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自我認同：亨利·勞倫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美國史研究室魏濤的專著，于2022年5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本書詳細考察了南卡羅來納政治家、種植園主和商人亨利·勞倫斯的跨大西洋經(jīng)歷，論述了勞倫斯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不斷移動和自我認同的轉變，討論了英帝國中心和南卡羅來納之間的關系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fā)生改變的，以及二者關系的變化如何促使他將自我認同從英國臣民轉變?yōu)槊绹?。本書的新書座談會邀請了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的高國榮教授作為主持人，與上海師范大學法國史教授黃艷紅、福建師范大學治憲政史的郭巧華教授、關注全球史和醫(yī)療史的臺灣學者蔣竹山教授、中央黨校邵聲教授和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金海教授一起從不同角度對談談對這本書的閱讀體會和思考。本文系圓桌內(nèi)容的選摘。
黃艷紅：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對亨利·勞倫斯身份或者自我認同，或者他的政治意識而言，可能七年戰(zhàn)爭是一個轉折點，因為此前他很樂意融入英國主導的大西洋帝國秩序，而且確實是從中獲益了，包括他在英國的學習，以及他投身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所以他認同或者追求英帝國的公民身份是可以理解的。但英法七年戰(zhàn)爭后，即1763年以后，英帝國中央政府和南卡羅來納殖民地的各種摩擦就不斷出現(xiàn)。既然著作已經(jīng)明確提到運用跨國史或大西洋史的視角，還可以將這一轉變放在更為宏大的視角中來考察。英法七年戰(zhàn)爭造成了非常復雜的后果，它不僅是一場大規(guī)模的歐洲范圍的戰(zhàn)爭，也是一場波及全球的世界性戰(zhàn)爭，或許是近代早期的一場世界大戰(zhàn)。它對于法國的舊制度來說幾乎是致命的，對德意志的命運走向，對東歐的政治格局，以及對北美和印度的歷史命運，其影響都十分深遠。我想，亨利·勞倫斯的個人轉變，可以說是近代早期帝國競爭的關鍵節(jié)點的一個重要方面的縮影，將來還可以考慮與類似的個案做一些平行的比較考察，以折射全球史的這個“大變局”。
另外，我對有關亨利·勞倫斯的話語和觀念分析比較感興趣，我覺得作者在這個方面還可以更多地著墨，畢竟這最能反映主人公的觀念和意識轉變。在有關“大西洋革命”的觀念起源研究中，大西洋兩岸都有一些關于輿論和小冊子的經(jīng)典分析，本書的作者搜集了相當豐富的原始史料，可能還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就目前我的觀感而言，比如第109頁到111頁的敘述，好像勞倫斯的思想意識轉變，主要是基于法學和商業(yè)實踐方面的原因，這與法國大革命前夕普遍的觀念背景有點不同，因為在勞倫斯那里，“自然權利”等抽象政治觀念看來并不占優(yōu)先地位。這就涉及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一個經(jīng)典議題，即二者究竟有何異同。如果勞倫斯這個個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則北美政治精英一開始的觀念論證，仍然在有關自由的傳統(tǒng)英國話語和法律-憲政框架內(nèi)展開，但法國大革命一開始就拋棄了以歷史傳統(tǒng)為依據(jù)的論證。還有一點我印象比較深，就是勞倫斯具有很強的宗教情懷，這又是跟許多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精英很不一樣的地方，后者即使不是反宗教，起碼也是很反天主教會的。所以我想這些方面都有可能從事一些基于個案的比較分析。
在亨利·勞倫斯追尋自我認同的歷程中，域外的觀感和印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對于當時的很多美國人和法國人恐怕都是如此。不過我感到有點意外的是，主人公竟然對法國的風俗禮儀有好感，這是個蠻有趣的話題。因為很多見識過當時法國上流社會的域外人士，大概不會有這么正面的印象；相反，當時的法國人對美洲和新生的美國有很美好的想象，并且在富蘭克林等美國人身上得到了印證。富蘭克林在巴黎期間簡直受到了神一般的膜拜，人們認為他代表著一個簡樸、虔誠、充滿道德感的理想社會，這些特征正是法國已經(jīng)喪失的；富蘭克林和伏爾泰一起參加了共濟會的活動，而共濟會同樣是一個跨大西洋話題。一些重要的跨國文本無疑也是這種域外鏡像的重要載體，例如克雷夫科爾（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ur）《一個美洲農(nóng)民的來信》，它在構建當時西歐人關于美洲的理想形象方面發(fā)揮過重大作用。不過，亨利·勞倫斯后期對英國政治的看法倒是與當時法國輿論界的意見頗為一致：英國政壇擾攘不寧，充斥著陰謀詭計。這些域外印象的生成原因和它們產(chǎn)生的影響，看來也是個饒有興趣的話題。
最后我想談一點題外話，當然這個話題跟本書的海洋史和跨國史方法或視角不無關聯(lián)。記得魏濤曾提起，他研究的主人公祖上來自法國的拉羅謝爾，我曾去參觀過這個近代法國著名的新教堡壘。1620年代黎塞留圍攻拉羅謝爾時，在港口外側的海水中筑起了一道封鎖墻，來自英國的船只無法駛入，這座城市才最終投降。這個事實有兩方面的啟示意義：第一，拉羅謝爾是面向海洋的，海洋是它的生命線；第二，它與英國聯(lián)系密切。這些特征可能是以前單一的民族國家歷史容易遮蔽的。實際上，拉羅謝爾興起于12世紀后半期，當時英國和法國西部大西洋沿岸曾形成一個政治實體，這就是安茹帝國，拉羅謝爾、波爾多等法國西部海港正是從這個時代起就長期維持著與英國的密切聯(lián)系。1685年路易十四廢除《南特敕令》后，很多胡格諾教徒流亡到了英國、荷蘭和勃蘭登堡-普魯士等新教國家，這些群體出于對法國的仇視而成為17-18世紀之交歐洲締結反法大同盟的重要推手。有些胡格諾新教徒的足跡則更遠。早在16世紀，他們就曾企圖在巴西立足，并建立過一個叫科里尼堡的據(jù)點，就在今天的里約熱內(nèi)盧；在17世紀，胡格諾教徒已經(jīng)在南非的開普殖民地立足；而在魏濤的書中，紐約到查爾斯頓的北美沿海也見到了他們的身影。如果說這種現(xiàn)象可以稱為胡格諾的“流散”（diaspora）的話，看來我們也可以稱他們?yōu)榇笪餮蟀哆叺摹昂８酆裰Z”——我在這里借用的是河南大學艾仁貴老師的“海港猶太人”的概念。
郭巧華: 亨利·勞倫斯作為美國建國前后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已引起學界的關注。不過，學界對勞倫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政治活動、種植園活動、奴隸貿(mào)易上，而作者獨辟蹊徑，選取亨利·勞倫斯在1744-1784年間的四次跨大西洋旅行為重點，將其作為一個跨大西洋的主題和動態(tài)的個體，探討這四次跨大西洋旅行如何塑造了他的世界觀和自我認同。作者采用文化理論家和社會學家斯圖爾特·霍爾的動態(tài)認同理念，認為勞倫斯的自我認同經(jīng)歷了早期對英國人的自我認同，到美國革命前夕對英國人自我認同的懷疑，并在革命后期拋棄英國人的自我認同，進而追求并捍衛(wèi)作為美國人的自我認同的過程。自我認同是作者探究勞倫斯跨大西洋遭遇的關鍵詞，也是本書最大的亮點。
在研究方法上，該書采用大西洋史或跨大西洋史的視角，以亨利·勞倫斯的跨大西洋遭遇為中心，探究英帝國中心和北美殖民地政治思想之間的互動。作者跨大西洋多維度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個人認同建構的復雜性和變動性，從更多元的角度理解18世紀英帝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在史料上，該書運用豐富翔實的一手資料，闡釋勞倫斯本人自我認同的轉變，以及18世紀英帝國中央政府和南卡羅來納殖民地的政治經(jīng)濟關系的變化。在對原始材料的解讀，特別是對一些書信的分析，作者采用講故事的方式，以淺顯易懂的語言，全方位客觀地闡釋18世紀大西洋兩岸政局政治經(jīng)濟關系的變動對個體造成的影響，以及個體對政局變動的回應，極大地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拉近了職業(yè)歷史學家和普通讀者的距離。同時，該書借鑒和吸收社會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法學和衛(wèi)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凸顯了鮮明的跨學科特色。
不過，稍加遺憾的是，對于自我認同的內(nèi)涵與外延，作者未進行詳細闡述。在今天美國各族裔由身份認同轉化為身份政治，進而導致國家認同危機的情況下，如果能夠很好地將自我認同、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概念予以界定清晰，將對今日美國乃至世界的認同危機產(chǎn)生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勞倫斯自我認同的轉變，與他對英國和南卡羅來納關系的認知密切相關，但二者是如何聯(lián)系在一起的，勞倫斯自我認同是如何發(fā)生轉變的；除了他四次跨大西洋旅行對其自我認同轉變起到重要作用外，還有哪些重大事件促使他做出這些轉變，尤其是經(jīng)濟因素在其中發(fā)揮了多大的作用，這些問題不是作者的重點，但若能在前言部分予以說明，可能會給讀者更為立體的感受。
另外，在第二章勞倫斯的商業(yè)遭遇中，作者主要闡述了勞倫斯卷入的幾起海事法庭訴訟案件，以及他與查爾斯頓的皇家海關收稅員喬治·魯佩爾和南卡羅來納海事法庭法官埃格頓·雷之間的沖突。但細細閱讀之后，發(fā)現(xiàn)雷在判案時并沒有明顯的偏袒傾向。這一時期雖然英國通過新的海關管制政策，試圖加強對殖民地的管控，但勞倫斯和英國的這幾起商業(yè)訴訟案件，并不能說明英國司法明顯不利于勞倫斯，而勞倫斯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反應，某種程度上和這種對舊世界黑暗面的恐懼和自由的危機想象相關。在這一章中，如果作者能夠對勞倫斯的心理活動予以分析，并從勞倫斯的個體推及到當時南卡羅來納的商人群體，甚至整個殖民地時期的商人群體，分析他們對所處環(huán)境應對變化的經(jīng)驗，共同的情感或心態(tài)，如何塑造他們的自我認同，進而界定了國家的認同，可能會更有意義。
蔣竹山：我曾經(jīng)在《新史學》寫過一篇文章，談美國史最近這20年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型，過往他們比較強調(diào)所謂例外主義。但是，這幾年可以看到，美國史的書寫方式就已經(jīng)跳脫出例外主義的傳統(tǒng)框架，采取全球視角或者大西洋視角。如此一來，美國史的書寫就變得非常不一樣。魏老師完全沒有使用“全球史”這樣的關鍵字，他特別強調(diào)“跨大西洋遭遇”這個術語。但是，就我自己的閱讀體會，以及從魏老師回顧的新英帝國史和大西洋史的一些相關研究來看，它還是比較像是一個全球微觀史的研究。琳達·科利的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就是一個非常經(jīng)典的著作。所以，想請魏老師再多談一談大西洋的視角，或者是跨大西洋的遭遇跟過往的殖民遭遇，或者是文化遭遇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大西洋視角到底指的是什么？關于認同的問題，這幾年比較多的專著或文章會使用文化史的書寫方式去談認同。在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里面，我們可以看到文化史視野下的認同研究好像不太一樣。我想要問一下魏老師，為什么沒有使用文化史的方式來分析勞倫斯的自我認同？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邵聲：我看這本書的時候，聯(lián)想到美國學界近幾年新出版的另外兩本書，涉及的內(nèi)容和魏老師的這本書的研究主題有很多聯(lián)系。所以我想結合這兩本書，談點自己的體會，并請教魏老師兩個問題。
第一本書是內(nèi)森-珀爾-羅森塔爾（Nathan Perl-Rosenthal）在2016年出版的Citizen Sailors: Becoming America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公民海員：在革命時代成為美利堅人》），這本書也是從大西洋視角研究北美普通海員的身份問題，強調(diào)法國大革命時代，大西洋世界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不同國家如何以互動的方式推動美國海員的公民身份建構。羅森塔爾分析說，18世紀的大西洋世界流行以“國籍常識”（Common Sense of Nationality）——服飾、舉止、語言等特征——來辨別海員的國籍。但美國革命打破了這種常識。革命不僅將英語世界劃分成兩個不同的國家，而且鼓勵海員把國籍和公民身份視作一種個人選擇，從而加劇了區(qū)分英美兩國海員的難度，以至于大量的美國海員在隨后的英法戰(zhàn)爭中被交戰(zhàn)雙方當作英國人扣押。為了遏制這種形勢的發(fā)展，美國海員一方面通過宣誓、紋身、收集文件等方式證明自己的國籍，另一方面則推動聯(lián)邦政府向他們發(fā)放能夠證明其美國公民身份的紙質證書。這些證書在發(fā)放時幾乎無視海員的出生地或種族，不僅促進了海員們的國家認同感，也使黑人被視為平等的公民。
《公民海員：在革命時代成為美利堅人》
因此，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像亨利·勞倫斯這樣的北美政治精英在跨大西洋的活動中會不會也有類似的經(jīng)歷？北美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的身份轉變是否是同步的、相似的？兩者之間存在怎么樣的一種互動關系？
第二本書是漢納·馬勒（Hannah Weiss Muller）在2017年出版的Subjects and Sovereign: Bonds of Belonging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Empire（《臣民與君主：18世紀大英帝國的歸屬關系》）。他以17-18世紀英國法律中的“臣民”概念為切入點，揭示英帝國的君臣關系之于個人的權利機會及其對英帝國統(tǒng)一和分裂的影響，從而為我們理解美利堅人從臣民向公民轉變提供了一種全新視角。馬勒的研究有三點值得特別留意。第一，“臣民”和“公民”不是對立的概念。馬勒表示：“那種認為個人從臣民演變?yōu)楣?，從順從地接受法律和成員資格的人演變?yōu)榉e極管理和選擇自己與國家關系的人是一種目的論的觀點，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錯誤的區(qū)分。”這不僅是因為“生活在現(xiàn)代早期世界的人很少會認為‘臣民’與‘公民’是對立的”，而且事實上臣民身份也是一種積極的地位，而非一種被剝奪權利的公民身份。第二，他指出，“不列顛臣民”在當時的語境下有多重含義：（1）用以描述某人作為君主的臣民而具有英國血統(tǒng)；（2）用來表示一種有別于外國人的特定法律地位，指所有作為英國君主的臣民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有英國血統(tǒng)；（3）被用來喚起一套固有的權利和特權，與那些通常與“自由出生的英國人”有關的自由并無不同。馬勒的研究致力于恢復對第三種含義的理解。第三，“不列顛臣民”概念的法律含義的模糊性，為英帝國各殖民地的居民和官員利用第三種含義的潛力來為自己爭取權利提供了機會。魏老師在書中也談到了南卡羅來納殖民地居民把享受英國憲法和習俗所賦予的自由當作一種工具，以維護他們是英國人的自我認同。所以，英帝國臣民的認同是很松散的，不同地區(qū)對于“臣民”的理解和界定是不一樣的甚至相互矛盾的。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在英美沖突的過程中，英美雙方其實也在爭奪對于“臣民”含義的定義權。那么，勞倫斯的大西洋世界經(jīng)歷，使他對于“臣民”“公民”兩個概念是否有實質性的認知和建構？尤其是他在瑞士和法國的經(jīng)歷。我們知道，在18世紀，法國的盧梭等人對于公民問題就有很多闡釋。您在研究勞倫斯的過程中，是否有看到“公民”“臣民”概念的各種理論在大西洋世界傳播的資料？尤其是通過像勞倫斯這樣的有大西洋經(jīng)歷的精英。
我覺得這本書很好地展現(xiàn)了勞倫斯對于英國態(tài)度、內(nèi)心感受的一種轉變，但如果未來繼續(xù)修訂這本書的話，魏老師是否可以對族群身份、政治身份轉變等問題在理論分析上做進一步擴充？
金海：美國人的自我認同，可以說和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國家的人民都不一樣。它不像歐洲的民族國家那樣，自我認同有一些非常實際的載體，比如說共同的國家疆域、單一民族、共同語言、或者是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文化；甚至也不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一樣，有一個長期的歷史積淀。從殖民地建立到美國建國，都不到兩個世紀。美國人在自我認同的形成過程中，沒有這些有形的載體，那他們就只能更多地借助一些抽象的概念，即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就像《獨立宣言》所說的那樣：“人人都有一些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諸如生命權，財產(chǎn)權，追求幸福的權利。”把這些抽象的概念作為其民族認同的核心。所以，在美國革命的過程中，美國不僅是要完成建立新國家的任務，同時還要完成構建自我認同的任務。
這個過程可以說是和整個西方社會的啟蒙運動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跨大西洋的思想交流的過程，包括法國的、英格蘭的、蘇格蘭的啟蒙運動，還有北美13個殖民地本土的啟蒙運動。這些啟蒙運動的思想有一個交匯融合，然后再去形成這樣一個自我認同的核心概念。最終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中，通過美國的建立，這個核心概念獲得了一個實體化的表現(xiàn)形式，確立起美國人的身份。亨利·勞倫斯可以說是這樣一種過程的縮影。魏老師這本書以亨利·勞倫斯的四次大西洋遭遇作為線索，我就覺得這四次大西洋遭遇恰好反映了美國人自我認同的形成過程。他的第一次大西洋遭遇，是在英國商人的會計所里當學徒。這反映了殖民地時期，北美殖民地人民還沒有形成自身特有的自我認同，只能依托于他們的英國人的身份認同模式。這時候的亨利·勞倫斯也接受作為英國人的身份認同，他接受的是英國的教育，有英國國內(nèi)商業(yè)伙伴的關系網(wǎng)絡，他覺得自己的利益和英帝國中心的商人是一致的。而在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西洋遭遇中，他漸漸開始反思對英國人的認同，進而發(fā)展到否認英國人的自我認同。他覺得英國人的自我認同不能夠代表自己的身份，反而還對他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損害。實際上，這種損害不僅僅是針對他個人的。英法七年戰(zhàn)爭以后，隨著英國對殖民地控制的加強，這是許多北美殖民地人民都感同身受的。到第四次大西洋遭遇，亨利·勞倫斯作為一個革命者，美國人的認同已經(jīng)通過《獨立宣言》表現(xiàn)出來之后，他個人也已經(jīng)接受了美國人認同。當他作為一個外交特使被英國海軍所逮捕，并被英國人作為叛亂者關押在倫敦塔里的時候，亨利·勞倫斯已經(jīng)接受了這種美國人自我認同，并堅決地拋棄了英國人的身份認同。我覺得這和當時北美殖民地人民已經(jīng)完成了新的自我認同的構建，拋棄原有英國人自我認同的大背景是一致的。所以，亨利·勞倫斯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縮影，體現(xiàn)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在創(chuàng)建一個新國家的過程中，一方面拋棄舊有的英國身份，一方面創(chuàng)建新的自我認同這樣一個歷史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來自大西洋兩岸的經(jīng)濟的、思想的、文化的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高國榮：這本書最大的優(yōu)點是新穎的選題和視角，提供了不一樣的獨立戰(zhàn)爭敘事。獨立戰(zhàn)爭作為美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有非常多的成果。在這本書里，魏濤采用了大西洋的視角，將大西洋世界視為一個整體，不僅從北美殖民地和英國互動的角度來談獨立戰(zhàn)爭，而且從法國、荷蘭、西班牙同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爭奪來重新審視獨立戰(zhàn)爭。此外，自我認同的視角也非常有意義。這本書結合勞倫斯四次跨大西洋的經(jīng)歷，探討了勞倫斯的身份認同從英國臣民到美國公民的轉變。這種轉變首先是因為經(jīng)濟摩擦，使勞倫斯成為商業(yè)異見者，此后，勞倫斯在政治觀念上也不認可英國的制度和統(tǒng)治，對原本推崇的英國文化也提出很多質疑，從而在觀念上完成了對美國公民身份的認同。
勞倫斯在殖民地精英中非常有代表性。他有多重身份和復雜經(jīng)歷，他既是英國學徒，又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是殖民地的上層精英；做過大陸會會議主席，也是與英國締結合約的重要談判代表。盡管他不如建國之父華盛頓、杰斐遜、麥迪遜等人那么有名，但他也是美國獨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人物。盡管這本書多次提到亨利·勞倫斯的貢獻，但缺乏集中的論述，在導論中對為什么要選擇這樣一個人物還可以進一步交代。另外，這本書以勞倫斯為焦點，對以勞倫斯為代表的那些精英在自我認同上的轉變還可以進行一些整體的論述，在這方面可以適當添加一些內(nèi)容說明自我認同轉變在殖民地居民中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這本書將大西洋視角和自我認同作為關鍵的分析工具，對這些核心概念本身也還需要加強理論闡釋和分析。
魏濤：簡單地回復一下幾位與談人提出一些批評和意見。
一、勞倫斯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被遺忘的國父。
他基本上是跟富蘭克林同時代的人，但是比杰斐遜和麥迪遜年長一代。由于勞倫斯是來自南卡羅來納，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遺忘的國父。我覺得是可以在修訂的時候適當做些補充。剛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主要想討論一個個體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移動，對勞倫斯在民族國家層面的歷史，或者說對勞倫斯在美國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并未詳細討論。但是，我需要強調(diào)的是，勞倫斯是大陸會議的主席。在獨立運動期間，勞倫斯是南卡羅來納的副主席，一個類似于殖民時期副總督的職位，政治地位還是特別重要的一個人。此外，勞倫斯擔任大陸會議主席的時候促成了法國和美國之間的政治結盟。還有，他出訪荷蘭是代表新成立的美國完成外交使命。盡過他不幸被囚禁在倫敦塔里長達15個月，且被約翰·亞當斯搶走了政治和外交功勞。最后一個就是他在1783年的《巴黎條約》草案的簽訂過程中跟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官商討了很多重要政治、經(jīng)濟和外交議題。這些包括如何處理效忠派，效忠派在北美殖民地的財產(chǎn)，圣勞倫斯河上的捕魚權問題等，這些都與勞倫斯的經(jīng)歷密切相關。勞倫斯在國家層面或跨國層面為美國爭取國家利益爭取當然可以在修訂的時候適當?shù)难a充一下。
二、為什么勞倫斯對法國印象不錯？
勞倫斯的祖先來自法國的拉羅謝爾，所以他對法國有一個特殊的情感。另外，勞倫斯對法國印象不錯，更大程度上來說是因為他對英國國內(nèi)政治、教育和社會的不滿。勞倫斯在法國待的時間也不是特別長。如果他在法國旅行的時間足夠長，并了解更多關于法國的相關歷史的話，我想他肯定也會對法國有不好的印象。勞倫斯在歐洲大陸旅行的過程中，他對瑞士日內(nèi)瓦的印象非常正面，當然這跟他宗教虔誠，并堅持嚴格的宗教倫理和道德自律有關。宗教其實在勞倫斯一生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妻子于1770年去世之后，他沒有再婚，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個兒子的教育上面。他對家庭、宗教虔誠和新教倫理等特別重視。但是，相比之下，英國在這些方面都是墮落的或腐化的，尤其是英國王室的通奸丑聞等讓勞倫斯心生厭惡。
三、勞倫斯和他師傅詹姆斯·克羅卡特之間不愉快的關系。
在18世紀40年代，商人非常重視誠信和契約精神。大西洋商人之間的合伙關系主要是通過家族成員、親屬紐帶以及師徒關系而建立起來的?？肆_卡特是師傅，勞倫斯是學徒。雙方都很重視彼此之間的合伙關系和商業(yè)友誼?？肆_卡特為勞倫斯提供了商業(yè)合伙的機會，勞倫斯按理說理應感激，盡管雙方是貿(mào)易合伙人。但很明顯，師傅克羅卡特在幫助勞倫斯擴大商業(yè)貿(mào)易紐帶，并幫助勞倫斯積累商業(yè)財富。勞倫斯無論答應或者不答應入伙，只需要給克羅卡特一個肯定的回復即可。對勞倫斯和克羅卡特來說，這是在考驗彼此之間的誠信或信用問題。勞倫斯當然是要接受，但是他沒有及時給克羅卡克羅回復。按照當時的通訊條件，把信件從查爾斯頓寄到倫敦需要一個半月，再從倫敦寄到查爾斯頓還需要一個半月。這樣往返一次大概3至4個月。當時，勞倫斯可能是考慮不周，也可能是因為貿(mào)易活動過于繁忙，把接受克羅卡特合伙人這件事給耽擱了，未能及時給克羅卡特一個肯定的答復，這直接惹惱了他的師傅。但是，對商人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商機不可錯過。由于遲遲等不到勞倫斯的回信，克羅卡特又要做生意，他不能一直等下去。所以，克羅卡特跟其他人簽訂了合伙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挽回師徒之間的情誼，勞倫斯不得不再次訪問英國倫敦，向師傅道歉，挽回二者之間的師徒情誼。之后，克羅卡特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確實有些誤會，所以原諒了勞倫斯。
四、可否用全球微觀史的方法來研究勞倫斯，以及文化視野下的認同研究。
勞倫斯的經(jīng)歷主要是在大西洋世界范圍內(nèi)進行的。當然了，我也愿意嘗試做全球史。但是，勞倫斯的活動范圍并未越過大西洋世界，或者說他的活動不是全球性的。所以，在我這本書里，我主要還是從大西洋視野或跨大西洋視角來研究他的跨大西洋遭遇或移動。以后有機會的話，我也想嘗試做全球微觀史。
關于文化視野下的認同研究。彼得·伯克的書確實挺有意思的。當然，我也知道文化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包括新文化史領域有一些從文化視野研究認同的著作或論文。但是，勞倫斯是一個政治和商業(yè)精英，主要參加政治、經(jīng)濟和外交活動。我其實是很想使用歷史人類學或者說新文化史的視角或方法來嘗試研究。但是，勞倫斯的活動很少涉及文化，除了一部分關于禮儀或社會風俗的內(nèi)容外。
五、關于大西洋上海員和陸地上精英對自我認同的相同點和不同點。關于自我認同轉變的過程，如何比較精英和平民之間在自我認同上的轉變？
內(nèi)森·佩爾-羅森塔爾（Nathan Perl-Rosenthal）的《公民海員》這本書我看過，它主要研究共和國初期海員的公民認同問題。海員的生活主要在海上，跟勞倫斯的經(jīng)歷截然不同。另外，跟羅森塔爾研究的海員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勞倫斯的經(jīng)歷涉及自我認同的轉變，而羅森塔爾的海員不涉及這個問題。很明顯，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對公民的認識是存在明顯的區(qū)別的。另外，羅森塔爾對海員的討論主要與美國的國家形成以及民族主義的形成相關，不涉及英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系。而在勞倫斯生活的18世紀，尤其是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之前，英帝國與南卡羅來納之間的關系一直在影響他對自我認同的看法。到美國革命后期，美國的國家形成也影響了他對自己作為美國公民的認識。
（朱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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