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在大夏見筇竹杖之謎

“邛竹杖”，即筇竹杖，因產(chǎn)于蜀地的古邛都國而得名，筇，邛地所產(chǎn)之竹也。中國現(xiàn)今存世最早的竹譜類著作晉戴凱之《竹譜》就曾提到：“竹之堪杖，莫尚于筇?！斌讨裾瘸霈F(xiàn)在大夏，可能是宗教或信仰的原因。用筇竹制成的杖或有其神圣性——若是權杖，象征身份與地位；若是神杖，則用以祭祀以通神。本文選摘自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器服物佩好無疆：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國家寶藏》。

“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約公元前164年—前114年）從長安北部的甘泉宮出發(fā)，出使西域，這是中外交流史上里程碑性意義的大事件。十多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歷經(jīng)重重磨難的張騫回到長安，向漢武帝稟報在西域所見所聞，其中特別提及他在約公元前129年訪問大夏時遇到的一件奇特之事：

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shù)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shù)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原來，張騫在大夏期間，見到了產(chǎn)自中國蜀地的卭竹杖與布料，這讓身為蜀人的張騫十分驚訝。經(jīng)過一番詢問，大夏人告訴張，這是他們從數(shù)千里之外的身毒（Hindu，即古印度）買來的，而身毒的蜀物，則是從中國的西南直接進入的，也就是說，漢地和大夏之間，除了張騫經(jīng)西域鑿空的道路（我們稱其為“張騫道”）之外，當存在當時漢人所未知的經(jīng)身毒之“身毒道”。這就說明，雖然大夏距離漢地（中國）有萬里之遙，但是從漢地西南經(jīng)身毒可能是存在交通路線的，如果開通這條線路，就可以避開沙漠之地的危險和匈奴人的騷擾，距離上還縮短了不少。武帝聽后，“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今四川宜賓）為發(fā)間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然而，這些西南夷，“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漢使受阻于昆明國（今云南大理一帶），甚至被殺，致使這次外交行為以失敗而告終，這也直接導致了漢武帝后來發(fā)動平西南夷的行動。

所謂“邛竹杖”，即筇竹杖，因產(chǎn)于蜀地的古邛都國而得名，筇，邛地所產(chǎn)之竹也。蜀地，狹義所指，是晉常璩《華陽國志》中的蜀郡（今成都周邊）；廣義所指，是以四川盆地為中心的廣大周邊地帶（即今四川省大部），最北可達秦嶺南麓的漢中，最南則是與云南相接的古邛都國。漢武帝征西南夷之后，以邛都為越嶲郡（即今西昌），而筇竹即產(chǎn)出于此。筇竹杖有“杖之極”之譽，中國現(xiàn)今存世最早的竹譜類著作晉戴凱之《竹譜》就曾提到：“竹之堪杖，莫尚于筇；磥砢不凡，狀若人功?！?/p>

領域面積南北在興都庫什（HinduKush）山脈和阿姆（Oxus）河之間，當時的統(tǒng)治者主要是印歐人種的東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亦即《史記》與《漢書》中的“塞”或“塞種”，古波斯稱其為塞克人（Saka）。該地名巴克特里亞（Bactria），乃來自古波斯和古希臘人的稱呼，這里曾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東部的一個行省，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東征后，希臘人在這里建立了長期的政權，先后經(jīng)歷亞歷山大大帝、塞琉古王朝（Seleucid Empire）和希臘化的巴克特里亞王國（Greco-Bactrian Kindom）三個時期，直至約公元前2世紀中期（約公元前145年）被游牧的塞克（塞種）人所取代，隨后又被另一支游牧的月氏人所占，希臘人的統(tǒng)治中心則移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羅地區(qū)。公元1世紀中期，月氏五部之一的貴霜統(tǒng)一諸部，擴張為強大的貴霜王朝（公元55—425年）。張騫到訪該地，正是月氏人侵占這里之后不久。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國際貿(mào)易，當以奇珍異寶和重要特產(chǎn)為主，因此大夏人所進口的所謂“蜀布”，可能即是西漢時蜀地所出的一種被稱為“黃潤細布”的名貴布料。

然而，竹杖呢？大夏到身毒，路途遠不說，還多隔大山大川，如橫亙南北長約1600公里、平均海拔約5000米的興都庫什山脈，還有讓當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卻步的印度河，大夏人卻不辭辛勞從身毒購買萬里之外運來中國蜀地出產(chǎn)的筇竹杖，若非此杖有特別之用途，又何以如此大費周折？更何況，大夏與蜀地之間沿途經(jīng)過廣大面積的印度和緬甸，本來就盛產(chǎn)竹子，中國西南和印度之間，又有大山大河（如橫斷山區(qū)，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和獨龍江等）并聚奔流，橫斷東西，身毒人又為何要不惜經(jīng)歷艱難險阻，到中國蜀地販賣只不過是竹子做成的手杖？

古印度影響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經(jīng)《摩奴法典》，乃是婆羅門教祭司以維護種姓制度為根本目的，根據(jù)吠陀經(jīng)典、累世傳承和慣例編成的教律與法律之集成，約成書于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中，其中提到了希臘人（Yavanas）、塞人（Sakas）、中國人（Cinas），還列有多條與手杖相關的內容和制度。

《摩奴法典》沒有說明，制杖的材料是木還是竹，但由“婆羅門的手杖要高達發(fā)部，剎帝利的高達額部，吠舍的高達鼻端”可知，在古印度，等級越高之人，所持之杖越高。眾所周知，種姓等級制度是印度社會的賴以維系的基礎，而僅憑杖的高低就可以清晰地辨識持杖人的身份，可見杖之重要性。既然大夏人從身毒能夠買到筇竹杖，就說明市場不會只因大夏人的需求而存在，而是該杖可能在古印度也廣受歡迎——或許筇竹杖被賦予一定的神異性，抑或正可以滿足婆羅門規(guī)定的“這些手杖都應該是筆直，無瑕疵，美觀，毫無可怕處，帶皮和沒有見過火的”之類的宗教需求，盡管是印度本地就盛產(chǎn)竹。

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的用杖制度，當更多體現(xiàn)希臘化的影響，但杖的高低與身份地位相關，當是共通的。亞歷山大帝東征之后，希臘眾神的影響遠播希臘化的東方——其中最重要的神，當然是希臘神話中眾神之王、天地萬物的最高統(tǒng)治者宙斯。在巴克特里亞的廣大地區(qū)，均發(fā)現(xiàn)了無處不在的宙斯神的影響，如希臘人建造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古城遺址中，一座帶壁龕的瑣羅亞斯德建筑樣式的神廟中，出土了巨大的宙斯神足部石刻，并據(jù)此推算，宙斯塑像的身高可能高達5至6米（圖1）。

圖 1 阿富汗阿伊哈努姆神廟遺址出土大理石石雕宙斯之足的碎片

如今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西北約50公里處的塔克西拉（Taxila）遺址出土的希臘化時期文物，體現(xiàn)出濃厚的希臘文化影響。塔克西拉出土早期希臘化時代的硬幣，通常正面是亞歷山大大帝頭像，背面是宙斯持杖就坐于寶座的形象（圖2a-d）。從一枚發(fā)現(xiàn)于該地硬幣的清晰圖片來看，宙斯手中的神杖，清晰地顯示出“節(jié)”狀樣式（圖2d）。

圖2a-d 塔克西拉地區(qū)亞歷山大大帝時期（公元前336—前323年)硬幣

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內的原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的一處神廟遺址，發(fā)現(xiàn)赫爾墨斯的金像，其手中的杖，也同樣呈現(xiàn)出“節(jié)”狀（圖3）。

圖 3 巴克特里亞的赫爾墨斯金像，公元前3世紀—前2世紀

希臘人之后，公元前4世紀后期至公元前2世紀初期，塔克西拉一度是孔雀王朝的統(tǒng)治地，公元前180年，希臘化的大夏人重新返回該地區(qū)，古希臘文化也再次在此扎根，從而使其后來成為犍陀羅（Gandhara）藝術的中心之一，故而此地如張騫所云，“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亞歷山大大帝時期遺存下來對于希臘神的敬仰，一直延續(xù)，特別是眾神之神的宙斯，在這些希臘化的土地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如Antialkidas時期（公元前115—95年在位）硬幣，正面是國王持矛像（圖4a），背面則是宙斯持杖站在象征塔克西拉的大象旁邊，大象頭頂站立宙斯的從神勝利女神（Nike）（圖4b）；另一枚同時期的硬幣背面，宙斯持杖端坐于寶座，面前則有一頭象征塔克西拉的大象向其作臣服狀。

圖 4a 塔克西拉出土硬幣正反面

圖 4b 塔克西拉出土硬幣線描圖

再如國王Maues時期（公元前90—前80年在位）的一枚硬幣，正面是高大的宙斯將手搭在Maues身上，以象征君權神授，反面是宙斯的侍神、持杖的勝利女神像，細觀之，杖是有“節(jié)”的（圖5a）；另一枚同時期硬幣上，正面是宙斯端坐于神座，手中托立勝利女神，象征塔克西拉的大象作臣服狀，反面是持棒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圖5b）；還有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分別使用了象征塔克西拉的大象和象征赫爾墨斯的蛇杖（圖5c）。

圖 5a-c 塔克西拉出土 Maues 時期

而Archebius時期（公元前90—前80年）和Azes I時期（公元前57—前35年）硬幣的背面宙斯神像，手中的杖均再度出現(xiàn)了清晰的“節(jié)”的形狀（圖6a-b）。

圖 6a Archebius 時期硬幣

圖 6b 塔克西拉出土硬幣

上述巴克特里亞和犍陀羅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硬幣和金像中，宙斯與赫爾墨斯等希臘神手持之神杖，甚至包括宙斯的神座，出現(xiàn)許多非常明顯的“節(jié)”的處理，顯然不是偶然的，其中當暗含某種未知的象征性。這種“節(jié)”，還見于統(tǒng)治中心在黑海北岸的西支塞人之器物，如幾座公元前4世紀晚期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數(shù)件金箭囊，紋飾精美，表現(xiàn)的是特洛伊戰(zhàn)爭中的希臘神話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生涯故事，畫面上在寶座就坐的希臘伊塔卡島國王奧德修斯（Odysseus），手中之杖，“節(jié)”的形式清晰可見，就像竹子一樣，而不同于其他人物形象手中的杖（圖7）。

圖 7 出土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金箭囊局部，公元前4世紀晚期

今阿富汗朱茲詹（Jowzjan）省省會席巴爾甘（Sheberghan）附近蒂拉丘地（TillyaTepe）1978年的考古發(fā)掘，共發(fā)現(xiàn)1男5女6座墓（另有一座墓之前被盜），男墓主地位最為尊貴，可能是某位首領級的人物；5座女性墓中以出土了王冠的第6號墓等級最高，該墓主胸口放置了一面中國西漢晚期的銅鏡，右手邊還發(fā)現(xiàn)一根金杖，左腳底部放置了一面有柄銅鏡；在第2號、3號等級較高的女子墓中也各發(fā)現(xiàn)漢代銅鏡一枚（圖8-10）。

圖 8a 阿富汗蒂拉丘地（Tillya-Tepe）6號墓出土時狀況

圖 8b 蒂拉丘地6號墓墓主推想復原圖

圖 9a/b 蒂拉丘地 2 號和 3 號墓出土平面圖

圖 10a 蒂拉丘地6號墓出土的有柄鏡

圖 10b 阿富汗蒂拉丘地出土的3枚銅鏡

通常認為，銅鏡有鈕式和柄式兩種系統(tǒng)，中國銅鏡是鈕式鏡的代表，西方從兩河流域、古埃及到古希臘以及羅馬時代以降，均是柄式鏡。銅鏡在中國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制鏡的原則主要是法天象地，用在墓葬中，則被賦予映照宇宙、溝通天地的功能。蒂拉丘地3座墓中發(fā)現(xiàn)的3枚銅鏡，從放置在胸口位置來看，當不能僅僅以照容的功能來解釋，而說明某些中國與銅鏡相關的信仰，可能外傳至此地，抑或可能被賦予新的意義。這里的重點，是6號墓主右手位置發(fā)現(xiàn)的金杖，與該墓發(fā)現(xiàn)的王冠之功能一樣，毫無疑問是墓主身份與地位的象征（圖11a）。

圖 11a  蒂拉丘地6號墓出土的金權杖

值得注意的是，該金杖，中空，呈“節(jié)”狀處理——這就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竹子中空和逐節(jié)而生的特征。無獨有偶，歐亞草原古代游牧民族高等級墓葬中亦有帶節(jié)權杖實物出土，而意大利塔蘭托地區(qū)出土的一根古希臘金杖，亦顯示了清晰的“節(jié)”的處理（圖11b/c）。

圖 11b 俄羅斯阿爾贊王陵出土的權杖線描圖

圖 11c 發(fā)現(xiàn)于意大利塔蘭托地區(qū)的古希臘金權杖

自然界中的“節(jié)”，莫過于竹之節(jié)，這也是竹子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些希臘化地區(qū)所見之“節(jié)”的原材料，是木是竹，暫無從得知。從工藝層面而言，木杖制作成節(jié)狀，當然是一件費力的事情，但如果是宙斯或赫爾墨斯這樣重要的神所用，即使是費事亦可理解。巴克特里亞地區(qū)和塔克西拉地區(qū)圖像中神的手杖何以要處理成“節(jié)”狀？事實上，古希臘藝術中（如陶瓶繪畫、雕塑等），宙斯、赫拉（Hera，與宙斯分享權力的共治者）等神手中的杖，很多有“節(jié)”的處理（圖12），這種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至古羅馬，甚至出現(xiàn)了直接模擬竹節(jié)的青銅燈座（圖13）。

圖 12a-c 古希臘陶瓶繪畫上手持帶節(jié)神杖的宙斯

圖 13 古羅馬的竹節(jié)形青銅燈座，大英博物館藏

這表明，盡管古代歐洲并不產(chǎn)竹，卻仍然出現(xiàn)了大量模擬竹節(jié)的器物，與早期中國大量竹節(jié)形器物有可能存在淵源關系（圖14），其中隱藏的東西文化交流的密碼，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圖 14 陜西茂陵從葬坑出土的西漢前期竹節(jié)熏爐

筇竹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節(jié)大。筇竹杖，這種產(chǎn)于萬里之外的物產(chǎn)，之所以出現(xiàn)在大夏，從“物以稀為貴”的角度來理解大概只是表象層面的，從宗教或信仰方面的功能恐怕才是核心。由于有機質均已腐蝕無存，蒂拉丘地中原本有無埋入竹杖，無從考察，但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希臘化硬幣和圖像中宙斯神杖“節(jié)”的處理、模擬成竹節(jié)形的金杖，似乎均在表明，大夏人千辛萬苦地進口蜀地的筇竹杖，其功用，當是筇竹滿足了大夏人的某種信仰或觀念，用筇竹制成的杖或有其神圣性——若是權杖，象征身份與地位；若是神杖，則用以祭祀以通神。

《器服物佩好無疆：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國家寶藏》（增訂典藏版）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作者系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張騫在大夏見筇竹杖之謎》第二部分“竹之道：從蜀地到西南夷地區(qū)”因篇幅所限從略，本文選摘的第一部分略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