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尚有余暇從事否？”——流金藏札中的周一良來函

年前，拙編《程應(yīng)镠學記》（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出版，“評論”輯收錄了周一良先生致程應(yīng)镠先生（筆名流金）的一通函札，是他讀了流金師《南北朝史話》贈書的來信。我代擬了《〈南北朝史話〉讀后的零碎意見》的篇名，在《后記》里說：“周一良先生那篇錄自來函手跡，出自專家的評論尤應(yīng)值得一提”。這通信函最先刊于拙編《程應(yīng)镠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編年事輯》還引用了先師庋藏的一良先生的其他函件。目前收集最齊、由趙和平編的《周一良全集》出版在《編年事輯》前，故其書信部分未能將這些逸信輯入。今年恰逢周一良先生誕生百十周年，遂以流金藏札中周一良來函為中心，對有關(guān)背景與史事試作解讀，意在勾沉兩位前輩學者的學術(shù)交誼。

一

現(xiàn)存流金藏札中周先生的最早來函就是這封評論《南北朝史話》的信札，豎寫在兩張白紙上，全文如下：

應(yīng)镠同志:

前承枉駕，適值外出，失迎至歉！鐘翰兄送來大著，至深感謝。拜讀之后，感到此書深入淺出，準確鮮明生動兼而有之，確實不可多得。說明您多年儧揅，積累富厚，脫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吳晗同志于地下!

讀后有點零碎意見，不知當否，錄供參考。

P11，“地方武力打敗中央武力，這在南朝還是第一次。”南朝篡奪政權(quán)者，大都先經(jīng)營其根據(jù)地，如劉裕之京口，肖【蕭】道成之淮陰，肖【蕭】衍之襄陽。迫近篡位之前，又往往先入建康，控制揚州，劉裕、肖【蕭】道成皆如此。“第一次”提法似欠周密。

P21，“象蠅拂”，麈尾不是象蠅拂（或云帚），而是類似羽扇，日本正倉院尚存實物，敦煌壁畫中維摩詰手中所執(zhí)亦是扇狀。

P55，“北魏稱赫連氏為屈丐”，當是稱赫連勃勃為屈丐，而不是整個赫連氏。

P85、陶俑圖中“鮮卑服”，似是當時之“袴褶”，而漢服傭高髻聳立，恐是婦女，如此對照恐不盡恰當。

P104、五五七年當作五七七年。

書中對北魏統(tǒng)治者如道武、孝文帝等皆有肯定地方，于南朝的皇帝則一律否定，似可考慮。如劉裕，尤其肖【蕭】衍，是否也應(yīng)該說一兩句好話？這些意見僅供參考。

我近兩三年來重操舊業(yè)，再讀魏晉南北朝史書，偶有筆記，積累成書后，當寄請教正。

你系張家駒同志是我老同學，他的夫人聽說還在上海，不知有時晤面否？晤時乞代致意，并轉(zhuǎn)告近況為盼！即致

敬禮！

周一良

七九、十二、十九

1979年12月上旬，流金師赴天津參加《中國歷史大辭典》編輯會議，會后因事赴京，往訪沈從文等友人，12日返滬。其間造訪燕東園周府不遇，故將原擬面送的《南北朝史話》托在京的王鐘翰轉(zhuǎn)致，他是流金師在燕大歷史系高一屆的同學，時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這是周函“前承枉駕”云云的背景。

自遭丁酉之禍，流金師自述處境說，“誰都不會發(fā)表我的文章，更不會出我的書”。1962年，吳晗主編《中國歷代史話》，擬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吳晗與流金師誼兼師友（詳拙文《“所幸大家都還挺得住”——吳晗遺札鉤沉》，載拙著《立雪散記》，商務(wù)印書館，2020年），時任出版社社長的周游與流金師是燕京大學同學，經(jīng)周游的建議與吳晗的贊同，流金師接下了《南北朝史話》。次年，吳晗通讀了他寫的南朝部分初稿，曾馳函鼓勵。1964年，《南北朝史話》已看清樣，終因政治大氣候而遭封殺。所以周函說“脫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吳晗同志于地下”。

《南北朝史話》是流金師歷經(jīng)磨難后的第一部史著，初版于1979年10月，僅過月余，他借赴京之際登門致送，既表示尊重，也希望聽取同行的意見。周先生來函既肯定其價值，也直抒己見，有商榷，也有建議，展現(xiàn)了前輩學人在交往中對學術(shù)追求的認真態(tài)度。對這部史話，周先生另有公開的評價，見其《紀念陳寅恪先生》（載《畢竟是書生》），他在回顧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時指出，“這一領(lǐng)域的發(fā)展，還表現(xiàn)在斷代的通史、略史的出現(xiàn)”，“在若干通俗性略史中，程應(yīng)镠的《南北朝史話》具有特色和深度”。還應(yīng)補充兩點：一是來函提及的史實性意見，該書再版時酌有修訂；二是據(jù)流金師說，“這部史話的插圖全部是從文先生選制的”（程應(yīng)镠《〈沈從文筆下的中國〉中譯本序》），可見周一良與沈從文兩位大家在“象蠅拂”與“鮮卑服”等看法上有所出入。

來函中說“兩三年來重操舊業(yè)”，即周先生自謂的“重拾舊歡”；而“再讀魏晉南北朝史書，偶有筆記”，足見他已有積累筆記成為專書的設(shè)想，盡管《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六年之后才付梓問世。

現(xiàn)在已難確證兩位前輩何時正式訂交。周一良先生1935年夏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隨即“領(lǐng)取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作了研究生”；次年暑假便南下受聘于歷史語言研究所。流金師1935年夏才考入燕大歷史系，兩人雖在燕大有一年交集，但一是研究生，一是本科新生，迄今未發(fā)現(xiàn)他倆在這一年間有直接交往的記載。

函中關(guān)于張家駒那段值得稍作說明。據(jù)《鉆石婚雜憶》，周一良先生轉(zhuǎn)入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那一屆學生僅他與張家駒、劉選民三人。1935年，三人畢業(yè)，他與張家駒在燕大還共讀了一年研究生，與劉選民則“未通音信”。1954年，流金師創(chuàng)建上海師院歷史系，張家駒應(yīng)邀共事成為摯友，直到七十年代去世。故張家駒是流金師與周先生在交往中的共同友人與話題，這在周先生其后來函中也有反映。

二

次年，周一良先生再函流金師：

應(yīng)镠學長：

史學會上得晤談，極快！遵囑將拙作札記中有關(guān)崔浩一則錄奉，請審定！如無問題，請即交付《文史論叢》編輯部，并希轉(zhuǎn)告，不用即退回為盼！祈時賜教益。即致

敬禮！

一良謹上

八〇·四·十九·

燕東路24號

信函豎寫在半張三百格文稿紙上，“拙作”兩字字體略小表示謙抑；“燕東路24號”（應(yīng)作“燕東園24號”）是流金師筆跡，當是記以備忘的。

自1979年復(fù)出后，流金師在史學界的活動頗為頻繁，次年春參與籌備中國史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兩位前輩“晤談極快”就在這次會上。流金師與當時主政滬上《中華文史論叢》的錢伯城先生也稱稔熟，故代刊物在京約稿。由他轉(zhuǎn)交的周先生那篇札記，即發(fā)在當年第4輯上的《關(guān)于崔浩國史之獄》。

1984年11月，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在成都成立，大會上提名推舉研究這一斷代的前輩知名學者出任顧問，唐長孺、周一良、王仲犖、何茲全、繆鉞、譚其驤、吳澤、熊德基、谷霽光、程應(yīng)镠、韓國磐與田余慶同為顧問。據(jù)與會的嚴耀中兄回憶，流金師是由周一良先生提名而獲得通過的。

這年歲末，流金師與鄧廣銘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出版，委托出版社分寄學界師友。周先生收到后，馳函鳴謝：

應(yīng)镠同志：

承贈《歷史大辭典·宋史冊》已由出版社寄到，感謝之至！前者永興同志帶來您在貴校校刊所載紀念家駒兄文，情文并至，感人良深。夏間家駒夫人曾偕其孫男來京，到舍間盤桓數(shù)日。小男孩聰穎沉靜，前途大有希望，家駒可以瞑目矣。耀中同志近有信來，請轉(zhuǎn)告他，引用我的話無意見，只是未必中肯耳。我兄想繼續(xù)宋史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尚有余暇從事否？我近來體力雖未大衰，記憶卻銳減，悟性更差矣。不一一，即致

敬禮！

弟一良謹上

八五，三，八

李、嚴兩同志問好

來函豎寫在北京大學信箋上，“舍間”與“弟”字體均略小以表自謙。附筆中的“李”，即李培棟，他是上海師院歷史系首屆留校的畢業(yè)生；“嚴”，即信中提到的嚴耀中，他是流金師的首位研究生；兩人當時都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故與周一良先生有交往。除致謝外，信件內(nèi)容頗豐富。首先是關(guān)于共同亡友張家駒的。永興，即與周先生同系的王永興先生，與流金師是西南聯(lián)大同學；1984年冬，應(yīng)邀在上海師大講學十天。由他帶去的紀念張家駒文，即《一位為人師表的學者》，是流金師1984年為張家駒逝世十周年而作，最先刊于同年3月的《上海師大》?？稀Ｖ芎嬷ツ晗拈g張家駒夫人在周府“盤桓數(shù)日”，聯(lián)系前揭周先生1979年來函，曾詢及流金師與張家駒夫人“不知有時晤面否？晤時乞代致意，并轉(zhuǎn)告近況為盼”，則其時與張家尚未聯(lián)系，可知在他與張家恢復(fù)往來中，流金師曾經(jīng)穿針引線。1984年，在張家駒去世十年時，流金師寫了“情文并至”的紀念文章，周先生更邀請亡友夫人攜孫來京，入住其家，“盤桓數(shù)日”。據(jù)《鉆石婚雜憶》，張家駒夫人楊淑英是燕大社會學系學生，與周先生的夫人也是好友。前輩學人篤于舊情的待人之道，也確實“感人良深”。

其次是提及“耀中同志”那句。蒙耀中兄告知，在一次會上，他向周先生請教《魏書》中“羽真的‘真’”的釋義問題，周先生認為：北魏史上“羽真之‘真’，疑是鮮卑語中××者的尾音，意為‘者’。如稱帶仗人為胡洛真，通事人為乞萬真，守門人為可薄真，以及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轉(zhuǎn)引自嚴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193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耀中兄頗受啟發(fā)，進而推測羽真也即分部制中“大人”的通稱，遂致信周先生，擬在自己研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時引據(jù)他的論斷。周先生表示“無意見”，但仍留下探討的余地，顯示他嚴謹而開放的學術(shù)態(tài)度。

最后是探詢流金師的研究取向。復(fù)出以后，流金師主政上海師大歷史系與古籍研究所，一方面發(fā)表了魏晉南北朝史的系列論著，其中大多在六七十年代已有積累，一方面在宋史領(lǐng)域投入了主要精力，包括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撰著《范仲淹新傳》與《司馬光新傳》，培養(yǎng)宋史研究生等等。周先生知道流金師為賡續(xù)張家駒開創(chuàng)的上海師大宋史傳統(tǒng)，主動調(diào)整了學術(shù)方向，但內(nèi)心仍企望他繼續(xù)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故殷殷詢問“魏晉南北朝史尚有余暇從事否？”

這年，流金師邀約周一良先生來校講學，當獲悉嚴耀中兄轉(zhuǎn)告周先生與他談起此事并且應(yīng)諾，便再函敦請。于是，周先生再次來函：

應(yīng)镠同志：

奉到大札，惶恐之至！前者與耀中同志談及，是想在研究工作新有所得后，再到貴?！敖匈u”，至早恐須到明年了。今年已離京三次（東京、巴黎、新疆），沒有坐下來讀書，烏敢談“講學”耶？

現(xiàn)在擬搞點魏晉南北朝文化史，先從這個時期的史學入手，并試探南北文化之異同。題目較抽象，尚無眉目也。你校亦發(fā)展“敦煌學”方面,延永興同志講課，是大好事，預(yù)祝順利。并致

敬禮！

一良謹上

八五、九、十一

來函仍用北京大學信箋豎寫，落款署名用小字。函中說及正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謙稱“尚無眉目”，但僅過兩三個月，即當年12月，他的《魏晉南北朝史學發(fā)展的特點》與《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相繼改訂完稿。他的《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雖刊于1990年，文末注明也是“修訂舊稿”。從此函披露“先從這個時期的史學入手，并試探南北文化之異同”來看，他似乎已成竹在胸。周先生后在《我和魏晉南北朝史》里說：“我覺得在‘通古今之變’這方面，還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傾向。比如說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研究，從《魏收之史學》到《論崔浩國史之獄》，一直到最后《論南北朝史學異同》，這中間就在逐步融會貫通?！笨梢娭芟壬鷮@一研究的定位與自許，而這封信札也提供了這一研究的軌跡。

函末關(guān)心與祝愿上海師大發(fā)展敦煌學，其背景是流金師在八十年代初即為上海師大中古史研究擘畫了兩大主攻方向，即宋史與包括敦煌學在內(nèi)的唐史研究，特聘王永興先生為兼職導(dǎo)師，延請他前來講學，即與后一主攻方向有關(guān)。

三

1987年，收到流金師去年梓行的《范仲淹新傳》，周一良先生來信致謝，兼作評價：“尊著深入淺出，無一事無依據(jù)，而文字清新活潑，引人入勝。尤其穿插大量詩句，而敘友朋關(guān)系，烘托傳主，更覺形象豐滿。書中論到縣專人選及辦學等條，今日讀之，也大有現(xiàn)實意義?！贝诵旁沿?，僅存師母李宗蕖先生摘錄的抄件，并標注“周一良，87.3.3”。是年秋季起，流金師即纏綿病榻，再也沒能親筆致函友人。1992年，他久病中收到周先生來信：

應(yīng)镠同志：

日前晤王永興同志，詢及吾兄，知違和已久，迄未痊愈。歸家即收到大作《司馬光新傳》，為之歡慰！《新傳》論斷公允，文筆清新，不勝欽佩。憶昔年拜讀尊著《六朝史話》，深入淺出，印象極深。惜病魔作祟，影響工作，唯盼早占勿藥也。匆匆奉謝，并致

敬禮！

周一良

九二·四·四

來函豎寫在北京大學便箋上，“大作”提行另起。《司馬光新傳》是由家屬寄贈的，周先生的來信評語與前引抄件中的評價《范仲淹新傳》頗相近。所說《六朝史話》乃《南北朝史話》之誤書，而“印象極深”卻是真實的感受。

1994年7月，流金師久病而逝。這年，弟子們?yōu)榧o念他從教五十周年，原擬出版其史學論集《流金集》，但書出已是次年。師母李宗蕖先生將《流金集》寄贈師友，10月先后收到周一良先生兩封來函。先錄第一封：

宗蕖同志：

奉到惠書及應(yīng)镠同志遺集，不勝感謝！應(yīng)镠同志治學，微觀上考據(jù)精密，宏觀上論述新鮮，一代史家，令人欽服。而過早逝去，至堪痛惜！將來令郎如能整理舊稿，公之于世，不勝企盼。來函謙稱，實不敢當。我與令兄宗瀛同志，在燕京宿舍曾對門而居。小兒學畫，師從宗津同志，獲益甚多，至今不敢忘也，匆此奉謝，

并請

秋安！

周一良

九五、十、二

次錄第二封如下：

宗蕖同志：

惠書及應(yīng)镠同志遺集皆收到，至為感謝！應(yīng)镠同志博雅淹通，才華橫溢，而天不假年，過早仙去，實堪痛惜也！

惠函所用謙稱，萬不敢當。昔在燕大，曾與宗瀛同志宿舍對門而居。小兒復(fù)從宗津同志學習繪畫，獲益甚大，至今銘感不忘也。

余不一一，再次申謝。并致

敬禮！

周一良

九五、十、十三

遷居忙亂，遺失地址，此函托永興同志代寄。

兩信都豎寫于北京大學信箋，兩處“小兒”俱作小號字。當年編《程應(yīng)镠先生編年事輯》時，我對其一事連發(fā)兩函頗感怪訝，僅錄前一信。后在趙和平編《周一良全集》書信部分見到他的另一便箋：

永興同志：

我有致程應(yīng)镠夫人函，因搬家忙亂，遺失地址，請你給加封轉(zhuǎn)寄，多謝！手指僵直，書不成字，乞諒！

敬禮！

一良上

九五、十、十三

三信比照，推繹原委，對周先生為何先后發(fā)出內(nèi)容雷同的兩通謝函，始獲合理的解釋。據(jù)《鉆石婚雜憶·住房問題》說：“直到1995年10月10日，我們才告別了燕東園?！眲t周先生收到來函與贈書時，正忙于遷出燕東園，不難想見其頭緒繁多，事務(wù)雜亂；但來函與贈書理應(yīng)作覆，10月2日在忙亂中作復(fù)寄出。等遷居停當，整理書物時又見贈書，或許忘卻前信已寄，為不失禮節(jié)便再作覆函，但原信地址遍找不得，故托王先生代寄。這一過程，也反映他對流金師交誼的重視。

師母李宗蕖先生去函謹用謙稱，周一良先生感覺不安，覆函得體地舉證自己與師母兩位胞兄的交往，間接表明雙方的平輩關(guān)系。李宗瀛是師母的四哥，與流金師相繼是燕京大學與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他與周先生對門而居應(yīng)在1936年由燕大醫(yī)學預(yù)科轉(zhuǎn)入歷史系后，但周先生同年暑假即已離開燕大，故對門時間應(yīng)該不長。著名油畫家李宗津是師母的小哥，1966年歲末從中關(guān)園原獨立戶型被迫遷入燕東園33號，相距周府不遠，隨其學畫的小兒即周一良先生的幼子啟銳，這有其《已不是書生》的回憶可證：“李宗津夫人周珊鳳是我母親西語系的同事，我于是自報家門，投身于李先生門下學畫。接觸到正規(guī)的學院派西洋油畫，受益匪淺?！钡镁安婚L，僅“投入李先生門下一兩年時間”。

再仔細吟味周先生兩函，雖都評騭流金師，側(cè)重卻有不同。前信說他“微觀上考據(jù)精密，宏觀上論述新鮮”，主要著眼于史家治學的特色；后信說他“博雅淹通，才華橫溢”，則從整體上推許其才學。兩者結(jié)合似可視為對亡友的知音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