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為藥——中古中國毒藥史初探

海外學者中國醫(yī)學史研究系列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主持人為復旦大學高晞教授。2022年5月7日，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焱進行了題為“以毒為藥：中古中國毒藥史初探”的講座，本場與談人為香港大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副研究員劉小朦。

劉焱于2015年獲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學位，又于2015-2016年在多倫多大學杰克曼人文研究所（Jackman Humanities Institute）任Andrew W. Mellon博士后。他的研究領域是中國中古醫(yī)療史，側重醫(yī)療的物質文化史、身體史與感官史、宗教治療，以及醫(yī)藥知識的跨文化流通等領域，并著有Healing with Poisons: Potent Medicines in Medieval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目前，他專注于研究中國中古香料的跨文化史和氣味史。

在現(xiàn)代醫(yī)學語境中，毒和藥是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在中古時期，毒與藥的關系卻相當緊密。劉焱在其新作Healing with Poisons中刻畫了六朝到唐中期的六百年間，醫(yī)生、道士、政府官員以及庶民是如何使用有毒之藥來治療疾病與修道升仙的。本次演講，劉焱將在自己的專著基礎上，探討“毒”在中國古代文化語境及其醫(yī)學文本中的意涵。其“猛烈”而非“有害”的核心理念讓當時的醫(yī)者相信，只要采用適當?shù)募夹g，毒物就可以轉化為藥物。本講座進一步將“毒”與歐洲醫(yī)學史中的類似概念pharmakon做一比較，呈現(xiàn)兩種醫(yī)學文化中對毒藥理解與使用上的相似之處及其重要差異。本講座對藥毒之分的歷史化與比較研究，希望能促使我們反思當下醫(yī)學體系對藥物的認知與應用。

一、引言

我去年出版的新作Healing with Poisons正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翻譯，中文書名暫定為《以毒為藥——中國中古毒藥史的新探索》。我希望這本中文譯作能夠與中文世界的讀者產(chǎn)生交流、互動。我今天的演講正是基于新書而展開的。

先從我個人親歷的一個小故事開始。十年前，我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去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做研究，有機會閱讀所里珍藏的檔案。我發(fā)現(xiàn)了一封很有意思的書信，這封信是當時身處日本京都的中國科學史學者華道安（Donald B. Wagner），于1973年寫給英國劍橋的李約瑟的。信的結尾提到了一種叫“蘿芙木”（Rauwolfia）的植物。這種植物并未出現(xiàn)于中國傳統(tǒng)草書中，卻被當代西醫(yī)認為有鎮(zhèn)定效果，但蘿芙木亦未被廣泛使用于西醫(yī)中，因為它會引發(fā)副作用，如降低血壓、導致抑郁癥等。在信的結尾，華道安提出了一種中西醫(yī)比較的觀點，他認為現(xiàn)代西醫(yī)的最大問題是會導致不良副作用，而中國和印度等地的傳統(tǒng)醫(yī)學往往沒有提到藥物的副作用，這可能是因為，那些副作用比所治疾病本身還嚴重的藥物，已被傳統(tǒng)藥典的編纂者排除在外。李約瑟讀信后對蘿芙木做了進一步的研究，發(fā)現(xiàn)這種藥物雖未出現(xiàn)于傳統(tǒng)的中國本草書中，但出現(xiàn)于20世紀中國南方的地方性本草書中。他同意華道安對蘿芙木的基本判斷，即蘿芙木的副作用非常明顯；但又提到，如果能用當代的科學方法提煉出這種藥物的有效成分，該藥物即可被安全地使用。華道安和李約瑟的書信，彰顯出了一種普遍存在于大眾和學者中的觀念，該觀念將中西醫(yī)相對立，認為中醫(yī)是天然、溫和、無副作用的，西醫(yī)則是人工、猛烈、有副作用的。

我對這種觀點提出了質疑。中國古代的本草書包含大量的有毒藥物，如漢代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納入“附子”，這種植物的藥用根部就有劇毒；又如麻蕡，是一種大麻類的致幻性藥物，在《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被描述為“見鬼走”。除植物類毒藥外，也有礦物類毒藥，如汞化物丹砂、砷化物雄黃，它們常出現(xiàn)于本草書和煉丹書中。此外，還有動物類毒藥，如唐代南方貢品蚺蛇膽。

關于中國毒藥史的先行研究成果，20世紀上半葉有余巖《毒藥辨》（1928），該文討論了先秦時期的毒藥的概念。李零先生在其短文《藥毒一家》中，也曾提到先秦兩漢時期藥毒不分的現(xiàn)象，并簡單敘述了五石散、附子等藥物。德國學者文樹德（Paul U. Unschuld）在七十年代撰文討論“毒”字的字源。專著則有日本學者川原秀城的《毒藥は口に苦し》，從中古文學的角度探討了毒藥的形象。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學者奧林熱（Frédéric Obringer）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法文書L’aconit et L'orpiment（《附子與雄黃》）。該書從藥理學角度討論了中古時期的毒藥使用，對我的研究幫助很大。奧林熱教授也曾于兩周前，在本系列的講座中發(fā)表演講，展現(xiàn)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在這里，我想從毒藥史拓展開來，根據(jù)廖育群《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的“傳統(tǒng)”與“革命”》一文，簡單介紹一下秦漢到明清的中國醫(yī)學史分期情況。兩漢時期，《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和《黃帝內經(jīng)》等醫(yī)學經(jīng)典形成。兩宋時期，國家和士人在醫(yī)學經(jīng)典的重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元明清時期，國家對醫(yī)學的管理式微，醫(yī)藥向地方化、市場化、大眾化的方向發(fā)展。19世紀以后，西方醫(yī)學傳入中國，對中國醫(yī)學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關于這些時段的醫(yī)學，學者已有很多精彩的研究，但對漢宋之間的中古醫(yī)學，西方學者的研究尚少。而我認為，這一時期是中國早期藥物學發(fā)展的重要時期。該時期又可分為六朝和隋唐兩個階段。六朝時期江南地區(qū)出現(xiàn)了《本草經(jīng)集注》等本草書，其書寫多與士人、門閥有關。煉丹術在這一時期也有重大發(fā)展，煉丹知識與本草知識間多有互動。隋唐時期，國家政治中心轉移到長安，國家為加強醫(yī)學管理，建立了新的醫(yī)學機構、頒布了新的律令和醫(yī)學文本，對醫(yī)學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7世紀中葉，第一部國家頒布的本草書《新修本草》出現(xiàn)；名醫(yī)孫思邈撰有重要的方書，他與國家的醫(yī)藥管理之間多有聯(lián)系。

關于中國中古醫(yī)學史的研究，中文世界中很多老師都有很精彩的成果。香港的范家偉撰有一系列專著，討論了六朝到隋唐醫(yī)學文化的變化，及宗教醫(yī)療、政府對醫(yī)學的管理、醫(yī)學在詩歌中的呈現(xiàn)等，對我的影響和幫助很大。北京大學的陳明著重研究中古醫(yī)學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中國、印度、中亞醫(yī)學的跨文化交流；于賡哲對唐代的疾病和社會也有深入研究；陳昊則主要從書籍史角度討論了醫(yī)者的身份建構和知識生產(chǎn)。關于臺灣地區(qū)學者，剛剛去世的林富士對宗教醫(yī)療（尤其是六朝至隋唐的道教醫(yī)療）有重要貢獻，李貞德對中古醫(yī)療史中的女性角色做了很多研究。海外學者對中國中古醫(yī)學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吐魯番的出土文書中。日本學者巖本篤志的新書《唐代の醫(yī)藥書と敦煌文獻》，對敦煌出土的醫(yī)藥書有精彩的分析；英國學者羅維前（Vivienne Lo）和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編纂的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對敦煌醫(yī)書研究也很重要，法國學者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編纂的三卷本著作Médicine,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對敦煌吐魯番醫(yī)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翻譯和分析。

基于此前海內外學者對中古醫(yī)學的研究，我主要是從藥毒關系的角度看中國中古的醫(yī)療文化，包括技術、國家社會和宗教的面向。我的講座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向大家分享本書的主要內容，第二部分是講“毒”字的文化與藥學內涵，并將其放在比較醫(yī)學史的視野下，談談中國與歐洲藥學發(fā)展的類似之處和不同路徑。

二、本書主要內容

先談本書的研究材料。醫(yī)學文本對醫(yī)學史研究非常重要，我所使用的兩類醫(yī)學文本是本草和方書。醫(yī)學史學者Gianna Pomata提出了“認知文類”（epistemic genre）概念，認為不同的醫(yī)學文本有不同的知識生產(chǎn)模式，這啟示我將本草和方書相對比。中國本草史有一個為《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做注的傳統(tǒng)，包括陶弘景《本草經(jīng)集注》、唐代《新修本草》、宋代《證類本草》、明代《本草綱目》等，藥物種類逐漸增加，文本篇幅則越來越大。以元版北宋《證類本草》“附子”條為例，該條為朱墨分書，黑底為《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經(jīng)文，白底為陶弘景《本草經(jīng)集注》中的注文。這種本草書層層疊加的書寫模式，體現(xiàn)出了正典的規(guī)范。相比之下，方書的書寫更加開放，比如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根據(jù)疾病分類、每類病下有很多方子，這些方子的來源很多，沒有正統(tǒng)文本作為規(guī)范。這種文本書寫的開放性，很可能與方書的實用價值相關。除了醫(yī)學文本之外，我的書中也用到了其他文本，如正史、筆記、類書等。還有新出史料，如最近發(fā)現(xiàn)的《天圣令·醫(yī)疾令》，是八世紀唐代的醫(yī)學教育和醫(yī)藥管理法令，其中涉及對毒藥的管理，對我的研究多有幫助。另外，在宗教學方面，本書的最后一章討論外丹術時，用到了葛洪、陶弘景和唐代的道教煉丹文本，以研究毒藥和身體的相互作用。最后，敦煌吐魯番的出土文書對我的研究也非常關鍵，這些文書不僅保存了宋代以前的醫(yī)學知識面貌，同時也展現(xiàn)了地方醫(yī)學操作的特色。例如吐魯番文書《本草經(jīng)集注》殘片（Ch.1036，七世紀），載有四種動物類藥物，其中有“天鼠屎”，即疫情期間常被討論的蝙蝠屎的別名。該文本于五世紀末成書，已可見其對每一種藥物“有毒”或“無毒”的敘述。

我的書分為三個部分，按照從內向外、從治病到長生的順序敘述。前兩部分是從內到外，從毒的技術史講到毒藥的轉換，再推移到毒藥在國家、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按照從六朝到隋唐的時間順序敘述。第三部分則是從概念史的角度入手，認為毒藥不僅治病，又可使人長生不老，而且還討論毒藥與身體感的關系。

書的第一單元題為《可塑的藥物》（Malleable Medicines），討論毒藥的物質性（materiality），這種物質性體現(xiàn)在對“毒”字的分析上。第一章認為，“毒”字有兩面性，在醫(yī)學文本中常呈現(xiàn)出“猛烈”（potent）的意涵，既可作為有害之毒物，又可作為治病之藥物。第二章主要講毒藥的技術轉化，六朝時期的醫(yī)藥技術多有發(fā)展，通過劑量控制、藥物配伍、藥物炮炙等一系列方法，將有害的毒物轉化為治病的藥物。

第二單元《知識、權威和實踐》（Knowledge, Authority, and Practice）從技術史轉向政治和社會史，討論毒藥在隋和唐前期的國家和社會中的角色。第三章分析了“以毒攻毒”概念的歷史淵源，并從病因觀的角度討論其治病原理，認為毒藥的使用與鬼病和蠱毒致病息息相關，當時的醫(yī)者把這種對疾病的本體式想象（ontological imagination），作為以毒藥治病的理論根據(jù)。這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也有體現(xiàn)，隋和唐前期的帝國像醫(yī)者以毒藥治病一樣，采取嚴苛政策來治療其“政治身體”，通過驅除異端（如清除實施蠱毒的女性操作者）以實現(xiàn)有效的國家管理。第四章講國家在藥物流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敦煌文書羽040R《新修本草》殘卷，是七世紀中期成書的官修本草書的一個九世紀寫本，其中保存了一些在宋代被清除掉的內容，比如對唐帝國的贊頌。當時的唐帝國通過對天下萬物（包括藥物）進行規(guī)范化、標準化管理，希冀實現(xiàn)其有效的政治統(tǒng)治。這種藥物知識在地方醫(yī)學中也有一些有趣的轉變，比如敦煌貝葉文書P.3822是9或10世紀所抄的另一種《新修本草》殘卷。貝葉文書是從印度傳入的，在葉片上打孔穿線以便于攜帶，這種文書常見于佛教文本中，但也偶爾可見于醫(yī)學文本中，暗示著這種書寫方式更便于醫(yī)學實踐。在內容上，敦煌寫本對《新修本草》做了很多修改和變動，這些修改變動常與當?shù)蒯t(yī)者的具體需要和當?shù)厮幉牡目傻眯杂嘘P，挑戰(zhàn)了國家醫(yī)學知識的權威性。第五章講述了藥物的實踐，分析孫思邈的方書《備急千金要方》中的25個醫(yī)案，這是方書中首次出現(xiàn)醫(yī)案。這些醫(yī)案多使用毒藥，如一則醫(yī)案中使用虎掌和附子等大毒藥物治療一位尼姑的霍亂病。孫思邈通過書寫這些醫(yī)案，既呈現(xiàn)其醫(yī)方的實踐價值，也試圖提升自己的醫(yī)學地位。

第三單元《身體的增進》（Enhancing the Body）從治病向長生推進，討論了毒藥與身體體驗的關系。五石散/寒食散風行于六朝和唐代，在第六章《誘人的刺激物》中，我關注于當時的醫(yī)者和士人對服用寒食散的討論。他們討論的重心，不是該不該吃這種藥，而是如何吃這種藥，因為服用這種藥會促使身體產(chǎn)生大量的熱量。如何將這些熱量合理地散發(fā)出來，又不會導致對身體的危害，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第七章《向生而死》討論了外丹術。服食丹藥會產(chǎn)生嘔吐、眩暈等非常猛烈的身體反應，現(xiàn)代醫(yī)學將其視為病理性反應，但當時的煉丹操作者對其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或認為是對身體的傷害，或認為是純化身體的表征。這展現(xiàn)了中古時期醫(yī)藥知識與宗教知識（尤其是煉丹知識）之間的互動。

三、“毒”的文化與藥學內涵，以及毒藥的比較史研究

介紹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后，我將主要根據(jù)書的第一章，講述毒的文化與藥學意涵，并在比較醫(yī)學史的視野下，看中國與歐洲醫(yī)學史發(fā)展的不同路徑。我想講一個大家很熟悉的故事，見于《史記》卷55《留侯世家》。公元前207年，劉邦擊敗秦軍、進入咸陽宮中，他的將領樊噲勸他搬出咸陽，但劉邦貪圖享樂而不聽。他的謀臣張良繼續(xù)進諫劉邦，勸他聽從樊噲的意見。張良進諫的原文是“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后來演變?yōu)槲覀兯熘摹傲妓幙嗫诶诓　??？芍@里的“毒藥”并非不好的毒物，而是有用的藥物。

“毒”字在當代為“有害”之意，往往與謀殺相關。但中國古代的“毒”字有許多不同的意涵，有些意涵與當代相反。我想分享一下“毒”字在早期的演變。根據(jù)漢學學者柯鶴立（Constance Cook）的最新研究成果，甲骨文中的“毒”字，上半部為止（人腳），下半部為它（蛇），象人踩在蛇上之形，表現(xiàn)有害、危險之意，負面意涵很強。六世紀字書《玉篇》中，該字演變?yōu)橄虏繌南x，“蟲”泛指兇猛的動物，此字具有很強的負面意涵，并與動物的危害有關。但這只是“毒”的一種意涵，在其他先秦文本中，“毒”的意涵與其相反，呈現(xiàn)出了正面意涵。比如《道德經(jīng)》里有一段話，講述道與德之關系，認為道生萬物、德育萬物，說“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yǎng)之覆之”。此處“毒”與“長”“育”“亭”“覆”是同義詞，表養(yǎng)育之義，沒有負面意涵。在漢代文本中，“毒”的意涵發(fā)生了進一步變化，如字書《說文解字》對“毒”的基本解釋是“厚也”，“厚”指山陵之厚重，《說文》又進一步解釋說“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具有明顯的負面意涵，此處“毒”與草木相關聯(lián)。“毒”在漢代的這種新意涵，可能與草藥知識的發(fā)展有關。漢代醫(yī)學文本中的毒，如東漢《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將“毒”作為藥物三品分類的基本依據(jù)，無毒藥物為上品，用以養(yǎng)命；多毒藥物為下品，用以治病。這里的“毒”不是當代意義上的毒藥，而是指向猛烈的藥物。

5世紀末的本草書《本草經(jīng)集注》對“毒”有進一步的闡述，其作者為道教上清派的創(chuàng)始人陶弘景，他在離建康不遠的茅山隱居時編纂了此書。該書對《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多有擴充和改動，將藥物的種類從365種增加了一倍，達到730種并且明確定義了每種藥有毒無毒。在《本草經(jīng)集注》中，有毒藥物在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谷這四種類型的藥物中均可見，在玉石類藥物中有10種（占14%），主要是雄黃、丹砂等煉丹藥物；在草木類藥物中數(shù)目最多，有56種（占18%），這是因為草木類藥物占本草書比重本來就最大；在蟲獸類藥物中占比最高，有35種（占30%）；在果菜米谷等食物類藥物中最少，有7種（占8%），這是因為食療往往是服食緩和性的藥物。我簡單統(tǒng)計過，中國本草書籍中有毒藥物比重的變化。從《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到《本草綱目》，藥物的整體數(shù)目不斷增加，從365種增至近1900種，而有毒藥物基本保持在占藥物總數(shù)1/5的比例。也就是說，從漢代到明清，有毒藥物一直保持著一定的使用率。

也就是說，我想分享一下我在比較視野下的研究心得。西方藥學史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pharmakon，它與中國古代的“毒”這個概念有很多相似性。希臘文pharmakon與當代英語中的pharmacology, pharmacy, pharmaceutics是同源詞，又是后三詞的詞根。后三詞在當代具有正面意涵，而pharmakon在古希臘的文化語境中有很多不同的意涵。從醫(yī)學史的視角來看，pharmakon兼具有害毒物和治病藥物這兩種意涵，這一現(xiàn)象引起了西方醫(yī)學史學者和哲學學者的關注。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六十年代寫過一篇重要的文章《柏拉圖的藥房》（Plato's Pharmacy），將pharmakon與寫作進行比較。他認為寫作和pharmakon一樣，既有正面意涵，有助于保持言語的準確性；又有負面意涵，具有不穩(wěn)定性和流動性，可以改變乃至顛覆語言。后一種意涵是德里達所強調的，這與其解構主義哲學思想息息相關。

我想從醫(yī)學史而非哲學的角度，比較pharmakon與毒的概念。在一世紀的古羅馬時期，有一位傳承古希臘醫(yī)學知識的藥學家Dioscorides，其著作De Materia Medica（《藥物志》）在西方藥物學史中具有奠基意義。該書結構類似于同一時期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我使用Materia Medica作為《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的英譯名，即意在呼應西方藥學傳統(tǒng)。該書包含約800種礦物、植物、動物類藥，并像中國本草書一樣包含有許多毒藥。但其中一些毒藥不生長于中國，亦不見于或很晚才出現(xiàn)于中國本草書中，如鴉片（opium poppy）、天仙子（henbane）、曼陀羅（thorn apple）、風茄（mandrake）、毒參（hemlock）。毒參是蘇格拉底被處死時所服的毒藥，在《藥物志》中以pharmakon的形象出現(xiàn)，Dioscorides一方面承認毒參“屬于致命的植物，通過涼徹身體將人殺死”，另一方面認為它是外用的治病藥物，“經(jīng)過干燥之后，毒參對恢復健康非常有用，外敷使用可以治療皰疹和紅皮疹”。

我想分享一下《藥物志》和《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的毒藥比較。從藥物比重來看，《藥物志》中毒藥占比約10%，《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中毒藥占比約20%，約相差一倍。從絕對毒藥（僅有毒性而不能作藥用的毒藥）來看，《藥物志》中的絕對毒藥有歐洲紅豆杉（yew）、秋水仙（meadow saffron）、白前（dogbane）、歐洲烏頭（wolfsbane）等。但《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中絕對毒藥一種也沒有，任何一種毒藥都有其藥用價值。最近有兩部講述歐洲醫(yī)學史上藥與毒關系的新作，一本書是Frederick W. Gibbs的Poison, Medicine, and Disease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Routledge, 2016)，該書認為歐洲從13世紀開始出現(xiàn)了藥、毒分離的現(xiàn)象，這可能是受到了黑死病的影響，當時醫(yī)者認為強調彌散于空氣中的“毒”侵害人體 導致疾病， 因此毒與藥的本質和對身體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本書是Alisha Rankin的The Poison Trial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講述早期近代歐洲解毒藥的開發(fā)，這與當時毒理學的發(fā)展有關。這兩本書體現(xiàn)出了歐洲歷史上毒理學從藥理學中分離的過程。但在明清之前的中國藥學傳統(tǒng)中，這樣的分離并不明顯，毒藥始終被置于藥物學的書寫傳統(tǒng)中。

我想舉附子/烏頭(aconite)為例，說明毒與藥在兩種文化圈中的不同命運。這種植物有劇毒，但也有很強的藥用效果。在歐洲藥物史中，歐洲烏頭（Aconitum napellus）屬于絕對毒藥，不被用作藥物使用；但在中國藥物史中，附子 （Aconitum carmichaelii）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藥，五世紀的陶弘景稱其為“百藥之長”。奧林熱教授在其對附子和雄黃的研究中指出，在唐代方書《外臺秘要》的數(shù)千個方子中，10%的方子用到附子類藥物。這種差異是非常明顯的。我前面提到了德里達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話，我想與大家分享：“世上沒有無害之藥。Pharmakon絕不會僅僅是有益的（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harmless remedy. The pharmakon can never be simply beneficial.）?！倍鳚h《淮南子》說：“天下之物，莫兇于雞毒。然而良醫(y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雞毒即指烏頭這兩句話都顯示出了藥、毒之間的張力，但德里達強調pharmakon的負面意涵，而《淮南子》強調毒藥的正面意涵。毒藥在兩種醫(yī)學傳統(tǒng)中具有不同的使用邏輯，在歐洲是盡管有毒仍然使用，在中國是因為有毒所以使用。我的比較是長時段而初步的，但不是把兩種醫(yī)學傳統(tǒng)的差異本質化，因為每一種醫(yī)學傳統(tǒng)內部都有很多歷時性變化。

然后我想講一下，從古代到早期現(xiàn)代時期，中國與歐洲傳統(tǒng)藥學史的不同軌跡。歐洲藥學的發(fā)展史是：古代出現(xiàn)了藥毒不分的pharmakon概念，中世紀以后出現(xiàn)了藥、毒分離的過程，早期現(xiàn)代則出現(xiàn)了藥、毒概念的合攏跡象，但未回到藥毒不分的原初狀態(tài)。早期現(xiàn)代歐洲的著名煉金師和毒理學的奠基者Paracelsus（1493-1541），說過一句名言：“萬物皆為毒藥，沒有一種東西是無毒的。僅僅是劑量讓一種東西無毒（All things are poison, and nothing is without poison: the dosis alone makes a thing not poison. ）這體現(xiàn)出了藥毒不分的pharmakon思想。不過，Gibbs在其書中指出，巴拉塞爾薩斯的醫(yī)學思想中，滲透進了純化（purification）的煉金術思想，其操作過程將混雜的物質去除雜質、提取精華，仍然彰顯出了藥毒分離的面向。

中國的藥學史從上古到中古一直是藥毒不分的，但在早期現(xiàn)代出現(xiàn)了藥毒分離的跡象?！岸尽钡母拍钤诿髑逦谋局谐霈F(xiàn)了變化。根據(jù)文樹德教授的研究，李時珍《本草綱目》（1596）中出現(xiàn)了三百余種有毒藥物，其中提及了有毒植物“芫花”的修治方法，“用時以好醋煮十數(shù)沸，去醋，以水浸一宿，曬干用，則毒滅也”。這種“滅毒”或“解毒”的理念，類似于Paracelsus的“純化”思想。這里的“毒”應當不是猛烈之意，而是帶有負面意涵，彰顯出了藥毒分離的萌芽。

我再與大家分享一個非醫(yī)學文本，是17世紀顧炎武的《日知錄》。該書說：“古之時庸醫(yī)殺人。今之時庸醫(y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其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边@段話為余巖的《毒藥辨》所引用。顧炎武批判了當時的醫(yī)者不敢、不會用毒藥的現(xiàn)象。這反映了明清時期緩藥與毒藥之間此消彼長的變化，其具體原因則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本書的結論。藥物具有一種流動的物質性，沒有一種固定不變的內核，而是與周圍環(huán)境（context）相關?！岸尽薄八帯钡倪吔缡悄：?，而非截然二分的。一種藥物是“藥”還是“毒”，取決于很多因素，包括毒藥制作和使用的技術、毒藥的政治與社會意涵，以及毒藥引發(fā)的身體體驗。我在演講開頭談到了“有效成分”（active ingredient）的概念，該概念出現(xiàn)于19世紀西方藥學的發(fā)展過程中，是當代西方藥學的黃金檢驗標準。很多醫(yī)學史學者、西醫(yī)工作者和中醫(yī)實踐者都探討過中醫(yī)與西醫(yī)的關系，認為“有效成分”是檢測中藥是否有效的重要標準，比如屠呦呦從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作為治療瘧疾的最有效藥物，并借此獲得了201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yī)學獎。我邀請大家通過對藥毒關系的歷史分析，超越“有效成分”的還原式思想框架，而關注藥物治療的關聯(lián)性(relational)。我想借用Gilles Deleuze和Félix Guattari提出的“藥物集合”（drug assemblage）概念。這兩位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在研究精神類藥物時發(fā)現(xiàn)，藥物與藥物的互動、藥物與身體的互動是非常重要的面向，藥物往往不能還原成分子水平上的固定內核。我在對中國中古毒、藥關系的研究中，也看到了這種重要的關聯(lián)性。

四、討論與答疑

與談人劉小朦認為，毒藥研究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體現(xiàn)出了劉焱的獨到眼光。在藥物的生產(chǎn)、研發(fā)、臨床實驗和國家的規(guī)范管理中，對藥物有效性和副作用的權衡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十幾年前，中藥龍膽瀉肝丸引起的腎毒事件爆發(fā)，逐漸打破了人們對中藥無副作用的一般性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國對有毒中藥的管理方式。這種對藥物副作用的理解是生物醫(yī)學式的。在中國人的日常經(jīng)驗中，也有一些對“毒”的認識與傳統(tǒng)醫(yī)學相關，比如中醫(yī)利用中藥的偏性進行治療，藥物偏性在使用不當時會損害身體。這也滲透到了中國人對食物的理解中，中國人認為日常食物也可對身體產(chǎn)生不良影響，因此正確進食顯得尤為重要，如綠豆性涼、可解暑，羊肉性溫、不宜在上火時食用。劉焱對中古“毒藥”概念的研究，表明了藥物偏性等現(xiàn)代中醫(yī)問題的歷史淵源。

陳寅恪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本系列講座的第一位講者梁其姿教授則說“凡解釋一個物也是作一部文化史”。劉焱的研究，不僅是“毒”字的文化史，也是“毒藥”這類物的文化史。上周講座的主講人馮珠娣（Judith Farquhar）教授提到，她在中國南部山區(qū)調查少數(shù)民族醫(yī)藥時發(fā)現(xiàn)，采藥人會品嘗藥物，以辨別藥物是否有毒，并隨身攜帶解毒藥，以防攝入有毒藥物。這使我們想起中國古代“神農(nóng)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傳說。這里“毒”的內涵不同于現(xiàn)代意義上的“毒”但也說明有毒藥物在中國本草史領域的重要性。《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區(qū)分上、中、下三品藥物的關鍵就是它們是否有毒。陶弘景《本草經(jīng)集注》對藥物是否有毒的記載，基本都是該《集注》新加的，說明在陶弘景及其之前的時代，藥物是否有毒是一個重要話題。但在中古時代以后，藥物是否有毒的問題似乎變得不再重要，本草書更多關注于藥物的性、味、主治、歸經(jīng)等問題。

這場講座告訴我們，“毒”在中古是猛烈而非有害之意，提醒我們對習以為常的概念進行批判性思考?！岸尽钡臉藴适且粋€引人深思的問題。附子在古代和現(xiàn)代都被認為有毒。朱砂、五石散等丹藥在現(xiàn)代被認為有毒，但當時人更多認為它們對身體有益，這體現(xiàn)出了“有毒”和“無毒”概念的歷史演變。劉焱很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本草書認為朱砂等上品礦物藥無毒，但具體到日常使用和醫(yī)者探討中，五石散的配方也是不斷變化的。在某一時段，礜石（含砷礦物）被加入五石散中，而礜石在本草書中是有毒的，這引起了人們的探討。我們一般認為，在道士的觀念中，飛升成仙的丹藥是無毒的。但劉焱通過對煉丹文本的仔細分析，發(fā)現(xiàn)煉丹的過程會產(chǎn)生毒性。如何正確使用技術手段以克服毒性、煉成仙丹，是時人關注的問題。

劉小朦也關注于本書討論身體體驗的第三部分。身體體驗史因史料零散、解讀困難而不易研究。關于丹藥的歷史，已有研究大多關注于丹藥的理論基礎和身體危害，劉焱從身體體驗角度的考察使人耳目一新。丹藥的危害在中古已廣為人知，但人們仍然爭相服用丹藥，于賡哲用“保護帶”的科學史理論解釋這一現(xiàn)象。一個理論體系形成后，其周圍會出現(xiàn)一個保護帶，這個理論體系的崩塌是從保護帶（而非內核）開始的。大部分人對丹藥的攻擊集中在保護帶上，認為丹藥的危害源于服丹方式不對，而不是丹藥本身。唐代以后，丹藥的內核才逐漸被確定為危害的來源。劉焱老師研究表明，“毒”在中古是猛烈之意，既具有危害，也在長生和成仙方面有強烈效果，這為服丹藥的歷史發(fā)展提供了另一種解釋思路。

劉小朦提到，王家葵教授認為，在陶弘景的時代，人們已對藥物的毒性多有了解，但對藥物寒熱的性質了解不足。藥物的有毒無毒，是否與其寒熱性質有關呢？本草書并未明確體現(xiàn)出這種聯(lián)系，有毒藥物既可性寒，也可性溫。但劉焱老師的書似乎彰顯了一定聯(lián)系，比如附子性溫，寒食散也可使人發(fā)熱，這將猛烈的毒藥與熱性相聯(lián)系，強調熱對身體的益處，與當時強調風和傷寒的病因觀有關，使我們聯(lián)想到“中國人對虛的恐懼”（栗山茂久教授語）。但宋代以后，特別是明清時期，熱的危害似乎更為凸顯，清熱解毒類藥物逐漸增多。這里的“熱毒”不是指藥性，而是指一種身體狀態(tài)。這與宋以后醫(yī)學的發(fā)展有關。金元四大家批評宋代《局方》多溫熱香燥之藥，發(fā)展起了與宋以前不同的醫(yī)學理論體系，如劉完素主張寒涼，朱震亨強調滋陰，朱氏還認為“相火”是致病的主因。這或許可以解釋中古以后“毒”概念的負面化演變。

劉小朦還注意到，劉焱的書提到中古的“八毒赤丸”，這種丸藥可以殺鬼氣、逐尸疰。劉小朦展示了自己收藏的清末八寶五膽藥墨，并提到其配方多為中古時期的猛烈“毒藥”。明清時期，以“八寶”為名的藥物越來越多，其藥效一般強烈而快速，比如清代痧藥八寶紅靈丹。這類藥物可能繼承了中古的“毒藥”傳統(tǒng)。從“八毒”到“八寶”的名稱演變，顯示出“毒”含義的負面化。

劉小朦也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劉焱主要關注于道教，而佛教是否可能也對中古藥物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比如，耆婆方見于孫思邈《千金方》，該方傳自印度，其中也有幾味猛烈的“毒藥”。第二，從中西比較的視野來看，中古歐洲的解毒藥不但多而且著名（如底野迦），而“毒”在中古中國是猛烈而非負面之意，這是否導致中古中國的“解毒劑”相對于歐洲較少，且缺乏著名解毒藥？關于劉小朦的第一個問題，劉焱回應道，佛教中的“毒”主要是精神而非物質層面上的，如貪、癡、嗔“三毒”，佛教主張以冥想等方式解除精神之毒。在佛教的物質之“毒”中，進入中古藥學傳統(tǒng)者不多。當然，孫思邈引耆婆曰“天下物類皆是靈藥，萬物之中無一物而非藥者”，其中可能包括毒藥，但在具體文本中，佛教的影響并不突出。關于第二個問題，由于中古中國藥、毒不分的特點，解毒劑的傳統(tǒng)確實不如西方強烈。比如，底野迦是一種由動物、植物、鴉片相混合而成的藥物，是歐洲著名的解毒劑，后來演變?yōu)槿f靈藥。它在唐初作為拜占庭帝國的貢品傳入中國，并成為了《新修本草》中唯一的復合藥。它在中國本草書中只是曇花一現(xiàn)，未能廣泛流行。古本草書往往會設立一個部分，專門講食物中毒、用藥失誤中毒等情況下的解毒藥，這些解毒藥一般是在大眾生活中易于獲得的藥物，如淘米水、綠豆等，制藥過程并不復雜。劉焱說他近來發(fā)現(xiàn)，外來的香料傳入中古中國后，往往會成為解毒藥，關于它們在中古醫(yī)學文化和宗教生活中的使用情況，則是劉焱下一步的研究課題。

高晞教授也進行了點評和提問。她指出，劉焱在全球視野下研究中古毒藥問題，為中古藥物學史研究打開了新視野。中古中國與阿拉伯和波斯在藥物知識上的互動非常密切，這已為陳明老師等學者所關注。那么，在知識體系和物質文化兩方面，歐洲藥物是否也對中古中國產(chǎn)生了影響呢？劉焱回答道，中古中國與歐洲在藥物知識上的聯(lián)系非常密切。文樹德教授提出，佛教和印度醫(yī)學雖促進了具體藥物的在華傳播，卻未對中古醫(yī)學的醫(yī)學理論框架產(chǎn)生根本性影響。但至少在宋以前，中國藥物學書寫的理論色彩并不強烈，其看重的是藥物的有用性和實踐性，因此對外來藥物有很強的包容性，將外來藥物按照性味和是否有毒等標準，納入中國藥物的分類體系中，并根據(jù)具體的實踐經(jīng)驗來使用這些藥物。接下來他關注的是，中古中國和西方（包括印度、波斯和大秦）對同一種藥物的使用有哪些異同。比如，中古文獻中的“郁金香”指藏紅花，該藥由印度和東南亞傳入中國，在歐洲是重要的食用調料，但在中國不是食物而是解毒藥，在佛教儀軌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物質。

在回答聽眾提問環(huán)節(jié)，有聽眾提問中西方藥物發(fā)展軌跡不同的原因。劉焱指出，西方的藥毒分離早在13世紀就已出現(xiàn)，而藥物的實驗方法和代謝知識晚至19世紀以后才出現(xiàn)。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藥毒不分與陰陽轉化的哲學思想有關，而2世紀的古羅馬醫(yī)師蓋倫（Galen）對毒藥的本質化分析，是受到了柏拉圖形而上哲學思想的影響，成為中世紀歐洲藥毒分離的基礎。也有聽眾提問，近代細菌、衛(wèi)生觀念的傳入，對傳統(tǒng)的蠱毒觀念會形成怎樣的沖擊。劉焱認為，蠱毒與細菌觀念具有相似性，都是對病因的本體式認知（文樹德語），認為疾病是由具體外因引起，而非功能性失衡。這種認知在中國傳統(tǒng)宗教和醫(yī)學中非常重要，比如對“鬼”和“蟲”的想象。清代蠱毒觀念已漸式微并被邊緣化，西方細菌觀念的傳入可能未對蠱毒觀念產(chǎn)生直接影響。還有聽眾提問魏晉五石散與唐代服食金石藥的關系，劉焱則提出從身體感的角度進行思考。關于唐人熱衷服食鐘乳和硫磺的原因，劉焱認為，砷化物礜石是六朝五石散的一個重要成分，唐代的金石藥服食則以鐘乳和硫磺為首。孫思邈熱衷服食鐘乳石，韓愈則好食硫磺。從現(xiàn)代觀念來看，鐘乳和硫磺的危害小于砷化物；但當時的人認為硫磺也有毒，韓愈服硫磺而傷身，所以這不完全是從有毒到無毒的轉變。魏晉五石散和唐代金石藥共享了丹砂、雄黃等猛烈藥物的知識，對身體感的想象性理解也有相關聯(lián)。但它們也有明顯的區(qū)別，五石散更加普遍，被士人、醫(yī)者都作為藥用，其配制過程也比外丹簡單；外丹的煉制則是復雜的過程，且需許多珍稀原料，主要是皇室等社會上層參與。此外，五石散既可治病又可長生，而金石外丹則追求脫胎羽化而不死，兩者的服食目的也不同。亦有聽眾提問如何理解西方的順勢療法（homeopathy），劉焱指出該療法為18世紀末德國醫(yī)師Samuel Hahnemann所發(fā)明，是將一種藥物無限稀釋到現(xiàn)代醫(yī)學認為已無藥效的程度，以治療疾病。這種療法將致病之物稀釋并返入病人身體，有以毒攻毒的色彩。中國早已有以毒攻毒的思想，但高倍稀釋的方法在中國難以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