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焦慮下的清代刑政

【編者按】

《人命關天：清代刑部的政務與官員（1644—1906）》一書通過分析清代皇權在刑名體系中的環(huán)節(jié)性作用，揭開了有清一代如何提升刑名體系的運作效率，以維持全面制度化治下的政治與社會穩(wěn)定，由此緩解統(tǒng)治合法性的危機。本文摘自該書第一章。

與前代相比，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主要面臨三大難題：第一，它并非傳統(tǒng)的華夏政權，君主是東來的滿洲人，核心統(tǒng)治集團是多民族共同體——八旗，在華夷之辨的意識形態(tài)下，政權合法性天然不足。第二，清王朝政權穩(wěn)固后，人口激增，19世紀初總數(shù)已達四億之多，人與資源的關系空前緊張，社會矛盾日益復雜。第三，清代中前期，通過武裝征服、改土歸流等手段，政權的直接控制區(qū)大大擴張，邊疆地區(qū)土地廣袤、民族成分復雜、經濟文化發(fā)展水平差異很大，各民族人民之間既相互融合又摩擦不斷，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在這種情況下，欲維持和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確保政權長治久安，清王朝需要在國家的治理能力，即政府行政層面做出更多努力，使其統(tǒng)治更加高效有序。

為什么要追求“刑獄平”

行政學的創(chuàng)立者威爾遜在他的著作《行政學之研究》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那些長期處于壟斷地位的專制政府，由于不需要依賴國民的同意而存在，就不需要爭論國家主權由誰掌握這類政治層面的問題。但為了使政府長期保持壟斷地位，壟斷者對發(fā)現(xiàn)盡可能不激怒民眾的壟斷方式最感興趣，且能及時采取快捷高效的手段。簡而言之，擁有開明君主的專制政權，最注重社會秩序的建設，是以在行政層面，可以取得卓越的成就。威爾遜贊美專制的法國、普魯士掌握了“改善行政方法的藝術”，已經走向自由的英國、美國雖然成功實踐了“抑制權力的藝術”，但政府治理社會的能力卻遜于前者。用威爾遜的理論看待中國歷史，歷代皆行“秦政”的中國專制王朝，在國體上一脈相承的同時，不斷進行著行政體制改革。時至清代，一個合法性天然不足的統(tǒng)治集團，面對一個領土極其廣袤、人口與資源關系空前緊張的統(tǒng)治對象，想既維持舊體制，又確保統(tǒng)治的長期穩(wěn)定，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歷史的事實證明，延續(xù)了200多年的清王朝基本做到了這一點。這當中涉及的因素極多，有一點要特別提到的是：切實追求“改善行政方法的藝術”，是它在嚴峻考驗下得以維持長期統(tǒng)治秩序的重要保障。

清代政府行政以錢糧、刑名兩項為最重，貫穿于從州縣到中央之間的所有環(huán)節(jié)。前者讓國家從民眾手里獲得運作政治的資源，后者維護政權的存在與社會秩序。二者構成王朝賴以存在的基礎，也與一般民眾的生活密不可分。

因為合法性焦慮是困擾清代所有統(tǒng)治者的頭號問題，所以其政權的統(tǒng)治策略，特別是對各階層、群體所展示出的統(tǒng)治態(tài)度，自始至終與此問題息息相關。對那些掌握話語權的、對前朝政權和華夷之辨眷念執(zhí)著的、有可能對本朝政權合法性提出質疑的漢人士大夫、地方紳士，清朝統(tǒng)治者習慣于擺出更強勢的姿態(tài)，對其講學、結社、發(fā)表言論、擴張財富、參與政治等行為，多采取強力干預，甚至嚴厲封禁的手段。但對更關注個體生存狀態(tài)而非政權屬性的廣大中下層民眾，清朝統(tǒng)治者則傾向于使用關照安撫的策略，譬如將稅賦均平、社會公正等普通人最關切的事情，拔到很高的位置，不僅僅視之為技術性的政府行政職能，而是直接與政權合法性掛鉤，通過宣揚君主在這些領域的“仁政”，彌補自己的天然缺陷。是有所謂“我朝深仁厚澤，固屬美不勝書，然大要則有兩事：一曰賦斂輕，一曰刑獄平。賦輕則不至竭民財，刑平則不肯殘民命”。

雍正年間，朝鮮使臣曾記錄清朝君臣就滿洲統(tǒng)治正統(tǒng)性問題的談話。其間，雍正帝回憶到乃父康熙帝兢兢業(yè)業(yè)，勤政唯恐有失的原因時說：“想先帝欲圖久遠，見推背圖云‘胡人二八秋’，即行批仙，求大仙明示何所謂胡人二八秋，朕當重修廟宇。仙批云：‘不用修來不用修，誰識胡人二八秋。紅花落盡黃花發(fā)，五月干戈八月修’。先帝欲明此語，終不能明，一惟從寬省刑薄稅，聽從天命而已。所以刑部每停秋決，廣善庫設法借俸?！彼^推背圖之語，所示無外乎胡無百年運之類，康熙帝為求心安，能做的就是頒布省刑薄稅的惠政，其中重要一項，即是刑名領域的停止秋決，從絕對數(shù)量上少殺人。

不僅僅是康熙皇帝，有清一代，“慎重刑章”都是其基本國策，統(tǒng)治者將“人命至重”的理念擺在了國家治亂的高度加以理解。嘉慶帝曾親撰《慎刑論》，并頒賜大學士、三法司堂官和各省督撫、按察使共60人。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國家慎重刑獄的四點必要性：保全良善、翦除邪慝；輔助教化、端正風俗；懲治縱欲枉法、頑視人命之酷吏；避免上干天和，引起水旱災荒?？梢娫谇宓鄣恼J知中，慎重處理刑名事務是維持社會秩序、穩(wěn)定統(tǒng)治基礎、整肅官僚隊伍，乃至展現(xiàn)天人合一形視角下帝國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皇帝的重視，自然也是一件事情獲得權力與資源的基礎。

成本與秩序之間

雖然政權對刑名事務高度重視，但其在實踐中的規(guī)模、能力和運作方式，畢竟要受到政府可支配資源的限制。有清200多年，財賦主要仰賴于小農經濟的狀況沒有發(fā)生根本改變，稅收制度與政府執(zhí)行力也與前代一脈相承，而隨著人口數(shù)量迅速增加，政府實際控制區(qū)域不斷擴充，人與資源矛盾日趨緊張，社會治安壓力不斷加大，清朝刑名體系的設計，只能盡量在兩個原則之間找到平衡點，即強化國家權力、維持社會秩序，與控制資源投入、減少運行成本之間的平衡。

為此，清王朝在繼承明制的基礎上，設計了一個自認為齊整而高效的理想刑名體系：對于民眾之間涉及戶婚田土錢債方面的小矛盾，主要通過鄉(xiāng)黨宗族調解解決，即便一定要訴諸官府，也由州縣官員依照情理調和勸諭了結，或是施以笞、杖薄懲，不必嚴格按照律例斷擬，也不必解往上級衙門。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占用過多的政府資源。

這些類似于現(xiàn)在民事糾紛的案件，一般被稱為自理詞訟。在清代，“使民無訟”既是儒家意識形態(tài)追求，又是州縣地方官的切實治績。嘉慶皇帝的御制文集中，與《慎刑論》《慎刑續(xù)論》并列放在一起的，是一篇《息訟安民論》，內中一再強調“慎刑以息訟為先，息訟以勤政為本”的道理。各色循吏名宦所著的官箴書中，也多有“勸民息訟”的教條。在脆弱的小農社會，減少民間因為“喜勝爭強”而引發(fā)的不必要官司，不但能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對平民私產也有一定的保護作用。畢竟一入公門，就要面對無數(shù)需索，“幸而偶勝，則前此焦心勞身，費財失業(yè)，將來家道定就艱窘；若理虧坐罪，則破家蕩產，身受刑系，玷辱家聲，羞對妻子……”無論勝負，都是貽誤農事、廢業(yè)耗財?shù)碾p輸局面。

至于徒罪、流罪以上較為嚴重的案件，特別是危害到社會治安、名教倫常，甚至國家統(tǒng)治的命盜重案，清王朝的態(tài)度就陡然嚴正起來——這是他們必須要表現(xiàn)慎刑姿態(tài)、國家權威，乃至政權合法性的領域，行政成本變成了次要問題。

針對這些較為嚴重的刑名案件，清王朝制定了一套同級集權——縱向監(jiān)督的刑案審轉覆核制度，這里所謂的“集權”，不僅是通常所說的中央集權，而是在每個行政層級上都進行集權。在地方上，刑名事務有內地直省與邊疆軍府兩種管理體制，其中直省由州縣、府（直隸州、廳）、按察司、督撫組成，由各級正印官依次審轉駁查，經督撫達部、上奏。邊疆地區(qū)則根據(jù)各自情況，多由理刑章京、駐防將軍完成這一工作。

以直省為例，一件起于州縣的重案，審轉程序大體呈現(xiàn)這樣的面貌：如果是一般徒罪案件，經知縣、散州知州初審后，將人犯解往所在府或直隸州（廳），由知府或直隸州知州、直隸廳同知覆審，然后將定擬文書上達按察司，再達督撫，督撫20日內批結，同等級案件按季度匯齊，咨刑部備查。

如果是充軍、流放、發(fā)遣等級的案件，以及牽扯到人命的徒罪案件，由州縣初審后，將人犯解往府或直隸州（廳），由知府等覆審，而后解往按察司再審，按察司定擬后將文書上報督撫，由督撫專案咨刑部核覆，刑部年終匯總，以題本的形式向皇帝匯報。

如果是斬絞重案，以及由斬絞減等的充軍、流放、發(fā)遣案，由州縣初審后，將人犯解往府或直隸州（廳），由知府等覆審，而后解往按察司再審，最后經督撫親審，以題本的形式專案向皇帝上奏，同時以揭帖的形式抄送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乾隆以后又有依案情輕重，將凌遲、斬梟、斬決之類的特重案件，通過密折形式專奏的做法。

在這樣一套審轉制度中，最嚴重的斬絞大案在沒有往返駁正的情況下，人犯至少也要經過州縣、府（直隸州、廳）、按察司、督撫，四次“過堂”審訊，雖然在實際的審訊中，督撫有時并不親臨現(xiàn)場，而是委托其他官員代為出席，但在名義上，他們至少要親自承擔這樣的責任。至于這些案件相關的文書案卷，則必須千里萬里送到京城，至少經過刑部等三法司，和皇帝兩個層級，涉案人員的命運才能被最終決定下來。

總而言之，在清代，對一件徒、流以上地方刑名案件而言，其所經過衙門的正印官，都是該案的唯一責任人，權力之集中，是前所未有的。既然同級層面內沒有相應的制衡力量，對于每一個層級的監(jiān)督，就要采取上級監(jiān)督下級，中央監(jiān)督地方，皇帝監(jiān)督刑部并全面協(xié)調中央與地方衙門關系的方式。監(jiān)督的對象有兩個，一是刑案本身，二是參與辦理刑案的相關官吏。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監(jiān)督并不是按照行政層級的順序依次進行的，而是根據(jù)案件發(fā)展的具體需要。上級衙門對刑案的監(jiān)督主要通過三種方式：第一是案件已經審轉到某層級，該層級官員通過“駁審”，實現(xiàn)對此前審理層級的監(jiān)督。一件刑案由縣達部，層層可駁，謂之“府駁”“司駁”“撫駁”“部駁”之類。大案被駁，是常見現(xiàn)象，有所謂斬絞大案“上司未有不駁”之說。第二是案件尚在低級衙門的審理當中，但基于文書流程和審轉流程的非同步性，督撫等高級官員即可下令停止該案正常的審轉程序，迅速將犯證押解省城，由按察使、首府等更重要的官員親自審問。第三是原、被告不滿下級衙門的審理而越級上控、京控，上級衙門乃至皇帝本人派出專員，直接干預案件審理。

與地方上不論名、實都是同級集權的問刑體制相比，中央政府在名義上是分權的，即有眾所周知的三法司會議制度。但是和明代相比，清代中央問刑實踐中的分權色彩被大大削弱了，趨向于以皇帝—刑部為中心的縱向集權。

事實上，隋唐以后，三省六部的政治體制被逐漸強化。明初廢相后，六部地位提升，上承天子，分領國家某一方面的政務，是政府的最高行政機關。清代皇帝專制程度又勝于明，內無強勢的閣臣與宦官，科道言官又遭到刻意打壓，行政系統(tǒng)備受皇帝倚重，其中尤以戶、刑二部為最，這與錢糧、刑名兩項最基本的政府職能相對應。其時，刑部被稱為“天下刑名之總匯”，雖與大理寺、都察院并為法司，但“部權特重”，上承天子，下控直省邊疆，有“天下人命系于刑部一官”之說。通過加強刑部的職權來帶動、協(xié)調王朝刑名事務的運行，是清廷維護社會治安與統(tǒng)治秩序的關鍵。觀察刑部在有清200多年的發(fā)展變化，亦可窺知清代國家的統(tǒng)治方式與政治追求。

對于清代這一同層高度集權、上級監(jiān)督下級的法制體系，法學背景的學者大多評價不高，其中日本學者島田正郎的評價很有代表性。他說：“鄭重反復之覆審制度，對百姓而言，僅系增加被剝削的機會而已，毫無公平正義之情形，是以百姓寧屈死不訟，多選擇屈死一途。”而與之相反的是，盡管親身經歷、親眼所見這一制度的負面影響，如成本過高、效率低下、官官相護、犯證拖累等等，但清人對本朝這一制度的總體評價非常之高。道光年間的政論家管同就總結過這一制度與王朝命運的關系：“自古圣賢皆言省刑，未有或言峻法者也。漢以文景為盛，網(wǎng)漏吞舟之魚。宋以仁宗為盛，所用者或止于鞭樸。惟商鞅治秦，王猛佐苻堅，皆教之峻法以殺人，致二秦之祚不長。國家慎重人命，曠古未聞。蓋古者富俠酷吏操生殺之權，今雖宰相不能妄殺一人。古者人命系乎刑官而已，今自州縣府司督撫以內達刑部而奏請勾決，一人而文書至于尺許。民之感激也深，天之垂佑也至，社稷延長，端賴于此?！?/p>

《人命關天：清代刑部的政務與官員（1644—1906）》，鄭小悠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