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獎賞女相撲手，為什么卻激怒了司馬光？

出土的宋代相撲俑

北宋嘉祐七年（1062）正月二十八日，司馬光向宋仁宗上了一道奏議，大意是奏請朝廷整頓汴京街市、勾欄的女相撲表演，因?yàn)檫@類女相撲節(jié)目，就如后世車展女模的走秀、電視劇《武媚娘傳奇》的擠胸鏡頭，露的肉太多了，有傷風(fēng)化。

相撲，現(xiàn)在是日本的國技，但在八百年前，則是宋朝最流行的大眾體育運(yùn)動之一，不但城市中有日常性的相撲商業(yè)表演，還出現(xiàn)了全國性的相撲競技大賽。汴京、杭州等城市的瓦舍勾欄，每天都有藝人表演相撲節(jié)目，并向觀眾收取門票。南宋后期，杭州最有名的相撲高手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賽關(guān)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鄭伯大”、“鐵稍工”、“韓通住”、“楊長腳”，等等。這份名單收錄在南宋筆記《夢粱錄》中。

臨安城護(hù)國寺南的高峰露臺，則是一個相撲擂臺，經(jīng)常舉行全國性的相撲錦標(biāo)賽，登臺競技的相撲手來自“諸道州郡”，都是各州選拔出來的好手。獲勝者可得到獎金、獎杯、錦旗，只有“膂力高強(qiáng)、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冠軍的獎品，包括“旗帳、銀杯、彩緞、錦襖、官會（會子）、馬匹”。宋理宗景定年間，曾有一個叫做韓福的溫州相撲手，因在相撲錦標(biāo)賽中“勝得頭賞”，得以“補(bǔ)軍佐之職”。

最讓后人有理由覺得新奇的是女相撲比賽。不難想象，女相撲肯定是很香艷的，甚至可能“很黃很暴力”。從出土的宋代相撲陶俑、宋墓壁畫的相撲圖來看，男相撲手都是赤裸上身，下體只包裹一塊布條，展露出矯健的肌肉；女相撲手即使不是像男相撲手那樣袒胸露臂，也必定是穿著極節(jié)約布料的緊身衣，曲線畢露是毫無疑問的。

《水滸傳》第一百零四回描寫了一場男女混打的相撲較量，女的叫段三娘，男的叫王慶：“那女子有二十四五年紀(jì)，她脫了外面衫子，卷做一團(tuán)，丟在一個桌上，里面是箭桿小袖緊身，鸚哥綠短襖，下穿一條大檔紫夾袖褲兒，踏步上前，提起拳頭，望王慶打來。王慶見她是女子，又見她起拳便有破綻，有意耍她，故意不用快跌，也拽雙拳吐個門戶，擺開解數(shù)，與那女子相撲?！睆男≌f的描寫看，這女相撲手穿了緊身衣。

《水滸傳》雖然是成書于明代的小說，書中所述未必盡符宋朝事實(shí)，但女相撲表演賽確實(shí)是宋代瓦舍中很常見的娛樂節(jié)目，而且女相撲手的著裝也要比小說中的段三娘更惹火。

話說嘉祐七年正月十八日，正是元宵期間，汴京市民鬧花燈，按照宋朝的慣例，宋仁宗出宮與民同樂，駕臨宣德門城樓，“召諸色藝人，各進(jìn)技藝”，其中便有女相撲表演賽。這些女相撲手著裝火爆，因?yàn)樗抉R光后來用“婦人臝戲”來形容表演。

諸色藝人的精彩表演結(jié)束后，宋仁宗很高興，吩咐“賜與銀絹”，犒賞藝人，女相撲手也得到賞賜：“內(nèi)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皇帝此舉，激怒了司馬光。十天后，即正月二十八日，司馬光便上了一道《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婉轉(zhuǎn)地批評了仁宗皇帝。

司馬光認(rèn)為，“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臝戲于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圣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xiàn)奇技，以污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yuǎn)?！?當(dāng)然，司馬光不可能直接罵皇帝“不成體統(tǒng)”、“貽笑四方”，而是說他受了“巧佞”之臣的誤導(dǎo)。

因此，司馬光強(qiáng)烈建議：“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yán)加禁約，令婦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眾為戲；若今次上元，始預(yù)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并重行譴責(zé)，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為導(dǎo)上為非禮也?！?/p>

翻譯一下，司馬光的意思是說：一、如果元宵節(jié)在宣德門廣場舉行女相撲表演，是一直以來的舊例，那么請皇上將這一慣例廢除掉。二、請皇帝詔令有司，出臺禁令，禁止民間在街市上表演女相撲節(jié)目。三、如果并無舊例，那么請朝廷調(diào)查這一次是什么人安排了宣德門廣場的女相撲表演，必須對他們“重行譴責(zé)”，以使巧佞之臣今后不敢再引誘皇上做出有違禮制的事情。

站在一名現(xiàn)代人的立場，以及一名儒者的立場，我對司馬光的意見，既有贊同之處，也有不能贊同之處。在宣德門這么莊重、嚴(yán)肅的場合，安排身材火辣、著裝清涼的女相撲手“肉搏”，讓一國之君領(lǐng)著一幫朝廷命官觀賞這么粗俗、輕佻的表演，確實(shí)與禮不合，不成體統(tǒng)。司馬光完全有理由要求皇帝與政府官員今后不得在公共場合觀看有失身份的節(jié)目。

他提議查處誘導(dǎo)皇帝的巧佞之臣，也有一定的道理，因?yàn)檫@些人讓君主擺脫了禮教的嚴(yán)格約束。畢竟，在君主制時代，君主作為道德禮儀的象征，不可以任性。在禮制上，理當(dāng)嚴(yán)格限制君主的自由。

但是，司馬光建議有司查禁市井間的女相撲，則是多管閑事了。女相撲不過是市民自發(fā)的娛樂文化，并不需要擔(dān)負(fù)沉重的禮教功能，它可能有些低俗，但那是小市民的趣味所在，何妨尊重？儒家講究“禮不下庶人”，并不以嚴(yán)格的禮制要求市井小民。

司馬光的《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進(jìn)呈御覽之后，宋仁宗到底給予什么反饋，我沒有查到，不過可以通過其他史料記載略為推測。記述北宋后期汴京風(fēng)俗的《東京夢華錄》，描繪了東京元宵節(jié)的諸般熱鬧，卻無關(guān)于宣德門前女相撲表演的記載，看來官府應(yīng)該廢止了女相撲手獻(xiàn)藝宣德門的舊例。

但民間的女相撲表演應(yīng)該并未受到限制。因?yàn)榱頁?jù)《夢粱錄》和《武林舊事》，南宋杭州的瓦舍勾欄內(nèi)，一直都有女相撲比賽：“瓦市相撲者，乃路岐人（民間藝人）聚集一等伴侶，以圖手之資。先以女飐（即女相撲手）數(shù)對打套子，令人觀睹，然后以膂力者爭交。”這些收費(fèi)的商業(yè)性相撲表演賽，通常都以女相撲比賽熱場，招徠觀眾入場，然后才是男相撲手的正式競技。

日本昭和初期出現(xiàn)在雜志封面上的相撲女郎

《夢粱錄》和《武林舊事》還收錄了杭州瓦舍好幾位女相撲手的名號：“賽關(guān)索”、“囂三娘”、“黑四姐”、“韓春春”、“繡勒帛”、“錦勒帛”、“賽貌多”、“僥六娘”、“后輩僥”、“女急快”等。這些女相撲手跟男相撲手一樣，在“瓦市諸郡爭勝”，并且打響了名頭。顯然，宋朝政府并沒有對民間的女相撲作出禁制。

不過，宋朝之后，市井間再也未聞有女相撲之娛樂，甚至連瓦舍勾欄這樣的城市娛樂建制也消失在歷史深處。這可能是宋后的元、明、清三朝，禮教對于庶民的束縛、國家對社會的管制趨向于嚴(yán)厲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