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中的孤島危機與……文學的救贖

《生者與余眾》， [安哥拉]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著，王淵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2年3月版，280頁

誰是阿瓜盧薩？稍為了解當代非洲葡萄牙語文學的讀者對他肯定不陌生，但是對我來說卻是第一次讀他的作品。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José Eduardo Agualusa）是當代安哥拉乃至整個葡語世界的代表作家，也是近年來競逐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各種文學大獎都青睞他。只是這個中譯人名有點怪怪的，似乎很難想象“阿瓜”會出現(xiàn)在歐美作家的譯名中。叫他“阿古魯薩”如何？

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的《生者與余眾》（原葡語書名 Os Vivos e os Outros ，2020；王淵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是他近年的新作，出版之日正是疫情與戰(zhàn)爭把世界拖入危機與困境之時。小說中的孤島隔離、信息中斷、核彈危機等情境似乎正是時代危機與困境的預言。原書名“Os Vivos e os Outros”直譯就是“活著的人和其他人”，不是“生者與死者”，或許可以理解為生存困境中的人的復雜面向，比如人與其他的存在，并非僅是人的生與死那么簡單 。

小說描寫發(fā)生在七天中的事情。安哥拉作家丹尼爾·本希莫爾等非洲各國的數(shù)十位作家、詩人來到莫桑比克島參加第一屆莫桑比克島文學節(jié)，這個小島僅以大橋與非洲大陸連接。第一天，有人發(fā)現(xiàn)手機沒有信號了，網(wǎng)也上不去了。小島與外界的聯(lián)系方式突然全部中斷，失去了網(wǎng)絡、電力，暴風雨使船無法出海，大橋也無法通行。“這就是一切的開始：巨大的閃光中夜晚被撕裂，而小島與世界分離。一段紀元慢慢終結，另一段漸漸開始。但彼時無人知曉?！保?2頁）作家們既來之則安之，在酒店、在海邊聊天、舉杯、回答記者問題。到了第五天，手機突然有了短暫的信號，人們讀到來自五天前的信息，才知道“一顆原子彈在以色列爆炸了！”（213頁）耶路撒冷遭到了核彈襲擊，全球隨之爆發(fā)騷亂，孤島危機的困惑與全球末日的恐慌突然連接起來了。孤島、核爆、世界末日，這樣的橋段并不新鮮，但是作者的成功在于通過敘事讓讀者一方面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這是時代危機的深刻隱喻，另一方面通過文學節(jié)的語境啟發(fā)讀者重新認識文學與愛情作為抵抗一切憂患的力量。

在危機與末日想象的文學敘事中，作者在剖析人性的老生常談之外，增添了對文學、對非洲身份認同的反思，更增添了創(chuàng)世紀重新降臨的重大時刻——通過作家們之所思所寫，想象人類是否可能在重來一遍的機遇中，以愛與文學的力量構筑一個更美好、更人性的世界。在我的閱讀感受中，這是文學虛構中的人類學敘事，是末日想象中的原創(chuàng)哲學，是“向死而生”的最接地氣的思考。

故事發(fā)生在莫桑比克共和國北部的莫桑比克島，島上有一座大橋連接大陸。作者在書后的“致謝，注釋和一個提醒”中說明了選擇莫桑比克島作為舉辦非洲文學節(jié)之地的理由：這里從幾個世紀前就一直吸引著詩人和作家，既因為這里曾是非洲和東方之間最主要的商埠之一，同時也因為當?shù)卮蟛糠志用駥υ姼韬湍Хň邆涮焐姆A賦。至于書中的情節(jié)，部分是依據(jù)真實事件改編，所有人物都是虛構的，只是他們偶然可能和真實人物共享姓名或其他特質。（259頁）真實歷史語境中的文學性與虛構的文學節(jié)故事、真實的現(xiàn)當代文學史與虛構的作家人物融合在一起，在閱讀中有時要分辨一下。值得推薦的是在附在書后的譯者撰寫的長文《末日后的島與橋——代譯后記》，對讀者理解小說中的虛構與作者的文學理念及當代葡語文學的發(fā)展很有幫助。   

選擇一個島嶼作為小說的敘事背景，顯然有其特殊的質感與況味。在政治統(tǒng)治史敘事中，島嶼是天然的集中營，是歷代王朝流放人犯的天然監(jiān)獄，在當代這個印象來自“古拉格群島”這個名稱，雖然實際上在蘇聯(lián)地理上并沒有這片島嶼。在文學敘事中，島嶼經(jīng)常扮演了劇場空間的角色，在島上的日常生活和發(fā)生的很多事件幾乎都具有天然的戲劇性和演出感，可以轉換為各種文藝體裁的素材、腳本和評論敘事。在島嶼這座劇場中，現(xiàn)實與幻想、理性與荒謬遠比在大陸更為自由和更為濃縮地糅合在一起；島嶼是島嶼文藝的實驗性與前衛(wèi)性質具有天然的色彩和力度，是文藝先鋒的前沿戰(zhàn)壕。阿瓜盧薩在小說中讓我們感到在大陸和島嶼之間，相隔的不是海水，而是關于身份烏托邦和愛與文學的救贖力量的想象，這是從末路與新生的傳奇橋段中爆出的新思維、新意境。

再看看小說敘事的時間結構，全書七章的題目就是從“第一日”到“第七日”?！捌呷諗⑹隆钡淖畲笤蜔o疑來自圣經(jīng)的創(chuàng)世紀，借用這個時間框架未必表明作者在向圣經(jīng)致敬，但可以肯定是對一種時間敘事策略的向往與借鑒。“七天”的象征意義是多維度的，既是與世隔絕的七天，同時也是包容了過去與未來的七天，線性的時間刻度被置換為多維的、開放的時空體驗。作為敘事框架的“七天”時間成為更具開放性與包容度的敘事空間，時間本身甚至具有了某種裁定與改變敘事內容與心理體驗的主體性，創(chuàng)設了在現(xiàn)實與虛幻之間自由穿梭的時空路徑。

出席文學節(jié)的作家們在閑談中機鋒迭出，可以看作是思考文學的救贖以及非洲文學出路的語境鋪墊，其中也有不少奇思妙語應該進入文學創(chuàng)作論、欣賞論的教材?！八械脑娖际求@奇的地圖?！边@比喻就有點驚奇。露西婭說“我寫作是為了撫平傷痛”， 丹尼爾打趣道：“你這話說得就像你是個葡萄牙作家一樣”，“葡萄牙人才會因為受苦而寫作，并且寫作的時候還要持續(xù)受苦?！保?7頁）輕輕的一句就把身份與寫作的關系帶了出來。尼日利亞女作家科內利婭被認為是為了改變世界而寫作，這是最好的動機；另一位尼日利亞作家裘德則說：“我寫作是為了嘗試原諒。”（39頁）為了原諒而寫作，很有心理意識的深度。莫桑比克作家儒利奧·齊瓦內總是在不同小說中不斷重寫同一個故事，唯一改變的只是敘事者，面對書商憤怒的質疑，他反駁說：“所有關于大屠殺的書都是同一本書。” （36頁）這話就很有大屠殺文學的深意?！澳憔幵炝诉@么一個扭曲的結尾，就是為了讓故事顯得更加真實?！保?41頁）對于不知如何收筆的新手來說，這不失是一個好的建議。安哥拉年輕女詩人露西婭說，聽到讀者對自己的書的評論時，“我會發(fā)現(xiàn)暴露了太多的內心。比起一絲不掛，在書中我感到更加赤裸”。雖然很多作家會有同感，在背后聽到這話的莫桑比克作家烏利突然冒出了一句：“圖書館就是裸體主義者的海灘?！保?34頁）這一轉折就把那種同感形象化了，這句話可以悄悄寫在圖書館的目錄卡上，如果現(xiàn)在還有的話。

由文學創(chuàng)作的動機、價值判斷而聯(lián)系到作家的身份與創(chuàng)作語境，這是很自然的發(fā)展，更何況這是在非洲文學節(jié)，與會的非洲各國作家、詩人很多都有雙重甚至多重身份。本來，把文學節(jié)放在非洲的一個海島上舉辦，而不是倫敦、巴黎、紐約、柏林，這種地理設定就已經(jīng)強烈地折射出非洲文學的主體性欲望。小說中的作家也都是來自非洲國家，安哥拉、莫桑比克、尼日利亞、剛果，沒有出現(xiàn)一個歐美國家的文學評論家、文學機構領導人的身影。但是這些非洲作家卻不是沖著“非洲文學”的大旗而來的，他們似乎早已不相信所謂“越地方就越世界”的“箴言”，早已去掉了以地方為標簽的身份意識?！澳銖哪睦飦?？”“你怎么看非洲文學的過去與未來”等這些是幾乎所有記者面對非洲作家 時候掛在嘴邊的話題。當科內利婭說“我以為我們要談的是國家身份和尼日利亞新文學”“雖然沒人知道這指的是什么”的時候，裘德說得更徹底：“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新的尼日利亞文學。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一種尼日利亞文學。”“或者尼日利亞是否存在？”（45頁）裘德的意思在后來他的發(fā)言中表述得更明白：“裘德談到了新一代非洲作家，他們更關心的是成為作家，而不是顯得更加非洲化。他談到了世界主義、地方主義和身份問題?！保?3頁）這是大問題，而且很有挑戰(zhàn)性。丹尼爾說“長時間以來，歐洲批評家一直要求我們只能書寫非洲。書寫他們想象中的非洲。要是有哪位非洲作家選擇，比方說，去寫西班牙內戰(zhàn)，那他就會被視作離經(jīng)叛道。幸運的是這種看法已經(jīng)變了”（46頁）。裘德和丹尼爾的觀點正好相互補充，說明了主體的覺醒與“他者”目光的轉變是互動的關系。但問題也不是那么簡單的對立，不能因為還有歐洲批評家希望非洲作家寫非洲就堅決不寫非洲；不能因為有歐洲讀者喜歡在作品中看到野生動物、看到獅子就偏偏不寫它們。齊瓦內說得對：“我想寫的是我的祖國，而在我的祖國有獅子，有巫師，有圍著篝火起舞的孩子。我寫作不是為了取悅白人，但如果白人喜歡我的獅子，那就更好了。”（47頁）從少年時期就住在紐約的科內利婭每年都會回尼日利亞，作者說如果她從未離開祖國，也許不會成為作家；“她開始寫作，把它當作一種對遺忘和喪失民族的抵抗，因為她害怕自己失去尼日利亞人的身份，而她堅持了下來，則是因為發(fā)現(xiàn)了講故事當中簡單的快樂，也因為寫作成為她身份的一部分”（93頁）。這些都是真正的文學主體性的覺醒。

真正的主體自信并非建立在兜售傳統(tǒng)與地方貨色的地攤上，而是以審美創(chuàng)造力改寫傳統(tǒng)與地方性。裘德在他的小說《如此幽暗的光》中憑空編造了帶有非洲神韻的格言，竟然有一名法國評論家提請讀者注意，說這名作家在本書中受到豐富之極的非洲口頭文學影響，他的觀點就建立在這些格言之上。裘德和朋友們對這位法國評論家的天真大大嘲笑了一番。（192頁）有意思的是，“帶有非洲神韻的格言”不是來自非洲的口頭文學，這故事讓人思考對傳統(tǒng)與地方性的重新編碼問題。

安哥拉女詩人奧費利婭·伊斯特曼是一個屬于抵抗主義的女性至上主義者，她的抵抗武器既是性別的，也是政治的，都很有力度。每當有人問她“女士您來自哪里？”的時候，奧費利婭為了讓他們感到震驚，她會選用不同的應對方式。有時她會回答“我來自所有自己曾獲得歡愉的床”，這是以身體和欲望為中心的認同，也是我所讀過的關于“來自哪里”這類問題最出乎意料的另類回答。有一次記者的提問惹到了她——“……說到底，您覺得自己身上安哥拉人、葡萄牙人還是巴西人的成分更多？”于是她失控了，她的怒吼不僅嚇到了記者，而且成為許多文學網(wǎng)站的頭條：“我是棕櫚樹人——滾你的！不是安哥拉人，不是巴西人，不是葡萄牙人！哪里有棕櫚樹，我就是哪里人！我來自大海，來自森林，來自草原。我來自一個還沒有到來的世界：沒有神，沒有王，沒有國界，也沒有軍隊。”歸屬于大地，歸屬于自然，最后歸屬于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作者顯然很欣賞這一回答的傳播效應：“很多人從未讀過她的詩，將來也不會讀，現(xiàn)在卻在分享這段詩意的怒吼，就好像是同謀者在交換密碼與明鑰。” （第6-7頁）說到分享，這位憤怒的女詩人希望能有一個人，可以和他互相交換書籍和看法，向他展示扭曲的詩行，這也是女性至上主義者的另一面。她知道自己的風評：傲慢，好妒，自負，瘋狂。但是她照單全收：瘋狂意味著對常規(guī)的反抗，而常規(guī)可以和腐敗、阿諛、馬屁畫等號；自負，她認為無需掩飾；傲慢，只是坦誠而已；好妒，避免不了，無能之徒的成功總是讓她惱火。（第8頁）

由文學創(chuàng)作與身份認同的關系切入到現(xiàn)實政治，這幾乎是必然的思考路徑。在一段虛構與現(xiàn)實相融合的文學敘事之中，阿瓜盧薩充分表達了他對安哥拉文學與現(xiàn)實政治關系的尖銳批判。話題從幾位作家在聊天時談到神秘的安哥拉詩人佩德羅·卡倫加·恩扎基時引出來，曾經(jīng)是記者的丹尼爾講述了關于他的傳奇故事。1965年，佩德羅·恩扎基的詩集《起義！》被葡萄牙政治警察查禁，但是手抄本不斷流傳，他的詩句在秘密集會中誦讀，有的被譜成了曲子。安哥拉獨立五年后，1980年他的另一部本詩集《我們說好的不是這樣》出版并引發(fā)了熱議。這個書名本身就包含有歷史的深意，因為“此前的年歲頗為艱難，戰(zhàn)爭似乎成了永恒。當局假裝進行了民主化，在裝點門面的議會里和反對黨的代表們稱兄道弟，與此同時卻在追捕那些最煩人的記者”（18頁）。既然“我們說好的不是這樣”，因此他用高度抒情又尖酸辛辣的詩行譴責了新生的政權。與當局走得近的但是也曾經(jīng)贊揚過他的那些作家當然要站穩(wěn)立場，一致譴責他維護反動派和新殖民主義理念。在1998 年，一個評審團竟然敢將全國文學獎授予恩扎基，第二天文化部就發(fā)布聲明撤銷該獎項，并提名了一個新的評審團。（18-19頁） 那么，什么才是這些覺醒了的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國度呢？裘德在討論會上回答烏利的問題時說：“沒什么特別的。我夢想的東西和最早的那些泛非主義者一樣：一個沒有國界障礙的大陸，獨立，鮮活，擺脫貧苦和腐敗?！钡つ釥栺R上就此反問道：“這恰恰體現(xiàn)了我們有多么失敗，你不覺得嗎？”丹尼爾還說，“這里的我們指的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甚至都沒法創(chuàng)造新的烏托邦。恰恰相反，我們還倒退了?！保?4頁）看來丹尼爾不僅是記者、作家，還是一位敏銳的歷史學家。

就這樣，末日危機與非洲文學的愛與救贖力量就像這個真實的島嶼一樣呈現(xiàn)在人們眼前。在風雨中的討論促使作家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和文學的力量，促成了創(chuàng)作思路的轉變或深化，更重要的是似乎只有在與世隔離和全球末日的危機中才能激發(fā)出主體性的建立。愛與新生更為形象的體現(xiàn)是新一代的降生。在第五日，莫伊拉和丹尼爾的女兒特滕布阿竟然降生在風雨危機中的島上的破敗醫(yī)院中，成為新的希望的起點——未來將證明這個女兒天生對最兇惡的病魔免疫，而且最富好奇心和交往能力，正好回應了丹尼爾在前面所講的“多么失敗”的“倒退”的一代。在這個島嶼上丹尼爾和莫伊拉不會是最后一代，新生兒給了莫伊拉勇氣和力量，讓她對大家說不要慌，“這不是世界末日?！奔幢闶牵矐撝馈笆澜缑繒r每刻都在終結，又在每時每刻重新開始”（182頁）。甚至連核彈危機也很快改變了節(jié)奏。原因是核戰(zhàn)爭的前景警醒了人們，全球各大城市都接連爆發(fā)了自發(fā)的盛大游行，人們呼吁將各種核武器徹底摧毀。于是恐慌情緒被歡快的起義取代，人們載歌載舞，焚燒帶有政治領袖面孔的人偶。烏利的妻子在電話中告訴他“就是一場巨大的宴會！”“我覺得人類正在重生。”莫伊拉也在電話里告訴丹尼爾，世界差點要終結，后來變成全人類在廣場上手舞足蹈。（235頁）

那么，在世界的終結與重生之間，文學究竟能做什么呢？莫桑比克作家齊瓦內與安哥拉女詩人奧費利婭的對話適合回答這個問題。齊瓦內問她“我們?yōu)槭裁匆谝磺姓诮K結的時候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她的回答是：“我們在寫作時永遠都應該抱著一切正在終結的想法”，目的是“為了阻止它終結”，“為了那些將會重啟世界的人?！保?29頁）

還有比這更重要的文學的救贖力量嗎？進而想到的是，非洲當代文學的光芒，是否更應令人反思我們的文學病根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