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天津的近代》：近代中國城市化的路徑探討

吉澤誠一郎撰寫、萬魯建翻譯的《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統(tǒng)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8月）終于面世了。吉澤誠一郎教授這本論著的日文版是2002年由日本名古屋大學出版會出版的，距今已經(jīng)二十年了。該書出版時，即得到作者的饋贈，我立即研讀了全書。如今，吉澤君這部論著中文版的問世，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我與吉澤先生不僅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而且是長期進行學術合作的同仁。20世紀90年代初，我經(jīng)東京大學濱下武志教授的介紹結識了即將博士課程修成的吉澤君，當時他專門以近代天津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我參加了幾次相關的討論會，對吉澤君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了解。1991年，在日本我還與吉澤先生等日本學者組建了“天津地域史研究會”。該研究會聚集日本對中國史，特別是天津歷史頗有研究和興趣的學者，每年開一次以上的學術討論會，吉澤先生是研究會的主要成員，還共同撰寫了《天津史——轉型中的城市》，系統(tǒng)探討了天津這個港口城市開埠以后，在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的變化，吉澤先生撰寫了第六章——“租界：微觀的國際社會”，論述了天津各國租界的設立、租界內(nèi)外國人的社會與生活、政治、民主等活動，觸及到一些新的研究視角和理論。20世紀末，我和吉澤先生作為主要成員參加了日本文部省的項目：“20世紀前半期日本對華北地區(qū)城市近代化的影響”，這是一個由中日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開展了為期三年的研究。21世紀后，我們作為一個研究團隊參加了在日本京都舉行的世界經(jīng)濟史年會，又一起合作了三年。而且，我們還經(jīng)常在國內(nèi)外的學術會議上不期而遇。三十多年來，我們曾經(jīng)研究工作計劃、討論學術問題，交流觀點和研究方法，也曾經(jīng)一起實地考察、飲酒敘談學問與生活，對吉澤先生的人品和學者風范十分欣賞與欽佩，是學術研究的伙伴和貼心的朋友。

研讀吉澤先生的著作，以往的思緒與今日的感觸交集，隨之生成一些感想。

首先，對我觸動最深的是“近代性”，也是吉澤先生在書中十分強調(diào)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眼點。二十多年前，中國國內(nèi)學術界正面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的討論，城市史研究也是剛剛起步，尚處在探索階段。就城市史而言，學者們就如何梳理研究城市史與地方史的趨同和差異進行論證，對很多概念尚不十分清晰，如“城市近代化”“近代城市化”“早期城市近代化”，甚至什么是城市化等等，近代城市史如何闡述，涵蓋什么內(nèi)容等也是眾說紛紜。普遍認為，研究近代城市的發(fā)展與變化，需要論述西方器物、精神文明給中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各領域帶來的變化，要研究城市的近代化，總結中國城市發(fā)展的特點與規(guī)律，仍然頗具沖擊與反應范疇的痕跡。吉澤先生的專著則以“天津的近代”為主線，確有較為深刻的立意。其原創(chuàng)性就是，從天津開埠后諸多事件的視角，研究政府的城市管理和民眾的政治參與、民族主義與愛國意識、文化啟蒙、民俗變遷中的“近代性”。專著沒有將一些新的現(xiàn)象用預設的固化、簡單、抽象的概念以近代化進程統(tǒng)而貫之，而是通過對運動和群體事件、行政機構、社會組織、災荒與應對等問題的深入研究，抽離出在政治、社會、國民意識、民眾文化的“近代性”。同時，在關注傳統(tǒng)的延續(xù)與差異的基礎上，論證新與舊、本土文化與異質文化的沖突和融合，分析其變與不變，總結中國近代的發(fā)展與變化。而且，吉澤先生通過對城市迅速發(fā)展帶來的政治結構革新、社會統(tǒng)合和文化變革的研究，認為城市與農(nóng)村之間的差別和分離，是清末以后的時代特征。這些，對于研究中國近代城市史具有指導性，推進了城市史的理論構架的初創(chuàng)，對城市史的研究內(nèi)容也有一定的指向性。更為重要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以“近代性”為立足點開展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如同一股“清流”，學術界有關“近代化”與“近代性”的討論隨之而起，有助于近現(xiàn)代史研究理論體系的重構。

天津紫竹林教堂舊址，天津租界歷史即開端于這一帶。

其次，吉澤先生具有廣域的視野和舉一反三的研究路徑。該專著是從天津城市近代的變化入手，但作者的視野和研究初衷并非是一個城市，而是對中國清末民初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剖析，鞭辟入里，從現(xiàn)象直擊演變的內(nèi)核。比如，當時盛行探討在中國是否存在“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其作用和意義何在？吉澤先生并沒有囿于理論的探討，也不拘泥中外的比較，而是綜合分析團練、火會、善堂與20世紀以后的政治運動、群體活動、各種團社在一些事件的面相，深入探討城市管理機構和民眾在地方防衛(wèi)、社會統(tǒng)合等方面的行為與價值判斷的變化，以及所謂“愛國”等理念的初成。再如，研究城市行政管理機構，并沒有限于機構的創(chuàng)建、結構的革新，而是從地方自治、社團、法治和捐稅等角度，探究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論述其中體現(xiàn)的公共性和公權力，以及公權力沿襲與下移的趨勢。這些思路和觀點，具有前瞻性和指向性，也啟發(fā)我的研究思路，比如開展中國近代城市行政管理機制的研究，探討城市捐稅與公權力的下移等等。

值得肯定的是，吉澤先生對中國近代諸問題的研究是成體系的，視野開闊，集腋成裘，在展現(xiàn)自身研究思路的基礎上，構筑其觀點和理論體系，旨在于逐步實現(xiàn)深思熟慮的長遠規(guī)劃。該專著不僅將對天津城市的研究置于中國近代史、地域史的范疇，還有整體意識和全球史理念。作者認為，各區(qū)域發(fā)展方向與方式的不一致，不僅有普遍的傳統(tǒng)因素，亦源于自身的差異和國際性契機的相互作用。專著以一定的篇幅論述政治運動、群體事件，以及文化啟蒙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關系，梳理社會意識的歸屬與重組，明顯地是在構思中國近代從民族主義到愛國主義的理論架構。吉澤先生的觀點和理論在以后的研究中越發(fā)的顯現(xiàn)。如從地理、生態(tài)和交通發(fā)展的視角研究“西北”概念的演變，以論證中國區(qū)域發(fā)展中的多樣性；再如，研究清末以后愛國主義的締造、抵制外貨等政治運動等等。

吉澤先生的研究成果既傳承了日本學者資料扎實和論據(jù)嚴謹?shù)膶W風，又著力于理論和方法的創(chuàng)新，是日本新一代學者的典范。日本學者歷來強調(diào)對史料的不懈追求，十分重視第一手資料的搜集整理，每一項成果都可謂是集資料之大成。吉澤先生得日本學者之精髓，該專著是日本學者嚴謹學風的完美體現(xiàn)。為了研究天津近代的演變，吉澤先生對中文、日文、英文資料進行了全方位的地毯式挖掘和整理，如赴英國查閱英國王家檔案館和亞非研究中心的檔案、到臺灣地區(qū)的“中研院”等，也不放過天津的舊書攤。這在二十多年前互聯(lián)網(wǎng)尚不普及的狀況下，其精力的付出是巨大和難以置信的。所以，通過吉澤君的論著可以看到檔案資料的系統(tǒng)、完備與詳實，成為研究天津史的資料指南。更重要的是，吉澤先生的專著和研究成果十分注重理論框架設計與探索，十分注重理論層次的構建，明確地闡述對諸問題的看法與觀點，進而形成有特色的理論體系。無意間讀到吉澤先生一篇關于從社會和國家的角度論述清末剪辮論的文章，也是如此，既有幾乎窮盡的資料展現(xiàn)，又從民族主義、愛國、男子發(fā)型、風俗等視角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進而形成自己的觀點和研究特色。吉澤先生將嚴謹扎實的研究作風與不斷創(chuàng)新的理論探索，合成了近乎完美的“自我”，這一點更令我刮目相看。

當然，作為吉澤先生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出版至今已逾二十年，今天看來還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間。比如，“近代性”在制度建設層面是如何體現(xiàn)的？區(qū)域或城市發(fā)展多樣化形成的諸多因素，尤其是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方面？以及我一直都十分感興趣的，各種運動和群體事件是否也有一些地域的特點，其中與政府行為是否有一定的關聯(lián)。瑕不掩瑜，即便現(xiàn)在來看，仍舊是一部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城市近代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