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以前的數(shù)千年里，烏鴉被人們視為祥瑞，長久以來廣受追捧。從上古到夏商，烏鴉是寄托太陽崇拜的神鳥；西周以降，烏鴉成為了仁孝的象征，后被儒家文化所推崇。然而，物極必反，烏鴉后來逐漸成為了國家和國君危亡的預兆。特別是自南宋以來，民間對烏鴉的憎惡之情發(fā)軔于詩詞，并伴隨歷代文人的書寫不斷發(fā)酵，最終席卷大江南北，影響至今。
金烏負日的傳說
自農(nóng)耕文明伊始，古人對烏鴉的認知就隨著對太陽的崇拜建立起來。漢樂府《長歌行》云，“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太陽滋潤萬物，對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尤為重要，因此人們開始對太陽的持續(xù)觀測。在此過程中，人們發(fā)現(xiàn)太陽表面會不時出現(xiàn)一些黑影（即太陽黑子），并且位置還飄忽不定，清代王筠《文字蒙求》載，“日中有黑影，初無定在，即所謂三足烏也”，先民們施展了天馬行空的想象，以自然界中通體烏黑又可以飛翔的烏鴉為原型，創(chuàng)造出了“金烏負日”的奇幻場景：烏鴉是上天的使者，每天背負太陽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這似乎便是《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中“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出，皆載于鳥”的濫觴。
圖1：河姆渡文化雙鳥負日紋骨匕，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2：河姆渡文化雙鳥負日紋牙雕，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3：凌家灘文化玉鳥負日，安徽博物院藏
在中華文明的不同地域，金烏負日的意象源遠流長。在長江流域，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刻有雙鳥負日的裝飾，日心和鳥眼的位置刻有凹痕。在第一期（公元前5000-前4500年）文化層中出土的骨匕上，刻有兩組相同圖案（圖1），每一組兩只鳥的鳥身連為一體共負一日；在第二期（前4300-前4000年）文化層出土的牙雕（圖2）上，兩只鳥的鳥首相向，鳥羽向外張開，藝術(shù)表現(xiàn)上更具有動感和美感。后來在凌家灘文化（前3500-前3000年）中，出土了直接以玉鳥為整體造型的玉器，其背上刻有太陽的圖案（圖3）。在黃河中下游流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約前4000-前3000年）出土的陶器上，出現(xiàn)了飛鳥負日的紋飾圖案（圖4），而且在鳥尾和鳥趾的地方都出現(xiàn)了三個分岔，這或許是后世三足烏的原型。
圖4：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金烏負日圖案
商朝建立后，創(chuàng)立了以十日為周期的歷法，隨之產(chǎn)生了十只金烏的意象，并且后來向西南傳播，融入了古蜀文化。歷法是農(nóng)業(yè)社會最基本的秩序，建立在長期對太陽觀測的基礎(chǔ)上，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中認為商王朝“以十日為一旬之歷制，殷人月行三分制為旬”，也就是如今我們所習慣的每月有上中下三旬，一旬有十天，而這很可能就是天上有十個太陽的神話原型：《山海經(jīng)·海外東經(jīng)》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這種神話原型隨著商文化的向外傳播，在古蜀三星堆文化（前2800-前1100年）中以實物的形式出現(xiàn)：在高大的青銅神樹上，剛好棲息了十只神烏（圖5）。在三星堆之后興起的金沙文化中，金烏負日的紋飾也不斷出現(xiàn)，既有四烏負日的金箔，其中太陽被勾勒出發(fā)出萬丈光芒的具象，也有三烏負日的玉璧形器，玉璧的中央孔洞與太陽的輪廓重合在一起（圖6）。
圖5：三星堆文化青銅神樹上棲息的九只金烏，三星堆博物館藏，任疆攝
圖6：金沙文化中神鳥負日圖案，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任疆攝
后羿射日與烏鴉報喜
商周之際的變革對后世中國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王國維曾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周人給后世留下了豐富的遺產(chǎn)，后羿射日的神話傳說便是其中之一。在這個很可能是由周人杜撰的上古神話的背后，隱藏著周人推翻商朝統(tǒng)治的重大變革：
逮至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兇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淮南子·本經(jīng)訓》）
這個神話故事講述了上古時期，天上同時出現(xiàn)了十個太陽，導致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妖魔鬼怪在人間興風作浪，于是堯帝派后羿斬妖除魔，射下了太陽，最終收服民心。如果聯(lián)想到商人以十日為一旬的歷制，那么十個太陽一同出現(xiàn)所帶來的災難影射的正是商朝末年混亂的社會現(xiàn)實，而后羿射日代表了將原來的舊秩序徹底瓦解，并通過建立新的秩序，讓天下重歸太平。
除了后羿射日的傳說，商周變革還影射在商朝末年“雀生烏”的故事中?！墩f苑·敬慎》中記載了“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同“雀”）生烏于城之隅”，也就是雀鳥生下了烏鴉，占卜的人認為“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認為小鳥生下大鳥預示了國家的福祉更多，國君的威名更大；而孔子則認為，“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也就是有違常理，反倒是災禍之兆。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雀的后代變成了烏鴉，何嘗不是王朝更迭的預示。
畢竟，在周人的心目中，“烏鴉報喜，始有周興”。這種說法出自《尚書傳》：“周將興時，有大赤烏銜谷之種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敝苋说南茸嬉蛏瞄L農(nóng)耕而被舜封為后稷，赤烏銜谷就代表了來自祖先的庇佑?！赌印し枪ァ分幸灿涊d了“赤鳥銜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焙髞?，武王伐紂，“天賜武王黃鳥之旗”。赤鳥、黃鳥指的都是傳達天命的烏鴉，圭是國君的象征。后來，周文王在靈臺之上建造了“相風銅烏”以觀天象，這一傳統(tǒng)延續(xù)到漢代，《述征記》中記載了“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圖7）。
圖7：東漢相風銅烏想象圖
與此同時，“烏鴉報喜”的吉祥寓意也深入人心?！缎⊙拧ふ隆分袑懙?，“瞻烏愛止，于誰之屋？”，烏鴉落在誰家的屋頂，便可以給這家人帶來吉祥富貴?！缎⊙拧ば≯汀分袑懙?，“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榖”，感嘆烏鴉快樂地飛翔，成群結(jié)隊地歸來，人們家家美滿幸福。周代所建立的禮制社會，深刻地影響了后世中國，烏鴉也長久以來成為了國人眼中的報喜鳥。在唐代，《酉陽雜俎·羽篇》寫道，“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唐代詩人張籍中更是生動地描繪了長安百姓聽到烏鴉鳴叫的歡喜：
秦烏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
吏人得罪囚在獄，傾家賣產(chǎn)將自贖。
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
少婦語啼烏，汝啼慎勿虛。
借汝庭樹作高巢，年年不令傷爾雛。（《烏夜啼引》）
原來，烏鴉半夜飛到了因獲罪被囚禁的官員家，官員妻子聽到烏鴉叫就知道肯定是皇帝發(fā)布了赦免詔書，然后激動得一晚上睡不著覺，天還沒亮就跑去把喜訊告訴公婆?；氐郊液?，她還一本正經(jīng)地對烏鴉說：“你可千萬別假傳圣旨，我可以讓你在門前的樹上筑巢，然后保證絕不傷害你的幼鳥”。
《舊唐書·柳仲郢列傳》中記載了柳仲郢“每遷官，群烏大集于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家人們都習慣了群烏到來是在提前報告喜訊。后來，當柳氏被任命為天平軍節(jié)度觀察使時，群烏一反常態(tài)沒有出現(xiàn)，結(jié)果不久之后他便客死在藩鎮(zhèn)。
到了北宋，《文獻通考·物異考》中記載了“烏變?yōu)轾o，民從賊之象；鵲復變?yōu)闉?，賊復為民之象”，意思是如果出現(xiàn)烏鴉變成喜鵲的異象，就象征著人民要跟著反賊鬧革命了，而如果喜鵲變成了烏鴉，則是跟隨反賊的暴民棄惡從良。在宋代人的認知里，烏鴉和喜鵲代表了吉兇的兩端，而二者的身份是可以互相轉(zhuǎn)化的。有趣的是，在現(xiàn)代生物學上，烏鴉和喜鵲同屬鴉科，確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通過烏鴉感知戰(zhàn)場態(tài)勢
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冷兵器作戰(zhàn)中往往可以通過烏鴉的行為感知戰(zhàn)場態(tài)勢。《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載了楚國子玄率領(lǐng)六百輛戰(zhàn)車討伐鄭國，“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楚軍在得知其他諸侯趕來救援后連夜撤退，并且留下營帳作為掩護，鄭人從營帳上落下烏鴉推斷楚軍已經(jīng)撤離，于是便放棄追擊?！蹲髠鳌は骞四辍分杏涊d了晉平公討伐背棄盟約的齊靈公，晉軍在山野里遍插旗幟，戰(zhàn)車拉著樹枝跑弄得塵土飛揚，齊靈公看到后以為大軍來犯，便灰溜溜地逃回了國都，師曠聽到了“鳥烏之聲樂”，就告訴晉平公“齊師其遁”，叔向也觀察到城墻上的烏鴉，也推斷出齊國的軍隊已經(jīng)撤走了。
《全唐詞·占飛禽》中記載了諸多有關(guān)烏鴉的軍中卜辭，比如“兵發(fā)日，前面有群烏，亂叫眾鳴防伏截，忽然有戰(zhàn)莫先圖，詳緩卻無虞”；“軍行次，橫陣列烏來，防有伏兵沖陣位，搜羅前后用心猜，不信必為災”等，其本質(zhì)上也是利用觀察到的烏鴉行為異常去感知戰(zhàn)場局勢。以“城營內(nèi)，烏鵲忽圍墻。當有外兵來打寨；不然，疾病火災殃，營內(nèi)欲他降”為例，古代軍隊為了長期駐守，通常都筑城為營，當一群烏鴉圍到了城墻上，很可能就是在野外受到人的驚嚇，據(jù)此便可以推斷是有敵軍進犯，《晉書·苻堅載記》中就記載了“時有群烏數(shù)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斗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當時慕容沖所率領(lǐng)的大軍已兵臨城下了，不久后便發(fā)動了進攻；后半句則說明了另一種情況：守城里爆發(fā)疫病，導致了人員死亡，從而引來了食腐的烏鴉，遇到這種局面往往是無法堅守的，于是便成為了開城投降的先兆。
烏鴉銜火與道教仙鳥
秦漢時期，帝王們熱衷求仙，方仙道士雜糅道家陰陽五行學說，演繹出了新的神話體系，其中月亮和太陽成為陰陽的象征，其精髓更以鳥獸的形象出現(xiàn)，最終古老的“金烏負日”演變成了烏鴉就是太陽的化身?！痘茨献印ぞ裼枴份d，“日中有踆烏”；張衡《靈憲》載，“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趾”。漢代貴族已不再像秦始皇那樣尋求肉體的永生，而是追求靈魂不滅，于是當時墓葬中的壁畫和帛畫往往描繪了墓主人靈魂升天成仙的過程，而天界的太陽之中便是一只或展翅飛翔，或駐足凝視的烏鴉形象（圖8）。于是，后來太陽也被稱為“烏陽”，《舊唐書·李密傳》載，“烏陽既升，爝火（即火把）不息”。
圖8：漢代金烏形象（左：西漢卜千秋墓壁畫中的金烏形象；右上：馬王堆漢墓帛畫中的兩足烏形象；右下：東漢畫像石中的三足烏形象，南陽漢畫館藏）
由于烏鴉成為了太陽，而太陽又是一個大火球，因而隨之就出現(xiàn)了“烏鴉銜火”的說法?！侗静菥V目·禽部》載，“蜀徼有火鴉，能銜火”?！肚迨犯濉漠悺分杏涗浟藶貘f銜火引發(fā)了嚴重火災：“順治十四年（1657年），武昌鴉啣（同“銜”）火，集人廬，輒災，一月始息”?！肚灏揞愨n》中記載了為了讓火鴉不搞破壞，當?shù)匕傩站蛯⑺鼈児┘榔饋恚骸百僦萦袨貘f，能食火，每卸火置人屋上，以翅煽焚，則群鳴飛舞，其名曰火鴉，居人多以食物禳之”。民國時期，身為精神界戰(zhàn)士的魯迅也將自己比作“火老鴉”，以火鴉放火比喻自己對舊傳統(tǒng)和舊制度的抨擊。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寫道：“不知怎地我這幾年忽然變成火老鴉，到一處燒一處，真是無法。此去不知如何，能停得多少日?！?/p>
圖9：甘肅酒泉丁家閘5號墓壁畫中的西王母和她的侍者形象（東晉）
在方仙道所構(gòu)建的神話體系中，三足烏是西王母的侍者，其三足的意象源于道家“三生萬物”的理念，最終成為了道教的仙鳥之一。司馬相如《大人賦》載，“吾乃睹西王母……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括地圖》載，“有三足神烏，為西王母取食”，三足烏作為侍者的形象，也出現(xiàn)在漢代和魏晉時期的墓葬壁畫中（圖9）?，F(xiàn)實中，烏鴉甚至在道教修仙者的眼中是一味延年益壽的秘方?！侗阕觾?nèi)篇·金丹》中“石先生丹法”寫道，“取烏鷇（kòu，雛鳥）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殺）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后來，道教傳說中烏鴉還成為了真武大帝上山修煉的先導，當他得道成仙后封烏鴉為神兵，至今武當山上仍有以烏鴉命名的烏鴉嶺和烏鴉廟的遺跡。
孝烏和仁烏的祥瑞
隨著周代開創(chuàng)了禮制社會，烏鴉成為君主仁德、慈孝、愛民的盛世象征?！秾O氏瑞應圖》中寫道：“文王時見蒼烏者，王者孝悌而至”，“蒼烏者，賢君帝主，修行孝慈，被于萬姓，不好殺生，則來”，“赤烏……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晉成公在《綏烏賦》的序言中寫道，“有孝鳥集余之廬，乃喟爾而嘆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yǎng)，故為吉烏’”，晉成公竟然因為烏鴉來到了自己的住所而受寵若驚，嘆息自己不夠仁義愛民，卻能夠得到吉祥鳥的眷顧。
之所以古人將烏鴉視為孝鳥，源自一種美好的“誤解”：烏鴉幼鳥的羽毛蓬松，看上去體型比成鳥大，再加上幼鳥不會飛，總是等著成鳥來喂食，人們就以為這是鳥老了飛不動了，于是便有了“烏鴉反哺”的典故：《禽經(jīng)》中寫道，“慈烏反哺，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古人甚至還借用了日中之烏的典故，“思考”了烏鴉為什么會反哺的原因，《春秋運斗樞》中認為：“烏為陽，陽氣仁，故反哺”。
隨著漢代儒家思想成為正統(tǒng)，孝烏出現(xiàn)在了儒家彰顯孝道的故事中。孝烏的角色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單純的吸引，《古今注》中記載了“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菰，三足萃其冠”，舜帝和曾參的至孝引來了孝烏；第二類是幫助孝子壘墳，《說苑》中記載了東陽人顏烏“親亡，負土為大冢，群鴉數(shù)千，銜土相助焉。烏既死，群鴉又銜土葬之”，成百上千的烏鴉為了幫孝子壘墳，竟然銜土到精疲力盡而亡。第三類是和孝子一起哭喪，《北齊書·蕭放傳》記載了蕭放的父親去世后，“（蕭）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鳥來集，各據(jù)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后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以為至孝之感”，烏鴉陪蕭放一起哭喪哀鳴，這是被他的至孝所感動。
儒家思想中除了孝，還有仁，于是便產(chǎn)生了仁烏的意象。《拾遺記》中記載了春秋時期，介之推陪伴晉文公重耳度過了艱苦的流亡歲月，待重耳即位后，卻帶著自己的母親隱居綿山，于是“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鴉繞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cè)，火不能焚”，白鴉以血肉之軀守護了火中的介之推，晉文公感念烏鴉仁義，于是下令不得張網(wǎng)捕獵，并稱其為“仁烏”。后來，白烏被認為“王者宗廟肅敬則至”，多見諸史料記載，比如漢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建炎十七年（1147年），“有白烏六集于高禖（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壇上”。
所謂“烏三足，禮義循，物類合”，意即三足烏象征著世間遵循禮儀，萬物和諧共處，是君主仁德的象征，被人們視為祥瑞：三國時期，當孫權(quán)看到烏鴉來到皇宮，大喜過望，《三國志·吳主傳》中記載了他因此改年號為赤烏：“間者赤烏集于殿前，朕所親見……改年宜以赤烏為元”。北周明帝二年（558年），地方向朝廷進獻三足烏，《北史·周本紀》中記載了當時“群臣上表稱慶，于是大赦，文武普進級”，足以感受到烏鴉在時人心中的分量。相反，烏鴉的遠離也是暗示，曹操在《短歌行》中寫道“烏鵲南飛”，就是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并不符合儒家道義，但他也并不覺得吳蜀就比曹魏強，于是發(fā)出了“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的感慨。
隨著烏鴉知國將昌、降而為祥的觀念深入人心，三足烏和白烏成為了朝廷的貢品。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宋書·符瑞志》中記載了晉代各地進獻白烏5次，劉宋年間進獻白烏8次；《魏書·靈征志》記載了從北魏孝文帝至東魏孝靜帝，各地進獻白烏23次，三足烏38次?！短茣分羞€記載了天授元年（690年），地方假冒三足烏進獻，“天后以為周室嘉瑞”，結(jié)果被李旦指出“烏前足偽”，惹得武則天不悅。寶應元年（762年），京兆府進獻三足烏，李云卿作《京兆府獻三足烏賦》以歌頌其“是知國將昌則降而為祥”。五代時期，《五代會要》中記載了后唐、后漢、后周皆有白烏進獻。直至北宋，還將白烏、赤烏、三足烏進獻遼國：《宋史·五行志》載，“元豐三年（1080年）……九月丙午，趙州獲白烏”；“宣和元年（1119年）九月戊午，蔡京等表賀赤烏”；《遼史·圣宗紀》載，“（統(tǒng)和）九年（991年）……八月……壬午，東京進三足烏”。
烏鴉的災禍與危亡之象
如果說三足烏降臨人間會帶來祥瑞，那么重新回歸太陽也就意味著祥瑞的終結(jié)。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太陽黑子的出現(xiàn)會對地球的氣候造成影響，從而導致水旱災害的發(fā)生：
日中三足烏，見者，其所居分野有白衣會（形容奔喪的人群多），大旱，赤地。三足烏出，住日外者，天下大國受其災，戴麻森森，哭聲吟吟。（《黃帝》）
日中烏見者，君咎；雙烏見者，將相逆入，斗者主出走，烏動者大饑，水旱不時，人民流在他鄉(xiāng)。（《太公陰秘》）
當災害發(fā)生后，一旦處置不當，就會造成社會動蕩，甚至國家的滅亡：《孝經(jīng)內(nèi)記圖》載，“日無暈而烏見，所宿之國亡絕”。與此同時，太陽黑子的爆發(fā)會擾亂地球的磁場，導致磁盤暫時失靈，繼而影響軍事作戰(zhàn)，所以才會有京房《災異》中的“日月薄赤，見日中烏，將軍出旌，舉此不祥，必亡”。
氣候突變所引發(fā)的自然災害讓國君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對于那些年邁體弱的君主，在一定程度上會致使其憂心致死，這或許便是《日傍氣圖》中，“日中烏見，其國君死期三年”的原因所在。《抱樸子》《晉書·五行志》給出了實證：“赤烏十三年（250年），日中烏見，三足”，于是到了第二年八月，“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災后重建又加重了百姓的賦稅和徭役，造成了更多的社會問題。正是在這種局面下，年過七旬的孫權(quán)身體每況愈下，在第三年偶感風寒便薨逝了。
古人將天災視為上天對人間的懲罰，而罪魁禍首是身為天子的皇帝：《京氏》載，“日中有烏見主失明，為政者亂”。因此，為了避免天災就必須消除人禍，于是占卜書中也給出了補救的方法，如《太公陰秘》中就寫道：“實倉庫、舉賢士，遠佞邪、察后宮，任有道，赦不從，則災消矣?！?/p>
除此以外，對于那些既不是三足烏，也不是白烏的普通烏鴉，一旦出現(xiàn)在都城上空，便預示了國家的禍亂。西漢焦延壽《易林》載，“城上有烏，自名‘破家’，召喚鴆毒，為國患災”；“烏飛狐鳴，國亂不寧。下強上弱，為陰所刑”。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愛屋及烏”的典故，《尚書大傳》中記載了武王滅商后，詢問姜太公該怎么處理殷商的舊臣，姜太公說道，“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將殷商舊臣比作亡國的烏鴉，建議赦免他們。《后漢書·五行志》記載了桓帝初年，長安有童謠《城上烏》言“城上烏，尾畢逋”，借烏鴉擺動尾巴的樣子，暗諷當權(quán)者耽于個人斂財，不顧人民生死，最終導致國祚衰亡。
群烏的出現(xiàn)也是國君危亡的征兆?！端鍟分杏涊d了隋煬帝見中原已亂，就準備將國都遷到丹陽，“將游于江左，有烏鵲巢于帷幄，驅(qū)不能止”，途中烏鴉飛進了軍帳，趕都趕不走，后來不久煬帝就被叛軍所殺?！段墨I通考·物異考》記載了景龍四年（710年）六月的一天，“烏集太極殿梁，驅(qū)之不去”，結(jié)果次日唐中宗病逝。《北夢瑣言》中記載了后梁太祖朱溫親征鄆州，在衛(wèi)南修筑工事后站在上面遠眺，“見飛烏止于峻堞（城墻上砌有射孔的矮墻）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認為“是烏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結(jié)果不久朱溫果然與敵軍主力遭遇，副使和郡將被殺，后來還是在護衛(wèi)的拼死保護下才僥幸逃脫。國祚已廢，國君已亡，于是烏鴉便成為國破家亡的寫照，出現(xiàn)在了詩詞作品中，李商隱《隋宮》云“終古垂楊有暮鴉”。
圖10：故宮皇極殿屋脊鴟吻上的烏鴉（清代），任疆攝
辛棄疾讓烏鴉名聲盡毀
辛棄疾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僅僅憑借自己的一首詞，就拉開了烏鴉遭人唾棄的序幕。原本祠廟里的供品吸引了烏鴉，久而久之，后者便有了“神鴉”的稱謂。唐代曹松《將入關(guān)行次湘陰》有“神鴉亂噪黃陵近”，宋代范成大《吳船錄》也有“至神女廟……廟有馴鴉……土人謂之神鴉”，但其中并無褒貶之意。然而，辛棄疾在《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的一句“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一下子點燃了南遷漢人心中的怒火，無辜的神鴉也慘遭殃及。佛貍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字，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拓跋燾兵臨長江北岸，在瓜步山上修建了一座行宮，也就是后人所說的佛貍祠。當年北魏軍隊一路殺掠，給沿途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據(jù)《資治通鑒》所載：“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馀，春燕歸，巢于林木?！睌?shù)百年后，人們早已忘卻了那段異族入侵的歷史，反而將佛貍祠當作神廟紛紛祭拜。辛棄疾借古諷今，喚起了南宋民眾內(nèi)心的怨忿，也便“恨屋及烏”地痛恨起了烏鴉。
從此以后，南北方人在對待烏鴉的態(tài)度上迥然相異?！度蔟S隨筆》中寫道：“北人以烏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挾彈，擊使遠去。”正因如此，才導致了朱熹在《詩經(jīng)集傳》中對“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的誤解。朱熹認為，狐貍和烏鴉“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狐貍和烏鴉預示著國家即將到來的危機和禍亂；但實際上，在先秦時期，這句詩原本的意思是正因國家將要發(fā)生動亂，所以作為祥瑞的狐貍和烏鴉才會逃離，從而被人們所看到。直到明代，《本草綱目·禽部》中仍載有“北人喜鴉惡鵲，南人喜鵲惡鴉”?！逗９浮分械闹芪挠袷浅刂萸嚓柨h，也是南方人，他便視“烏鴉乃不祥之鳥”。
清代以來，烏鴉不討喜的形象逐漸席卷全國，最終也深深影響了北方人的觀念，這其中有兩個原因。首先，清朝是由滿人建立的政權(quán)，而烏鴉曾在清太祖努爾哈赤時的關(guān)鍵一戰(zhàn)中發(fā)揮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滿人的崇拜，據(jù)《滿洲實錄》載，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女真葉赫部糾集科爾沁、輝發(fā)等九部聯(lián)軍兵分三路，突襲努爾哈赤的建州部，努爾哈赤派遣兀里堪前去察看敵情，結(jié)果“至一山嶺，烏鴉群噪，不容前往，回時則散；再往，群鴉撲面”，于是兀里堪回稟情況后，努爾哈赤又讓兀里堪從扎喀向渾河的方向去探查，結(jié)果傍晚就在渾河北岸就發(fā)現(xiàn)了敵軍的蹤跡，于是努爾哈赤有備而戰(zhàn)，后來在古勒山大敗聯(lián)軍，建州女真從此崛起。然而，尖銳的民族矛盾似乎也喚起了人們對佛貍祠下神鴉的記憶，對烏鴉的厭惡深入無數(shù)漢人的內(nèi)心。其次，隨著南方漢人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中有關(guān)烏鴉的俚語，類似《紅樓夢》中“天下烏鴉一般黑”、“那籠子里的黑老鴰（即烏鴉），怎么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等諸多抹黑烏鴉的描寫，也使得烏鴉不討喜的形象在民間廣為流傳。到了近代，胡適在白話詩《老鴉》中更是直白地寫道：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與此同時，民間也不斷涌現(xiàn)出更多有關(guān)烏鴉的歇后語和俗諺，諸如“老鴰飛到豬腚上——看見人家黑，看不見自己黑”，“烏鴉落房頭——開口是禍”等，使其不吉利的意象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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