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與大夏大學（1949-1951）

著名作家姚雪垠曾于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在大夏大學任教。這一段時間，既是姚雪垠最后一段大學正式任教生涯，也是院系調(diào)整前的大夏大學的最后一段歷史。此后姚雪垠下定決心全身心投入文學創(chuàng)作，大夏大學則與其他大學合并成為華東師范大學。姚雪垠在大夏大學期間先后擔任文學院教授、代理院長、副教務長、社會教育系主任等職務，切實參與大夏大學的教學行政工作。遺憾的是，目前學界對此并無專題研究，不論是姚雪垠自己的回憶，還是他人為姚雪垠所作傳記，對姚雪垠在大夏的這段生活，敘述重點皆是突出他于此時下決心告別教學生涯，專心文學創(chuàng)作的心路歷程，而于姚雪垠在大夏大學的具體史實則一筆帶過。筆者擬通過檢閱史料，描繪出姚雪垠在大夏大學任教的時代背景和具體經(jīng)過。

姚雪垠何以進入大夏大學？

抗戰(zhàn)勝利后，姚雪垠于1947年1月抵達上海，1949年8月進入大夏大學擔任兼職教授。1947年姚雪垠來到上海后，認識了“懷正文化社”的老板劉以鬯。劉氏對姚雪垠的文才和作品極為佩服，擬為其出版《雪垠創(chuàng)作集》。此后的一年多時間姚雪垠一直住在懷正文化社，為出版《雪垠創(chuàng)作集》工作?！皯颜幕纭币幻械摹皯颜倍?，原是劉以鬯兄弟為紀念其父而命名的。但由于當時姚雪垠已經(jīng)與“胡風派”結(jié)怨，“胡風派”的阿垅便發(fā)表文章暗示“懷正”乃是懷念蔣中正（即蔣介石），姚雪垠住在這種地方進行創(chuàng)作，身份可疑。再加上此前就有姚雪垠是國民黨特務的流言，他的處境一下子尷尬起來。

很快懷正文化社因經(jīng)濟困難而陷入停頓，姚雪垠只能離開，于1948年遷居浦東。經(jīng)人介紹，姚雪垠進入位于浦東高行鎮(zhèn)的市立農(nóng)業(yè)職業(yè)學校任教。而正是在高行農(nóng)校任教期間，姚雪垠因急于洗刷所謂國民黨特務的流言，證明自己的革命與進步，遂熱切參加了張松和、石小平等人領(lǐng)導的地下活動，積極為接收上海做暗中準備工作。但等到上海解放，姚雪垠才得知他參加的這個地下組織乃是革命青年的自發(fā)行動，并未真正受到中共上級組織領(lǐng)導。盡管事后黨組織進行審查時判定他們的地下活動是革命行為，承認姚雪垠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應予肯定”。但由于他們在地下活動時濫用黨的名義，再加上姚雪垠的特務流言，一時之間難以審查清楚，因此他的相關(guān)問題被暫時“掛起來”。也正是因為這個“掛起來”，使得相關(guān)黨組織一時間無法為姚雪垠安排合適的工作。姚雪垠一方面通過夏衍向黨組織請求安排工作，一方面也自己努力尋找工作。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xiàn)了進入大夏大學的契機。

劉以鬯抗戰(zhàn)時期曾在重慶辦過一份《幸?！冯s志，作家沈寂復員后在上海也創(chuàng)辦了一份《幸?！冯s志。二人因為雜志重名差點打官司，卻也因此結(jié)交為好友。沈寂去懷正文化社拜訪劉以鬯時，結(jié)識了正住在此處的姚雪垠。后來姚雪垠便和沈寂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報告》周刊，作者中就有大夏大學的教授吳澤。不僅如此，在沈寂和劉以鬯負責的《春秋》雜志上，姚雪垠和吳澤也曾在同一期發(fā)表文章。正是因為和沈寂、劉以鬯的關(guān)系，姚雪垠得以認識在大夏大學任教的吳澤。

吳澤是中共地下黨員，于1945年8月入職尚在貴州赤水的大夏大學。由于吳澤與大夏校長歐元懷私誼較好，在上海解放前夕，中共方面派其對歐元懷進行統(tǒng)戰(zhàn)工作。正是在吳澤的勸說下，歐元懷沒有選擇赴臺，而是和全校師生一起留下來迎接“解放”。也正因如此，在大夏大學解放后，吳澤和歐元懷一起作為學校代表出席軍管會高教處談話會。由于吳澤的黨員身份和組織關(guān)系，他成為解放后大夏大學的主要負責人。吳澤于1949年9月開始擔任文學院院長和史社系主任，1949年冬擔任教務長。

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吳澤

吳澤積極計劃開展院務工作，其中最為關(guān)鍵的就是師資聘請，為此“經(jīng)過了多方面的慎重物色”。而與吳澤相識的姚雪垠此時也正因“歷史問題”而在自己找工作，進入私立大學工作對其自然也是較好選擇。筆者認為，應是通過吳澤的關(guān)系，姚雪垠于1949年8月進入大夏大學，成為文學院的兼任教授。在吳澤的多方物色下，進入大夏大學文學院的除姚雪垠外，還有李平心、許杰、董秋斯、董每戡、馮契等，都是知名的左派知識人。這表明在新政權(quán)成立后，以吳澤為代表的大夏校方，注重聘請進步學人。而姚雪垠能名列其中一起受聘，也反過來說明盡管姚雪垠的問題懸而未決，但其實已經(jīng)被認為并無大的問題，在政治定位中依然是“進步作家”。

為何姚雪垠最開始只是兼任教授呢？正如上文所言，由于“政治包袱”，姚雪垠是一邊在等黨組織安排工作，一邊也在自己尋找工作，雙管齊下。不料，這邊通過吳澤尋求大夏大學教職正有頭緒之時，另外一邊，在夏衍的幫助下，他被黨組織通過上海市總工會派駐到申新一廠工作。如此一來，在入職大夏大學之時，他已經(jīng)在申新一廠有了正式工作，因此在大夏只能是兼職。巧合的是，此時大夏大學的學生也正在申新一廠舉辦工人夜校。

筆者由此推想，姚雪垠在申新一廠工作期間，很有可能和大夏的學生有過接觸，并通過學生將其處境反饋給大夏校方，并由此獲聘進入大夏。這一推想雖無實據(jù)，但卻有先例。著名兒童教育家沈百英只有中師學歷，但大夏學生在參觀其擔任校長的小學后，對其治學與治教都十分欽佩。歐元懷校長得知后就親往聽課，最終不拘學歷聘沈百英為大夏教授。

當然，姚雪垠要想成為文學院的兼任教授，獲聘與否，都需要經(jīng)過吳澤的同意，這也可能是姚雪垠結(jié)識吳澤的另一條途徑。

其實早在1947年5月，姚雪垠就曾與大夏大學有過接觸。當時姚雪垠受大夏學生邀請前往演講，題目為“一個小說家所應具備的條件”?！洞笙闹軋蟆穼σρ┷蟮拇舜窝葜v有所報道。

姚雪垠在大夏大學

姚雪垠進入大夏大學以后，承擔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為文學院的文史研究室主持籌備出版文史月刊。大夏大學文學院在戰(zhàn)前即設(shè)有史地社會學研究室，抗戰(zhàn)時期更名為文史研究室?？箲?zhàn)復員以后，雖然牌子還掛著，但因為“備受戰(zhàn)事影響的破壞”，基本上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tài)。吳澤出任文學院院長后即與歐元懷校長積極謀劃將其“復興”。并“敦請”姚雪垠等人主持籌備文史月刊。限于史料，目前難以確知該文史月刊是否出版。但從1950年姚雪垠的澠池之行，不難看出其對大夏文史研究室工作的熱心。

1950年在大夏大學任教時的姚雪垠

1950年秋，姚雪垠赴河南澠池考察，在為文學創(chuàng)作尋找新素材的同時，他還前往仰韶村，費心搜集到不少文物。他搜集這些文物是為了帶回大夏，送給吳澤，放到玻璃櫥窗中展覽。吳澤曾于1947年在大夏文學院歷史社會研究部主辦的《歷史社會季刊》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過研究仰韶文化的學術(shù)論文。姚雪垠前往仰韶為吳澤和大夏搜集文物，不僅說明他對吳澤十分了解，另一方面也說明姚雪垠在受命主持籌備文史月刊后，認真研讀了此前創(chuàng)辦的刊物。

姚雪垠“一邊下工廠，一邊在私立大夏大學教書”的情形持續(xù)了半年，1950年春即離開申新一廠，專門在大夏教書。但由于此前1949年兼任教授的聘書要到1950年7月底才到期，因此直到1950年8月，姚雪垠才正式成為大夏大學的專任教授。姚雪垠在大夏大學擔任的課程主要有“中國現(xiàn)代文藝思潮”“西洋現(xiàn)代文藝思潮”“文藝習作”“文藝學”“小說創(chuàng)作原理”等。這些都是他一直在關(guān)注和思考的內(nèi)容，積累了多年經(jīng)驗。據(jù)學生回憶：

姚雪垠老師開設(shè)多門課程。他上文學寫作課時，除介紹名著外，還常講述一些有意義而又有趣的故事，讓同學自由想象，補充加工，寫成小說。這雖比不上深入生活進行寫作，但在當時條件下，不失為練習寫作的一種好方法。他還把同學寫得好的習作向大家介紹，鼓舞大家寫作興趣。

1950年10月吳澤因病請假，由姚雪垠兼代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職務。不僅如此，1950年10月底原本應由吳澤出席的大夏大學校務委員會會議，也由姚雪垠代為出席。

由于代理了文學院院長之職，自1950年10月起，此后的校務委員會會議，均由姚雪垠出席。1950年12月23日召開的校務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決定25日召開全校師生員工代表大會，由姚雪垠擔任大會秘書處秘書長。1951年1月，姚雪垠成為大夏大學春季招生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大夏大學的招生工作。

1951年大夏大學文學院歡送參干畢業(yè)同學攝影紀念（前排左四為姚雪垠）

1951年2月，因為吳澤的病情未能好轉(zhuǎn)，需要進一步治療，大夏大學開始討論新的教務長人選問題，最終決定由原來的理工學院院長邵家麟擔任教務長，并新設(shè)“副教務長”一職，由姚雪垠擔任。為何要新設(shè)一個副教務長職務？在當時的學校改革中，大夏大學決定廢止原有的學院制度，如此一來，原有的教務長（學校）—院長（學院）—系主任（學系）三級制度，就變成了教務長（學校）—系主任（學系）兩級制度。各學系直接受學校領(lǐng)導，則教務長工作繁重（由領(lǐng)導各學院院長變成領(lǐng)導所有學系主任）而難以應付，因此“為加強學校行政的領(lǐng)導”，也就“須設(shè)副教務長”一職。必須說明的是，既然“學院制”廢止，則各學院院長的職位也就不復存在了，因此姚雪垠的代理文學院院長，其實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2月只持續(xù)了5個月的時間，并且是院長取消后才兼任副教務長，兩個職務并非如他在回憶中所言同時擔任。1951年3月，姚雪垠副教務長還受學校委托整理了圖書館堆存的舊書。

為何是理工學院院長邵家麟擔任教務長，文學院院長姚雪垠擔任副教務長？這就涉及大夏大學各學科間的平衡問題。解放前的大夏大學以教育學科著名，當時上海周邊的高中生報考大學，有學教育首選大夏的說法，因此大夏自1924年創(chuàng)校到1949年，一直都是由與歐元懷并列為大夏教育學科靈魂人物的魯繼曾擔任教務長。而在解放后的行政改組中，教務長則改由中共黨員、文學院院長、歷史學家吳澤擔任。吳澤因病請辭，改由理工學院院長邵家麟繼任，則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根據(jù)國家政策應重點發(fā)展理工學科。與此同時，既然新設(shè)了副教務長，由原文學院代理院長擔任，則可實現(xiàn)文理學科之間的平衡。

不僅如此，由“進步作家”姚雪垠擔任副教務長，亦有“政治正確”的考量。解放之初由中共黨員吳澤擔任教務長，政治考慮即是重要原因。而繼任的邵家麟乃純粹學人。因此，以進步作家姚雪垠擔任副教務長，在政治方面則可有所彌補。1951年4月27日，大夏大學社會教育系主任許公鑒在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中被突然抓捕。值此紛亂之際，第二天大夏即任命姚雪垠暫代社會教育系主任之職。但很快，1951年6月，奉華東教育部通知，大夏社會教育系停止招生。不過雖然停止招生，但由于還有學生尚未畢業(yè)，所以直到姚雪垠1951年8月1日辭職離開大夏前，還兼任了3個月的社會教育系主任。此前不論是姚雪垠自己的回憶，還是對姚雪垠的相關(guān)研究，均未注意到姚曾在大夏兼任社會教育系主任。

姚雪垠離開大夏大學

1951年7月，大夏大學收到指示，中央教育部和華東教育部準備將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合并，籌組華東師范大學。大夏大學的歷史即將宣告結(jié)束，而姚雪垠也必須對自己的去留做出最后決定，因為一旦華東師大成立，“人事制度確定，教書的車轅架在我的身上，再想離開就困難了”。其時，姚雪垠已經(jīng)到了四十歲，必須對自己的人生有一個明確定位，“下半生如何才能夠更好地發(fā)揮我的才能，對國家和人民作出更好的貢獻”。而他糾結(jié)的則是自己此后是應該潛心治學，成為一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還是脫離大學體制，專事文學創(chuàng)作？

不難看出，大夏大學對姚雪垠非常器重，姚雪垠在大夏的環(huán)境中也較為適意。因此，姚雪垠對留在大學教書并不排斥，“我對教書也有興趣，而且也重視教育工作”。他真正在意的是，假若自己留在大學潛心治學，能否成為一個“真正有創(chuàng)造性的學者”。正如姚雪垠所言，對他來說，留在大學，以后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出版書籍，成為一個合格的學者并不難。但如果要成為真正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大學者，則自己因為一未接受過正規(guī)學校教育的“學術(shù)訓練”，二則沒有“家學淵源”，“缺少許多必備的條件”，“僅僅依靠浮光掠影的知識是不會有多大出息的”。另一方面，姚雪垠對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能力顯然更有自信，認為自己多年來懷有文學創(chuàng)作的遠大理想，并且一直在為之探索，打基礎(chǔ)，因此如果回頭繼續(xù)寫小說，“可能成就會大一些”。

那留在大學一邊教學，一邊搞文學創(chuàng)作，是否可行呢？姚雪垠為此專門向自己的老友，也在清華當教授的吳組緗寫信請教。吳組緗自己也飽受“教書與寫作的矛盾”之苦，并且由于解放后高校中各種運動頻仍，“成天忙得昏頭昏腦”。吳組緗對姚雪垠的處境感同身受，因此極力勸誡他離開大夏，專心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相信“一定有個新的姚雪垠叫人大吃一驚”。吳組緗的回信堅定了姚雪垠離開大夏專事創(chuàng)作的決心。

另一方面，姚雪垠1951年春的浙東土改之行也加強了其離滬返豫的決心。當時上海教工會發(fā)動部分教授參加土改，大夏的參加者中就有姚雪垠。此次大夏的參加土改者中，亦有上文所述，后因為“反革命”被抓，并由姚雪垠接替其職務的社會教育系主任許公鑒。他們于1951年4月2日出發(fā)，去寧波、余姚、慈溪等地參觀土改。通過這次浙東之行，姚雪垠發(fā)現(xiàn)自己由于不懂當?shù)胤窖?，只能依靠翻譯。但“別人翻譯只能翻譯群眾發(fā)言的簡略大意，而不能也不暇譯出每個發(fā)言者運用當?shù)卣Z言的生動特色、精髓和激情。對于當?shù)氐娘L土人情，歷史背景，種種生活情況，我更不能夠充分了解。這次浙東之行，更堅定了我回河南故鄉(xiāng)的決心。既然要專業(yè)寫小說，就破釜沉舟地回到家鄉(xiāng)去”。

姚雪垠的教授聘期至1951年7月底結(jié)束，因此1951年8月1日，姚雪垠即離開大夏，踏上了前往家鄉(xiāng)河南專事創(chuàng)作的道路。對于姚雪垠的辭職，大夏校方和黨組織自然竭力挽留，姚雪垠的離開大夏，固然使大學中少了一位杰出教授，但毫無疑問文學界卻產(chǎn)生了一位偉大作家。而身處大夏大學的這段時光，則成為姚雪垠心中的一段溫暖回憶，在后來的人生中不斷給其以慰藉。

【本文首刊于《新文學史料》2023年第1期，作者江明明（安徽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