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陽成任墓地出土金銅佛像風格研究

2021年5月，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qū)北杜街道成任村東南發(fā)掘了一處東漢晚期墓內(nèi)出土兩件金銅佛像，發(fā)掘者認為這兩件金銅佛像是目前國內(nèi)考古發(fā)掘出土的時代最早的可獨立供養(yǎng)的金銅佛像。本文對金銅佛像的衣紋、手印、背光等藝術(shù)特征進行研究分析，認定其具有犍陀羅、秣菟羅和笈多三種外來風格。從體現(xiàn)出最晚的風格看，年代可斷為4世紀左右，屬于十六國時期。

2021年5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qū)北杜街道成任村東南發(fā)掘了一處東漢家族墓地，其中21XJM3015出土了兩件金銅佛。此兩件佛像形制完備，是十分重要的發(fā)現(xiàn)，對研究中印佛教造像有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shù)界對咸陽成任村M3015出土的這兩件佛像的年代有較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以冉萬里為代表的“漢代說”，認為金銅佛像與盜擾者無關(guān)，年代為東漢時期，立佛像“改寫了中國古代出現(xiàn)獨立的供養(yǎng)佛像的歷史” 。第二種以陽新、姚崇新為代表的“十六國說”。陽新提出銅佛像“各方面都在十六國佛像體系中，難以跨過三國兩晉直達漢代?！币Τ缧抡J為兩件佛像“應是十六國時期的盜墓者隨身攜帶的用于護佑平安的便攜式微型佛像，具有護身符性質(zhì)，最后不慎遺落在墓室中。”此外，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聯(lián)合組織的“發(fā)現(xiàn)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研討會在線上展開，也有一些不同觀點。

本文擬從兩件金銅像的細節(jié)入手，聯(lián)系古印度的佛教造像，對其呈現(xiàn)出的外來因素和本土因素的關(guān)系進行分析，以探討此兩件珍貴早期佛像的年代。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金銅立佛藝術(shù)特征分析

M3015主墓室出土一件金銅立佛像（圖1a）編號M3015:10，通高10.5厘米，跣足立于覆蓮座上，座底徑4.7厘米。立像采用磨光饅頭狀肉髻，面相方圓，著通肩袈裟。前有學者已經(jīng)就立佛腳下蓮花座、磨光肉髻等展開討論，此處不再贅述。以下對立像尚未被關(guān)注的一些細節(jié)展開討論：

圖1 咸陽洪瀆原成任墓地出土金銅佛像 a金銅立像

（一）立佛的衣紋

咸陽成任村M3015出土的金銅立佛像（以下簡稱咸陽銅立佛像）身著通肩式圓領佛衣，衣紋凸起較高，質(zhì)感厚重。就衣紋這一特征，表現(xiàn)出強烈的犍陀羅風格。但是，犍陀羅式佛衣風格流行的時代較長，大致從2世紀起一直流行至6、7世紀。（圖2a）甚至晚至8世紀的青銅造像中，依然可見。要清楚的判斷其所屬年代，找到其藝術(shù)特征最晚出現(xiàn)的時代因素是至關(guān)重要的。

圖2a 犍陀羅樣式的佛衣表現(xiàn) 新疆焉耆七個星肖爾楚克佛寺遺址出土佛立像

圖2b 犍陀羅樣式的佛衣表現(xiàn) 日本私人收藏金銅立佛像

需要注意咸陽銅立佛像的衣紋有兩處明顯特征。首先，該立佛的左肩處垂下的衣紋流暢，褶皺的紋路直接過渡到腿側(cè)，連續(xù)且彎曲的平行褶皺環(huán)繞著左腿的上部。這種樣式與陽新、姚崇新提到的日本藏金銅立佛像相似（圖2b）。但是，貴霜早期的犍陀羅佛像胸前衣紋較為厚重僵硬。咸陽立佛流暢的衣紋與之并不同，而是與斯瓦特的卡帕特遺址（Chatpat）出土的多件立佛像的衣紋較為相似（圖2c）。發(fā)掘者達尼（A.H.Dani）認為造像風格屬于“第二期”，年代在公元3世紀左右?，F(xiàn)藏于大英博物館藏4世紀以后的犍陀羅銅佛立像（圖2d，可以看到胸前的衣紋更加流暢。

圖2c 犍陀羅樣式的佛衣表現(xiàn)  斯瓦特的卡帕特遺址出土的立佛像

圖2d 犍陀羅樣式的佛衣表現(xiàn)  大英博物館收藏金銅佛像 6-7世紀

其次，咸陽銅立佛的左臂彎曲處，外層上衣披覆至衣擺垂下的衣紋，可清楚可見前后兩列鋸齒狀褶皺（圖3），左前側(cè)最下端的衣擺邊緣翹起，形成卷曲的紋路。這種衣紋具有重要的意義。

圖3 咸陽銅立佛像的鋸齒紋衣裾

圖3 咸陽銅立佛像的鋸齒紋衣裾

貴霜時期犍陀羅和阿富汗的立佛像，佛外層上衣一般多從右手起自然垂下，形成兩條長長的垂直無褶皺的衣紋，如巴基斯坦拉合爾博物館、白沙瓦博物館藏的多件犍陀羅式佛立像以及著名的巴米揚大佛等。早期犍陀羅菩薩立像與坐佛像的最下端衣擺處，都有少量卷曲或Z字形紋，如法國吉美博物館、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館藏菩薩立像、坐佛像等。但是，在貴霜早期的犍陀羅立佛像中，無論是巖石還是泥塑造像，均未見到佛衣的側(cè)面有鋸齒紋樣，只有在晚期犍陀羅的個別雕刻中才出現(xiàn)。如馬歇爾在塔克西拉地區(qū)焦里安（Jaulian）主佛塔發(fā)現(xiàn)的北側(cè)臺階兩尊立姿佛像，其中，西邊立佛右臂上垂下來的衣裙可見Z字形褶皺模式化的處理方式（圖4a）。

圖4a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晚期犍陀羅樣式的立佛,塔克西拉焦里安遺址出土

圖4b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秣菟羅地區(qū)出土“230年銘”的立佛像

立佛像最早在佛衣側(cè)邊出現(xiàn)鋸齒紋是在笈多時期的秣菟羅造像上，其年代晚至4世紀初。如秣菟羅地區(qū)出土“230年銘”（未知紀年）立佛像（圖4b）、秣菟羅博物館藏立佛像等。（圖4c）衣擺處垂下鋸齒紋是笈多時期佛造像的重要特征，無論是秣菟羅風格還是薩爾那特樣式，在立佛像都可見到，這也是判定笈多佛像的重要標志。

圖4c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秣菟羅博物館藏笈多樣式立佛

早期金銅立菩薩像如藤井有鄰館藏的金銅菩薩立像、故宮博物院藏的金銅菩薩立像的裙擺處，有簡單鋸齒紋。但是，早期金銅立佛像的衣擺多是垂下兩條垂直衣紋，如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金銅立佛像等。咸陽金銅立像雖然造型與日本藏小金銅立佛像非常接近，其左臂下方的衣紋并無鋸齒紋，前者的笈多因素似乎更加濃烈，其年代可能較前者更晚。

圖5a 中國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熱瓦克佛寺出土立佛

受4世紀以后笈多風格東漸的影響，Z字形衣紋影響到了中國佛像的創(chuàng)造，其衣擺處的鋸齒紋呈現(xiàn)出愈來愈細密的趨勢。此特征在新疆熱瓦克佛寺（圖5a）、焉耆七個星佛寺、吐魯番柏孜克里克佛寺遺址出土的立佛像（圖5b）上均可見到證據(jù)。此特征在公元420年前后的炳靈寺第169窟立佛像中大量出現(xiàn)（圖5c）。

圖5b 中國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冬宮收藏柏孜克里克佛寺遺址出土立佛

圖5c 中國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炳靈寺169窟北壁后部立佛像

圖5d 中國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苑申像

值得注意的是，此類鋸齒紋在北魏時期的金銅佛立像上較為流行，如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苑申像（圖5d）、北魏延興三年（473年）王鐘夫妻造如來立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太和元年（477）金銅立像、北魏太和九年（485）李伯息造無量壽佛像、北魏太和銅佛立像等，也表明此類造像與笈多藝術(shù)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笈多佛造像形成了一種標準化的圖像構(gòu)成要素，其特征是在遵循貴霜王朝犍陀羅和秣菟羅的造像藝術(shù)的兩種流派的基礎上形成的。

（二）立佛的手印

其次，需要探討的是咸陽金銅立像的手印樣式。早期佛教儀軌對佛像手印或姿勢有較高的要求。在貴霜時期犍陀羅佛教藝術(shù)中，單體立像多伸出右手于肩膀或胸前，掌心向外，施無畏印。如前人提到的日本松岡美術(shù)館、日本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shù)館和巴基斯坦拉合爾博物館收藏的犍陀羅佛像，均采用左手下垂握衣角，右手抬高位于胸前施無畏印的樣式。

原考古報告中認為咸陽金銅立佛的“右手上舉施無畏印（手部殘）” ，描述有誤，與線描圖的繪制有所不同。立佛左手屈肘上舉，持佛衣一角；右手下垂略彎曲，手部漫漶。仔細觀察，右手所在位置在腰間，應與日本小金銅佛像一致，為自然垂下握衣擺。這種左手握衣角于胸前，右手下垂的手勢在犍陀羅藝術(shù)中并不多見。

圖6a  與咸陽銅立佛像采用相同或相似手印的佛像 犍陀羅立佛像 大英博物館藏

采用與咸陽立佛相同或相似手印的犍陀羅風格的單尊立像，其左手并未握衣角，而是自然垂下，被佛衣覆蓋。如大英博物館收藏有一尊犍陀羅立佛，左手惜有殘損，（圖6a）手背向外，手指向內(nèi)握住衣裾上端，右手微垂，被垂下的佛衣遮蓋。日本個人藏一尊出土于巴基斯坦薩赫里-巴洛（Sahri-Bahlol）的立像（圖6b）也是如此。另外，還可見塔克西拉的吉里（Giri）C佛塔、莫拉莫拉杜（Mohra Muradu）以及阿富汗哈達遺址的白灰膏浮雕立佛像。近年來，貴霜晚期阿富汗艾娜克（Mes Aynak）遺址也出土有相似的造像（圖6c）。

圖6b  與咸陽銅立佛像采用相同或相似手印的佛像
犍陀羅立佛像 巴基斯坦薩赫里-巴洛出土 日本私人收藏

圖6c  與咸陽銅立佛像采用相同或相似手印的佛像  阿富汗愛娜克遺址出土立佛

除了上述單尊立佛以外，這種手印在犍陀羅群雕中也有出現(xiàn)，如拉合爾博物館藏的兩件浮雕像，第一件左起第一立佛持此手印（圖7a），第二件側(cè)邊第二立佛亦持此手?。▓D7b）。柏林民族藝術(shù)博物館藏的一件犍陀羅風格浮雕，持該手印的立佛位于浮雕的側(cè)面（圖7c）。還有一件被瑪麗蓮·麗艾（Marylin M. Rhie）認為是公元4世紀的犍陀羅式佛陀群像，左起第二立佛持此手印。另外，白沙瓦博物館收藏的來自塔赫特·巴希（Takht-i-Bahi）的浮雕（圖7d），以及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來自于斯瓦特的浮雕，均表現(xiàn)的題材是過去七佛與彌勒，其中一位立佛也持此手印。茨瓦爾夫（Zwalf）認為浮雕造像中出現(xiàn)這種手勢可能是為了避免重復，至少在過去七佛的題材中，此手印并不用于特定任何一尊的樣式。從圖像本身看，持該手印的立佛均為群雕像中的脅侍佛或多佛之一，而非主尊造像。

圖7a 犍陀羅造像中的同類手印 拉合爾博物館收藏犍陀羅造像

圖7b 犍陀羅造像中的同類手印 拉合爾博物館收藏犍陀羅造像

圖7c 犍陀羅造像中的同類手印 柏林博物館收藏犍陀羅造像

圖7d 犍陀羅造像中的同類手印 過去七佛與彌勒 白沙瓦博物館收藏

從現(xiàn)有考古材料發(fā)現(xiàn)看，無論是犍陀羅還是秣菟羅的造像，首先是附屬佛塔而存在的。單尊佛像的出現(xiàn)，與佛教信仰的發(fā)展以及佛教建筑的逐漸壯大有關(guān)。犍陀羅早期單尊立像的右手多使用無畏印，且衣紋因右手上舉，才形成以右皺為主的衣褶。右手下垂，左手上舉握衣角的手勢顯然屬于稍晚期樣式。另外，持該手印的塔克西拉吉里、莫拉莫拉杜佛塔以及哈達遺址佛像的風格，年代約在4、5世紀，被馬歇爾認為是犍陀羅晚期風格，稱為“印度-阿富汗派”。艾娜克遺址也屬于貴霜晚期。中國佛教造像早期的主尊立佛像多持無畏印，咸陽立佛的手勢雖然屬于犍陀羅造像藝術(shù)中少見的手印，但并非早期手印，而是屬于犍陀羅佛教藝術(shù)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xiàn)的新樣式。

二、金銅五坐佛藝術(shù)特征分析

圖1b  咸陽洪瀆原成任墓地出土金銅佛像 金銅五佛像

接下來探討另外一件現(xiàn)存為金銅五坐佛造像（圖1b），編號M3015:9，通高15.8厘米，寬6.4厘米。銅片大體呈舟形，正面浮雕坐佛五尊呈上中下三排排列，舟身部分兩排，每排二佛，舟頂一佛。

（一）五佛的衣紋

咸陽成任村M3015出土的金銅五坐佛像（以下簡稱咸陽五佛像）磨損、銹蝕較嚴重，頂部一佛已完全銹蝕，其余四佛僅余輪廓。關(guān)于五佛的衣紋，有學者提出佛像“上半身光素無紋（光滑）似乎是刻意鑄造而成，而不是磨損或者在禮拜過程中長期撫摸造成的”，主要具有秣菟羅藝術(shù)的特征。

貴霜時期，無論是犍陀羅還是秣菟羅造像均未見上半身無衣紋的佛像樣式。犍陀羅早期佛像著通肩圓領式佛衣，衣紋厚重；秣菟羅早期佛像著袒右肩式佛衣，衣紋雖較為貼體，但左臂處仍有稠密的衣褶，上半身也可見衣紋。貴霜晚期及笈多時期，兩者相融合。笈多薩爾那特風格造像則是通體貼身，無衣紋。

咸陽五佛像頸部鑄造出圓弧形凸起，可知其身穿圓領式佛衣。但因時間久遠，我們已看不出上半身的衣紋樣式。如果其著袒右肩式佛衣，右手臂應無衣紋。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左側(cè)下方的兩例坐佛，在其右臂處均可見發(fā)現(xiàn)緊密排列凸起的稠密衣紋，并看出衣紋緊貼腰間。這些細節(jié)說明咸陽五佛的左側(cè)兩佛原著通肩式貼身衣紋的佛衣。

圖8a 通肩式貼身衣紋的坐佛像 秣菟羅博物館藏迦膩色伽51年銘文坐佛像

圖8b 通肩式貼身衣紋的坐佛像 勒柯瑙博物館藏持禪定印坐佛像

通肩式緊密貼身衣紋的佛衣顯然是融合了秣菟羅與犍陀羅的兩種風格，屬于佛教造像藝術(shù)發(fā)展到一段階段的樣式，而不應將其歸于單獨某一種風格。如秣菟羅博物館藏迦膩色伽51年銘文的坐佛像，身著貼身通肩佛衣（圖8a），明顯屬于受到犍陀羅影響的秣菟羅造像，也是秣菟羅造像中少有的紀年銘像，可以看出此類佛衣的流行時間。另外，咸陽五佛的緊密貼身衣紋與勒柯瑙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持禪定印坐佛像（圖8b）、馬歇爾在塔克西拉焦里安佛寺發(fā)現(xiàn)的金銅小坐佛像（圖8c）的衣紋較為相似。類似的貼體通肩式佛衣在吐魯番

圖8c 通肩式貼身衣紋的坐佛像 犍陀羅焦里安佛寺出土坐佛像

圖8d 通肩式貼身衣紋的坐佛像 俄國冬宮藏柏孜克里克佛寺遺址出土坐佛像

柏孜克里克佛寺遺址出土坐佛像（圖8d）、熱瓦克佛寺出土的佛像、阿克鐵熱克(Ak-terek)佛寺出土的佛像，以及酒泉出上的北涼承玄元年（428）造像塔上也可見到。

綜上，咸陽出土的五尊結(jié)跏趺坐佛像不存在上半身無衣紋的情況，佛像的光滑應是長期的磨損或者粗糙的鑄造工藝導致的，其緊密貼身的佛衣應該受到貴霜晚期或笈多時期秣菟羅風格造像的影響。

（二）五佛的背光

咸陽五佛像的背光精美完整，五佛身后皆有菩提樹葉形（桃形）頭光和背光，頭光略小于背光，頭光疊壓于背光之上。有學者認為“這種將頭光疊壓于背光之上的做法常見于秣菟羅佛教造像”。

圖9a 古印度造像的頭光與背光 尼莫格拉姆遺址出土頭光

首先，貴霜時期的犍陀羅與秣菟羅造像，多見頭光，身光出現(xiàn)較少。三枚迦膩色伽金幣上的佛像表現(xiàn)有頭光與舟形背光，但這一特征在犍陀羅石刻佛像中尚未發(fā)現(xiàn)。貴霜早期的犍陀羅佛像的頭光是圓形素面，并無裝飾。迦膩色伽青銅舍利盒上的佛像以及2、3世紀的斯瓦特查帕特(Chatpat)、尼莫格拉姆(Nimogram)（圖9a）等遺址出土的石雕佛像中，頭光出現(xiàn)了射線或蓮花的圖案。馬歇爾在塔克西拉焦里安佛寺發(fā)現(xiàn)的金銅坐佛，也是只有圓形頭光未見身光。需要注意的是，在尼莫格拉姆遺址出土的一件公元3世紀左右的浮雕(圖9b)，清楚可見圓形背光與圓形頭光，是犍陀羅造像中少有的頭光與身光的組合。

圖9b   古印度造像的頭光與背光 尼莫格拉姆遺址出土浮雕佛像（局部）

其次，秣菟羅佛像只有頭光，即使是背屏式造像也未見身光。早期秣菟羅造像如迦膩色伽3年立像及秣菟羅博物館藏立佛像無頭光，而是用巨大的華蓋立于佛像頂部。之后，秣菟羅的佛陀像和菩薩像出現(xiàn)圓形頭光，或周圍裝飾有連弧紋，稍晚的新德里國家博物館迦膩色迦32年銘的佛陀坐像（圖9c）和卡特拉佛（Katra）等，在頭光內(nèi)側(cè)是連珠帶的同心圓。貴霜后期，頭光的裝飾紋樣逐漸復雜，到了笈多時期，演變成碩大精美的圓形浮雕。

圖9c   古印度造像的頭光與背光 新德里國家博物館迦膩色迦32年銘的佛陀坐像

第三，回到咸陽銅五坐佛，可以明顯看出該五佛像皆配桃形背光和橢圓形身光，最上端的結(jié)跏趺坐佛像背光邊緣裝飾有呈放射狀火焰紋。第二層右側(cè)坐佛還能看到圓形頭光，內(nèi)側(cè)雕刻有花紋。該五尊佛身后是背光、身光與頭光組合完備的樣式，顯然應該并非早期佛教造像的背光樣式。

目前可以確認為東漢時期的佛像，多是無頭光或圓形頭光，只是在長江中下游發(fā)現(xiàn)的三國至西晉時期的魂瓶上，佛像出現(xiàn)了簡單的身光。在早期的金銅佛像中，如藤井有鄰館藏菩薩立像、后趙建武四年坐佛、福格美術(shù)館藏焰肩佛等，插榫均位于佛頭頂處，顯然也只有頭光。河北與甘肅涇川出土的十六國金銅坐佛像出現(xiàn)了傘蓋及背光，出于平衡的考慮，插榫則下移至背部上方，插榫的數(shù)量也開始增加為兩個。這種變化表明，中國佛教造像在十六國之后，頭光與背光的組合才逐漸完備?，旣惿彙惏J為身光與頭光組成的背光形式可能出現(xiàn)在第二階段，但在第三階段即4世紀中葉的圖像中更明顯。

圖10a  五佛類似的背光與頭光 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博物館藏樓蘭LA 遺址出土的木雕殘件

圖10b  五佛類似的背光與頭光 丹丹烏里克佛寺出土壁畫殘片

類似咸陽五佛的頭光與背光組合的樣式在新疆地區(qū)的造像如樓蘭LA 遺址出土的3世紀左右木雕殘件（圖10a）、丹丹烏里克佛寺出土壁畫殘片（圖10b）、北涼石塔如高穆善塔的禪定像（428，圖10c）、甘肅省博物館藏殘塔、岷州廟塔、炳靈寺石窟169窟壁畫都可以見到。

圖10c  五佛類似的背光與頭光 北涼高穆善塔禪定像

綜上，咸陽金銅五佛背光形制完備，其放射形紋樣以及桃形背光和橢圓形頭光在十六國到北魏時期較為流行，這種背光樣式影響深遠，一直到唐宋時期也在使用。

三、 時代問題

咸陽成任墓地出土兩件金銅佛像的年代問題是學界關(guān)注的熱點。M3019出土的朱書陶罐，罐體上明確紀年為延熹元年（158），可以確定其時代為東漢后期。但是，與之臨近的M3015出土的金銅佛像一定是東漢時期的造像嗎？

（一）中國早期佛像

要研究東漢成任墓地出土佛像的年代問題，自然要比較現(xiàn)有的東漢佛造像的造像特征。俞偉超、阮榮春、吳焯、何志國、榮新江、宿白、霍巍等學者均對其有所貢獻，學術(shù)界對東漢佛像的理解已經(jīng)比較深入。

從目前出土的漢代佛像來說，多分布在西南地區(qū)長江流域，遺存可見搖錢樹、銅鏡、魂瓶以及墓葬建筑構(gòu)件之上，山東、徐州地區(qū)的漢畫像石與漢代摩崖石刻上也有發(fā)現(xiàn)。如目前紀年最早是重慶豐都槽房溝延光四年（125）東漢墓出土搖錢樹上殘存的佛像（圖11a）。東漢佛像著通肩圓領佛衣、右手施無畏印或雙手禪定印。整體拙樸，比例不協(xié)調(diào)，且沒有獨立造像，而是作為附屬物存在。

圖11a  中國早期佛像 延光四年搖錢樹佛像

圖11b 中國早期佛像 鄂州塘角頭東吳墓出土釉陶佛像

最早的獨立佛像是鄂州塘角頭東吳釉陶佛像（圖11b）和故宮博物館院收藏東吳青瓷佛像。另外，1977年新疆和田縣買力克阿瓦提遺址發(fā)掘的佛像，日本大谷探險隊在新疆和田采集的兩件銅佛頭等也是學者討論較多的造像，其年代多有爭議。與以上造像比較，咸陽洪瀆原出土兩件佛像的形制顯然完備許多。如果將咸陽佛像歸到東漢時期，考慮到傳播需要時間，需要關(guān)注犍陀羅同時期的造像特點。

（二）犍陀羅早期佛像

有關(guān)犍陀羅早期佛像的判定，學界尚有爭議，如法切那（Faccenna）認為布特卡拉I號遺址中第一類雕刻時代相對較早，屬于公元前1世紀末到公元1世紀初；德黎烏（J.E.Van Lohuizen Deleeuw）也提出意大利考古隊從斯瓦特遺址中發(fā)掘的造像時代較早。雖然犍陀羅最早的佛像尚難以確定，但多數(shù)學者認為早期佛像特征可以歸納為大頭、雙目圓睜、肉髻較大較平、嘴部有髭、衣紋雕刻尚顯僵硬等特征。

犍陀羅藝術(shù)中帶紀年銘文的佛像并不多見，迦膩色伽一世時代的佛像主要是錢幣、舍利盒上的佛像。目前，有佛像的錢幣共有21枚，其中4枚金幣，17枚銅幣。另外，還可見白沙瓦郊外沙琪基泰里（Shāh-ji-Dherī）佛塔遺址發(fā)現(xiàn)的迦膩色伽青銅舍利盒、阿富汗畢馬蘭（Bimaran）發(fā)掘出土的鑲嵌紅寶石的黃金舍利盒等。從錢幣與舍利盒上的佛像樣式的來看，佛像表現(xiàn)出肉髻、長耳垂、三衣、頭光等相好，其符合成熟的造像規(guī)范，表明佛像在迦膩色伽一世前后已經(jīng)出現(xiàn)。

圖12a 有紀年銘的犍陀羅佛像 白沙瓦博物館藏“89年銘”帝釋窟禪定像

圖12b 有紀年銘的犍陀羅佛像 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藏“318年銘”立佛像

另外，學界討論較多的有三件帶紀年銘文犍陀羅雕像：分別是白沙瓦博物館藏來自瑪瑪尼德里（Mamane-Dheri）出土89年帝釋窟說法圖像（圖12a）； 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藏來自羅里央·唐蓋（Loriyan Tangai）318年立佛像；（圖12b）大英博物館原藏來自哈失那格（Hashtnagar）的384年的立佛像。（圖12c）只是這三件有年代銘文的佛像，并未明確具體使用的是何種紀年。

圖12c 有紀年銘的犍陀羅佛像 “384年銘”立佛像

對后兩件著通肩大衣立佛像的銘文以及年代的推論歷來是學界關(guān)注的重點。如按照科諾（Konow）與范·維克（Van Wijk）推算，兩尊佛像的日期是公元233年和299年。而德黎烏認為是公元189年與公元258年。本杰明·羅蘭（Rowland Jr. Benjamin）和索普（Soper）則推斷兩尊佛像為公元168和234年。之后，邵瑞琪（Richard Salomon）、喬·克里布（Joe Cribb）和哈里·?？耍℉arry Falk）都提出了新的解釋。

盡管一百多年來，我們?nèi)圆荒艽_定兩尊立佛像的準確年代，但從眾多學者的研究來看，其造像年代大致應在公元2至3世紀。兩尊立像風格、臺座雕刻樣式相似，出土地明確。銘文318年的立佛像與384年的造像相差有66年，身材更為寬厚。銘文384年立佛像與白沙瓦博物館藏的立佛像、拉合爾博物館等地藏的諸多佛像相似，這些雕像主要出土于白沙瓦河谷西北部地區(qū)，如薩赫里-巴洛（Sahri-Bahlol）、塔赫特-伊巴希（Takht-i-Bahi）、賈馬爾-加希（Jamal-Garhi）等重要遺址等。這表明在公元2、3世紀時，犍陀羅的佛教造像相當成熟，風格較為統(tǒng)一。

（三）咸陽佛像的年代

回到東漢成任墓地出土的佛立像，情況就要復雜很多。當一件文物呈現(xiàn)出多個時代的雜糅特征，我們在對其進行分析斷代時，應該取其特征中最晚出現(xiàn)的時代作為整件器物時代的上限，這也是文物鑒定的基本規(guī)律。

首先，早期中國佛教造像藝術(shù)主要是模仿，佛像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仿制品會盡可能地在細節(jié)上忠于原始模本，以更多地傳遞原始圖像信息，從而傳播給更多現(xiàn)有或潛在的信徒。

咸陽立佛像與前述兩件紀年犍陀羅立佛像的風格雖相似，但細節(jié)表現(xiàn)有明顯不同。如咸陽立佛像左手于胸前握衣角，右手下垂握住衣角的手勢，在犍陀羅早期藝術(shù)中不僅少見，且多為脅侍佛或多佛之一的手勢，明顯屬于犍陀羅造像成熟之后的風格。

立佛的鋸齒形衣紋與五佛的貼身緊密通肩式佛衣均表現(xiàn)出了笈多造像的影響。當然，笈多造像出現(xiàn)這種特征可能出現(xiàn)在更早時期。如威廉姆斯（J.G. Williams）認為笈多佛造像的一些犍陀羅影響方面比如卷曲的衣褶或可追溯到犍陀羅時代?？紤]到藝術(shù)傳播需要時間，我們認為這種鋸齒的衣紋可能是在3世紀至4世紀左右出現(xiàn)的。

其次，如果說東漢搖錢樹、魂瓶等上的佛像與咸陽佛風格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西南與陜西地區(qū)的傳播路線或者流行風格不同。但是，把咸陽佛解釋為東漢時期，需要將以往認為是十六國的金銅像也提前推至東漢。目前，十六國造像可以確定年代的有建武四年造像、甘肅涇川窖藏出土的十六國佛像等，與之相似的數(shù)十件金銅佛像風格統(tǒng)一，學界已有共識。咸陽佛的樣式與十六國佛像的特點相似或者具有更晚的特征，如五佛的背光精美，甘肅涇川窖藏十六國佛像的蓮花瓣紋樣與咸陽立佛一致。不僅如此，立像與五佛的頭部特征均為磨光肉髻，通常出現(xiàn)在十六國到北魏初期的造像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與咸陽立佛像十分相似的日本藏金銅小立佛像，原為東京美術(shù)學校校長正木直彥的收藏，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下落不明。在正木直彥的《十三松堂觀摩錄》中圖四十六即為“犍陀羅小銅佛”。熊谷宣夫認為該像為公元4世紀左右的作品?，旣惿彙惏舱J為它的風格與西安浮雕像接近，將其歸到第三階段的早期。以上可知，國際學者在討論類似造像時，也多將其年代集中在十六國時期。

從目前現(xiàn)存的早期有紀年銘的佛像來看，佛像的偶像崇拜在公元1世紀之后才出現(xiàn)，如果咸陽兩件金銅佛像被認為是東漢時期，表明其屬于犍陀羅造像早期風格，與其流暢的衣紋和少見的手印樣式?jīng)_突。如果按照東漢晚期的3世紀初來計算，也不能合理解釋立佛出現(xiàn)的笈多式鋸齒衣紋及五佛身后的復雜背光。其蓮座幾乎與印度龍樹山等地的蓮座同時或更早出現(xiàn)，這是非常難以成立的。將其與年代較為清楚的塔克西拉地區(qū)的吉里和焦里安佛塔、斯瓦特查帕特、尼莫格姆等遺址出土的佛像進行對比，我們認為咸陽出土的兩件銅佛像年代應在4世紀左右。

結(jié) 論

綜上，通過對咸陽成任墓地出土兩件金銅佛像的觀察，我們認為立像明顯具有貴霜時期的犍陀羅、貴霜時期的秣菟羅和笈多時期的秣菟羅三種風格。其中犍陀羅風格主要表現(xiàn)在衣紋上——貼身緊密的通肩大衣；貴霜時期秣菟羅風格主要表現(xiàn)在磨光肉髻和無白毫上；其手印比較獨特，當在犍陀羅藝術(shù)中較晚出現(xiàn)。其體現(xiàn)的最晚的時代因素是笈多風格，主要表現(xiàn)在左下角衣角的鋸齒紋上。五佛的貼身緊密通肩式佛衣及其完備而復雜的背光和頭光組合也將其年代指向了笈多時期。綜上，我們認為其年代應該是在十六國時期（304-439）比較合理。

十六國時期金銅佛像在漢墓中發(fā)現(xiàn)的情況并非孤例。至于咸陽佛像出現(xiàn)在東漢墓地中的原因，我們只能做一些猜測。該墓早年曾經(jīng)被盜掘，金銅佛像發(fā)現(xiàn)于距離盜洞3.4米的主室內(nèi)西北角。不過筆者并不認同姚崇新先生的意見，應不是盜墓者帶入的。盜墓者以求財為主要目的，而在當時，青銅本身既是鑄造錢幣的原料。故盜墓者不會放棄青銅鑄造的佛像。由于東漢到魏晉時期，相當多的漢墓存在二次葬或多次葬的情況，尚不能排除同一個家族在魏晉時期對東漢晚期磚室墓的二次或多次利用。對這兩件珍貴的佛像年代的討論并非結(jié)束，期待有更多學科的專家參與其中，這或許就是考古的迷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