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談外交官顧維鈞

金光耀（章靜繪）

作為中國第一代職業(yè)外交官，顧維鈞（1888-1985）的外交生涯經(jīng)歷了從袁世凱政府到蔣介石政權(quán)的各個時期，代表中國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后重建世界秩序的決定性會議，為中國外交服務時間之長在同輩外交官中絕無僅有。在外交舞臺上，既有為弱國“以公理爭強權(quán)”的高光時刻，也有委曲求全的苦澀記憶，他的個人經(jīng)歷是近代中國外交的縮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光耀長期研究顧維鈞與近代中國外交，在上世紀末即赴哥倫比亞大學查閱顧維鈞捐贈的大批文件，并于1999年出版約二十萬字的《顧維鈞傳》，近年在舊版基礎上擴充一倍篇幅重寫新傳，增補獨家材料，解決過去語焉不詳?shù)闹匾獑栴}?！渡虾u》邀請金光耀教授談了談他眼中的顧維鈞。

《以公理爭強權(quán)：顧維鈞傳》，金光耀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652頁，89.00元

1980年代以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藏的海量“顧維鈞文件”對外開放，十二卷中文版《顧維鈞回憶錄》陸續(xù)出版，曾經(jīng)掀起顧維鈞研究的熱潮。2018年，哥大的顧維鈞檔案被制作成電子數(shù)據(jù)庫在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和復旦大學圖書館上線，更方便了國內(nèi)學者查閱。從資料的角度來說，這些事件無疑是里程碑式的，那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它們帶來過哪些實質(zhì)性的進展？

金光耀：1983年第一本《顧維鈞回憶錄》出版時就萬眾矚目。這份資料不僅備受民國外交史的研究者期待，國際關系史學界也很重視，中國的學者陸續(xù)都在使用這本回憶錄做研究。

最早使用哥大“顧維鈞文件”的中國學者是陶文釗和資中筠。陶文釗的《中美關系史（1911-1950）》、資中筠的《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fā)展（1945-1950）》都出版于1980年代中期，他們探究1940年代后期美國的對華政策時，都使用了“顧維鈞文件”。不過，受限于八十年代的客觀條件，前輩學者利用這份存放在美國的資料有相當難度，基本上是圍繞特定的問題查檔。

1997年，我獲得國家留學基金委的資助赴哥倫比亞大學訪學一年，利用這個機會把兩百二十五盒“顧維鈞文件”比較完整地讀了一遍，可以說是非常幸運，此前大概沒有人這樣看過。早先中國學者赴美機會有限，即便2000年以后訪學機會多了，這份檔案使用起來也有諸多不便——哥大規(guī)定一年最多復印一百張，一張一美元，對1990年代的我們來說算是昂貴。我當時已經(jīng)買了手提電腦去錄入，但大多數(shù)檔案還是手抄的。而對美國學者來說，要讀完“顧維鈞文件”也很難，畢竟其中有許多中文資料，有些還是手寫的。

2015年前后，顧維鈞的繼女楊雪蘭女士感到應該復制一套“顧維鈞文件”，方便國內(nèi)學者使用。在她的推動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金以林、侯中軍兩位學者主持操辦，花了兩三年時間建成了電子數(shù)據(jù)庫，中國學者不必到美國去看檔案了?？紤]到上海是顧維鈞的故鄉(xiāng)，我也在促成這件事的過程中穿針引線，近代史所同意在復旦大學圖書館上線這套電子數(shù)據(jù)庫，有一臺專門的電腦供學者查閱。

現(xiàn)在看來這份資料對研究確實有很大幫助。比如侯中軍在整理的過程中就發(fā)現(xiàn)了顧維鈞在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中的角色。眾人皆知的是顧維鈞在參加同一時期的舊金山會議，但他原本是首選的赴蘇談判人員，卻在最后關頭被排除在名單之外，侯中軍用看到的資料探析了背后的原因，及其對中蘇談判的影響。另外，“顧維鈞文件”的兩百二十五盒檔案中，最后幾盒是他的日記，其中除了少數(shù)幾頁是中文，大部分是手寫花體的英文，很難辨讀，我在哥大時間有限，看過幾頁便放棄了。檔案掃描上網(wǎng)以后，總算可以定下心來慢慢研讀，多少有些收獲，也寫進了《顧維鈞傳》中。比如1942年底中英新約談判時，是顧維鈞力勸蔣介石把簽約與九龍租借地的問題分開處理，以一定的妥協(xié)換得治外法權(quán)在中國的廢除，使得談判走出困境；又比如1949年顧維鈞熱衷于組建一個自由主義者組成的新內(nèi)閣，與同有留美背景的胡適、蔣廷黻等人互動頻繁，他們的往來情況在日記中有所體現(xiàn)。

您與顧維鈞研究是如何結(jié)緣的？時隔二十年再寫《顧維鈞傳》，在觀點上有何更新？書中使用了一些獨家材料，如楊雪蘭、顧菊珍的口述；徐景燦提供的手稿、顧維鈞信件、與顧維鈞的聊天錄音，楊雪蘭提供的顧維鈞成績單，王玉璞的打印稿《顧維鈞回憶錄再版感言》等等。它們?yōu)槲覀兞私忸櫨S鈞提供了哪些新的信息？

金光耀：《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卷出版時我剛讀研究生，自然非常關注。第一卷的可讀性也最強，我很快就對顧維鈞及民國初年的外交產(chǎn)生了興趣。1992年準備寫博士論文時，回憶錄已經(jīng)出到第九本，我覺得條件具備了，就定了顧維鈞作為研究題目。1997、1998年去美國讀完檔案回來，正好石源華先生要組織出版一套民國外交家叢書，顧維鈞是不可缺少的一號人物，就邀我來寫。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jīng)完成，寫的是民國初年顧維鈞和中美關系，但限于篇幅和材料只寫到1922年，借著寫《顧維鈞傳》的機會又把他的一生梳理了一遍。當時大家對顧維鈞了解還不多，那本小書引起了一些公眾對顧維鈞的關注。

但我始終感到那本書不夠，這些年又接觸了許多新材料，所以想重寫顧維鈞傳。2020年疫情期間居家，正好是個契機，就下決心把它寫出來。新傳對顧維鈞和民國外交的評價沒有根本的變化，在具體事件的敘述上有比較多的改變和推進。比如他和北洋政治的關系，他參與袁世凱帝制，根據(jù)新的研究和資料都有新的論述。篇幅上則從二十萬字擴展到四十幾萬字。

我在研究過程中很幸運的是和顧家有些緣分。1997年8月我到美國哥大圖書館讀“顧維鈞文件”，去了兩三天就在那里遇見了顧維鈞之女顧菊珍。她也在查閱“顧維鈞文件”。我主動去自我介紹，就這么相識了。她非常熱情，知道我在做顧維鈞研究，給我很多幫助，請我到她家里座談。我的問題她有問必答，包括她對顧維鈞的看法等等，對我認識顧維鈞有很大幫助。

她當時著重在讀顧維鈞晚年在海牙國際法院擔任法官時處理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問題的案卷。顧菊珍在聯(lián)合國托管事務部工作，負責非洲事務。她看見父親在西南非洲問題上傾注心力，有些不解，問他為什么對此問題這么感興趣。顧維鈞回答她，因為做外交官時身不由己，聽命于國家政府，自己有不同想法必須保留，如今是第一次能夠真正表達個人的意見，用他所擅長的國際法來解決國際爭端。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氣，檔案中有好幾盒都是關于西南非洲問題的筆記。這對我了解顧維鈞很有幫助。

1998年我從美國回國不久，顧維鈞的繼女楊雪蘭到上海擔任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駐中國和亞太地區(qū)的總代表，我從她那里也了解到很多新的信息。在她安排下，我于2000年和2006年兩次在紐約顧維鈞家里和他的遺孀嚴幼韻女士見面。見面就在顧維鈞晚年居住的公寓里。第一次見時嚴幼韻九十五歲，第二次一百零一歲，她帶我參觀了顧維鈞的臥室，以及定格了顧維鈞生命最后一刻的浴室，這些歷史現(xiàn)場使我對他有更多了解。

顧維鈞留下的資料中，公文類捐給哥大，私人的不少仍留在家里，嚴幼韻的外孫女徐景燦為顧維鈞整理材料，在她的幫助下我也讀到了這些未公開的文件。比如我在書中用到顧維鈞1911年給基督教青年會干事馬特（John Mott，194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信，談中國學生留美后對祖國的看法有何變化：“通過比較和對照，開始拋棄原先的傲慢與偏見，而更真實地觀察中國。在痛苦絕望之際，常常會放縱自己的情感……可能激烈地指責中國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對中國的愛一點也不亞于他的同胞，而經(jīng)深思熟慮后對中國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只是更為審慎而不那么狂躁?！蔽疫€在顧維鈞的遺物中看到他留下的剪報——1984年9月20日《紐約時報》報道中英兩國簽署香港回歸中國的聯(lián)合聲明，顧維鈞將這則報道剪下來夾在自己的筆記本里。他任外交官時也為香港問題奮斗過，我猜測他看到這則消息心中很欣慰。

與家屬的交往的確讓我更立體地認識了顧維鈞。外交舞臺上的他總是西裝革履，受教育的軌跡從上海的圣約翰到紐約的哥倫比亞，給人們留下從思想到外表都很西化的印象。但從家屬們提供的信息來看，他有十分傳統(tǒng)的一面——喜歡京劇，喜歡唐詩，晚年家中從不看好萊塢電影，百看不厭的電視節(jié)目是臺灣拍攝的連續(xù)劇《香妃》。楊雪蘭還跟我講過一件小事，說有一年全家要去瑞士滑雪，顧維鈞的中國護照因過期正在更換，他本可以申請使用聯(lián)合國護照同行，但他寧可取消度假之行。所以，晚年的顧維鈞盡管生活在海外，但始終以一個中國人自居。另外，顧菊珍整理過顧維鈞在大陸的住址，房產(chǎn)投資很多，我們發(fā)現(xiàn)他是一個理財能手。

二十年來您感覺學界、公眾對顧維鈞的認知與評價有什么樣的不同？

金光耀：在國共對峙期間，顧維鈞是“國民黨戰(zhàn)犯”名單中唯一一個外交官。后來大陸學界對顧維鈞最早做出正面評價的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鄧野，他在關于巴黎和會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了顧維鈞的關鍵作用。1991年，顧維鈞作為正面人物進入上海的高中歷史教材，這是一個很關鍵的變化。當時主持教材的是復旦歷史系1962年畢業(yè)的林丙義先生。但總體而言，一直到上世紀末，對顧維鈞的官方評價仍比較保守。

1998年，顧維鈞的家鄉(xiāng)——上海市嘉定區(qū)在籌建一個顧維鈞陳列室，要開論證會，我那時剛從哥大回來，也參加了。與會者中，有著名的歷史學家唐振常先生，有當時的上海市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等，各方專家都認為這項工作很有意義。最后是有一位發(fā)言者提出，顧維鈞是“戰(zhàn)犯”，設陳列室是否合適？而且他認為對顧維鈞的評價不應高于另一位外交家顏惠慶，顏惠慶曾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這么一講，大家都懵了，會議的氣氛一度非常緊張。關鍵時刻，唐振常先生站出來說，顏惠慶的外交貢獻不能和顧維鈞比。顧維鈞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外交史上是響當當?shù)娜宋?，他為中國做了這么多事情，在他的故鄉(xiāng)開設一個陳列館沒什么問題！唐先生當時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頗具聲望，并且是局級干部。他這么一講，那位就不響了。整個討論會的氣氛又活躍起來。后來嘉定區(qū)和市里統(tǒng)戰(zhàn)部、政協(xié)溝通，當時的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王生洪表示非常支持這項工作。這一番有驚無險的波折之后，在1999年1月29日顧維鈞誕辰紀念日當天，陳列室在上海嘉定揭幕。開館后反響很好，許多嘉定的觀眾這才知道家鄉(xiāng)還出過這樣一位人物。

2000年，復旦歷史系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嘉定區(qū)文化局聯(lián)合召開了“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那次會議名家云集，唐德剛、資中筠、陶文釗等資深學者以及顧維鈞之女顧菊珍、楊雪蘭都參加了，國內(nèi)史學界召開這樣大規(guī)模的顧維鈞主題研討會尚屬首次。嘉定區(qū)文化局多方聯(lián)系，特地從北京調(diào)來當時還未正式公映的電影《我的1919》，舉行了電影招待會。影片反映了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面對列強慷慨陳辭、拒絕簽約的歷程，演員陳道明飾演的顧維鈞凜然正氣，后來電影公映后，這樣的形象更就廣為人知了。

所以，從陳列室、研討會到熱門電影，當代公眾對顧維鈞這個人物是逐漸熟悉起來的。

家屬提供的回憶與資料的確呈現(xiàn)了一個我們過去不甚了解的晚年顧維鈞。除此以外，您的專著在還原他的家庭和童年經(jīng)歷方面著墨頗多。顧維鈞曾說：“童年時的家庭情況和環(huán)境，或許有助于理解我的成長過程和形成我品質(zhì)性格的某些影響?！蹦J為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金光耀：關于顧維鈞童年的部分有一些新內(nèi)容，尤其對他父親顧溶的身世做了比較清晰的梳理。過去的信息，包括顧維鈞本人的回憶、臺灣《傳記文學》的文章等等，關于顧溶的信息都有錯誤或者模糊之處。現(xiàn)在我們根據(jù)嘉定博物館所藏的顧溶墓志，以及盛宣懷檔案等資料，可以大致還原顧溶的生平。

顧溶先后在慎裕洋行、輪船招商局任職，與盛宣懷、上海道臺袁樹勛等晚清重臣有密切關系，成長在這樣一個富裕的官商家庭對顧維鈞來說很重要。顧維鈞生命的最初十六年，出生在上海南市老城，后搬到公共租界，讀私塾在蘇州河北的唐家弄，后來就讀于昆山路的中西書院，十三歲又考入位于曹家渡的圣約翰書院，他少年時代的生活圈始終在租界的中心區(qū)域。顧維鈞家中留下一份為回憶錄準備的手寫提綱，其中寫到，他每周前往昆山路中西書院住讀，周一上午父親陪他一起從家中出發(fā)，途經(jīng)位于福州路十三號的慎裕洋行，父親去上班，余下一半路程他由仆人送去。慎裕洋行是官商人士出入頻繁的社交場所，前面就是輪船招商局，顧家在這里和盛宣懷建立聯(lián)系就毫不奇怪。

顧家家屬提供了許多顧維鈞少年時代的照片很說明問題。留著辮子的顧維鈞扶著自行車留影，體現(xiàn)了一個晚清少年對新事物新風尚的追求；顧維鈞穿著照相館提供的西裝拍照，可見租界生活對他的影響，及其對西方文明的向往。

另一方面，在租界長大的顧維鈞對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的特權(quán)有切身的體驗和感受。他曾回憶，有一次從中西書院坐黃包車回家，后面一輛馬車上的英國人嫌黃包車跑得慢，就用馬鞭抽打黃包車夫。他認為英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氣焰太囂張。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他內(nèi)心逐漸形成了一種能夠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義，我認為這和內(nèi)地成長起來的民族主義不同，這是上海特殊的城市環(huán)境造成的長遠影響。事實上，與顧維鈞同時代的一批外交官，如顏惠慶、施肇基等人，也都有類似的經(jīng)歷。

資中筠先生曾說：“外交官本來就位高而權(quán)不重，基本上是奉命行事。顧作為外交界幾朝元老，憑的是自己的專業(yè)才能，而并未依附個人，很多次在重大事件中，勇于向上力陳己見，有自己的個性?！弊鳛槊餍峭饨还伲櫨S鈞顯然有強烈的個人特點。您會如何概括顧維鈞的外交風格/外交觀？

金光耀：新傳的主標題叫“以公理爭強權(quán)”，取自這次找到的一份新材料，那是顧維鈞留學期間發(fā)表的唯一一篇中文文章。我認為這六個字很能反映他的外交風格。具體來說，是注重用“公理”，即他所學的國際法，來處理外交問題。他對此也頗為自負。同輩外交官如王正廷、顏惠慶等，盡管有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jīng)驗，但都不具備國際法的專業(yè)素養(yǎng)。的確，我們看到他在巴黎和會、國聯(lián)、聯(lián)合國籌建等外交舞臺上，都非常注重國際法的使用，有禮有節(jié)。而且他十分明白，外交是一門妥協(xié)的藝術。他的回憶錄中有一個觀點被引用得也很多，即外交談判應以做到百分之五十為目的，如果取得百分之六十就有所獲，應該滿足了，不要指望百分之百的勝利。他說中國外交的一個大毛病是亂要價錢，“不愿吃明虧，結(jié)果吃暗虧，不愿吃小虧，結(jié)果吃大虧”。另外，他對外交語言的使用十分純熟，包括著名的巴黎和會發(fā)言，不是用強硬的氣勢和語言壓倒對方，不是聲嘶力竭的斥責，而是利用語言本身的邏輯和國際法的力量。這也是他作為一個出色外交官非常鮮明的風格。

唐德剛稱顧維鈞為“半個”外交家，因為他認為顧維鈞沒有外交決策權(quán)。您似乎不同意這個觀點，能否具體談談？您如何看待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權(quán)”？

金光耀：我和唐德剛先生有些緣分。1995年我還在寫博士論文時，唐先生正好來復旦訪問，與我聊過顧維鈞的話題。顧維鈞在博士論文尚未完成時便接到袁世凱請他回國擔任總統(tǒng)府英文秘書的通知，最后只以文章導論提交答辯并獲得學位，他的導師約翰·穆爾提供了莫大的幫助。而且由于回國時間緊迫，論文的最后定稿還是穆爾幫助完成的。唐先生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他對我說，這篇導論作為博士學位論文其實是“不夠”的，顧維鈞獲得的是他人無法獲得的殊榮。

后來我去紐約，也到過唐德剛先生家里，向他請教了一些問題。2000年我們開顧維鈞研討會，我寫信邀他參會，他欣然應允。唐先生說，講顧維鈞的事情，他文不加點就能寫一二十萬字。后來他參會提交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是關于他如何做《顧維鈞回憶錄》的。

在那篇文章里，唐德剛稱顧維鈞是中國近代第一位職業(yè)外交官，但是又說他是“兩個半外交家”中那“半個”，這主要是從政治決策層面說的，比較的對象是李鴻章和周恩來。唐先生認為，顧維鈞盡管在北洋時期做過外交總長甚至國務總理，但主要決策權(quán)不在他手里。

我認為，決策權(quán)或自由裁量權(quán)都是相對的概念，周恩來就講過，外交無小事，比如我們熟悉的“乒乓外交”，最后拍板的事實上還是毛澤東。只從決策權(quán)或者自由裁量權(quán)的角度說顧維鈞是半個外交家，我覺得不太完整。顧維鈞還是做出了一些決策，比如，巴黎和會上拒簽，是以顧維鈞為主的代表團做出的決定，北洋時期中國終止和比利時的不平等條約，時任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的顧維鈞還是有一定的決定權(quán)。當然，和李鴻章、周恩來相比，他能做的決定比較少，但他仍然無愧于“中國近代第一位職業(yè)外交官”這個稱號。我認為這樣看待顧維鈞會更全面一些。

顧維鈞在外交行為中有相對獨立的判斷和行動，比如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中，違背袁世凱意愿把消息透露給美國使館，尋求支持。后來技術和通訊條件的進步事實上大大削減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權(quán)，當然還有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您認為是什么樣的政治環(huán)境與土壤孕育了顧維鈞這樣的“明星外交官”？

金光耀：“明星外交官”是一個有意思的提法，民國時代雖沒有這一稱謂，但在當時，他的確可以說是“最受媒體關注的外交官”。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xiàn)的確堪稱“明星”，當時他只有三十一歲，就贏得了各國首腦包括威爾遜、克里孟梭等人的稱贊。消息傳到北京后，直系軍閥吳佩孚稱贊他，“亦見我國外交尚有人也”。

顧維鈞之所以能成為“明星外交官”，我認為和當時中國近代外交處于轉(zhuǎn)型時期有關。那時中國十分急迫地需要外交的專業(yè)人才。中國外交在近代的轉(zhuǎn)型過程中，第一代外交官如郭嵩燾、曾紀澤都是傳統(tǒng)士大夫，他們在努力了解外部世界的過程中，還在國內(nèi)受到許多誤解。民國建立之后，國人意識到需要外交專業(yè)人才，從美國留學歸來的一批人才正好有了用武之地，誕生了中國第一代職業(yè)外交官，包括顏惠慶、王正廷、施肇基等等。與他們相比，顧維鈞不僅掌握外語，而且是國際法專業(yè)的博士，這使他成為其中佼佼者。

巴黎和會是顧維鈞的一次機會。當時中國有五位代表，每次會議可以有兩位出席，顧維鈞的順位靠后，陸征祥、王正廷都排在他之前，施肇基也比他資深。但當大會突然進入中日問題的議程時，毫無準備的其他幾位代表不愿出面，顧維鈞挺身而出，“將平時搜集的資料，作十分透徹的勾稽”，并得到老師穆爾的幫助。也可以說，弱國的外交為顧維鈞提供了嶄露頭角的機會。

北洋時期的派系政治中，得勢的軍閥如走馬燈般輪換，但列強的承認始終非常重要，這就使外交總長在國內(nèi)政治中的地位凸顯出來，他們這才擁有所謂的“自由裁量權(quán)”，這是“明星外交官”的土壤。到了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就不一樣了，顧維鈞自己也明白，黨國體制下外交決策是國民黨中央來做。

就個人風格來說，我們剛才說，顧維鈞強調(diào)國際法，以柔克剛，充分運用語言本身和內(nèi)在邏輯和法律的力量，不是聲嘶力竭的斥責等等。因為顧維鈞長期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周旋，他本人還擅長利用個人關系網(wǎng)絡推進外交進程，即便是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1940年代，他駐英、駐美，也不時通過個人關系獲取信息，有些信息他承諾不向國內(nèi)細報或者不報告消息來源。1949年，國民黨曾任命胡適出任外交部長，顧維鈞得到消息非常欣喜，因為他正想推動組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內(nèi)閣。在胡適還未同意上任的時候，顧維鈞就要安排他與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見面，溝通兩國關系。事情后來沒有成，但我們可以看到顧維鈞個人的交際網(wǎng)絡在其中有一定的活動空間。

在顧維鈞生活的時代，中國出現(xiàn)了職業(yè)外交官群體，外交官從政也成為一種現(xiàn)象，政壇上的“外交系”赫赫有名。您如何看待顧維鈞與北洋政治的糾葛？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并沒有如實回憶這個部分，比如“遺忘”了他曾為袁世凱稱帝制造輿論。怎樣理解他的心態(tài)？

金光耀：我在二十年前那部傳記里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比較簡略，后來做過專題研究后，專門寫過一篇論文討論“外交系”，這次重新出版的傳記中對這個問題有所更新。

這批后來被稱為“外交系”的外交家，除了顧維鈞之外，還有顏惠慶、王正廷等，他們加入政府，希望增強對外交涉的力量。顧維鈞講過，他在華盛頓會議上和列強交涉，希望對方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quán)、關稅協(xié)定權(quán)，但對方表示，貴國現(xiàn)在南北兩個政府，局勢這么混亂，我們放棄了等于沒法做生意。顧維鈞因此感到，國家內(nèi)部的混亂導致外交官無法進行正常的外交活動，他從內(nèi)心里希望中國有個強政府。另外，從他在美國學習，看到西方政治制度，內(nèi)心也有推動國內(nèi)政治變革的想法。兩個因素加起來，就使得他在1922年回國后介入北洋政治，一定程度上也發(fā)揮了作用。當然同時他也很難完全擺脫權(quán)力的誘惑，他的第二任太太黃蕙蘭在回憶錄中也這樣說過。所以他做了總長，又做了總理，確實有些洋洋自得。后來他在回憶錄中自我標榜超脫于政治、只關注外交、各個派別都能接受，但實際上他在1920年代的北京政治中和直系軍閥的關系更近，所以受到其他派系的咒罵，“卿本佳人，奈何做賊”。我認為，他在回憶錄中的說法是對自己在北洋政治中失敗經(jīng)歷的一種掩飾。

至于他曾為袁世凱稱帝制造輿論，他在回憶錄中完全否認，這和袁世凱稱帝后來身敗名裂是有關的。華中師大的學者承紅磊查閱了當時美國的很多地方報紙，發(fā)現(xiàn)1915年年末顧維鈞到美國有諸多活動，是積極鼓吹帝制的。實際上這也不難理解，就是出于對強人政治的向往，他相信強人政治有助于外交交涉。袁世凱身敗名裂之后，他當然要否認。不過在個人的回憶錄中，顧維鈞對袁世凱的評價基本上還是正面的，比如說袁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對帝制的看法他沒有講。

顧維鈞對“國民外交”的態(tài)度有所保留，認為民意對外交造成壓力并非益事，因為外交意味著妥協(xié)，沒有百分之百。但是顧維鈞本人似乎又非常擅長新聞輿論的利用，與外國記者的關系也都不錯。您認為哪些經(jīng)歷影響了他的觀點？

金光耀：他反對“國民外交”，因為“國民外交”主張百分之百的成功。他確實在對外交涉中遇到過“國民外交”的制約，比如華盛頓會議上，當時國內(nèi)民眾的呼聲是中日不能直接談判，巴黎和會上沒有解決的山東問題要放到華盛頓會議上去，但是英美主導的華盛頓會議認為不能放進來。最后在顧維鈞的努力下，這個問題在華盛頓會議會外進行談判。當時國內(nèi)的國民代表反對這種做法，認為這樣就是中日之間直接交涉，就是投降和軟弱。

顧維鈞確實也很注意運用國內(nèi)輿論力量向?qū)Ψ绞?。比如?926年中國終止和比利時之間的條約，他在終止條約的聲明中寫道，現(xiàn)在因為國內(nèi)民族主義日益覺醒，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日益高漲，所以再繼續(xù)維持中國和比利時原有條約，已經(jīng)完全不可能了。

將對美外交置于中國外交的首要地位，是顧維鈞步入外交界后的一貫主張。但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也很可能與顧維鈞對美國期望過高有關。后來“聯(lián)美制日”仍是顧維鈞在外交官任上的一貫主張。如何理解顧維鈞對美國的態(tài)度？

金光耀：盡管顧維鈞也曾駐使英、法，但美國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他從“二十一條”交涉時就提出聯(lián)美制日的主張，這種立場一直延續(xù)到二戰(zhàn)結(jié)束。他認為處理對美外交對于中國的全球關系具有重要影響，這是基于對當時客觀的國際格局的認識。二十世紀遠東的時局就是日本咄咄逼人，有侵略中國的野心，而美國國力正在上升，成為世界大國，老牌大國英法在遠東的勢力日漸下降。這種情況下，能對日本侵華進行制約的主要就是美國。如果從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進程上來看，這種認識應該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是他年少留美，主觀上對美國的親近感比較強，在美有師友網(wǎng)絡，認為美國與其他列強相比對中國是友好的。所以他看重對美外交。

在四十萬字的著作的最后，您回顧顧維鈞漫長的外交生涯，選擇“巴黎和會”和“舊金山會議上代表中國第一個簽署《聯(lián)合國憲章》”作為他的“永久印記”。為什么是這兩個事件？

金光耀：從中國近代外交或者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國際關系上看，這兩個事件都是標志性的，它們分別是兩次大戰(zhàn)結(jié)束后的國際會議，代表一種重建國際秩序的努力。而中國外交經(jīng)歷了由弱變強的過程，在巴黎和會上被認為是三等國家，與會代表人數(shù)都受到限制，到舊金山會議時作為五大國之一簽署《聯(lián)合國憲章》，參與國際政治秩序構(gòu)建，這是很大的變化。顧維鈞可以說是風云際會，參與了整個過程，兩次都作為本國的主要代表與會。這樣的人，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他充分展現(xiàn)了自己的外交才干，是中國國際地位變化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研究一個“大人物”久了，好像難免對其產(chǎn)生正面的感情，會不會有失客觀？如何避免這種陷阱？

金光耀：確實是這樣。我們在研究中經(jīng)常碰到這個問題，會產(chǎn)生移情，過多地關注人物好的方面，容易變成好人好事表彰。我自己也是這樣，對顧維鈞感到由衷敬佩，但做歷史研究總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寫出人物的多面性。從這個角度上說，自己對歷史的理解也在不斷加深。顧維鈞當然很厲害，讀書時就出類拔萃，走上外交領域后引領風騷，我在第一本書中說他是“民國第一外交家”，這個稱呼后來也被大家接受了，但我現(xiàn)在常常要提醒自己，要更立體地顯示這個人，要盡可能展現(xiàn)復雜的面相。我自己的研究也有遞進的過程，比如講他和北洋政治的關系，過去我引用他的回憶自述，認為他超脫于北洋政治，后來看了其他資料，包括對立政治派別對他的批評，才有了新的認識。

您在書中寫到一個細節(jié)，顧維鈞的第一任妻子唐寶玥是因為西班牙流感去世的。現(xiàn)在我們意識到這場瘟疫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jié)局影響很大，徐國琦教授曾經(jīng)在接受我們采訪的時候說：“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九死一生；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也中了招。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威爾遜也感染了。”這對巴黎和會及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影響可能是重大的。不過具體的研究似乎還很少。顧維鈞有沒有留下任何關于這場傳染病的記錄？

金光耀：據(jù)我所見似乎沒有。唐寶玥于1918年10月上旬染病去世，顧維鈞在使館里舉辦了追悼儀式，然后就飛去美國，投入到巴黎和會的準備中。也沒有使館其他人員殞命于這次大流感的報道。

我們經(jīng)歷了新冠疫情，歷史上的傳染病又重新被提起、重新受到關注，但在當時，很多人并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更不知道在全球范圍內(nèi)發(fā)生了一場改變歷史的大流感。顧維鈞也沒有多談，時人只知道唐寶玥是得了感冒去世了。只有塵埃散去，我們回過頭去看才看得清晰，原來這個“細節(jié)”屬于一個巨大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