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田、鄭觀應——闈姓賭博開禁的最有力推動者

光緒十年闈姓賭博開禁，目的是為中法戰(zhàn)爭籌餉，拿主意的是彭玉麟、張之洞，真正“主謀”是探花李文田、著名思想家鄭觀應。“正人君子們”為達到快速籌餉目的，與賭商集團“共謀”，翰林院檢討潘仕釗、廣東布政使龔易圖則從中牟利，形成一種“各取所需”的局面。真實的歷史進程往往“不道德”，按照單一道德標準評判歷史未免偏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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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檔案、趙鳳昌藏札及《楊宜治日記》表明，聲望甚隆的學者李文田為推動闈姓開禁曾向彭玉麟、張之洞巧妙關說，鄭觀應則在賭商與高官之間穿針引線，率先向朝廷出奏的翰林院檢討潘仕釗、積極推動開禁的廣東布政使龔易圖從這個計劃中有所分潤，長期抨擊闈姓賭博弊端的“鐵面御史”鄧承修在奏請開禁的當口保持了“適時”的沉默，耐人尋味。

何漢威、胡根、趙利峰等學者先后對此做過比較深入研究，很多人都將闈姓開禁的功勞（或過錯）算在兩廣總督張之洞頭上。趙利峰充分利用了《鄭觀應集》披露的史料，認為兵部尚書彭玉麟才是闈姓弛禁的“主將”。（趙利峰博士論文《晚清粵澳闈姓問題研究》）本文利用李志茗整理《趙鳳昌藏札》的成果以及《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等史料，證實光緒十年闈姓開禁一事，兵部尚書彭玉麟確為關鍵人物之一，同時揭示，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文田、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兩人才是闈姓開禁的最有力的推動者。

廣東禁闈姓賭博，利歸澳門

據(jù)趙利峰的研究，闈姓“主要以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姓氏作為猜射投注的對象，最早出現(xiàn)在嘉慶年間的佛山。闈姓主要開設售賣于廣州、澳門兩地”?；浫撕觅€，而在光緒年間令粵人如癡如狂的闈姓賭博，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時禁時開。郭嵩燾署廣東巡撫時急于給湘軍籌款，想出“以罰代禁”的變通辦法，默許闈姓開賭。兩廣總督英翰曾擬正式開禁闈姓以增加賭餉收入，因飽受朝野攻擊而落職。光緒朝前期歷任兩廣總督，包括出身湘軍的劉坤一、曾國荃，出身淮系的張樹聲，都力主嚴禁。廣東官府實行嚴厲禁賭后，闈姓生意在澳門獲得迅猛發(fā)展，形成所謂“利權外溢”。

廣東惠州人、“鐵面御史”鄧承修多次上奏朝廷，力陳闈姓賭博的危害。1874年，鄧承修上奏：“竊廣東賭風最熾，向有闈姓、番攤、白鴿票、花會等名。近年則花會、白鴿票、番攤等經(jīng)督撫臣明禁，雖未能盡絕根株，尚不至于設局開場、抽收經(jīng)費如闈姓一事者。查闈姓之賭起自機房，小民漸而相率效尤，行于省會。”鄧承修所說的“機房”，大約是指佛山的機房，即從事絲織業(yè)的工人群體?！敖?jīng)前撫臣郭嵩燾罰繳款項以資津貼，奸民因此藉端稟案，抽繳經(jīng)費，巧立榜花名目。每屆鄉(xiāng)會科期及科、歲兩試之先，設局投票，每票限寫二十姓，以中姓多少為贏輸。起投票之貲，則自一分一錢以至盈千累萬。起投票之處，則自省會以及各府州縣、窮鄉(xiāng)僻壤。其投票之人，則自搢紳士夫以及農(nóng)工商賈、婦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圖一擲。”（《鄧承修文集》第3頁）

鄧承修奏折有略加夸大之處，闈姓投注一般是洋銀1元起步，似無銅錢一分一錢的投注。闈姓賭博的危害，首先在于敗壞社會風氣，誘導人們不事生產(chǎn)，加劇僥幸心理，對工商實業(yè)大有妨害；闈姓投注對象是參加科舉文人的姓氏，人們誤以為是一種“高雅”的競猜活動，平時以參加其他賭博為恥的家庭，也認為不妨一試，有身份地位的人員也參與其間，南海知縣杜鳳治在日記中就記錄了他的“家人”投買闈姓。整個社會如癡如狂，有些人盡其所有投注闈姓而傾家蕩產(chǎn)，勢必走上盜劫之路，社會治安惡化。作為舉人出身的言官，鄧承修最為關注的是對科舉制度的腐蝕作用。

光緒八年（1882），鄧承修就闈姓對科舉公平性的危害有過揭露，指出賭棍收買學政及其幕友，以及參加考試的士子，具體手法一是“禁蟹”，二是“扛雞”。所謂“禁蟹”，指考生姓氏若沒有在闈姓賭單上出現(xiàn)，賭棍想盡一切辦法阻止其人通過考試，有時直接收買考生自己放棄，若無效則賄賂學政幕友，暗做記號，加以抑勒，讓此人考不上。所謂“扛雞”，指的是用“槍手”替考，讓明知不能考上的考生中試，只因他們買票時已投注了這個考生姓氏。一進一出，真才不得脫穎而出，“弱雞”反而考中。（《鄧承修文集》第51-52頁）

“鐵面御史”鄧承修

廣東實行嚴禁政策，葡澳政府則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允許商人在繳納賭餉的條件下公然開賭，投注者多為廣東人，而利稅則歸于葡澳。1881年《循環(huán)日報》報道，澳門賭商向政府繳納三年闈姓賭餉高達101.5萬元，報紙以“答客問”形式，討論廣東是否開禁闈姓以籌措巨餉。開禁派認為：“今中國時事孔艱，庫項奇絀，與其多設厘廠滋累商民，何如變通辦理，仿此章程，在省垣招人承充而不復申其厲禁。”在澳門安家的鄭觀應早就從這個角度論述過：“廣東闈姓捐輸，其款甚巨，本屬病民傷化。惟不能杜其弊，遏其流，而奸民遂遷往澳門，仍行開廠廣收。綜計三年損銀五十萬兩，利歸洋人。此所謂為淵驅魚，為叢驅爵也?！保ā多嵱^應集》上冊第70頁）

潘仕釗、龔易圖受賄推動

嚴禁派在輿論場上長期占盡優(yōu)勢，輿論轉向的標志是潘仕釗奏折。記名道府、翰林院檢討潘仕釗，從澳門闈姓難禁終使“利歸他族”立論，于光緒十年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遞上《變通挽回巨款以濟要需》一折稱：

即云闈姓其事甚文，其跡類賭，終屬當禁。然禁闈姓可也，此禁彼開，已屬不可。況以內地應有之利而盡畀諸他族，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芊癫拈T闈姓嚴禁，使富藏于民，抑或暫將省城閑姓弛禁，使館輸于國。倘澳門闈姓實不能禁，應如何設法變通以收利權而裕餉需之處，妥議奏明辦理?！慈玳澬找皇拢`與同鄉(xiāng)論辦之，或謂宜禁，或謂禁而不絕，不如不禁?！冀顝V東給于防務，羅絕盡而餉無可籌，澳門得此巨資，歲月久而患將愈大，為籌餉弭患起見，不必形跡，用貢狂愚。（《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史料匯編》第三冊第181-183頁）

潘仕釗此論似乎“正大光明”，表面上是要防止澳門利用廣東闈姓賭款坐大，也為中法戰(zhàn)爭籌措軍餉出主意，實際背后都是生意。潘仕釗（1834-1895），廣東南海西樵山人，1862年中舉，1871年成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后授河南開歸陳許道。次年，鄧承修奏劾潘仕釗“貪鄙受賄”，稱“此次闈姓之議，系該員在編修任內代奏，率請馳禁。問該廠先遣人到京鉆謀，私饋該員銀二萬兩作為酬謝之費，如能奏開，利則均分，同鄉(xiāng)之官京師者無不痛恨，以為闔省搢紳之辱”。（《鄧承修文集》第104頁）潘仕釗受賄出奏一節(jié)，揆諸當日官商“合作”慣例，事屬有之。潘仕釗為人，據(jù)南海知縣杜鳳治所述，“為秀才、舉人時向不安分，喜管閑漁利，……此次點庶常回來，不改前非，藉‘翰林’二字更可招搖……”（邱捷點注《杜鳳治日記》第五冊第2300頁）

賭商運動粵省開禁，既買通潘仕釗這種京官，也打通了廣東布政使龔易圖這個環(huán)節(jié)。他們向龔易圖提出條件，答應向省粵繳交賭餉300多萬元，開禁之后，給龔氏一次性“私規(guī)”10萬元，盈利繼續(xù)分紅。（《鄧承修文集》第101頁）布政使負責全省財政事務，中法戰(zhàn)爭一爆發(fā)，督撫勢必向布政使要錢；當堅決主張禁賭的兩廣總督張樹聲被撤，龔易圖知道機會來了，立即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張之洞“開賭”。

朝廷正為籌措軍餉感到頭痛，潘仕釗奏折一遞上，正好打中朝廷的軟肋。極峰馬上發(fā)廷寄給張之洞、倪文蔚：“廣東闈姓賭局，迭經(jīng)申禁。茲據(jù)該檢討奏稱，澳門開設闈姓公司，利歸他族?，F(xiàn)在海防需餉，請飭體察情形，能否將澳門闈姓嚴禁，抑或暫將省城闈姓弛禁。等語。著張之洞、倪文蔚妥議具奏?！?/p>

潘仕釗承擔了“打響第一槍”的角色，背后則是賭商集團、李文田為代表的粵紳、張之洞及高官的合力推動。

李文田的運作

《楊宜治日記》、趙鳳昌藏札披露的信息表明，出謀劃策并促使張之洞下最后決心的是李文田。李文田（1834-1895），字仲約，號若農(nóng)，廣東順德人，1859年獲一甲三名進士（俗稱“探花”），歷任內閣侍讀學士、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學識淵博，官聲甚好，在元史研究、西北史地、金石書法等多個方面均有突出成就，為著名的學者型官員。1882年，李氏丁憂回鄉(xiāng)守孝三年，居廣州西關。李文田“主謀”闈姓開禁，他本人不好“丑表功”公開承認，卻私下泄露給門生、總理衙門章京楊宜治。

楊宜治（約1845-1898），字虞裳，原籍四川渠縣，長于成都，以舉人考取內閣中書，光緒十年傳補總理衙門章京，光緒十一年二月補授起居注主事，八月隨總理衙門大臣、鴻臚寺卿鄧承修前往兩廣，辦理中法越南勘界事務。（李文杰《楊宜治日記》整理說明）勘界前楊宜治在廣州停留，與李文田往還甚密，尊稱為“若農(nóng)師”，兩人有著風水研究的共同愛好。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李文田邀楊宜治一起登白云山，為李文田“太公”（高祖父）訪求葬地。

初十日，李文田宴請鄧承修，適廣東鄉(xiāng)試揭榜，鄧氏為闈姓嚴禁派代表人物，李則是開禁派幕后主腦。酒宴前后，李文田向楊宜治解釋廣東闈姓賭博運作方式，并向楊氏私下透露他本人策劃開禁的功勞，故而第二天登船之后有暇，楊宜治將李文田談話內容記錄下來。楊宜治按照李文田的介紹，總結闈姓賭博的運作方式：“粵東闈姓彩局，相沿百余年，聞其標彩，系按千字文編號，入局者以洋銀一為一股，任書姓二十與局，局便等簿司。局為公舉，或自設亦聽。局費取彩之什一，局止十家。揭曉后，視某號中姓名數(shù)多者，為第一標。第一標標一元者，獲彩六百元?！?/p>

楊宜治談到向彭玉麟、張之洞提出開禁闈姓為中法戰(zhàn)爭籌餉，故意隱約其詞：“某先生居林下，有清望，當軸就請任團練籌餉?！惫饩w十年，因中法戰(zhàn)爭形勢緊張，兩廣總督張之洞、廣東巡撫倪文蔚咨請在籍紳士、侍讀學士李文田“督辦廣州府團練及捐輸事宜”。“居林下”指此時李文田仍在丁憂守制之中。“有清望”，則不會是以斂財著稱的“濁流”人物，而是清廉著稱的學者型高官，這樣才能得到張之洞、彭玉麟的信任。張之洞以“清流”健將著稱，彭玉麟也是名滿天下的清官，他們不容易被商人收買，卻容易為李文田所說服。

彭玉麟、張之洞正在為中法戰(zhàn)爭“餉需無著”發(fā)愁，李文田趁機提出利用闈姓籌款的方案，其論證十分有力：“輸之閭閻，不若取之闈姓，以無益為有益，款易集而民不傷也?！崩钗奶锷踔劣H自出馬，與賭商集團協(xié)商，“集紳商，開布大義，遂捐至四百四十萬。于是趨馮軍出關，復越北圻，濟臺北餉，招東莞練勇，水陸修防，民心大定，闈姓之力也?！保ā稐钜酥稳沼洝返?8頁）李文田通過楊宜治之口，為自己表功，認為彭玉麟、張之洞能派遣馮子材大軍出關擊敗法軍，廣東方面還能接濟臺灣劉銘傳餉械，都得力于闈姓籌款。

李文田是張之洞敬佩的翰林前輩，兩人都是探花出身。更重要的是，李文田一直是以學者型官員面目出現(xiàn)，在京師、廣東都負清望，擁有很高公信力。李文田以居鄉(xiāng)名紳士身份與賭商周旋，確有其便利之處。李志茗長年研究《趙鳳昌藏札》并寫成《幕僚與世變》一書。趙鳳昌為張之洞核心幕僚之一，《藏札》里面收錄了李文田給張之洞的不少密函。其中，李文田光緒十年給張之洞的一封密函，雖措辭隱晦，能看出他在闈姓開禁一事上的“主謀”地位。

在醞釀階段，李文田有一函致龔易圖：“此事數(shù)年前弟已有不應禁絕之論，而不蒙振帥俯采，且事關瓜李，猶不敢犯嫌。今果不能舍此巨款，且亦無大于此、速于此者，誠如來詣即以租截立題，未為不正，即言官論劾，亦計未必別有妙法能阻葡萄牙使不開也?！保ɡ钪拒鴷?82頁）李文田十分老練，首先在政治上站穩(wěn)腳跟，主張立論就以阻截澳門闈姓造成利權外溢為題，不怕言官彈劾，因為言官并無辦法可以阻止澳門開賭。前任兩廣總督張樹聲（“振帥”）不敢采納這個建議。張樹聲只是廩生出身，沒有李文田、張之洞的巍科科名，主要依靠戰(zhàn)功擢至高位。他大概吸取了前任英翰的教訓，不敢捅馬蜂窩，畢竟廩生出身的人，若被朝野認為破壞科舉制度，馬上四面樹敵。李文田還提醒說，粵籍言官鄧承修曾經(jīng)主張嚴禁，此次要能讓他閉嘴才行。

經(jīng)李文田、鄭觀應的私下運作，澳門闈姓賭商也認識到澳門前景暗淡，澳門資本進入廣州，與省城賭商合流，承諾6年內繳納賭餉至440萬元。張之洞善于靈活變通，他接受闈姓開禁應在情理之中；但此時駐扎廣州的兵部尚書、湘軍老帥彭玉麟以“清正”著稱，說服彭玉麟的工作，由鄭觀應負責疏通。

李文田

鄭觀應說服彭玉麟

1884年春，鄭觀應“投筆從戎”，應兵部尚書彭玉麟之召，從上?；氐綇V州，“會辦湘軍營務處”。鄭觀應不以軍事見長，為何被彭玉麟招入湘軍營務處？除了通達外情、能辦洋務外，鄭觀應的突出長處是經(jīng)濟上有辦法，與商界有超乎尋常的聯(lián)系，能想出“籌餉”的各種主意。這一年夏天，鄭觀應從南洋刺探軍情歸來，不久有《上左候相密稟》給左宗棠，提出奇襲越南法軍計劃，預計需經(jīng)費百萬，“然澳門闈姓現(xiàn)在商人函來云，粵省大憲奏準，令收兩屆，愿報捐二百八十萬元，先給八十萬元。”（《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三冊第706頁）此密稟顯示，澳門賭商早已看到鄭觀應與彭玉麟的特殊關系，通過他試探粵省大憲的口風。

光緒十年八月十二日，彭玉麟致函張之洞：“……闈姓一節(jié)據(jù)鄭道面稱一切，詳細底子久已面呈，尊處交司道斟酌行止。行上詳，不行則作罷論。卓見以紳士公稟、司道會詳辦理，最為妥協(xié)；由督撫為籌餉起見，亦是正辦。若由敝處單銜入告，外邊比多物議，再四籌思，理至當也，合數(shù)行之為宜。”（李志茗：《幕僚與世變：〈趙鳳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編》，第322-323頁）這個“鄭道”為鄭觀應無疑。鄭觀應長期在商界工作，又在澳門安家，與賭商集團應十分熟悉。后來承辦闈姓致富的劉學詢，據(jù)鄭觀應致盛宣懷函，是鄭的姻親。彭玉麟也精明得很，要求總督、巡撫以籌餉為由上奏，把自己放在陪襯角色。闈姓開禁，表面文章要做，也要摸清“底子”。廣州、澳門兩地賭商群體，實際每人出資多少、利益如何分配，不見于呈遞給官府的明文。如無鄭觀應呈遞的這份“詳細底子”，彭玉麟、張之洞也難下決心。

鄭觀應身為會辦湘軍營務處，此時屬于官員身份，他擔心自己被人懷疑幫賭商說項收受利益，盡力向彭玉麟撇清：“細思闈姓一事，所慮利歸中飽，事鮮實濟，官應仰蒙恩遇，兼值時艱，自當不避嫌怨，切實辦理。昨詳詢問彼許送各署及各紳士約共二十萬之多，系由經(jīng)手者酌派，較前已屬加倍。官應囑事歸實際，必須概行充公。惟是利之所在，人必爭趨，既將此項巨款歸公，則失利者多，雖能自信無他，然眾怨所歸，誠恐吠影吠聲，難保不橫加口語。況不由藩臬上詳，事尤招忌。再四思維，惟即將承辦者公稟、期票、來函等件，盡呈督憲請發(fā)藩臬查核酌定詳情會奏，庶事經(jīng)地方官之手，或不致妄生謠諑?！保ā多嵱^應集》下冊第447頁）鄭觀應為避嫌疑，提出由布政司、按察司正規(guī)渠道“上詳”給督撫。

八月二十一日，彭玉麟致函鄭觀應：“來函謂闈姓須避怨謗，歸司道公辦，此是腳踏實地處。復將承辦公稟、期票、來函和盤托出，盡呈湘帥，至大至公，光明磊落，此是正辦，敬佩無量。請閣下即日稟見湘帥，開懷暢達言之，不妨面言是敝處面囑稟見，呈明一切也?！保ɡ钪拒鴷?45頁）此處“湘帥”指張之洞。鄭觀應甘居幕后，向彭玉麟提出“須避怨謗”，讓司道（布政司、按察司、善后局各道員）出面辦理，公事公辦，這是他的聰明之處。次年初，鄭觀應《稟督辦粵防彭宮保赴汕援臺事》指出：“闈姓一事，八月間各官紳商辦，殷商呈稟承辦，紛至沓來，曾經(jīng)稟請將各件移交地方官籌辦，嗣后所有承辦商人將稟件遞交知道者，均屬伊呈送藩司轉詳，其能否批馳準辦，職道一概置之不問，所以避嫌怨而杜招搖也?！保ā多嵱^應集》下冊第443頁）鄭觀應十分清醒，他可以在賭商與彭玉麟之間穿針引線，但最終均讓商人向地方官（龔易圖）呈遞申請，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據(jù)此，可確定鄭觀應是闈姓開禁的推動者之一，只是本人沒有向商人收取“好處費”，推動闈姓開禁只是出于公心，幫助解決中法戰(zhàn)爭軍餉問題。

鄭觀應

惠州闈姓舞弊案

鄧承修的擔憂不幸變成了現(xiàn)實。光緒十一年開春，在惠州歲科考試中，爆出驚天舞弊案，闈姓賭棍與學政幕友內外勾結，操縱考試結果，廣東學政葉大焯因此被革職。葉大焯（1840-1900），福建閩縣人，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光緒八年（1882）提督廣東學政。

光緒十一年六月，鄧承修上奏，廣東學政葉大焯在惠州府屬歸善、博羅兩縣舉辦科試時，“學署與賭匪通同作弊，屈抑真才”，鐘、王、廖當?shù)厝笮詹讳浫∫蝗?，專門錄取文、彭、田等小姓，文姓6人考試而取中4人，田姓10人與考取中5人，呂姓則在10余人中錄取7人。發(fā)榜之日，眾情洶洶，揚言“碎榜”鬧事。葉大焯大為恐懼，急調武營過來保護自己，闔城有“學臣買票，一網(wǎng)打盡”之謠。下一個舉行科試的肇慶府各縣考生聽聞這個消息，揚言即將罷考。張之洞聞訊，下令凡購買文、彭、田三姓的闈姓票得獎者，收入“一律充公，共得銀數(shù)十萬兩”。（《鄧承修文集》第102-103頁）

惠州闈姓舞弊案剛爆發(fā)時，朝廷只是讓張之洞、倪文蔚查復，頗有“大事化小”的嫌疑。收到鄧承修奏折，朝廷不得已，“著彭玉麟會同張之洞，按照所參各節(jié)確切查明，據(jù)實具奏，不得稍涉徇隱。”清代科場舞弊歷來處罰極嚴，但是到了光緒年間漸行松弛。彭玉麟組織署藩司蕭韶、臬司瑞璋等徹查此案，認定為學政幕友與外間賭棍內外交結，涉案幕友分別為福建廩生楊謙、安徽廩生戴羅俊、福建廩生薩廷蔭。舉行歸善縣童場后，戴羅俊憑人薦卷，剛好葉大焯突患腹瀉，將試卷交楊謙“匯集復閱”。楊謙復到各方搜尋“落卷”，戴羅俊覺得可疑喝問，楊謙即將實情和盤托出，承認已革學署承差吳彰、番禺縣廩生衛(wèi)榮熙糾集親友投賣闈姓，多買偏僻小姓以圖高額獎金，將提出二千兩銀子作為謝禮，戴對此沒有反對。學政對此等弊案，“平日既漫無關防，臨事又毫無察覺，雖查無串通舞弊情事，咎已難辭”，“其應如何懲儆之出，恭候圣裁?！保ā杜碛聍爰飞蟽缘?59-466）朝廷覽奏，立即將葉大焯革職。案情查清后，戴羅俊、薩廷蔭等判處杖一百、流三千里，革去貢生功名。主犯楊謙業(yè)已逃亡，張之洞行文福建當局予以通緝。

在開禁闈姓之初，李文田即預見到可能有此弊端出現(xiàn)，當時即建議張之洞出臺相應規(guī)定，將“禁蟹、扛雞等票充餉”。（李志茗書第375頁）惠州闈姓舞弊案金額巨大，張之洞充公了賭款三十一萬多兩，并拿出其中十多萬元用來建設廣雅書院。

廣雅書院

第一屆賭商是些什么人？

對晚清闈姓賭博的研究，學界已有不少成果，但人們大抵只記得賭商劉學詢的名字，見諸彭玉麟、張之洞奏折的第一屆賭商“誠心堂商人張榮貴、敬忠堂商人楊世勛”，我認為是化名，或者叫做“商名”，這兩個名字可理解成澳門賭商集團、省城賭商集團的代名詞。當1884年11月龔易圖發(fā)布批詞時，張榮貴才在西關打銅街（今光復南路）租賃商店開設“誠信堂”，職員除張榮貴外，還有衛(wèi)永年、王巽華、左兆榮，都不是有名氣的大商人。（1884年11月10日、13日《循環(huán)日報》）顯然這是一個新成立的“股份公司”，而出名登記者可能是“代持”性質，以掩蓋背后真正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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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年，當各方擬議闈姓賭商開禁時，政治形勢仍陰晴不定。長期以來，賭商受士大夫集團口誅筆伐，不太愿意直接站到陽光底下；賭商為防“秋后算賬”，也不得不出于謹慎，盡量不用真名。承辦廣東全省闈姓賭博，繳餉達四百四十萬之多，金額特別巨大，誠如張之洞所言：“闈姓館資本甚鉅，斷非一兩人所能獨任。……澳設館則省商入資，省設館則澳商內附?！保ā督匪厍迦烁灞境尽返诙嫷?11冊）廣東闈姓開禁，實際仍由澳門賭商推動，他們可能占有最大的股份。由于李文田的介入，賭餉從三百八十萬增加到四百四十萬，顯示有省商加入。隨著開禁得到朝廷正式批準，賭商逐漸從最初隱身幕后走向公開。從第二屆開始，可確定進士劉學詢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

探花李文田、張之洞，以拔貢考取進士第十名的廣東巡撫倪文蔚，都是科舉制度的最大得益者，三人大力推動闈姓賭博開禁，損害的是之后參加科舉的文童、生員利益。這種“過河拆橋”的做法，既不道德，也損害了科舉制度的公平性。至于連秀才也考不上的鄭觀應，他或許是透過這種謀劃，向世人證明科舉制度本來就不利于選拔真才，無須以鄭重態(tài)度待之，這是另一個領域的問題。

黃賭毒歷來遭“正人君子”口誅筆伐。近代軍閥勢力、地方政府迫于形勢，經(jīng)常不得不通過這些手段籌款。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湘軍老帥彭玉麟、“清流”健將張之洞、學者型高官李文田、憂國憂民的思想家鄭觀應，長期被認作“正人君子”，他們竟然與賭商集團“合謀”，共同推動了光緒十年的闈姓賭博合法化。晚清很多決策，比如罌粟種植合法化，都屬于“飲鴆止渴”行為。問題的癥結，在于整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不足，“稅基”狹窄，最便捷的籌款途徑，對官府來說就是最佳選擇，對社會造成的長期危害盡可不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