠用中文進行書寫、撰述乃至書法創(chuàng)作。福開森對于中國文化藝術感情甚篤，熱衷于中國古器物的收藏與研究，并卓然成家，著有《Chinese Paintin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7）、《歷代著錄畫目》（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34）、《歷代著錄吉金目》（商務印書館，1939）、《中國藝術綜覽》（商務印書館，1940）等。1934年，福開森將數(shù)十年苦心搜集、價值數(shù)百萬元的古物捐贈給金陵大學，1935年2月22日國民政府為此特下令褒獎福開森善舉。福開森將個人所藏古物捐贈給金大以后，金大因沒有專門場所保存展示，故將這批文物暫存北京古物陳列所，直到1949年才由李小緣等人運回。對于福開森捐贈古物之事，當時新聞媒體多有報道，但是其中個別細節(jié)仍有待完善，而1949年福開森藏品由北京南遷回南京的詳細過程，目前學界更是鮮有涉及，本文利用耶魯大學館藏英文檔案結合有關中文文獻，試圖厘清這一南遷過程。
福開森
福開森文物落戶金陵大學
福開森于1897年離開南京，但是對于其一手創(chuàng)建的金陵大學，一直懷有很深的感情，即使在離開南京以后，也長期擔任金陵大學校董，關心金陵大學的發(fā)展，而其個人收藏的古物最后落戶金陵大學更是體現(xiàn)了其對金大的情感。
關于捐贈一事，據(jù)目前資料來看一方面是由于福開森早就有意，另一方面得益于金大校長陳裕光的爭取。據(jù)陳裕光回憶：“大約在1930年左右，校董會開完，我與福開森并肩而坐。談話中，他不時吐露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說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當即表示，希望他對金大有所捐贈，以作紀念。他頷首允諾。”（陳裕光：《回憶金陵大學》，載江蘇省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江蘇省政協(xié)文史資料集萃·教育卷》，《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5年，第49頁）陳裕光爭取福開森捐贈古物的另一重要動因就是金陵大學1930年正式獲得了美國霍爾教育基金（The Charles Martin Hall Education Fund）的資助，成立了中國文化研究所，該機構的主要職能為研究中國文化，而福開森收藏的類型眾多的中國古代文物，反映了中國古代的燦爛文明，這批古物如果能落戶金陵大學無疑能助推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工作的開展。
1934年，福開森正式將個人所藏銅器（327件）、玉器（39件）、陶瓷（114件）、書畫（154件）、拓本（195件）、雜器（45件）、照片（61冊）、緙絲（5件）等共計940件文物捐贈給金陵大學，因金陵大學當時沒有專門的建筑用以儲存、展覽福開森文物，所以這批文物暫存北京古物陳列所管轄的故宮文華殿，待金陵大學專用建筑完工以后，再行移交。1934年12月12日，福開森與金陵大學陳裕光以及北京古物陳列所主任錢桐（1873-1938）三人正式簽署了中英文版的三方協(xié)議，協(xié)議后還附有詳細的文物清單目錄，目錄中除記錄每件文物的名稱、朝代外，還著錄有文物尺寸等外形信息。
福開森之所以選擇北京古物陳列所作為藏品寄存單位，主要是因為他常居北京，且與錢桐私交甚篤。福開森文物暫存古物陳列所后，錢桐也是愛護有加，協(xié)助福開森在文華殿舉辦福氏古物展并于1935年6月籌設了“福氏古物館”。（時文甲，史梅：《美籍漢學家福開森的故宮交游圈——以南京大學所藏文獻檔案為基礎》，《文獻》，2020年第2期，78-88頁）
英文版福開森文物捐贈協(xié)議封面
關于“福氏古物館”的籌設其實也多有波折。自1933年開始，故宮文華殿一直被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占用，直至1935年何應欽向日本妥協(xié)后，該機構被裁撤，故宮文華殿得以重新被交還古物陳列所保管，這一過程中錢桐多方周旋，出力良多。（許凱：《美國人福開森與古物陳列所“福氏古物館”》，《故宮學刊》2009年第5輯，828-831頁）在錢桐的努力下，福開森文物得以順利寄存至文華殿保管，“福氏古物館”也得以成功籌設。1935年以后，華北時局動蕩，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錢桐失節(jié)附逆，但“福氏古物館”還是勉強得以保全。抗戰(zhàn)軍興后，金陵大學西遷成都，一時難以顧及北平福開森捐贈古物。但是，金陵大學并未忘記此事，一直在為迎回福開森文物、籌設博物館而努力，如時任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主任的李小緣在1946年7月31日給哈佛燕京學社提交的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年度報告中就提及，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在西遷成都期間辛苦搜集的諸多文物，是為了和福開森古物相補充，為日后金大建立博物館準備。（《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s，1945-1950》，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藏，案卷號：RG011-0046-1187）
福開森文物南遷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金陵大學開始計劃東歸，1946年夏，金陵大學正式回到闊別多年的南京。此時，負責保管福開森文物的北京古物陳列所也于1946年合并入故宮博物院，但是在交接時，故宮博物院認為福氏古物館所藏文物不屬于故宮博物院接收范圍，因此建議將該批文物早日運回南京。然而，金陵大學甫歸南京，百廢待舉，此前承諾的保存福開森文物的建筑仍未建成，經(jīng)金陵大學及福開森之女福梅齡（Mary Esther Ferguson，時任職于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女士接洽，這批古物還是暫存故宮文華殿，由故宮博物院接替古物陳列所負責這批古物的保管與陳列。金陵大學雖然暫時無法迎回這批古物，但是與北平故宮博物院以及福梅齡女士一直保持聯(lián)系，以便即時了解寄存故宮古物情況，如1948年9月30日的《金陵大學?？肪驼浟藭r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所長王世襄的來函：
福開森古物館在文華殿重行開放，整理陳列。文華殿入門處現(xiàn)懸有中英文說明牌，闡述此批古物之來源，并解釋暫在此處陳列之理由。其間原委，既經(jīng)公告世人，則將來移交貴校時，自不致引起誤會也。（《福開森氏捐贈古物仍暫寄存文華殿》，《金陵大學?？?，1944年9月30日第三版）
1948年金陵大學舉辦了慶祝建校六十周年的慶典，校慶期間，金大各地校友發(fā)起募集籌建博物館運動，而據(jù)1948年9月30日的《金陵大學?？穲蟮?，金大博物館設計圖已完工，待款項到位后便可動工。
1949年，故宮博物院時任院長馬衡一方面鑒于時局變幻，故宮博物院文華殿用途反復不定（如馬衡在1949年5月27日的日記中記載陪同王冶秋參觀文華殿新辟的革命史料陳列室，而8月20日的日記中又記載文華殿西配殿被辟為陳列禁書的新陳列室、文華殿前殿被辟為帝后生活史料陳列室）；另一方面鑒于年事已高，計劃卸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想在卸任前將這批古物處理妥當，以免繼任者對于其中各種緣由不甚清楚而引發(fā)糾紛。于是，決定將福開森寄存故宮文華殿文物早日歸還金陵大學。此外，福開森之女福梅齡女士也計劃離華返美定居，她想在回美國之前把這批古物交給金陵大學。（李小緣致金陵大學教授方威廉（William P. Fenn）函，1949年11月26日，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藏，案卷號：YDS-RG011-0052-1346）多種因素之下，1949年8月24日，馬衡致函陳裕光，催運福氏古物，（馬衡著，馬思猛整理：《馬衡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129頁）陳裕光在收到馬衡信后，立即開會討論迎回福氏古物事。經(jīng)過一番商討，陳裕光決定請李小緣先生負責帶隊北上迎回福開森文物。
李小緣，原名李國棟，1898年1月28日出生于江蘇南京，1915年考取金陵大學文理科，1920年大學畢業(yè)后留金大圖書館工作。1921年赴美留學，1923年畢業(yè)于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獲圖書館學學士學位。次年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研究院攻讀教育社會學，獲教育社會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曾利用暑假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中文編目工作。1925年回國后在金陵大學圖書館工作，任西文部主任。1927年金陵大學圖書館學系成立，擔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1929年至1930年擔任東北大學圖書館館長，1930年3月返回南京，擔任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金陵大學教授，后升任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兼文科研究所史學部主任，1948年后兼任金陵大學圖書館館長，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任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1959年12月25日于南京去世。
李小緣先生非常重視圖書及文物的搜集，特別是在金大西遷成都期間，搜集了大量古物，因此由李小緣先生帶隊去接收福開森古物應該是比較合適的人選。但是李小緣先生彼時身體狀況并不是很好，自認為無法勝任該職，無奈陳裕光一再堅持，他提出：（1）金陵大學沒有比李小緣先生更具資質的人選，因為李小緣在文獻古物領域學養(yǎng)深厚，且同時擔任中國文化研究所主任、圖書館館長；（2）福氏古物最早也是陳裕光為推動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而爭取來的，這批文物順利回歸無疑能夠提升李小緣所負責的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收藏及研究；（3）李小緣先生如果不愿意去北京，福開森這批文物有可能永遠留在北京，這對于金大將是重大的損失。對于陳裕光的理由，李小緣雖然只覺得部分有道理，（《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s，1945-1950》，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藏，案卷號：RG011-0046-1187）但是執(zhí)拗不過，最后只能同意。（李小緣致金陵大學教授方威廉（William P. Fenn）函，1949年11月26日，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藏，案卷號：YDS-RG011-0052-1346）1949年9月1日，金陵大學正式任命李小緣先生負責帶隊北上迎回福開森古物，與此同時，金大還成立金陵大學古物陳列委員會（Museum Committee）以及工作委員會專門負責福開森文物南遷以及后續(xù)相關事宜，古物陳列委員會成員包括貝德士（Miner S. Bates）、王繩組、劉繼宣及李小緣等人，李小緣為召集人。
金陵大學迎回福開森文物
陳裕光在確定了迎回福開森古物工作組后復函馬衡，馬衡于1949年9月9日、9月21日先后收到陳裕光的去信，知悉了金大安排。（馬衡著，馬思猛整理：《馬衡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129、136、140頁）9月29日，李小緣攜南京軍管會批條，率領黃玉瑜、趙長林、陶振玉三人組成的金大工作組離開南京前往北京接收福開森文物，與金大工作者同行者還有一位建筑師齊兆昌（受聘設計金大博物館）。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李小緣一行抵達北京，居住在喜鵲胡同四號，這里既是福梅齡的居所，同時也是哈佛燕京學社來華研究人員的落腳地。福梅齡對于金大工作組的到來，也是非常歡迎，并熱情地宴請了工作組所有成員。
金大迎回福開森文物工作組（前排中坐者為李小緣）
10月3日，李小緣一行四人至故宮博物院拜訪馬衡，與馬衡、曾廣齡等商洽福開森文物接收及運返南京事。彼時的北京正沉浸在新政權建立的喜慶之中，各種活動接連不斷，故宮博物院也被安排了許多接待及展覽工作，金大工作組一時無法開展工作，直到10月6日，李小緣才得以親臨文華殿，了解福開森古物保存情況。
經(jīng)與馬衡商量之后，金大工作組于10月10日開始試清點，故宮博物院的有關人員也為金大工作組講授了文物清點、打包注意事項。10月11日，金大開始正式清點福開森古物，并登記造冊，清點、打包工作都在故宮博物院國畫館進行，馬衡指派5位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1人負責核對目錄，1人負責記錄，1人負責取件，2人負責將文物從寶蘊樓庫房搬至國畫館）及若干工友予以協(xié)助。10月18日，清點工作正式結束（期間10月14日福梅齡離華返美）。10月19日，金大工作組又緊鑼密鼓地開始購買打包文物所需材料，聯(lián)系木工等事宜（由于時間緊張，北京圖書館暫借給金大大小箱子45只）。10月20日，金大工作組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的協(xié)助下正式開始裝箱，裝箱時金大、故宮博物院及北京警察局三方共同見證，每裝好一箱便會貼上封條，中午與晚上休息時，工作場所會關閉且派有專人守衛(wèi)，以確保文物安全，而每次人員進出也要經(jīng)過嚴格的檢查。就在裝箱工作過半時，金大工作組還指定專人前往北京警察局和高教部辦理通行證及有關證明（證明福氏這批古物為教育所需材料，且直運金陵大學，屬于免稅物品），這些文件后來也幫助福氏古物順利通過鐵道部、海關及北京火車站的檢查。
10月30日中午，李小緣宴請馬衡等人，以感謝其對福氏古物的精心保管以及對金大工作組的支持、幫助。10月31日，福開森寄存文華殿古物打包裝箱工作全部結束，共裝得44箱。
除了在故宮文華殿的文物之外，金大工作組還在福梅齡家中打包裝得福開森古物與書籍18箱，需要說明的是，在裝運福梅齡家中文物時，李小緣鑒于福宅多寶格柜二具（外有大玻璃罩兩個）、條琴幾（雕花）、條琴幾（竹節(jié)式）三樣文物體積過大，按照當時運輸金額計費方法，要增加相當多的運費，無奈之下，只得將這三件文物暫存喜鵲胡同內(nèi)，待以后有機會再?。ㄟ@三件古物后來命運如何，有待進一步查考）。（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編：《李小緣紀念文集》，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鉛印，2007年，210頁）
從福梅齡家中裝得文物18箱，連同文華殿文物44箱，共計62箱一千余件，數(shù)量較之1934年福開森捐贈金大古物數(shù)量又有所增加。這62箱古物于11月1日移送至北京火車站，火車站工作人員又對62箱古物進行了測量、計費，最后算得運費1919510元（折合美金約400元）。金大工作組快速付清運費后，這批古物開始起運，于11月5日抵達南京下關火車站，當時正值周末，金大遲至11月7日早晨派員至下關火車站簽收后將這批古物運回金陵大學，暫存金大圖書館（此次金大工作組赴京押運福開森文物共計花費美金900元，其中100美金為福梅齡贊助，遠低于赴京前12000美元的預算）。自此，福開森古物終于回到了金陵大學，而此時距離福開森與金大簽署捐贈協(xié)議已過去了近15年。
余論
李小緣因在北京考察哈佛燕京學社、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德學會等機構及有關圖書館、博物館、書店，遲至11月9日才乘火車離開北京，與李小緣一同返寧的還有一位張震西先生，他是福梅齡離開中國時指派照管、協(xié)助金大工作組生活及工作的。李小緣、張震西等人于11月10日晚抵達南京，抵寧后經(jīng)陳裕光安排，張震西暫住金大教授史邁士家中，11月11日，李小緣攜張震西至金陵大學查看福開森古物，張震西在金大見到福開森古物完整無缺以及了解到金大有關決議后，于11月18日離寧返京。而李小緣回到金大后，也立即向陳裕光、金陵大學校務委員會以及金陵大學古物陳列委員會報告了赴北京押送福開森文物經(jīng)過。金陵大學也決定由李小緣先生負責福開森古物的保管。
福開森古物終于回到金陵大學，但是金大博物館尚未建立，如何安排這62箱古物也成為了擺在李小緣面前的一大難題。經(jīng)過一番考慮，李小緣決定先將較小的箱子存放在金大圖書館閱覽室，較大的箱子則安放在圖書館大廳入口處。而金大師生得知福開森古物回歸的消息后也是非常激動，極為迫切地希望校方能舉辦福氏古物展覽（張震西也有此意），對此，李小緣表示只有確定好福氏古物保管辦法后才能進行展覽，為此還專門向師生及張震西予以安撫。同時，出于安全起見，金大古物陳列委員會決定請李小緣向金大各系求助，請他們提供盡量多的箱子，以便將借北京圖書館的箱子早日歸還，同時盡可能多的準備陳列架用以安置古物，待這些準備工作完成后再全部開箱安置福氏古物。
然而，對于如何保護好這批古物，李小緣一直也沒有頭緒，南京潮濕的天氣、金大圖書館的鼠害問題、專業(yè)人員的缺乏等福氏古物寄存在北京不曾遇到的問題，如今都擺在了李小緣及金大的面前。此外，日常所需的維護經(jīng)費，更是成為困擾李小緣及金大的另一棘手問題。為此，李小緣還向在美國的原金大同事芳威廉（William P. Fenn）教授求助，請其向紐約金大董事會申請經(jīng)費，同時請其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向有關學者咨詢，并請大都會博物館能夠寄送一些文物保護及博物館工作的相關圖書給李小緣（芳威廉后來也確實寄來了很多美國博物館參考資料）。幸運的是，當福開森文物運回南京時，正值華西大學的鄭德坤在金陵大學，基于金大、華西的多年友情以及鄭德坤本人對于福開森古物的興趣，鄭德坤為李小緣整理福開森文物給予了諸多幫助。
福開森文物運返南京后不久，新政權開始加強對金大的管理，1952年金陵大學改屬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直接領導，學校管理改行校務委員會負責制，教授會、講助會、職工會及學生會通過民主選舉方式，產(chǎn)生19人組成的新校委會，金大的各項工作迎來了變革，新的校委會對于福開森文物依舊重視。
在存儲場所問題上，國立北平圖書館南京辦事處裁撤后，金大爭取到將該地作為福開森文物保管場所，1950年5月福開森所有文物全部搬遷至該辦事處。金大又打造了一系列的家具，終于解決了福開森文物的存放問題。為了更好的展覽，李小緣與齊兆昌多次赴南京博物院參觀，制定了展覽陳設方案，經(jīng)新校務委員會同意，共花費600美元打造了各類展覽用具，自此福開森文物終于在金大成功安家。2016年，距離福開森文物遷回南京一個甲子以后，南京大學啟動了建設一座現(xiàn)代化、綜合性博物館的計劃，期待南大博物館早日落成。
（本文系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海外中國文獻收藏歷史與專題研究（項目編號：01081437011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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