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萬柳書院事件引發(fā)廣泛關注。起因是，一個男孩在短視頻平臺發(fā)布一條胯下運球的變裝視頻。這本是一條平平無奇的跟風翻拍，但眼尖的網(wǎng)友發(fā)現(xiàn)視頻定位在北京富豪區(qū)“萬柳書院”——這里一套住房價值幾千萬甚至突破億元，視頻中墻上一幅齊白石的牽?；ㄒ脖话浅鰞r值4.2億元。一時間，這個男孩遭到許多網(wǎng)友的“頂禮膜拜”，他們稱其為“萬柳少爺”，揶揄出“天空一聲巨響，老奴閃亮登場”的言論，不少網(wǎng)友玩起“老奴”的梗，還有人寫長文書信以求獲得“少爺”的垂青。該賬號很快躥紅，一周時間漲粉超過100萬。
不少網(wǎng)友在視頻底下留言
這次網(wǎng)絡狂歡很快引起輿論的反思。事實上，萬柳書院事件當然不是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第一次發(fā)生，以前也不乏稱“爸爸”、喊“老公”的。一定程度上，它們都在反映同一個問題，即，我們普遍性地對財富保持渴慕，姿態(tài)卻相當狼狽、丟棄自尊、體面盡失。何以至此？本文想對此展開討論。
渴慕財富或是“崇高的人性”
一直以來，我們熱衷于謳歌“安貧樂道”，那些一心追求真理，為了崇高事業(yè)可以忍受一切貧窮、放下對財富索求的人，總能得到我們最高的贊賞。與此同時，我們對“拜金主義”保持很高的警惕，我們擔心金錢至上的邏輯會玷污人心、敗壞社會風氣。無論是贊揚安貧樂道，還是反對“拜金主義”，都沒有錯，但這類論調(diào)的盛行還是讓那些勇敢追求財富的人始終有著一定的心理壓力——他們不能直接坦承自己渴望財富、羨慕財富；輿論甚至有時會走向一個極端：渴慕財富者就是“拜金”，貧窮才是美德。
事實是：貧窮從來都不值得贊美，渴慕財富從來也沒什么可指摘的。尤其是對于窮人來說，依照學者蔡翔的說法，“在我親身經(jīng)歷了貧窮帶來的各種折磨，我才深深懂得，對富裕的向往，在底層，是一種非常崇高的人性”。
經(jīng)歷過真正貧困的人深切地知道，貧窮是可怕的。這些年來中國發(fā)展迅速，目前GDP全球排名第二，這讓很多人遠離了貧困，同時也失去了對貧困的感知能力。這里有必要浪費點筆墨加以提醒。
前段時間，許鞍華導演舊事重提，談到電影《黃金時代》的拍攝往事。這部電影的主人公是蕭紅，一下子就讓我聯(lián)想到她貧窮、凄慘、孤獨的一生。蕭紅的不少散文坦率真誠地記錄了她的貧困與饑餓，我們可以經(jīng)由她的部分文字來直觀感受貧窮對人的傷害。
蕭紅的《商市街》詳細書寫了她的饑餓體驗
1930年代初，蕭紅曾在哈爾濱生活過一段時間，過著饑寒交迫的日子。由于饑餓，她對食物有強烈的渴求，“我拿什么來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有時餓得發(fā)慌了，她會墮入美食的幻覺中，“好象我已經(jīng)嗅到‘列巴圈’的麥香，好象那成串肥胖的圓形的點心已經(jīng)掛在我的鼻頭上，幾天沒有飽食，我是怎樣的需要啊！胃口在胸膛里收縮，沒有錢買，讓那‘列巴圈’們白白地虐待我?！?/p>
實在餓得受不了，她甚至想去偷?！斑^道越靜越引誘我，我的那種想頭越想越充漲我：去拿吧！正是時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雖然理智最終戰(zhàn)勝了情感，但饑餓已經(jīng)讓她的精神陷入虛脫?！斑^了好久，我就貼在已關好的門扇上，大概我像一個沒有靈魂的、紙剪成的人貼在門扇?！?/p>
在這種極度的貧窮之下，人與人之間甚至很難擁有純粹的愛，愛人也顯得涼薄。蕭紅寫道，有一次她用所有的銅板買了面包。蕭紅當時的愛人“郎華”回來第一件事就是開吃。雖然嘴里對蕭紅說“來吃?。 ?，但等蕭紅拿著刷牙缸跑下樓去倒了開水回來時，面包差不多只剩硬殼在那里。愛人一邊說自己自私，說要給蕭紅多吃點，“你的病剛好，一定要吃飽的”，一邊仍然不停地吃著剩下的面包，“然后跟著他說著說著他的手已湊到面包殼上去，并且另一只手也來了，扭了一塊下去，已經(jīng)送到嘴里，已經(jīng)咽下他也沒有發(fā)覺，第二次又來扭，就是這樣”。
我們很難去批評蕭紅的愛人人品怎么樣，在這種極度貧困、極度饑餓的情形下，去談愛與寬容、禮義廉恥，有時是一件特別奢侈的事情。蕭紅的這種饑餓記憶，我們的很多父輩有過，在完成脫貧前不少邊遠地區(qū)也仍存在。
這時，我們就能深刻理解為什么對于窮人來說，追求財富是“崇高的人性”。只有向往財富、追求財富、獲得財富，才能打破貧困、擺脫貧困，人才可能獲得獨立與尊嚴。從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來說，雖然貧困不必然意味著蒙昧，但一個社會優(yōu)雅、文明、從容、包容等風氣的形成，與經(jīng)濟水平的提升呈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畢竟人只有吃飽穿暖了，才有更多精神和余力去追求更高層次的東西。
電影《黃金時代》的名字，來自于蕭紅的一篇散文。什么是她的“黃金時代”？她這樣寫道，“電燈照耀著滿城市的人家。鈔票帶在我的衣袋里，就這樣，兩個人理直氣壯地走在街上，穿過電車道，穿過擾嚷著的那條破街……”“此刻……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jīng)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
特別實在，口袋有錢，經(jīng)濟上沒有壓迫感，這就是很多窮人的“黃金時代”。所以，人們對于財富的渴慕并沒什么好嘲諷的，有錢才有黃金時代。
財富增加與“貧困感”的增殖
那么，賺多少錢是夠的？今日的國人已經(jīng)不必經(jīng)歷蕭紅所經(jīng)歷的饑餓，大家吃飽穿暖沒問題了，但“貧困感”仍然深深困擾著很多人——窮人覺得自己沒錢，中產(chǎn)也覺得自己很“窮”。貧困感揮之不去，人就會始終停留在為財富奔走的狀態(tài)中，也就很難勻出精力去關心詩和遠方。
這就形成一個巨大的矛盾：財富增加了，貧困感也在增加，對財富的欲望也顯得沒有止境。矛盾是如何形成的？
除了權利貧困外，貧困感主要來自于參照。在大家都停留在溫飽階段時，彼此之間差距不大，吃飽穿暖就都很滿足了。但在進入普遍小康、有一批人“先富”起來了，大眾傳媒又足夠發(fā)達的時代里，人們在參照中就會體驗到落差。這就是韓少功所描述的：“在今天的現(xiàn)實生活里，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足夠根據(jù)，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貧困。西方發(fā)達國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國，傳媒上告訴我們，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費‘人頭馬’、‘勞力士’、‘皮爾·卡丹’、‘奔馳’，影視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華賓館里一身名牌地發(fā)布格言。在這種超高消費的比照之下，什么樣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們的貧困感呢？”萬柳書院短視頻火了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個感想是：原來有錢人可以這么有錢，也就愈發(fā)襯托出自己的“貧困”，自家?guī)装偃f的房子一下子相形見絀。
有參照，有對比，人們對于財富的需求閾值不斷提升。本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康生活就讓人滿足了，可傳媒時代里的財富故事看多了，人們關于財富的需求也提高了：必須得有更多的錢，譬如給孩子買得起學區(qū)房，才不會輸在起跑線上。至于多少錢才是夠的，人們大都沒有具體數(shù)字，反正就是越多越好，就是得努力向萬柳少爺看齊，哪怕趕不上，也要盡可能地積攢財富、努力靠近。
這便墮入了“包法利夫人”的困境，在各種財富故事中隨時隨地發(fā)現(xiàn)自己的貧困。與此同時，大眾傳媒中俯拾即是的成功學故事，又一直傳遞著這樣的幻覺：只要你夠努力，你就可以大富大貴。就像一本在國外暢銷、引進國內(nèi)依然暢銷的成功學著作《喚醒心中的巨人》所描述的：“現(xiàn)在，你就可以做出決定：找所大學進修，練就一副好嗓子或成為一個步態(tài)優(yōu)美的舞蹈家，完全掌控你的收入狀況，甚至可以決定去學習駕駛直升飛機……只要你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并作出了決定，任何事情都難不倒你。因此，如果你對目前的生活不滿意，你現(xiàn)在就可以做出決定，去改變這一切；如果你不滿意眼下的工作，同樣，你可以作出決定，換一個工作。”長久以來，這樣的成功學故事也得到意識形態(tài)的默許，它與“努力了就能實現(xiàn)階層流動”的故事相互映照，反襯著這個時代的進步和合理性。
財富故事里的傳奇主人公，從來都是社會的少數(shù)，但在大肆傳播中，他們成為了人人可效仿的主流模板。人們一方面在財富故事的對照下，不斷反芻著“貧困感”；另一方面又在成功學的鼓噪下，產(chǎn)生“我也能夠像他一樣有錢”的覺知——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這時，人們一邊馬不停蹄地追逐財富、積攢財富，另一邊貧困感卻不斷增值，愈演愈烈；貧困感不斷驅(qū)動著人們對于財富的追求，可財富累積與巨富階層的落差又進一步加劇了貧困惑……由此形成一個永動機般的惡性循環(huán)——明明變有錢了，卻還是不幸福。
“少爺和我”：金錢的人格化
很多人并非不知道一些大道理，比如“錢是賺不完的”“人比人氣死人”“幸福并不是由多少錢決定的”等等。但在真實生活中，他們還是愿意以貧困感為驅(qū)動，盡可能去賺取財富，本質(zhì)上是因為當今社會的評價體系，很難找到“人格=金錢”這個等號右邊可替換項的最大公約數(shù)了。
換句話說，有錢的就是“少爺”，沒錢的自甘為“老奴”（包括職場中的“社畜”），是一種相當普遍的評價體系。人們哪怕無法成為萬柳書院的住戶，也會盡可能讓自己比身邊的人更有錢，以期在自己的小社交圈里獲得更高的社會評價——每個圈子里都有自己的“少爺”。
對有錢人的崇拜，并非古已有之。英國學者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一書中對此有精彩的考察。他發(fā)現(xiàn)，從公元30年到18世紀下半葉，社會輿論會通過各自不同的方式為身份低下的人們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它們向世上不幸的窮人傳達了三個觀念：其一，他們才是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理應贏得尊重；其二，在上帝看來，世間的地位并不代表任何的道德意義；其三，從任何層面看，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們冷酷無恥，而且終歸在即將到來的無產(chǎn)者正義的革命風暴中滅亡?！痹谶@個時期，富人是有道德瑕疵的群體，他們不被尊敬。
阿蘭·德波頓的《身份的焦慮》
不過從18世紀中葉開始，公眾對于富人的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人的才識往往能影響或決定他在社會上的地位，這種認同反過來賦予了金錢一種新的道德涵義……一個人如果沒有相當?shù)牟鸥?，他不可能有一份高聲望、高薪酬的職位。故而財富成為一個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僅富有，而且就是比別人優(yōu)秀。”
也即，從18世紀中葉開始，輿論開始賦予金錢一種“道德涵義”，金錢人格化了。以前，有錢或是沒錢，只是財富的多寡而已，一個人有錢并不代表著他更權威、更聰明、更講道德、更有同情心；可是當金錢被賦予“道德涵義”之后，一切就都不同了。社會上信奉的“只有那些德性高尚的人才能變得富有”，一個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德性更高尚，他更懂得做人，他更勤奮。
將金錢人格化的另一面是，它成為對窮人的壓迫和羞辱。“既然成功者理應成功，那么失敗者就理應失敗。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們致富無可厚非，同理，人們挨窮也不是沒有緣由。正因為如此，一個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薄柏毟F本身就是一種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會里，貧窮更是一種羞辱。”
很自然地，人們就會形成“嫌貧愛富”的情感認知。無論是此前把馬云當作“爸爸”，把王思聰當作“老公”，還是這一次把萬柳書院的男孩當作“少爺”，體現(xiàn)的是相似的邏輯：成功者理應成功、成功者必然不凡。哪怕萬柳書院的男孩連臉都沒露，絲毫不影響網(wǎng)友腦補他的“高尚品格”，那封寫給他的信里就這樣寫道，“你一定是個樂觀并且開朗的男孩子……熱愛生活，積極向上，并且時不時幽默地耍個小帥……”
粉絲寫信一頓猛夸
金錢不僅可以直接購買產(chǎn)品和勞動力，它還具備間接購買對它的服從和認同的能力。所以，“少爺和我”的故事不是第一天上演，它早就有多個版本，諸如“女王和我”“公主和我”“總裁和我”，在大眾文化中反復上演，在金錢上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心甘情愿對有錢人頂禮膜拜。比如10余年前青春文學的頂流《小時代》中，時代姐妹花們有一個為她們當中最有錢的姐妹顧里進行“女王加冕”的儀式，認同她在姐妹里的女王地位；同理，在打工仔林蕭眼里，宮洺也是“天神”一樣的人物，能為他效命是至高無上的榮耀。
《小時代》里的“女王加冕”
人們“愛富”“媚富”，甚至不惜在有錢人面前自輕自賤（比如自稱“奴才”的玩梗），既因為金錢“道德涵義”的深入人心，也在于普通人渴望通過與有錢人關系的拉近，獲得他們的蔭庇。就像成為顧里的閨蜜，可以得到她給的各種好處；成為萬柳少爺?shù)摹芭笥选?，立即就被邀請去廣州跨年，包吃包住包飛機票。
作為社會的一員，要擺脫這樣的評價體系并不容易。就像德波頓說的，“身份的高低決定了人情冷暖：當我們平步青云時，他人都笑顏逢迎；而一旦被掃地出門，就只落得人走茶涼了。其結果是，我們每個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察覺到別人并不怎么喜愛或尊敬我們時，就很難對自己保持信心……惟有外界對我們表示尊敬的種種跡象才能幫助我們獲得對自己的良好感覺?！笨v然很多人可以察覺到“嫌貧愛富”是錯誤的，但他們不是與這樣的評價體系做斗爭，而是更加努力地想當一個有錢人——至少是自己社交圈里相對有錢的那個“少爺”。
普通人贏得“黃金時代”的可能
萬柳書院事件不排除是有人在玩梗，它之所以引起廣泛的批評，源于它徹底掀開我們渴慕財富時的扭曲一面，譬如金錢至上、嫌貧愛富、自我貶低。
這樣的扭曲，與個人的認知相關，但它的背后還有一個更普遍的社會問題，即每個人——無論窮人還是富人，追求財富、賺取財富的過程，是否公正？
人盡皆知的是，人與人的起點并不公平，萬柳書院的男孩與普通人家的小孩從出生起所擁有的資源就不等同。不少學者在這一議題已有深入的研究。《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發(fā)現(xiàn)，貧困家庭和中產(chǎn)家庭的差別，錢不是唯一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家庭對子女的“言傳身教”。《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也從家庭、家教、學校、社區(qū)四個方面向我們生動闡述了：為何一些貧困子弟無論如何努力，最終常常只能凄涼夢碎。富人勝過窮人的地方，不僅僅是物質(zhì)層面，更包括由物質(zhì)層面衍生的二次產(chǎn)物——資源、人脈、見識，等等。
起點不公平，也缺乏必要的制度救濟，這就導致了游戲規(guī)則看似公平，但擁有巨大資源的人想要成功、想要獲取財富，就容易得多。
萬柳書院事件中，相當滑稽的一幕是，未曾露臉的男孩在短短一周時間就收獲了上百萬粉絲，與之相對的，一個一窮二白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者，鉚足了勁加班加點經(jīng)營賬號，一年都不一定能夠收獲如此多的粉絲。另一位在這次事件中走紅的萬柳書院青年，他首次開直播幾分鐘時間內(nèi)就收到價值20萬元的禮物。這一幕幕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電影《西虹市首富》，有錢的主人公想要在一個月內(nèi)花光十億，但不管他怎么揮霍都揮霍不完，反之，錢總能生出更多的錢。
《西虹市首富》劇照
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有錢人更加有錢，普通人家想要實現(xiàn)階層跨越的難度系數(shù)越來越大。可大眾傳媒仍渲染著“努力了就能大富大貴”的神話，加劇著人心浮動。誠如蔡翔所說，窮人“什么資源都不占有，但又被卷入這個‘成功’神話當中，那種焦慮和扭曲就表現(xiàn)得非常強烈”。他們的貧困感相當強烈，也不惜以自身為工具試圖加速財富的累積。并且，在“貧窮是一種羞辱”的嫌貧愛富評價體系下，哪怕有人是真的安貧樂道、小富即安，也會被扣上不思進取的帽子，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
所以本文發(fā)問的，“我們對財富的渴慕，如何走向扭曲”的主語——“我們”，其實很難包括萬柳書院所代表的富人階層，他們的財富增值很快，他們是大眾傳媒中的成功模板，他們不會被泛濫的“貧困感”所裹挾；在嫌貧愛富的社會心態(tài)下，只要他們遵守游戲規(guī)則、不激起公眾的“仇富”情緒，那么他們就是得到偏愛的一方，他們是金錢人格化評價體系的最大受益者。
在這起事件的完整邏輯鏈條里，普通人始終是弱勢的一方。他們先是在財富的獲取過程中處于弱勢地位，需要平復理想與現(xiàn)實強烈落差所產(chǎn)生的挫敗感，需要承受財富有限所帶來的較低社會評價；當他們在財富故事底下宣泄著“愛富”“慕富”“媚富”情緒，仍然是他們在遭受“為何不挺直腰桿”“為何要自輕自賤”的質(zhì)疑。有錢人享受了一切便利，然后全身而退。
這么說，當然不是鼓吹“仇富”，對合理合法財富的仇視將對一個社會的創(chuàng)造性造成嚴重打擊，“仇富”不會帶來“均富”，反而可能導致“均貧”。然而，必須反思的是，贏者通吃時，救濟制度何在？該如何讓更多普通人獲得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如何讓更多人在累積財富的同時，提升的是幸福感而非貧困感？
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比如雖然不可能抹除不平等，但要花大力氣去縮小童年的“不平等”，以普惠性的優(yōu)質(zhì)教育稀釋“父蔭”的作用。
比如針對大眾傳媒尤其是短視頻時代里泛濫成災的“炫富”浪潮，必須予以常態(tài)化的遏制，它激起的是普通人不切實際的需求，扭曲了人們對于幸福的認知。短視頻平臺應該負起責任，不應為了流量向這類內(nèi)容一再傾斜。
而對于“嫌貧愛富”的社會風尚，批評界應該始終保持敏銳，有一起批判一起。無論是此前對于很多影視劇中“嫌貧愛富”傾向的撻伐還是這一次對萬柳書院事件的及時介入，一些知識分子意見領袖對于及時扭轉(zhuǎn)偏頗的輿論作用很大。
事實上，包括萬柳書院在內(nèi)的中關村富豪小區(qū)的崛起，本就是中國社會階層流動有力的證據(jù)，昔日不少普通青年憑借高考進入優(yōu)秀大學的計算機專業(yè)，畢業(yè)后從事IT行業(yè)，趕上互聯(lián)網(wǎng)浪潮，迅速實現(xiàn)財富的累積，讓原本平平無奇的中關村成為財富新貴的聚居地。20年后的今天，雖然這樣暴富故事或難復制，但無論如何，應當讓那些渴慕財富，腳踏實地、勤勤懇懇用雙手去打拼去追求的人，能夠贏得屬于他們的“黃金時代”。希望全社會的目光能夠更多看向普通人，他們的每一個奮斗困境都是時代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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