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泥板與荒野，考古學家如何重識“蘇美爾人”

一、打破刻板印象與符號化：重識蘇美爾人

如果沒有對古代西亞的特殊興趣和專門閱讀，一般讀者從中學歷史教育中得到的對蘇美爾人的印象無外乎三個詞：“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楔形文字”“吉爾伽美什史詩”。許多歷史敘述中都不約而同地出現(xiàn)“蘇美爾人”與“兩河流域”的簡單結合。隨著這種印象逐漸固定，“蘇美爾人”似乎符號化為 “兩河流域”的代表，成為一種刻板印象（stereotype），對于歷史研究來說，這種刻板印象與符號化無疑會過度簡化蘇美爾人與兩河流域的聯(lián)系，而過度簡化很大程度上即意味著失實。

《蘇美爾人》，倫納德·伍雷著，王獻華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1年1月出版

英國考古學家倫納德·伍雷所著的《蘇美爾人》在開篇即挑戰(zhàn)了這種常見的刻板印象。通過對兩河流域水陸環(huán)境形成、變化的重現(xiàn)，展示了兩河流域陸地形成的方式，指出其與此處居民獨特性的聯(lián)系——“富饒的土地潛在地吸引著居民的遷入，并且這是必然的，只是居民們不會同時到來，而是隨著環(huán)境改變而逐漸遷入，而且他們是從遠古海灣的各個海岸而來，并不來自同一地區(qū)?！保ǖ?頁）作為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地區(qū)，地理特征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一區(qū)域的居民擁有復雜的民族成分。而蘇美爾人卻是“所有移民中遷入最晚的”。（第3頁）倫納德·伍雷從蘇美爾神祇與傳說、蘇美爾與印度文明的相似處、埃利都等地發(fā)掘的彩陶等文物提供的線索等三個方面加以論證：兩河流域似乎原來就存在著人類。（第4-18頁）

至此，對于蘇美爾人的刻板印象不可避免地被打破，同時產生了新的問題：蘇美爾人從哪里來？倫納德·伍雷給出了幾種可能的解釋，各有其合理性，但要想下定論，可能還有待更多史料的現(xiàn)世。連帶而出更基本的問題是：蘇美爾人是誰？這個問題的難點在于如何界定“蘇美爾人”。在書中，作者將其稱為一個“種族”并加以描述，但沒有更多著墨。而對于這個問題，學界的看法多有分歧。有學者主張：“嚴格意義上講，‘蘇美爾人’這個稱呼準確的解釋應該是：‘講蘇美爾語的人’?！钡@種解釋仍未徹底解決問題，還需要結合語言學和考古學的資料進一步探索。（蘇美爾語本身也是一個很復雜的概念）也有學者認為，蘇美爾人可能就是一個眾多民族的混合體。（參見陳玲玲，李海峰：《“蘇美爾人”起源之謎》，《大眾考古》2013年第2期，37-39頁）可見，對蘇美爾人的研究，探索與商榷的余地還很大。

結合創(chuàng)世史詩和巴比倫人的記述，以及對原始居民遺址的考古，倫納德·伍雷嘗試對蘇美爾文明發(fā)端時期的歷史作出重構性敘述。雖然基于許多不確定的證據，有很大的商榷空間，但仍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歷史敘述，尤其是對蘇美爾文明發(fā)端時期歷史圖景的重構敘述，對地理與社群要素的準確把握使得作者完成了精彩的史論結合，勾勒出蘇美爾歷史的后續(xù)發(fā)展中，中央集權與地方分裂之間的沖突早在該文明發(fā)端時即埋下的伏線，透出一種觀其會通的眼光。（20-21頁）

二、撥開歷史的迷霧：材料與眼光

研究蘇美爾人的歷史，存在一些不易解決又無法繞過的難點，阻礙著史家撥開籠罩著這段歷史的迷霧。一方面，該地區(qū)民族成分復雜，城邦眾多。民族間交流、沖突、融合，城邦間時而混戰(zhàn)，時而臣服于霸主。這造成了兩河流域歷史的復雜性，而蘇美爾人正是這段歷史中的一個局部。正因為復雜，牽連甚多，才更難于發(fā)其一端，需要史家會通觀要、又能細致入微的眼光。另一方面，兩河流域的歷史雖有一些文字記錄，也有眾多遺址、墓葬，及出土文物，然而戰(zhàn)爭、劫掠、破壞、毀滅，使得大量珍貴史料永遠埋沒于歷史的塵埃。相較于這段歷史的復雜性，現(xiàn)有的材料還是相對有限。因此，如何利用現(xiàn)有史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能否用好現(xiàn)有的史料，取決于史家的眼光，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歷史敘述的高下。

倫納德·伍雷對于史料的價值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認知，他對文字與考古資料的合理運用，充分展現(xiàn)了一位具有豐富考古經驗的史家的眼光和水準。記錄蘇美爾早期歷史的文字資料主要來自蘇美爾王表、傳奇故事、卜辭文書、王室銘文以及國王年名。（30頁）其中，對于蘇美爾文明早期的宏觀歷史時空，蘇美爾王表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作者清楚地指出，使用王表需要注意一些非常關鍵的問題：首先，王表的記載時間上似乎是連續(xù)的，但實際上許多王在位的時間有重合，也有許多王沒有被收入年表，故而年表所反映的絕不是全部的、準確的歷史，取此舍彼的選擇受到了某種觀念或考慮的支配；其次，王表關于統(tǒng)治時間的古怪計數(shù)，可能緣于不同符號系統(tǒng)之間的混亂，也可能是某種天文學理論的系統(tǒng)在起作用；第三，由于國王被神化在當時并不鮮見，因此許多國王的名字又會出現(xiàn)在神話傳說中，虛構與真實的界限似乎更加模糊。（30-32頁）可能正因如此，也可能與其考古學家的身份有關，倫納德·伍雷對于考古材料的運用和闡發(fā)更豐富和大膽，而對文字資料的征引則顯得相當謹慎。比如，為說明烏爾第一王朝時期的文明并非封閉的、地域性的，而有著廣闊的貿易網絡，倫納德·伍雷謹慎對待從王表得出的推論，不敢逕取，而把重點放在對烏爾遺址出土文物的分析，指出其原材料幾乎全為外來，由此證明了蘇美爾文化擴張之遠。（39-41頁）在還原蘇美爾人的軍事組織時，倫納德·伍雷對考古資料的運用更見功力，通過對三件重要文物作細致的圖像分析，揭示出蘇美爾軍隊的武裝和組織及其演變。（41-45頁）不過倫納德·伍雷雖對文字材料保持謹慎，卻也并非全然不用，使用時則恰到好處。比如敘述拉伽什被滅一節(jié)，他引用了一首拉伽什祭司或書吏所作的挽歌。從歷史敘述的角度看，這段引用不僅佐證了歷史的真實性，亦增強了災難的即視感，呈現(xiàn)歷史的鮮活與沉重。此外，倫納德·伍雷始終對文獻史料中的語言因素保持敏感，比如閃米特名字的官員出現(xiàn)更加頻繁，可能就反映了閃米特人重要性的提高或閃米特因素對文化變革的有力參與。（64頁）

倫納德·伍雷在烏爾遺址

三、文明的肌理：再現(xiàn)蘇美爾社會

在《蘇美爾人》的歷史敘述中，倫納德·伍雷避免了機械的線性推進或分類陳述，敘述比較發(fā)散，根據材料的豐富、可靠程度和闡釋空間來排布詳略。但從目錄上看，大體仍沿時間順序。唯獨在第四章，作者跳脫出來，單列一章詳述了蘇美爾社會的狀況。

此前的敘述更多是置于兩河流域范圍宏大的歷史時空，從蘇美爾文明的外觀上，揭示其主要特征及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展示蘇美爾文明的輪廓。但僅有輪廓的文明是不生動的。因此，倫納德·伍雷在第四章中，將眼光轉向蘇美爾文明的內部，從法律、財產、婚姻及家庭關系、社會等級、宗教與生活、思想觀念等方面介紹了蘇美爾人社會，通過呈現(xiàn)蘇美爾社會的微觀結構和生活圖景，展示蘇美爾文明的肌理，使歷史敘述更加立體生動。比如，在論及蘇美爾社會的法律機構時，倫納德·伍雷介紹了一位叫做瑪什基姆的官員，他負責在法律案件中接受原告的首次訴訟申請。然而他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官，而是一名仲裁人，致力于在走上法律程序之前，嘗試通過調解促成當事人糾紛的解決。（70頁）在蘇美爾人的時代，竟已有如此發(fā)明，著實是一件令人驚嘆的事。另外，神廟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是神秘而莊嚴之地，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此。但倫納德·伍雷為我們展示了神廟的另一面：女祭司們擔任著神妓，她們多有子嗣，卻不知其父，可以與世俗丈夫結婚卻不能為其生子。盡管如此，她們可能依然受到人們的尊重（低等級女祭司則未必）。由此產生的大量不知其父的兒童成為一種社會問題，造成收養(yǎng)子女的行為普遍流行，而法律也不得不為此設立條款以保障和規(guī)范養(yǎng)子的權利及其與養(yǎng)父母的關系。此外，神廟還是維系國王權力的重要政治工具、進行教育培養(yǎng)專業(yè)書吏的場所，也是社會財富的收聚地，在戰(zhàn)爭時甚至憑借地勢及其堅固的建筑成為最后的御敵堡壘。（75-78，94-96，105頁）在第五章中，通過廟塔遺址的發(fā)掘進一步還原了神廟中的生活，神廟不僅征收賦稅、宣讀判決、行醫(yī)，其神職人員還負責打理國王宮殿的日常事務。（93-98頁）

這些歷史敘述從更細致和微觀處，以豐富的材料展現(xiàn)蘇美爾文明的肌理，較之一般文明史著作或通俗讀物的概括性敘述或簡單的結論，無疑更為具體充實，對蘇美爾文明的呈現(xiàn)也更為立體生動。從讀者的角度言之，這樣的歷史敘述更為直觀并富有魅力，較之通常所見浮光掠影般的歷史敘述，給讀者留下的印象無疑要深刻得多。

四、結語

對于蘇美爾人創(chuàng)造的輝煌文明，將其從遺忘深淵中拯救出來只是第一步。在《蘇美爾人》的末尾，倫納德·伍雷寫道：“現(xiàn)在最大的難題不在于認知真相，而在于評估蘇美爾人的重要性，這是我們現(xiàn)代人虧欠蘇美爾人的?！睙o論是在建筑技術、造型藝術、思想觀念還是法律領域，蘇美爾人對后世文明的影響都有跡可循。正如倫納德·伍雷所說，“蘇美爾文明照亮了一個停滯在原始野蠻中的世界，具有拓荒之功。”（126頁）進一步認識和還原這一偉大的古文明，注定是一項對人類文明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的工作。讀畢全書，倫納德·伍雷以豐富史料為基礎，結合理性與情感的歷史敘述令人久久回味。相較于當下許多不是框架化、機械化，就是追求簡易普及而多少有些不負責任的文本，這樣的歷史敘述顯然更引人入勝，也更耐讀。

長久以來，史家出于求真求實的使命，始終不渝對客觀性的追求，在此過程中不免求助于框架化的敘述。這本無可厚非。然而悲哀在于史家過分執(zhí)著于框架與條理，反為其所束縛，使歷史敘述逐漸機械化為線性推進或格式化的條分縷析，從而喪失生命力，也嚴重削弱其可讀性。這種做法甚至潛在地影響著歷史學家的思維，使其對于歷史材料的處理過程淪為機械加工，將歷史化約為能夠填充入其歷史敘述框架的質料，最終搭建出面無表情的歷史機器，冠之以歷史進步的宏大意義。《蘇美爾人》的歷史敘述提醒我們重新反思，史家為何要回到故紙堆（泥板）和荒野，去發(fā)掘塵封在黃沙之下的千年陳跡？或許可以說，這正是因為人類對自己根源的執(zhí)著探尋和深厚感情。歸根結底，一切都是為了“人”。因此，機械化的歷史敘述所造成的“人”的缺位無疑是一種悲哀。史家雖然有保持客觀的使命，但絕對的客觀并不存在，且理性的清明和情感的積淀并不天然地矛盾，或許包含史家情感的文字才能擁有更強的生命力，也是賦予歷史敘述以溫度和魅力的關鍵。至于主觀與客觀，理性與情感如何在歷史敘述中平衡、結合，《蘇美爾人》或許是一份很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