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百年的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中，有52位工人及其領袖殉難。其中林祥謙、施洋既是工人領袖，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據(jù)考證他們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犧牲的首批烈士。施洋生前職業(yè)為律師，工作體面，收入不菲，社會地位高，為什么會成為工人領袖而犧牲呢，他犧牲前后的社會反應又是如何？這需要從他的生平經(jīng)歷講起。
施洋烈士就義時的蠟像。視覺中國 資料圖
施洋，字伯高，1889年出生于湖北竹山縣一個耕讀之家。家境貧寒，工讀兼行，深知民間疾苦。6歲他開始從事園藝種植，9歲從父讀書，未滿一年即廢學務農(nóng)。11歲，入鄉(xiāng)塾讀書，僅三年又輟學。后半工半讀，直至17歲。1907年，考入鄖陽府立農(nóng)業(yè)學堂，畢業(yè)后轉入中學。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學校停辦，他回鄉(xiāng)辦國民學校，自任校長和教師。同時創(chuàng)辦本縣農(nóng)務會，任會長兼宣講員，他“在鄉(xiāng)演講，動輒集數(shù)千人，聽者無不感動”，練就一副好口才。但他覺得在家鄉(xiāng)沒有大的發(fā)展前途，于1914年游學武昌。初入警察學校，次年考進武昌法政專門學校法律科本科。畢業(yè)后呈請律師證書，與同道組織法政學會。1919年，他正式執(zhí)業(yè)，成為一名律師。
2021年7月18日，北京，觀眾參觀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展覽館展出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展覽”。肖像照片為林祥謙、施洋。
該年五四運動爆發(fā)，武漢學生積極響應，上街游行演講，被當?shù)剀娋瘧K殺，施洋非常憤怒，拍案而起，仗義執(zhí)言，向律師公會建議，提起公訴，最終懲辦兇手，使學生的愛國運動得以重新提振。而他自己也投入五四運動中，組織武漢罷市，發(fā)起湖北各界聯(lián)合會，并作為代表赴京請愿，反對北洋政府派代表赴巴黎和會簽字。請愿無果，他便到上海組織全國各界聯(lián)合會，被推舉為評議長。次年，施洋從上?；氐轿錆h，組織平民教育社，創(chuàng)辦平民學校，辦武漢《星期評論》，為災民籌賑，發(fā)起湖北自治運動，凡是對百姓、社會、國家有利的事，無不殫心竭慮，盡力提倡。因此，他為湖北官僚所忌恨，屢遭打壓，但毫不屈服，奔走呼號益力。有朋友替他擔心，勸他收斂，他說：“我只要不犯法，當?shù)罃嗖桓抑梦矣谒赖?；即令把我當做眼中釘，也不過捉去坐幾天牢罷了?！?/p>
1921年，湖北督軍王占元為非作歹，惡貫滿盈，引起眾怒，施洋發(fā)起驅王自治運動。他赴洛陽，向吳佩孚請兵遭拒，乃轉向湖南組織湖北自治臨時政府，被選為省總監(jiān)和省務院秘書，并組建湖北自治軍，參與驅王戰(zhàn)役。他還起草自治臨時約法，一時聲名大振。王占元被驅逐后，施洋回武漢仍執(zhí)舊業(yè)，但湖北黑暗局面如故。他由此省悟單純政治運動之無效，思想起了變化，從而“篤信社會主義，實行社會民眾組織與宣傳運動”。在漢口，車夫是境遇最凄慘的勞苦大眾。施洋認為要改造社會，“惟有在此最下層、最被壓迫之群眾是賴”。于是他抱著身入地獄之宏愿，與車夫們生活在一起，指揮他們幾次發(fā)起反抗外國資本家剝削的罷工運動，每次都獲得圓滿勝利。他又為車夫組織工會，擬通過教育與訓練，以增進其知識能力，提高其生活水平。車夫工會需要辦公場所。為建造工會會所，施洋親力親為，忙于各種事務，并為此負債累累,備嘗艱苦，但他毫不怨悔，堅持到底，終于建成。這不僅使車夫擁有自己的活動場所，產(chǎn)生了歸屬感和認同感，而且由武漢工團聯(lián)合會改組的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也在此辦公，有力地促進湖北工人運動的發(fā)展。
武漢施洋烈士陵園。IC 資料圖
施洋既篤信社會主義，又積極從事社會活動，“國內社會主義之同志，深為敬服，乃請君加入社會主義之團體”。這個社會主義團體即中國共產(chǎn)黨。入黨后，施洋對于工人運動“更為猛勇精進”。湖北各工團組織，他都參與謀劃；凡工人法律上的事務，他負全責辦理，所以各工團都聘他為法律顧問。他也利用這一合法身份，深入工人中去，為他們排憂解難，謀取利益，深受歡迎和愛戴，工人們“視之如明星，依之如保姆”。
1923年，京漢鐵路沿線各工會籌備組織總工會，聘施洋為法律顧問。2月1日，成立大會在鄭州召開。施洋與武漢工會代表、來賓等前往參加成立儀式，沿途一路演講，影響很大。京漢路一帶為直系軍閥吳佩孚的勢力范圍，他公開宣稱保護勞工，對工人的工會活動也采取不管態(tài)度，但在開會前夕突然變卦，派軍警包圍會場，阻撓開會。盡管如此，會議當天，施洋同與會代表還是沖進會場，宣布總工會成立。會后總工會會址遭搗毀查封，代表們被驅離。于是總工會決定提出“為爭自由作戰(zhàn)，為爭人權作戰(zhàn)”的口號，于2月4日舉行全路總同盟大罷工?？偭T工如期舉行后，為便于指揮，總工會將辦公地點遷往武漢，這樣武漢的罷工更加聲勢浩大。施洋是罷工的領導者之一，他四處發(fā)表演說，揭露軍閥勢力摧殘工會的野蠻行徑，積極開展宣傳動員工作，號召工人為自由民主而戰(zhàn)。鐵路工人的罷工怒潮，給外國資本家和軍閥帶來極大的恐慌和不安，威逼利誘不成，他們決定武力鎮(zhèn)壓。在武漢，2月7日午后，湖北督軍蕭耀南派軍警包圍江岸分工會會所和工人居住區(qū)，大肆搜捕，并實施槍擊，造成數(shù)百人傷亡，江岸分工會領袖林祥謙當場被殺害。
晚上，施洋也以“煽動工潮”的罪名遭逮捕，拘于武昌陸軍監(jiān)獄。他被捕后，各方營救，均歸無效，于2月15日（陰歷除夕）晨七時被槍斃。24日，上?！稌r事新報》報道說，泉州律師公會曾致電上海律師公會，說施洋無故被逮捕，請“聯(lián)絡滬上各團體設法營救，以保人權而平公憤”，“可惜遲了”。第二天，《申報》以《鄂當局槍斃施洋》為題報道了湖北軍法處審訊及處決施洋的過程：
漢黃鎮(zhèn)守使、漢口警察廳、武漢稽查處會呈，拿獲迭次煽惑工人罷工犯施洋一名到處。當經(jīng)本處訊明，該犯施洋供認迭次參加工團，公然演說，煽惑工人罷工等情不諱。據(jù)此，茲經(jīng)呈奉督軍命令，施洋一名，既經(jīng)迭次公然演說，煽惑工人罷工，供認不諱，自應從嚴盡法懲治，而遏亂萌。該施洋一名，準即按照刑律第十六章《妨害秩序罪》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從重處以極刑，以昭炯戒而儆效尤。仰即遵照執(zhí)行等因，奉此，除將該犯施洋一名，遵令提案，宣布罪狀，當庭驗明正身，于本月十五日上午七時，綁交衛(wèi)隊連，押赴行刑場執(zhí)行槍決外，合亟布吿，仰軍民人等一體知悉。當施洋未死以前，經(jīng)武漢各法團及漢口商會、律師公會等，均派代表、赴督軍署運動救彼一命。詎洛陽吳使急電蕭督，以施洋為過激派之黨魁，命速槍決，以便維持治安。是日午后軍法處即提出槍殺。（《鄂當局槍斃施洋》，《申報》1923年2月25日第10版）
由上可見，施洋身陷囹圄后，本、外地相關團體的確設法營救，但吳佩孚、蕭耀南必欲置其于死地，遂英勇就義。據(jù)稱在對施洋行刑前，一個執(zhí)法官叫他寫信回家，他大聲回答：“中華民國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寫？我只希望中國的勞動者早點起來，把軍閥、官僚資本家和你們這班替他們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寢皮！”那個執(zhí)法官羞愧不堪，連吼開槍。施洋中第二槍時，還高呼：“勞工萬歲！”十分慘烈。
對于施洋的犧牲，上海媒體比較重視，除上述外，還關心其身后事，并辦專號進行紀念。26日，《民國日報》緊隨《申報》之后，報道《施洋慘死后之各方面》，有三方面內容：一是施洋遇害后，其妻兒被驅逐出湖北，已來到上海；二是上海工商友誼會為施洋被殺鳴不平，三是上海律師公會不代辦其他團體有關施洋案的訴求。同日，《時事新報》也報道《施洋夫人到滬》的消息，內容與《民國日報》基本相同，但與事實稍有出入，實際是施洋夫人只身從上海轉道北京，找北洋政府總統(tǒng)黎元洪告狀，而5歲多的女兒則被軍警強行送進武漢的一家妓院。
2022年6月17日，武漢，“紅旗飄飄——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華誕湖北紅色檔案文獻展”在湖北省檔案館展出。圖為施洋犧牲情況登記表。
施洋身后問題，《申報》在上述《鄂當局槍斃施洋》一文中，曾提及一句：“其夫人聞耗，當由漢渡江，就軍法處前棺殮”。顯然未了解詳情，含糊了事。而《民國日報》則有具體報道：施洋“被蕭耀南慘殺后，其家屬前往收尸。施之兩目大張。嗣其家屬在其棺蓋上大書一聯(lián)云：‘義沖天地，志滿環(huán)球’，中間書有‘勞工運動會流血者律師施洋之靈柩’?，F(xiàn)厝江神廟”。湖北各界聯(lián)合會定于3月1日在抱冰堂開會追悼，希望施洋生平友好屆時駕臨，“倘能更賜挽幛，則祈是日帶下為盼”。8月1日，《民國日報》又刊登施洋安葬消息，則云：施洋就義后，其遺體“由該友人領尸，安厝于文昌門外之江神廟中”，與前一報道稍異。靈柩暫厝半年多后，施洋友人劉渾吾、黃里千在武昌洪山買了塊地皮，擇定7月31日在江神廟祭奠其英靈，次日下葬。至此，施洋得以入土為安。
1924年2月15日，施洋殉義一周年時，《民國日報》在其副刊《覺悟》上開辟專號紀念施洋。共8頁，刊文10篇，目錄如下：《發(fā)刊贅言》《施洋先生傳略》《施伯高年譜》《紀念施伯高年譜》《伯高之死》《挽聯(lián)》《詩（一首）》《施洋先生就義周年紀念日之感想》《悼施伯高烈士》《施洋先生遺稿之一》。在《發(fā)刊贅言》中，魯純仁開門見山地說：“施洋先生就義已經(jīng)一周年了，到今天我們來紀念他有什么意義？”接著他根據(jù)階級斗爭的理論，指出中國存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兩者的斗爭你死我活，被壓迫階級處于弱勢，需要勇士一馬當先向壓迫階級發(fā)起進攻。施洋就是這樣的勇士，“卻因上前沖鋒而就義了”，對此，“我們能不悲哀，能不憤恨？”然而施洋已就義一年了，壓迫階級的戰(zhàn)線不但未被沖破，反而更加堅固了，這何以面對烈士忠魂，所以勇士們和被壓迫階級必須奮起抗爭。
這篇言簡意賅的《發(fā)刊贅言》奠定了整個紀念號的基調，除施洋遺稿以外，所有的篇什都在回顧施洋短暫而光輝的一生的基礎上，探討什么是施洋革命精神，他有哪些英勇事跡，其犧牲的意義和價值何在等，以更好地繼承其遺志，投身偉大的革命事業(yè)。其中惲代英的《紀念施伯高兄》最為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說自己是五四運動后認識施洋的，一直對施洋存有誤解：“我只知道他是熱心奔走的人，我亦曾懷疑他是愛出風頭，我亦曾譏笑他是專門開會家。我因為他是一個法政畢業(yè)生，而且比較活躍而規(guī)模宏大一點，我總覺得他像一個政客；我在初不相信他有甚么誠心，我在初不相信他真能為社會上做出甚么切實事情”。直至施洋犧牲前的一兩年，惲代英看到“他熱烈而勇敢的膽氣，與那種堅定而不移易的精神”，“才有些半信半疑地贊美他的為人了”，但仍堅持認為他長得像政客，“終少不了有一些政客們的缺點”。當施洋因為援助工友而遭慘殺的消息傳來，惲代英不但感覺是一件可惜的事，還深深自責，禁不住反思和檢討自己來：“我疑議人家，我不滿意人家，但是世界上只有像我這樣的人，真做得成甚么事么？……到人家死了才相信人家是一個真誠的有志的人，這樣的相信，有甚么用處呢”？由此他深刻地認識到“人對于一切生活性格與他自己不同的人，每每會發(fā)生些無根的誤解”，這是人性的弱點。人無完人，每個人都一樣，不免有許多缺點，如果想做事，重要的是“能集合各種缺點不同的朋友，以我所長補人之短，亦以人所長互補其短”。尤其我們應當歡迎能補正我們缺點的人，“我們偏于冷靜了，正需要活躍的朋友；我們偏于拘謹了，正需要規(guī)模宏大的朋友”。唯有如此，才能凝聚更多的人，取長補短，干出一番志同道合的革命事業(yè)。
施洋蒙難一周年的當天，除《民國日報》開辟專號紀念外，京漢路二七慘案同人也在上海假斜橋局門路工界救亡會舉行施洋紀念會。下午2點，來賓向施洋遺像行三鞠躬禮后，由楊德甫、周無為演說施洋生平，“演說至壬戌歲除夕日清晨槍決時，痛哭失聲”。陳天則追述“施洋與武漢勞動界之關系，并為租界車夫、英國香港煙廠、粵漢鐵路、漢陽鐵廠、棉花廠、揚子機器廠、京漢鐵路等處工人爭利益之大略事實”。此外，高漢聲、徐錫麟、方荊俗、陳鐘柔等也分別演說，“均極沉痛”。最后，郭啟向來賓致謝，希望同人團結起來，繼續(xù)奮斗；并向來賓贈送施洋遺像，還擬翻印多張遍寄全國工團， 以讓人們能夠保留對施洋的記憶，從而更好地發(fā)揚和傳承其革命精神。
但翻印的施洋遺像畢竟是紙質的，不僅難以恒久保存，而且時過境遷，易于忘卻。欲讓死者不朽、精神永存須借助記憶之場，即紀念性建筑物。1949年5月中下旬武漢解放，成立人民政府。6月11日，武漢職工代表會議即通過決議，委托中原職工總會負責修建施洋與林祥謙兩烈士的陵墓，以紀念這兩位中國工人運動中的先烈。上文業(yè)已提及，施洋遺骸由其友人安葬于洪山，這次修建，將其墓地遷移至洪山南麓的坡頂上，墓前修有一條依山勢筑成的甬道，拾級而上，可以直達。整個陵墓坐北朝南，于1953年建成。進入墓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施洋烈士半身雕像，頭戴瓜皮帽，身著中式服裝，大理石的基座上鐫刻著董必武1957年的題詩：“二七工仇血史留，吳蕭遺臭萬千秋。律師應仗人間義，身殉名存烈士儔?！毖氐裣窈笫A往上走，小山頂上屹立著巨大的方柱形紀念碑，高10.8米，正面鐫刻“施洋烈士紀念碑”七個金色大字，兩側記述“二七”大罷工的經(jīng)過和施洋烈士的生平。紀念碑后，為烈士墓，墓頂呈圓形，基部為六角形，墓碑上書“施洋先生之墓”六字。
1993年“二七”前夕，相關部門為施洋烈士墓新立一尊高4.28米、基座上刻有董必武題詩的全身塑像，而將原來半身雕像移往他處。在塑像通往紀念碑和墓地的甬道上，新鋪上紅色的地板磚。紀念碑全部用天然漢白玉大理石重新裝飾，烈士陵墓覆蓋黑白兩色花崗石。同年將施洋烈士墓改名為“施洋烈士陵園”。1997年，武漢市、洪山區(qū)人民政府又對陵園進行重新設計、拓建，利用原有軸線布置瞻仰廣場、紀念館、牌樓，拓寬甬道等，并增添綠色植被，將陵園整修一新。這個項目設計格調典雅優(yōu)美，“力求在紛繁復雜的城市界面創(chuàng)造出一段親切的人文環(huán)境，一個給后人瞻仰、休憩和活動的城市開放空間”，獲武漢市優(yōu)秀建筑設計二等獎、湖北省優(yōu)秀建筑設計三等獎。 2009年，國家發(fā)改委撥專款對施洋烈士陵園再次進行全面維修改造。
經(jīng)過多次整修，施洋烈士陵園整體布局嚴謹大方，建筑造型莊嚴肅穆，不僅是武漢市的紀念性園林景觀，為市民休閑游覽提供便利，而且成為國家級的紅色旅游經(jīng)典景區(qū)，一個重溫革命記憶、傳承紅色基因的“記憶之場”。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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