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德溫的老生常談與……“恐怖的遺產(chǎn)”

《村子里的陌生人》，[美] 詹姆斯·鮑德溫著，李小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雅眾文化，2023年2月版，208頁，58.00元

在讀過美國黑人作家、社會活動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1924-1987）的書信體作品《下一次將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 1963；吳琦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之后，再來讀他的文集《村子里的陌生人》（原書名Notes of A Native Son，1955；李小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更有助于了解這位杰出作家、民權(quán)斗士的思想歷程。這兩本小書比較起來，《烈火》是《陌生人》的升級版，思想更成熟，從閱讀的角度來看表述也更清晰；但是《陌生人》更能呈現(xiàn)出他在其自我反思歷程中包含的復雜因素，在顯得不無青澀的氣質(zhì)中的那種誠實與激情更有樸素的感染力。

愛德華·瓊斯（Edward P.Jones）在2012年為該書寫的“導言”中說，“隔了如此長時間重讀《村子里的陌生人》一書，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鮑德溫是多么‘新潮’。這或許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但生活中的許多例子向我們表明，一些老生常談是建立在堅實、熟悉和永恒的事物之上的。”在2020年的“黑命攸關(guān)”（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中，鮑德溫不僅是“新潮”，更是新仇中的怒火；那些“老生常談”中更多的是怒火中的舊恨，準確來說，鮑德溫作為民權(quán)斗士的歷史形象在美國街頭怒火中不斷刷新。

鮑德溫為《村子里的陌生人》1984年版寫的序言在這本文集中有重要的意義，在回顧中的反思呈現(xiàn)出歷史的張力。在幾十年過去之后，作者如何看待自己這些寫于1940-1950年代的文章呢？他在這篇序言中寫道：“在這本書出版三十多年后，我依然必須難過地承認，當初寫作的動力或必要性仍然沒有改變。誠然，有一些表面的變化，其結(jié)果往好里說是模糊的，往壞里說是災難性的。但骨子里根本沒有變化，只有骨子里的變化是唯一真正的變化?！俣嗟淖兓瑧崙康姆▏藭f（他們的感嘆當然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也還是老樣子’。”（15頁）我們實在是太能理解鮑德溫的承認與難過了：對于他來說，三十多年過去了，眼前的世界在“骨子里根本沒有變化”，再多的變化也還是老樣子，這真是情何以堪。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當初寫作的動力或必要性仍然沒有改變”，難道不會讓人懷疑所有的寫作與抗爭還有什么意義嗎？他還說，“在當下這種難以言表的危險亂局中，唯一明顯可見的真正變化，是那些長期污蔑和壓制他者的人害怕局面會反轉(zhuǎn)”（同上）。我不知道在這里他說的“當下這種難以言表的危險亂局”具體指什么，但是可以想象他的憂慮與不安。在回憶的同時因當下的老樣子而憂慮，這種心情真的很令人難受。無論如何，他沒有后悔選擇寫作作為畢生的事業(yè)，因為從開始的時候他就知道，為了主張、索取自己與生俱來的權(quán)利，為了使自己不僅僅是時間、環(huán)境和歷史的產(chǎn)物，必須寫作。寫作在鮑德溫來說，就是人生斗爭的唯一武器。

“我不是你的黑鬼”李公明  繪

我不知道在他說了上述這番話之后到1987年去世之前，還寫了什么作品。但是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一部以他未完成作品《記住這房子》（Remember This House） 為基礎(chǔ)的紀錄片《我不是你的黑人》（I Am Not Your Negro）（2016）仍然引起了廣泛的關(guān)注。這或許也能說明不但鮑德溫在1984年說美國在骨子里沒有變化是對的，甚至到了放映這部記錄片的2017年，他對美國的批判從實質(zhì)上來說仍然沒有過時?！拔也皇悄愕暮谌恕边@個題目很有深意和力量感，在觀念上直指種族問題中的權(quán)力與隸屬關(guān)系，也正是要索取自己與生俱來的權(quán)利；同樣重要的是在對象上直指“你”——白人（whiteness），這是鮑德溫全部思想中的一個核心對象：黑人身份的一切都是被白人的權(quán)力制造出來的，原因是為了證明白人至上。

在這篇序言中，他一再提到的概念是“遺產(chǎn)”，但是沒有給以很明確的闡釋。從根本上說，所謂的“遺產(chǎn)”指的當然是種族問題，而且是恐怖的：“種族問題是所有美國人的遺產(chǎn)，無論他或她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是黑人還是白人。這是一份恐怖的遺產(chǎn)，無數(shù)的人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了它出賣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權(quán)利。直到今日，許多人還在繼續(xù)出賣。這種恐怖的遺產(chǎn)，把過去和現(xiàn)在融合在一起。有人說，這種恐怖只是暫時的，但這種說法既不現(xiàn)實，也毫無意義。”（14-15頁）在這里，“為了它出賣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權(quán)利”似乎可以理解為因為這一無法擺脫的遺產(chǎn)而被剝奪了應有的權(quán)利，所以在下面作者接著說“這份遺產(chǎn)曾粗暴而明確地剝奪了我與生俱來的權(quán)利”。假如從歷史的遺產(chǎn)的角度來看，更能理解它的恐怖與延續(xù)，更能理解鮑德溫為什么說他要“設法在某種特定的遺產(chǎn)中進行自我定位，準確地說，利用這份遺產(chǎn)索取我與生俱來的權(quán)利”。說是“利用”，其實也就是不得不利用。在我看來，鮑德溫的寫作意義已經(jīng)超越了他和所有美國人不得不背負的種族問題遺產(chǎn)，只要仍然存在恐怖的、延續(xù)到今天的歷史遺產(chǎn)并且繼續(xù)造就著“一種未經(jīng)承認的冰冷的恐慌”（16頁），他的寫作的價值就永遠存在。

在鮑德溫的思想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種族身份與文化遺產(chǎn)的關(guān)系，也就是他說的“西方世界的雜種”問題。作為一個黑人，他意識到自己成長中的一個關(guān)鍵時刻是發(fā)現(xiàn)自己只能以一種微妙的、深刻的方式和特殊的態(tài)度看待莎士比亞、巴赫和倫勃朗、巴黎石建筑、沙特爾大教堂和帝國大廈——“這些東西不是我創(chuàng)造的，不包含我的歷史。我也許會永遠徒勞無功地在它們之中尋找自身的影像。我是一個闖入者，它們不是我繼承的遺產(chǎn)?！保?3-24頁）更令他深有感觸的是，作為一個瑞士小村子里的“陌生人”，他不但無法融入當?shù)厝说纳钪?，而且發(fā)現(xiàn)這些村民盡管大部分人見到的歐洲只是山腳下的小鎮(zhèn)，但是“他們中間最沒有文化的人，也以一種我沒有的方式，與但丁、莎士比亞、米開朗琪羅、埃斯庫羅斯、達·芬奇、倫勃朗、拉辛有著某種聯(lián)系；沙特爾大教堂會默默地對他們訴說的東西，不可能對我訴說，正如他們中間任何人要是到了紐約的帝國大廈，帝國大廈對他默默訴說的東西，不可能對我訴說”（185頁）。這是在文化人類學中的遺產(chǎn)與人種研究的議題，但是更真實、更深刻的感受只能來自現(xiàn)實生活之中。讀到這里，我想起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和同班同學林君討論過這個問題，因為我看他整天捧著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于是問他假如看到一個越南人在讀黑格爾、用越南話來講精神現(xiàn)象學，會有什么感覺？他說會感到有點奇怪。然后我們馬上想到的是，其實我們是否也是一樣？沒想到這個問題在一位美國青年作家身上同樣存在，僅僅是因為膚色問題。其實，問題不在于對西方經(jīng)典文化的了解和研究的深度，而是因為文化本身似乎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quán)力，一種深深地鑲嵌在“前世”中的“今生”，因此鮑德溫雖然不是歷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但是他的思想?yún)s是隨時指向歷史深處和人類文化的深處。

黑人的身份決定了很多與生俱來的、極為深刻的文化人類學悖論，它們都不是外在于個體生命感受的“社會現(xiàn)象”，而是一種復雜的個體心理感受。比如說，隨時裝出高興的模樣——“這是美國黑人自小接受的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必須討人‘歡喜’。這種‘你微笑，世界就會與你一起微笑’的策略，用在這里與專門用在別的地方，收到的效果是同樣的，也就是說，完全不起作用。畢竟，一個人的重要性和復雜性要是都難以讓人接受，他怎能討人歡喜?！保?81-182頁）又比如，“黑人作家的一大難處，是黑人問題被書寫了太多。我們看到，黑人問題還沒有摸到門兒。這個問題不僅寫得太多，而且寫得太差?？梢哉f一個黑人為了言說而付出的代價，是最終無話可說”（22-23頁）。為了言說而斗爭的結(jié)局是發(fā)現(xiàn)自己竟然無話可說，這是比微笑無用更令人絕望的無用。

再進一步，比微笑無用、寫出來也無用相比，更可怕的是作為黑人懂得必須把自己的恨與怕的情感隱藏起來，這是很困難的。鮑德溫說，“最困難的是，我被迫承認過去我總要隱藏的某些東西，那是美國黑人不得不隱藏的東西，為的是換取在公共生活中的進步。那就是，我恨白人，怕白人。但這并不意味著我愛黑人；相反，我鄙視黑人，或許是因為黑人中沒有誕生一個倫勃朗。實際上，我是恨這個世界，怕這個世界。這不僅意味著我由此賦予這個世界完全戕害我的力量，還意味著在這樣一個如同地獄邊境般令人自毀的世界里，我無從寄望于寫作。”（24頁）以上這些講來講去，最后還是只能歸結(jié)到那句話：“我想我生命中最困難（也是最讓我獲益）的還是這個事實：我生來是一個黑人……”（22頁）“在我們出生時，現(xiàn)實就把籠子加于我們頭上，在這個籠子內(nèi)、在它的背景下，我們逐漸成型。”（37頁）這不是一般的環(huán)境決定論，也不是一般的血統(tǒng)論，雖然膚色的問題也是來自血統(tǒng)。

愛德華·瓊斯認為《亞特蘭大之行》（發(fā)表于1948年）是一篇深刻的警示故事，“提醒防備黑人政客、白人激進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這些人用模棱兩可的話來掩蓋家長作風，他們把黑人當孩子看待。重讀這篇文章時，我不斷想起華盛頓地區(qū)的白人自由主義者”（導言）。他提到的鮑德溫對讀者的提醒真令人有五味雜陳之感，那是一個黑人作家在四十年代后期對政治承諾以及族裔代表的深刻洞察，也超越了單純的黑人問題語境而具有普遍性思考意義。看看鮑德溫在《亞特蘭大之行》中是怎么說的：左翼的美國進步黨在宣傳中承諾得太多，因此不再可信；所有的美國人都不相信政客，而黑人是最不相信政客的，他們已經(jīng)習慣不對政客有任何期望。盡管政客在競選中的承諾總是會讓人興奮的，但最終還是使得黑人以冷漠的目光看待政客?！笆聦嵣希@種冷漠與其說是在政治上不負責任，不如說是經(jīng)驗的產(chǎn)物——無論受多少教育都不能抹殺的經(jīng)驗。”（95頁）實際上，“在這個國家，大約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黑人’成了政治武器，成為敵人手里的王牌；選舉時期向黑人承諾的任何東西，也是瞄準敵對陣營的威脅；在權(quán)力的爭奪戰(zhàn)中，黑人是卒子?！瓫]有人——更別說政客——真正想要改變黑人的地位”（同上）。因此鮑德溫說不管有多少證據(jù)可以表明政客對黑人的關(guān)系和善意，但是“事實上就大多數(shù)黑人而言，地位并沒有改變”。至于那些黑人政客，鮑德溫認為他們只是利用其地位脫離他們表面上為之服務的黑人族裔（96頁）。在這種語境中，普通黑人還能用手里的選票來做什么呢？還能責怪他們用選票來換取那些可能的目標嗎——一片面包、一個新屋頂、五美元……？鮑德溫在這篇文章中講了一個黑人四重唱小組在進步黨的忽悠和極為摳門的資助下去亞特蘭大演唱的故事，最后這個小組中的戴維對鮑德溫說，“他們都一個鳥樣……沒有一個人會為你做好事；如果你繼續(xù)愚蠢到相信他們說的話，那是你自己活該”（106頁）。

對于社會抗議文學，鮑德溫的看法是極為尖銳的，認為其中的道德感傷不僅是沒用的，而且是有害的。比如作為美國社會抗議小說基石的著名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他認為“是一部很爛的小說。它自以為是的道德感傷，堪與《小婦人》相提并論。感傷，或炫耀虛情假意，是不誠實的標志，是感受力的匱乏。感傷主義者的淚眼暴露了對經(jīng)驗的反感，暴露了對生活的懼怕，暴露了心靈的干涸；感傷從而是秘密而兇殘的非人道的信號，是殘酷的面具”（30頁）。從這些抗議小說的社會意義來說，有點出乎我們意料的是，他認為“抗議小說非但沒有令人不安，反而是美國社會中被人接受、令人欣慰的一個方面，它分化了我們以為很必要的框架。無論什么令人不安的問題被提出來，都是短暫的、刺激的。因為它與我們無關(guān)，離我們遠遠地，被安全地放置在社會舞臺上；在那里，它事實上與任何人都沒有關(guān)系；最終，我們會因為閱讀這樣一本書而感動不已?！灰菢拥臅€在出版’，一個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曾經(jīng)對我說，‘一切總會好的?！保?6頁）又是一個“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的例證，只不過更像是對統(tǒng)治者說的肺腑之言：真的不用擔心?！白罱K，抗議小說的目的變得非常類似于前往非洲的天真的傳教士，他們熱衷于遮蔽土著的裸體，將土著匆忙趕進基督蒼白的懷抱，從此受盡奴役?！保?8頁）要走出這種感傷主義的無用言說，最重要的是“必須記住，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身處同一個社會，相互捆綁在一起。他們接受同樣的標準，擁有共同的信仰，立足于相同的現(xiàn)實?！粔浩日邞?zhàn)戰(zhàn)兢兢地依賴的現(xiàn)實支柱，也是壓迫者的現(xiàn)實支柱，這使得真正的‘新’社會難以想象。所謂的新社會，應是這樣一個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消失，伸冤必報。在‘新’社會里，要么根本沒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分，要么二者易位。但最終，在我看來，被壓迫者想要的是提升社會地位，在現(xiàn)有的共同體內(nèi)被接納”（38頁）。但是在鮑德溫看來這是不可能的，“黑人的命運如同卡夫卡筆下的城堡一樣云遮霧罩，……逃還是不逃，動還是不動，全都是一樣；黑人的命運寫在額頭，扛在心上”（39頁）。只有這樣才能理解理查德·賴特的小說《土生子》中的比格陽的咒罵：“‘他媽的’。他的痛苦像鮮血一樣噴出，他想起數(shù)不清的歧視，想起寒酸的家里老鼠成災，想起領(lǐng)取家庭救濟的屈辱，想起無端的、丑陋的激烈爭吵。他仇恨這樣的人生。仇恨像硫黃火一樣淤積在小說中。比格爾的人生被他的仇恨和恐懼所控制，所限定。后來，恐懼驅(qū)使他殺人，仇恨驅(qū)使他強奸。我們得知，借助暴力，他直到死才第一次過上真正的人生，第一次救贖他的人性。”（同上）

在《千千萬萬的逝者》這篇文章中，鮑德溫繼續(xù)講述著文學中的黑人怒火故事。但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故事，遠非用“怒火”這樣的形象化語言所能表述。正如愛德華·瓊斯在“導言”所講的，有時候鮑德溫的口吻似乎不是一個黑人，而是一個旁觀者；有時候他在文章中頻繁使用的“我們”也會使我們?nèi)菀缀鲆暳四承┰捳Z中包含的真理和沉痛。尤其是對于我們來說，如何理解鮑德溫懂得必須把白人當作真正的人來書寫？如何理解他懂得“不用非得把白人非人化，才能刻畫出一個完全人性化的黑人”？一方面由于生活語境的經(jīng)驗差異很大，我們必須承認理解的困難，即便是對于同為黑人的瓊斯來說，也是要到有了足夠的生活閱歷之后才能真正讀懂鮑德溫。另一方面瓊斯也提醒我們，鮑德溫為我們“提供他對人生的固執(zhí)己見。他對事物的看法。并不都是正確的。但若忽視他的的觀點，我們就只能看見事物的局部，而這不會幫助我們找到長久有效的解決方案”（第7頁）。

這種復雜性在鮑德溫對小說《土生子》的真實意義及其巨大局限性的分析中就很能反映出來：一方面他認為這部重要的令人震驚的小說的出版只是證明了自由民主社會的進步與成功，證明美國人現(xiàn)在能夠毫無畏懼地直面那些可怕的事實。但是，實際上這是“不幸的煉金術(shù)能力，將所有苦澀的真實加工成無害的開胃甜點”（49頁）；另一方面，“《土生子》沒有傳遞美國黑人處境中十分蒙昧的自相矛盾之處，我們滿懷希望而浮光掠影地考察的社會現(xiàn)實，只是一個影子。這種社會現(xiàn)實不只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guān)系，主人與奴隸的關(guān)系，也不只是由仇恨引起，它還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道德上的血緣關(guān)系，或許是美國經(jīng)驗中最深刻的現(xiàn)實。只有承認它包含了許多愛的力量、痛苦和恐懼，我們才能表露這種現(xiàn)實”（60頁）。很顯然，重要的不是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的區(qū)別，而是對黑人真實現(xiàn)實狀況的認識在深度上的區(qū)別。在鮑德溫極為敏感和復雜的感受、思想和表述中，我尤其有感觸的是他極力反對那種觀念：黑人要成為真正的人，要為人所接受，就必須“默許抹殺自己的人格，扭曲和貶抑自己的經(jīng)驗，屈從于將個人簡化到無名狀態(tài)的力量……。”（63頁）因此，在他看來“美國黑人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白人要想保持人的尊嚴，必須找到與黑人共處的生活方式。……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斗中，白人的動機是保護自己的身份，黑人的動機是確立自己的身份；這場戰(zhàn)斗遠沒有結(jié)束，今后許多代人仍會感受到它所帶來的難料的影響”（193頁）。

鮑德溫在三十一歲的時候?qū)憽渡阶允觥氛f，“我認為，我有許多的責任，但最大的責任莫過于此：正如海明威所說，活下去，完成我的工作?！保?6頁）在這么年輕的時候就想到要“活下去，完成我的工作”，似乎有點夸張，但我相信他說的是一種真實的責任感。寫這篇序言的時候他快到六十歲了，他說“這是一個特殊的歲數(shù)，但我現(xiàn)在不會將之當作慶?；蚋袀钠鯔C。我覺得沒有任何理由抱怨。順其自然吧，不管明天會如何。但是，我有理由反思；我們在被迫回首往昔時，總會反思?！蔽乙蚕嘈胚@些話都會說得很多讀者的心里去，尤其是他還說到在五十年代認識的一些他曾經(jīng)全心全意相信的朋友，后來變成了“一群可憐可鄙的懦夫。”（18頁）當然，“沒有一個人不為自己做出的選擇付出代價”（17頁）。有報道說，在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里有他的長達一千八百八十四頁的檔案，這當然就是代價的證據(jù)之一。鮑德溫顯然對要付出的代價也很清楚，因此他要強調(diào)的是“在我們的人生中，絕對不要把不義當作尋常之物來接受，而是必須全力與之做斗爭。這場斗爭始于內(nèi)心，現(xiàn)在，它要由我來負責，讓我自己的心靈擺脫仇恨和絕望”（134頁）。既要全力與不義作斗爭，同時也要讓自己的心靈擺脫仇恨與絕望，這可以看作是鮑德溫寫給所有不甘在黑暗中沉淪的迷惘者的斗爭箴言。

最后想起從伊朗移民美國的文學批評家阿扎爾·納菲西（Azar Nafisi）在《想象共和國：三本書里讀美國》（The Republic of Imagination，2015；楊曉瓊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的“后記”中引述的鮑德溫的這句話：“這個世界上我最愛的國家就是美國”，“而恰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堅持要求終身享有批判它的權(quán)利?！保?75 頁）然后她反復讀著寫在紙條上的鮑德溫的話：“沒有什么別的故事可講的，這是我們在所有黑暗中尋得的唯一光明?！保?02頁）真的就是這樣，沒有什么別的故事可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