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來自美國芝加哥的布萊恩·林登（Brian Linden），是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來到中國留學的外國人。他在中國30多年，求學、旅行、戀愛，最終帶著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兒子再次回到中國，定居云南喜洲，致力于保護和修復中國（國家級）物質文化遺產?！秾むl(xiāng)中國》是林登在中國生活的回憶錄，也是一個進入中國過去40年發(fā)展的入口。本文經授權摘自最近出版的該書，標題為編者所擬。
林登在喜洲
一個國家的文化，根植于人民的內心和靈魂中。
圣雄甘地（瑪哈特瑪·甘地）
在20世紀早期的暢銷書《輿論》（Public Opinion）中，美國作家、政治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認為：“真實的外部環(huán)境過于龐大、復雜、變化無常，以致我們很難直接獲得全部真相?！爆F代人希望為社會所用，表現得見多識廣，退避到一種選擇性的真實——“擬態(tài)環(huán)境”，即一種對世界主觀且有失偏頗的簡單解讀中。媒介通過對信息的選擇性輸入與強調，塑造了我們與所處世自我創(chuàng)造的“象征性現實”之間的互動方式。
與中國35年的交往，幫我形成了關于中國“擬態(tài)環(huán)境”的個人理解，盡管我從這些經歷中得出的結論常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些誤解是正常和良性互動的表現，也促使我不斷調整對中國的認識。
然而，在中西方互動的關鍵節(jié)點，西方對中國的看法卻正日趨僵化。選擇性報道和道貌岸然的傲慢塑造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而我的故事代表了另一種聲音。
的確，我在這里受到的尊重和熱情款待影響了我對中國的感受，但我的觀點并非來自“信息孤島”。我曾在世界上多個國家旅行和工作，最終選擇了中國作為我的家。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比寮椅幕顾羞h道而來的客人都受到相應的尊重，這種尊重有時甚至超過了我們在美國的身份地位。中國讓我們覺得自己好像是名人，我們中很多人利用這種受之有愧的認可來定義中國，他們甚至從未離開過北京或上海的西方人舒適區(qū)。
抱著對既有價值觀的道德優(yōu)越感來到中國，某種意義上就拒絕了學習中國悠久歷史和傳統文化的難得機遇。西方世界對后啟蒙時代的價值觀非常自信，以致難以接受來自其他文明的挑戰(zhàn)，尤其是價值觀有時與西方不甚匹配的國家。我們過于注重差異，特別是消極層面，卻對中西方無數相似之處視而不見。我們無法就所有個體應如何生活得出一個統一答案。我對中國的預言經常被證明是錯的，這讓我保持謙卑。然而，這些誤解并沒有使我遠離中國，反而鼓勵我更深入地探究我們彼此之間的分歧。
林登與家人的明信片，1987
以賽亞·柏林在短篇小說《刺猬與狐貍》（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中，闡述了希臘詩人阿爾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思想：“狐貍廣博，但刺猬精深。”柏林認為，狐貍對多元觀念持開放態(tài)度，根據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采用不同的答案。刺猬則是一個偉大的理論思想家，就像古希臘的一元論者，堅持一種獨特的視野。
我比較認同狐貍。盡管柏林后來開玩笑說，他從來沒打算認真對待他的二分法。但我相信，僅憑一句格言，一種對世界的單一看法，無法獲得人類經驗和價值觀的多樣性。這句話在探討未來中國到底是朋友還是對手時最為適用。
當全世界都在批評我的第二故鄉(xiāng)時，中國街頭治安穩(wěn)定，醫(yī)療費用可以承受，鄉(xiāng)鄰把孩子們送進有政府補貼的大學讀書，樂觀主義無處不在。政府主導的國家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包括世界應用最廣泛的高速鐵路網，這激勵著我們所有人。我的鄉(xiāng)村伙伴們經濟狀況不斷改善，生活日益富裕，還有20年前難以想象的政治和知識上的開放。
中文“自由”一詞認為，個體自由與他/她的理性或更大的整體目標相關，換句話說，與整個社會相關。這種自由從集體視角出發(fā)，并未脫離社會存在的具體現實。中國文化崇尚家庭、尊重長輩、重視教育，中國人從這些關系中獲得象征性的價值和目標。在中國，個體特征與共同的社會操守密不可分。
中文中的“自私”一詞，與“自由”的第一個字都是“自我”的“自”字，并且第二個字“私”也表示“自我”。其含義顯而易見——過多的自我。我們西方人在追求個人主義和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已經忘記了更大的整體。我們贊揚思想的多樣性，卻不愿接受相反的觀點。我們忘記了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之中，每個個體的生存都取決于其身處的社會結構。
中國和西方都渴望社會和諧。但是，西方在歌頌個人主義的同時，淡化了對社會整體的關注。中國也重視自由和個人價值，但并不以犧牲社會團結為代價。中西方用同樣的色彩來描繪社會圖景，但我們卻強調一個比另一個更重要。西方過于強調言論或行動的自由，而非犯罪、貧困或負擔得起醫(yī)療保健的自由。在亞洲，人們通過理解自身與他人的關系來認識自己。在我看來兩種方法各有千秋，卻很少有亞洲以外的國家愿意嘗試理解和欣賞這些差異。
我不能從一個單一的，適用于所有人的角度來看待世界。價值觀并非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在特定時期創(chuàng)造的共同體和文化。中國有5000多年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價值觀，如果西方像刺猬一樣過于自信和固執(zhí)地批判這些傳統，則注定會在外交上失敗。
那些以刺猬視角看待中國的人，無法完全理解中國經濟奇跡背后的巨大勇氣。我認同這種勇氣，它幫助我在競技場上公平競爭。相比我在斯坦福的同學，我覺得中國人更有親和力。早年與那些同學的交往并沒有將我同化，反而讓我更加珍惜自己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如果西方繼續(xù)呼吁中國改變，中國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在兩者之間看到了相似之處。
19世紀末，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贊揚了美國向亞洲的擴張，稱美國有責任照亮世界上仍處于黑暗中的各個角落。他在《白人的負擔》一書中宣稱，教育和改造非白人國家是西方文明的道德與責任。
在過去的35年里，我親眼見證了中國如何建立起它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實力地位。吉卜林筆下的“白人的負擔”精神，在今天仍然和他那個時代一樣令人迷惑。西方世界應該正視中國的存在，而不是按照西方的臆想與中國互動?？赡苤形鞣讲⒉豢偸且庖娨恢拢遣粩嘣噲D勸服對方可能永遠無法徹底解決中美兩國的世界觀差異。
最終，我們只有認識到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挑戰(zhàn)時，才能開始超越我們的“擬態(tài)環(huán)境”，理解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必要性。讓我們以開放和務實的態(tài)度來應對這些分歧，做一只開放包容的狐貍，而非一只固執(zhí)短視的刺猬，這樣我們與中國的交往才能走得更遠。
林登在接受媒體采訪
建議：
與中國交往近40年后，我從第二故鄉(xiāng)獲得了很多靈感和期望。以下思考建立在對中國全然尊重的基礎上，雖然這些愿景來自一個理想主義的“老外”：
1.中國的文化遺產是全人類共有的文化瑰寶。在思考如何開發(fā)中國文化資源時，我們必須謹慎行事。我們經常草率地追求人造的矯飾，以期為本地社區(qū)帶來立竿見影的直接利益。盡管所有地區(qū)全面發(fā)展是一個崇高的目標，但如果我們有更多的耐心和更好的規(guī)劃，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角度制訂長遠解決方案，突出每個地區(qū)有形和無形的文化資源，而不必改變文化的“在地性”以迎合游客品位的反復無常，當地文化就受到保護與尊重。有思考力的游客希望體驗真實的在地文化，而不想改變當地人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刻意迎合難以調和的外部標準。
文化產業(yè)應以非政府組織（NGO）為核心，以企業(yè)的長期發(fā)展意識為輔助來開展工作，并應更多強調前者的重要性。文化企業(yè)家們經常關注資源的變現，用虛假的真誠來掩蓋他們真正的動機（資本的逐利性）。這類策略只允許有限的經濟利益流向項目所在地的社區(qū)，很少能確保文化資源得到有針對性的保護和可持續(xù)開發(fā)。
在中國，許多商人認為承擔社會責任是政府的職責，企業(yè)應專注于利潤的最大化，不應受任何社會問題的影響。美國很多經濟學家，尤其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米爾頓·弗里德曼非常支持這一觀點，他認為社會責任的概念對一個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具有高度的破壞性。35年來，中國商界一直受弗里德曼的價值觀影響?，F在是時候擺脫這種錯誤的二分法，逐步將社會責任納入社會企業(yè)的使命?！按壬啤币辉~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愛”，它應該在健全的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我指的不是那種表面化的只讓捐贈者的品牌和聲譽受益，而與受贈者關系不大的偽“慈善”。
2.建筑遺產影響著每一個人。我們無法回避構成我們社區(qū)有機整體的建筑。在這方面，建筑代表了人類最具包容性的共同文化體驗之一。我們可以不閱讀海明威，不聽巴赫，甚至不欣賞畢加索的畫作，但無法對構成社區(qū)發(fā)展環(huán)境的建筑視而不見。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非本土建筑對社區(qū)和社會結構帶來的負面影響。正如建筑學家保羅·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所言：“建筑的建造與其注入我們情感反應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建筑既可以讓我們感受，也可以讓我們思考。當頭頂上的建筑給我們帶來喜悅、悲傷、困惑和敬畏感時，它就開始起作用了。而展示寧靜、興奮甚至恐懼時，它就變得越發(fā)重要。建筑無疑是我們社區(qū)理念最偉大的物質象征?！?/p>
19世紀的英國學者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認為，幾個世紀以來的古老建筑是美的最佳體現。他認為：“建筑最大的榮耀不在于它的石材，也不在于它用黃金打造。它的榮耀屬于它的時代?！睂菇饋碚f，建筑之美應該能延續(xù)幾個世紀，成為我們共同智慧和傳統的紀念碑。
美國并沒有遵循這一路徑。事實上，建筑保護是非常不美國化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立國神話，建立在邊疆為美國提供無限領土和資源的觀念之上。我們用盡了東部資源，就向西部擴張。我們的目標是通過城市化擴張來征服和重新占領自然。只有發(fā)現太平洋沿岸已無土地可擴張時，我們才覺察到危機。
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學者認為，古老的歷史建筑是居民的地方感和社區(qū)感的寶貴來源。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頗具影響力的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這些建筑的保存使得社區(qū)的社會結構得以留存。社區(qū)從周邊的建筑遺產中得到了慰藉。
我擔心中國更傾向于學習19世紀美國的做法，而不是拉斯金和雅各布斯的理念。中國用大量的閑置資金，取代了美國的資本擴張和無盡的增長潛力。我們正在改變自然景觀，因為不斷增長的財富提供了無限的資源與擴張需求。周圍環(huán)境的變化，使我們難以對任何事物產生情感依戀，除了新的、時髦的東西。一個項目失敗了，會有更多資本去追逐其他項目。我們犯下的錯誤依然存在，并困擾了物質現實環(huán)境幾十年。
物質世界似乎已不再遵循構成中國社會基礎的儒家法則?？鬃釉诓粩嘧兓氖澜缰袑で蠓€(wěn)定，他認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應該理解并接受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人只有在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中才能被識別。按照孔子的觀點，我們都有責任在社會等級制度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們正越來越遠離這些文化準則，進而失去了作為中國人的文化特質。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人生而為中國人——是龍的傳人。他們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一樣堅信，其作為中國人的本質先于自身存在。然而我擔心的是，我們將自身的文化精髓視為理所當然，其實是在冒險。我相信存在先于本質，我們每個人不過是對所處社會環(huán)境的反應。我們必須去發(fā)現我們的本質，包括我們的“中國性”。
中國的自然環(huán)境變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們難以在這個新社會中認清自己。我們以為這種發(fā)展進化是有益的，但恰恰相反，它把我們從自身的文化原型中剝離出來，讓我們在各種隨機性的風尚基礎上重塑自我。脫離了文化原型和建筑實體的提醒，我們注定只能從變幻莫測的社會潮流中汲取自身的本質。
物理修復已經成為我們每個項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梁思成認為：“對各個時期的文物建筑，我們都有責任進行重修與維護……盡可能地延續(xù)其生命。”我也非常贊同這一觀點。整個世界都應該保護和修復人類的建筑文化遺產，它是我們的“鄉(xiāng)愁”與歸屬感所在，是我們精神場域的守護者。我希望利用有形的偉大，來喚起人們對各地區(qū)社會文化資源的敬意。梁思成再次申明：
“建筑是社會的縮影，更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但它不屬于單一的國家或民族。
它是整個人類智慧的結晶。”
林登拍攝的河北孩子，1985
3.提高對駐旅游地招商引資企業(yè)的要求。例如，地方政府應頒布一項規(guī)定，要求酒店每間客房至少配備一到兩名本地員工。這項規(guī)定將重新平衡招商引資企業(yè)對本地社區(qū)的投資，并有助于擺脫目前只重視豪華硬件、非本地化設計和各種花哨噱頭的商業(yè)模式，所有這些在幾年內就會被不可避免地淘汰。我們需要保護本地社區(qū)的在地性。它們才是每個地區(qū)文化旅游產業(yè)的靈魂。
在亞洲許多地區(qū)，存在于街道、建筑景觀周邊的社會生活，比建筑實體本身更能準確反映本地社區(qū)的文化。食品攤、小商販和購物者經常聚集在這些建筑物前，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中，文化活力仍顯而易見。然而在中國，我們卻經常把這種市井的活力從社會生活中剔除，使得林立的建筑赤裸裸地呈現在人群面前。如果沒有這些活躍在周邊社會環(huán)境的人，建筑物就會暴露出自身的不協調。浮華的設計成為追求關注和聲望的范式。與過去的聯結，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個體而言，都變得無足輕重。
中國原有的文化非常經典，永遠會吸引經驗豐富的旅行者。威尼斯、佛羅倫薩、巴黎和圣達菲等熱門旅游地，依托其自身的文化完整性而成為旅游業(yè)的成功典范。游客去這些城市旅行，并非為了體驗如同自己家般的舒適感，而是為了感受前人令人驚嘆的藝術成就。這些旅游勝地的許多酒店，都坐落在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老建筑里，通常窗戶不大，管道也陳舊，我們很難真正將之稱為豪華舒適。相反，這些酒店的“奢華”體現在描繪另一個與今時迥異的時空的能力上。到訪這些地方的旅行者，會欣然接受偶爾的不適，而不是僅僅尋求奢侈的體驗。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了 “煩”（sorge）的概念（因為要與世界打交道，就難免勞神）。這個概念要求我們在整個“存在”（Da-sem）的過程中，融入諸如管理和可持續(xù)性等價值觀念。通過追求這些價值，我們也將看到人的存在與環(huán)境密不可分；我們的進化只有通過理解自身與周圍萬物的共生關系才能發(fā)生。
林登和妻子瑾妮在延安，1987
4.鼓勵當地人分享他們對社區(qū)未來的希望和擔憂。中國政府已經建立了這樣的討論平臺，我也經常參與其中，但企業(yè)經常想盡辦法回避相應的建議。
旅游產業(yè)的發(fā)展舞臺遠非一幅空白的畫布，而是建立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環(huán)境的基礎上。如果不能把當地人民的欲望和需求納入發(fā)展模式，將會導致沒有靈魂的表象和社區(qū)的分崩離析。
有學者分析了“喜林苑”（林登創(chuàng)立的酒店品牌——編者注）的發(fā)展模式。比如加里·席格倫（Gary Sigley），以我為研究對象，總結了我建立聯盟、明確任務、調配資源以及適應持續(xù)談判需要的能力。正如席格倫所說：“林登是‘模范外國人’的一個典型案例，他提醒我們，在文化遺產行動主義領域，我們不應假設‘行動主義者’總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主體，或者‘行動主義’必然表現為一種對國家公開抵抗的形態(tài)?！?/p>
誠然，我一直有意識地在中國體制內嘗試處理邊緣問題，避免直接面對土地所有權和簽證等往往不明確的問題，努力將我的價值觀與中國的價值觀相融合。這種嘗試需要耐心和毅力，但它可以帶來實質性的長期變化。這種改變通常接受面更廣，因為它是為應對現有挑戰(zhàn)而產生的。
現在，我通過分析和研究每個社區(qū)的愿景和需求來處理潛在的項目。尤其是，我避開了已經成熟的旅游市場，因為在那里我們的模式幾乎沒什么社會影響。相反，我關注那些旅游業(yè)剛剛起步需要幫助和領導力的社區(qū)。政府合作伙伴也承認，我們項目的無形資產，如文化自豪感以及對當地就業(yè)機會的貢獻，比大型游泳池和浴缸等很少有人使用的硬件更重要。我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和促進周邊社區(qū)的信任，而不是尋找最新流行的短命而老套的設計。
這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典型路徑形成了鮮明對比。隨著當時中國旅游業(yè)的爆炸式增長，商人們離開沿海地區(qū)，去復制大城市里的“老城區(qū)”和典型的時尚酒店。他們的目標通常是短期收益，很少關注其發(fā)展造成的對環(huán)境、社會和文化的破壞。房地產公司推動了許多此類項目。作為建造豪華酒店或修復古老村莊的回報，開發(fā)商獲得了大片土地，他們將在這些土地上建造別墅或公寓等房地產項目。
“喜林苑”珍視歷史建筑，我們對這些建筑的精心修復和重新利用，提升了當地人的文化自豪感。“修舊如舊”的確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而且永遠難以復制中國五星級酒店的奢華。然而，我愿意接受修復過程中的無數挑戰(zhàn)，這足以顯示我對這個村落及其文化遺產的承諾。我不會為迎合城市旅游市場而改變本地文化，村民們?yōu)榇烁械津湴??！跋擦衷贰钡慕址秽徖锸俏覀冊诘仨椖康幕A，他們與我共存共榮，而非形同陌路。如果他們成功了，我和“喜林苑”也就成功了，這種成功不僅僅意味著經濟效益，還包括社會效益。
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商業(yè)模式，使我能夠以3:1的員工與客房比來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然而，僅有工作是不夠的，我一直不斷努力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我沒有接受私人投資，而是與重視“喜林苑”使命的地方政府合作。作為回報，他們幫助“喜林苑”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迅速成長，同時幫我們獲得財務收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的投資給了我時間來完善“喜林苑”的發(fā)展模式，在社會影響層面不斷嘗試，并發(fā)展成一個更具可持續(xù)性的社會企業(yè)。
耐心是文化旅游業(yè)取得長久成功的必要條件。中國不應放棄對土地的崇敬。中國的地方感根植于農村地區(qū)，中國的軟實力源自其自身悠久的歷史文化，而不僅僅是看起來光鮮亮麗的新潮事物。盡管中國40年來的經濟發(fā)展舉世矚目，但我認為，中國應該運用在其自身5000年輝煌燦爛的歷史中積淀的智慧和文化價值，自豪地與世界進行互動。
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承認，中國并非一個完美的國家。但西方也不應該道貌岸然地指出中國面臨的挑戰(zhàn)，卻拒絕承認中國已取得的令世界矚目的社會和經濟成就。我之所以選擇在中國生活，是因為感到自己在這里的使命，或許能對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緣政治關系——中美關系，產生微不足道的影響。只要中國人民歡迎我，我就會待在中國。
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否定了關于語言、自我和社區(qū)觀念的普遍性。羅蒂一直在質疑自己的觀念——“終極詞匯”（final vocabulary），因為認識到其他觀念也可以同樣具有效力和說服力。就像羅蒂筆下的“反諷者”一樣，我永遠不會將自己對中國的看法等同于“事實”本身，因為我完全理解說出來的觀點可能很快改變，或被證明是可疑的。這就是多元主義的樂趣，即認識到我們對世界的解釋無法脫離特定時間、地點以及所處的狹隘文化參數而獨立存在，我們無法就所有生命應該如何生活做出一個簡單的推論。即使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這個國家，我對這個國家的預判也經常被事實推翻，這讓我保持敬畏與謙卑。這些誤解并沒有讓我遠離中國，反而鼓勵我進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究彼此之間的共性與差異。
我常常覺得自己像西西弗斯一樣，每天都努力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但每次馬上要成功時，某種無形之力就又讓它滾落下來。中美兩國的每日新聞常常演變成相互批評和瑣碎的相互指責。我們希望中美兩國之間能夠保持友誼并彼此尊重。這正是我來到中國的原因，也將激勵我在這里繼續(xù)努力。世界不應忽視中國在40年改革開放中所表現出的積極因素。我們希望未來中美兩國能夠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建立務實的新型大國關系。
尼采認為，一個人應該樹立崇高的理想和目標，并在追求這些目標時從容赴死。他知道“沒有比為追求偉大的，甚至是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犧牲更好的人生目標了”——中美兩國是否可能實現長久的友誼與和平？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畢生都致力于實現這一理想：這個美好愿景不但可能，而且為了地球的長遠利益必須實現。我的故事本身，就是為使中美兩國能團結友好所做出的努力。
《尋鄉(xiāng)中國：林登的故事》，【美】林登/著 辛露/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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