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真相

【編者按】

《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一書主要講述華夏文明的萌生與轉型。從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頭文化）的出現(xiàn)，到三千年前商朝的滅亡、西周建立，時間跨度一千余年。作者借助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梳理了上古人祭風俗產生、繁榮和消亡的全過程，以及人祭與華夏早期文明從伴生到分離的偉大轉折，再現(xiàn)了古人（周人）為終結商朝和人祭風俗付出的巨大努力。本文摘自該書第二章，，因版面原因，省略了原書中的圖表及注釋部分。

在上古的傳說中，“大禹治水”是人類改變自然界的宏大事業(yè)；禹的兒子啟則在隨后建立了華夏第一王朝——夏。兩代人的故事堪比創(chuàng)世史詩，壯麗輝煌。

按照古書記載，在堯和舜的時代曾經發(fā)生大洪水，堯帝派禹的父親鯀治水，但沒有成效，鯀被處死；舜帝則繼續(xù)任命禹治水，結果禹不僅治理了水患，還開辟了黃河和長江流域的陸路與水路交通網，劃出了九州行政區(qū)。

遠古歷史總是和神話雜糅。現(xiàn)代學術產生后，有學者開始質疑大禹傳說的真實性，比如開創(chuàng)“古史辨”學派的顧頡剛，他就認為大禹的事跡是戰(zhàn)國時的人虛構的。

歷史文獻在流傳的過程中往往會被后人加工或改造，甚至被塞進更晚的篇章?，F(xiàn)存關于大禹最早的文獻，是《尚書》開頭的幾篇，如《舜典》《禹貢》，但受到的懷疑也最多。近年，一件流散海外的青銅器“遂公盨”被發(fā)現(xiàn)，其銘文中有這樣的敘述：“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钡鼘儆谖髦?，跟大禹的時代相距甚遠。

傳說是大禹鑿通了長江、黃河、淮河和漢江，但從工程的可能性看，這都不現(xiàn)實。即便是現(xiàn)代國家也不太可能實施這種完全改變大江大河的工程，更何況在4000年前還沒有出現(xiàn)地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大型國家，其人口規(guī)模和技術水平根本不足以改造大江大河。

難道，大禹治水只是西周或者春秋時候的人創(chuàng)造的神話？考古發(fā)現(xiàn)能提供解答，雖然它有時會離人們最初想象的“答案”很遙遠。

依賴水稻的古洛陽——二里頭

在今洛陽市以東20公里處，伊河和洛河沉積形成的小平原上，發(fā)現(xiàn)了疑似“夏都”的偃師二里頭遺址。它的占地面積、宮殿規(guī)格以及手工業(yè)的發(fā)達程度都超過了以往和同期任何遺址。而且，二里頭遺址距今3900—3500年，恰好在商朝之前，所以它很可能就是夏朝的都城。

二里頭考古的成果已經有很多，但留心二里頭人的主食是哪種的還不多，大多數學者普遍默認，按照華北地區(qū)的傳統(tǒng)，它應當以旱作的粟（小米）為主。

但事實恰好相反，二里頭人的主食是水稻（大米）。不僅如此，這背后還可能隱藏著“大禹治水”的來歷。學界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原因，說起來頗為有趣，就是按糧食顆粒數進行統(tǒng)計和排名，而忽視了不同糧食的顆粒其實差別巨大。

歷經上千年埋藏的糧食大都已經碳化，如果不是大量的堆積很難被發(fā)現(xiàn)。近年來，考古工作者開始采用“浮選法”來尋找糧食：在遺址中采集土樣，打散后放入水中攪拌，而碳化的糧食比水輕，所以糧食會浮上水面。這樣，人們就可以采集到古人遺棄的糧食顆粒，觀察古人在種什么、吃什么。

在1999—2006年的二里頭發(fā)掘中，對遺址土樣采用“浮選法” 得到的樣本顯示：粟米（小米）數量最多；稻米（大米）其次，約為粟米數量的一半；其他旱作的黍、大豆和小麥數量很少。這樣看來，稻米在二里頭似乎不占主要地位。

但粟米和稻米的顆粒大小及重量很不一樣，單棵植株收獲的籽粒數量也相差懸殊。分析古人的種植規(guī)模和食物構成，應當統(tǒng)計的是重量，而非粒數。但很可惜，浮選工作沒有稱重的報告，目前還只能通過糧食顆粒數“構擬”它們的重量。在農學上，統(tǒng)計不同作物顆粒重量的術語是“千粒重”，所以，我們可以參考現(xiàn)代糧食的“千粒重”數值進行折算。這也是不得已的替代方法。

粟米平均千粒重一般為2克，稻米平均千粒重一般為16-34克，即使按最低的16克計算，兩者顆粒重量也相差七倍。根據這個比例，二里頭出土的稻米重量應是粟米的四倍，是當之無愧的最重要的糧食。

2019年，一份樣本更多的浮選統(tǒng)計論文發(fā)表，包含二里頭各期的277個采樣，但仍是按照糧食顆粒數計算的。這次，稻米顆粒數量略超過粟米，位居第一：稻，14768粒 ；粟，13883粒；黍，2248粒。

稻米粒數略多于粟，這讓論文作者覺得難以解釋，便猜測這些稻米是從外地進貢來的：“通過收取貢賦的手段，從當時的水稻種植區(qū)域征集大量稻谷。”但稻谷種植區(qū)應當在哪里，古人的交通問題如何解決，這些都還無法解答。

如果把顆粒數折算成重量，稻米的權重還要上升很多，占比84.5%，在二里頭人的種植面積和食譜中占據絕對優(yōu)勢。

現(xiàn)在洛陽市周邊，包括二里頭地區(qū)，已經很少種植水稻了，但距今4000年前顯然不是這樣。

水稻發(fā)源于長江流域，從6000年前以來，一直在緩慢而持續(xù)地向華北傳播。在距今4000余年前的華北遺址中，有很多都發(fā)現(xiàn)過水稻粒，但數量占比很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梢?，二里頭發(fā)現(xiàn)的水稻不可能是外來的貢品，因為在二里頭人還沒有建立起王朝、無法向外地征收“貢賦”的時候，他們就以水稻為主糧了。

這就需要說說二里頭人的來歷。

移民穿越嵩山

考古發(fā)現(xiàn)，二里頭人并非洛河邊的土著居民，他們來自位于二里頭東南方100多公里的新砦聚落，而新砦和二里頭之間隔著嵩山。

新砦聚落存在于距今4000—3900年間，面積約1平方公里，這意味著聚落人口已多達數千。在龍山時代的繁榮過去之后，這種規(guī)模的聚落已經很少見，顯然，新砦人找到了某種可以使人口增殖的秘訣。

考古工作者對新砦遺址也做過浮選，稻米粒數占54.37%，折合成重量的占比則是85.1%，和二里頭的數據（84.5%）非常接近。

到3900年前，新砦人突然向西北穿過嵩山，進入洛陽盆地，在古伊洛河北岸營建起新的家園，這就是二里頭的來歷。新聚落和新砦規(guī)模接近，也是約1平方公里，數千人。

在二里頭遺址最早的地層（一期），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了捕魚用的骨魚叉和陶網墜，很多蚌殼制作的工具，如箭鏃和用于收割的蚌鐮，顯示當年這里是水濱濕地環(huán)境。

二里頭一期（距今約3900—3800年）的聚落規(guī)模，繼承了新砦遺址，面積約1平方公里，尚未發(fā)現(xiàn)大型建筑。不過，水稻在二里頭人的糧食中已占據最重要地位：在這一期地層內，發(fā)現(xiàn)水稻953粒、粟155粒、黍36粒。這個比例和新砦可謂一脈相承。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二里頭聚落規(guī)模不算大，還不可能統(tǒng)治到較遠的地方，所以水稻肯定不是外來的“貢賦”，只能是自己生產。

洛陽，位于中國地形第三和第二階梯過渡帶上的一個大平原和山地的交界處，被斷續(xù)的低山包圍成不太嚴密的盆地，而黃河正是從洛陽北部山地穿過，然后流入開闊的華北—黃淮海大平原。在新石器時代，洛陽盆地一直有零星的聚落，到新石器末尾的龍山文化時代（距今4500—4000年），曾出現(xiàn)部落間劇烈沖突的跡象，如各種被殺害后遺棄的尸骨（王灣二期），但并沒有發(fā)育出大型城邑。龍山時代的輝煌基本在洛陽盆地之外，比如，在東邊，嵩山東南麓曾出現(xiàn)過一系列夯土小城—小型古國，在西北方，臨汾盆地則有繁榮的陶寺古國。

龍山時代結束后，洛陽盆地才成為孕育華夏文明的溫床。

大禹治水真相

《史記·夏本紀》中有一處很特殊的記載，說大禹在治水期間曾經讓他的助手“益”給民眾散發(fā)稻種，在低洼多水的地方種植：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

大禹推廣稻作在其他古書中都沒有相關記載，但在《史記》中卻出現(xiàn)過兩次。這應當不是司馬遷的筆誤，而且，在新砦和二里頭考古中也都得到了驗證。

在有關大禹的傳說中，治水的背景是大洪水泛濫，所以有學者認為，龍山時代的華北曾出現(xiàn)過一些古國，但在4000年前陷入蕭條，原因就是那場傳說的大洪水。但這個觀點很難成立，因為在新石器時代，華北以粟、黍等旱作農業(yè)為主，基本不需要人工灌溉，從而聚落也就可以遠離河谷低地。龍山時代最顯赫的古國，如山西陶寺、清涼寺和陜西石峁，都坐落在山前和梁峁地帶，比臨近的河谷高出數十米，不太會遭受洪水威脅?？傊鼈兊乃ヂ淇赡芨饔性?，但不會是因為洪水。

傳說是經過諸多流變、改造的歷史記憶，其最初的“內核”會被層層包裹，甚至改頭換面，難以識別。但參照考古成果，我們還是能發(fā)現(xiàn)“大禹治水”的最初內核：一場龍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濕地、開發(fā)平原的活動。

這涉及上古和后世地理環(huán)境的區(qū)別，需要多解釋一下。

從歷史時期直到現(xiàn)在，江河下游的平原地帶都是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qū)，如華北平原、黃淮海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但上古的石器時代則截然相反，在沒有人為筑堤干預的情況下，江河在平地上容易呈漫流狀態(tài)，而濕地沼澤并不適合農業(yè)。

《尚書·禹貢》這樣描寫黃河下游的景觀：“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边@里的“九河”不是確切數字，是泛稱，指下游黃河形成多條扇狀分岔，泛濫成為廣闊濕地，與海灘相連。這是上古時代未經治理的下游平原面貌，而內陸的平原地區(qū)，其環(huán)境也與此類似。比如，關中的仰韶文化遺址就有大量和水有關的元素，捕魚的魚鉤、網墜，用蚌殼制作的各種工具，乃至陶器上畫有大量魚類圖案等。這些遺址大都分布在臺地，遠離濕地水濱，看來古人也會到濕地中漁獵。

而在華北地區(qū)龍山時代的遺址中，普遍有少量稻谷，雖然占比很小，但說明黃河流域的人們已經開始嘗試利用濕地邊緣種植水稻。新砦—二里頭人則走得更遠，他們已把水稻作為主糧，而這就需要開發(fā)濕地，排干沼澤，將其改造成擁有灌排水系統(tǒng)的稻田。簡而言之，在龍山時代結束后的“大蕭條”中，新砦—二里頭人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甚至建立華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

這在文獻中也能找到一些旁證。戰(zhàn)國的孟子這樣描述大禹的治水：“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從孟子的描述看，禹的治水工作就是排干和改造濕地。這其實是新石器晚期以來幾乎全人類共同的事業(yè)。比如，古羅馬城是在公元前6世紀王政時期的排干沼澤工程中初步建成的，甚至直到工業(yè)時代初期，巴黎的凡爾賽宮，乃至整座圣彼得堡市，也都是排干沼澤后營建出來的。

進入現(xiàn)代社會，平原地區(qū)的人口最密集，產業(yè)也最集中，但這已經不是石器時代的本來面貌，而是后來人工改造地理的產物。新砦—二里頭人可謂這個變化的先行者。

當然，改造濕地、擴大稻田的工作并非新砦—二里頭人的首創(chuàng)，南方稻作的良渚和石家河古國都曾經有過這種工程，比二里頭要早一千年甚至更多，但都還沒形成持續(xù)的效果就先后解體了。

但在華北，改造平原濕地的工作，起步雖晚，卻更有成效和持續(xù)性。原因何在？

其一，可能是因為比起南方，華北降雨較少，更容易排澇，且糧食作物更多元，既有水稻，也有旱作的黍、粟、豆和麥，這樣的話，改造初期的濕地適合種植水稻，但隨著氣候暖濕程度的減弱，二里頭這種“稻作殖民地”會逐漸回歸旱作，同時，稻田灌溉技術被保留下來，繼續(xù)用于粟、麥等北方作物，而這對于旱作農業(yè)的增收有重要作用。這可能也是為什么繼夏朝之后，商朝和周朝都建立在華北的平原地帶，并奠定了此后直至秦漢的“華北優(yōu)勢”。

當然，和后世相比，新砦—二里頭的人口基數仍然很低，改造濕地平原的工作也很有限。新砦屬于豫西山地與河南平原的交界帶，地勢相對低平，向東就是廣闊的大平原—古濕地，但新砦人卻沒有東進，而是選擇了洛陽盆地的二里頭，究其原因，這很可能是因為：洛陽盆地面積有限，二里頭周邊的微環(huán)境更容易改造；他們當時的人口規(guī)模也還不足以全面開發(fā)大平原。

其二，新砦人有機會擴展稻作農業(y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從陶器器型看，新砦屬于主要分布在淮河、漢江流域以及長江中游北岸稻作區(qū)的煤山文化，且位于煤山文化的最北邊，稻作和旱作農業(yè)的雜糅地帶。正是在此基礎上，新砦人用水稻開發(fā)了二里頭。

其三，新砦人并不是從南方的煤山文化中心區(qū)搬遷而來的移民，因為沒有發(fā)現(xiàn)他們飼養(yǎng)水牛的證據。水牛是熱帶、亞熱帶動物，直到今天，也還是只能生活在秦嶺—淮河以南地區(qū)。新砦和二里頭出土過很多人工飼養(yǎng)的牛骨，但都屬于黃牛，沒有水牛，說明他們并非從南方遷徙而來。新砦人的先祖應當是以旱作為主的本地土著，后來因被南方蔓延來的煤山文化同化，從而學會了水稻種植。二里頭出土過犀牛和鱷魚的骨頭，可見當時華北的氣候比現(xiàn)代更濕熱。至于為何水稻比水牛先傳播到黃河流域，目前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李碩著，一頁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