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與法國大革命

法國“共和元年”（1793）年末，托馬斯·潘恩（1737-1809）被捕，罪名是“圖謀顛覆共和國”。他被關押在塞納河畔盧森堡監(jiān)獄，等候宣判。此時距離他以美國革命元勛身份毅然投身法國大革命（他聲稱此行的目的是“要為歐洲大陸每一個國家書寫一本屬于他們的《常識》”），尚不足兩年時間。

潘恩的政治導師富蘭克林曾宣稱，“自由之處是吾國”，對此潘恩回應道，“自由缺失之處是吾國”——美國獨立戰(zhàn)爭爆發(fā)前，潘恩離開英國奔赴美洲殖民地，因為他不忍直視殖民地人民遭受橫征暴斂。在實地考察后，潘恩發(fā)表政治宣傳冊《常識》（Common Sense），揭穿“君權神授”的真面目——“在英國，除了發(fā)動戰(zhàn)爭和割讓領土，國王幾乎無事可做；坦白來說，就是把國家變得一貧如洗，紛爭不斷。對于個人來說，讓他每年收入八十萬英鎊，且受人頂禮膜拜，這確實是樁好買賣！”與此同時，他號召大陸會議與英國徹底決裂。

潘恩的政論文極大鼓舞了殖民地軍民的革命士氣：1776年底，在橫渡特拉華河途中，華盛頓命令大陸軍官兵傳誦潘恩的《美國危機》，其中的名句“這是考驗人們靈魂的時刻”最能激發(fā)革命斗志。結果，大陸軍順利攻克特倫頓，隨后成功襲取普林斯頓，一舉扭轉戰(zhàn)局。正如另一位革命元勛約翰·亞當斯日后所言：“如果沒有《常識》作者的筆，華盛頓的劍就會徒勞無功。”

憑借他在美國革命中建立的巨大聲望，潘恩與富蘭克林、華盛頓、麥迪遜、漢密爾頓等人一道被授予法國“榮譽公民”身份。盡管潘恩的法語并不流暢，但他還是作為加來海峽?。≒as-de-Calais）代表當選國民公會議員，數(shù)日后又被選為國民公會憲法委員會代表（共九名），承擔為法蘭西共和國草擬憲法的神圣使命。

這是潘恩在法國政壇的高光時刻，也是他和法國大革命領袖的“蜜月期”。與潘恩關系最為密切的是當時占據(jù)政壇主導地位的吉倫特派（如布里索、佩蒂翁、羅蘭夫婦等人）：革命上層中能說英語的人不多——少數(shù)特例如拉法耶特將軍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中與潘恩并肩奮戰(zhàn)，結下了深厚情誼——而其中多屬吉倫特派。潘恩之所以與上述諸人交往密切，不僅因為語言相通，便于交流，更因為他們在世界革命、人道主義以及共和思想等方面頗多共同之處。與此相反，在潘恩看來，雅各賓派多為目光狹隘的小市民，既不能講英語，又不關心世界革命——公益律師丹東、業(yè)余科學家馬拉、“不可腐蝕者”（l'Incorruptible）羅伯斯庇爾（來自加來海峽省）等皆難以入他的法眼——平心而論，對于在英國君主立憲政體下成長起來的潘恩來說，他無法同情雅各賓派（在險惡局勢下掌權）的艱難處境，更難以理解產(chǎn)生恐怖專政的法國特殊國情，這也是后來雙方交惡的一個根本原因。

羅伯斯庇爾一開始對潘恩滿懷期待。潘恩為駁斥柏克《論法國大革命》（1790）而作的《人權論》（The Rights of Man，1791）——其副標題為“回答柏克先生對法國革命的攻擊”——令羅伯斯庇爾大為傾倒：他天真地以為能夠寫出如此雄文的作者一定是自己的同道中人。但羅伯斯庇爾很快發(fā)現(xiàn)，手工工匠階層出身的潘恩原來并非他所期盼的無套褲漢。雙方矛盾沖突的第一個焦點，是如何處理已被國民公會罷黜的國王路易十六。潘恩在國民公會發(fā)表演講（有專人翻譯），宣稱他投票支持共和國，但反對處決路易十六（擔心引起歐洲王室的瘋狂報復——即第一、二次“反法同盟”）。因此，潘恩建言將路易十六流放至美國——這也是華盛頓在致法國當局親筆信中的建議：路易十六曾熱心襄贊美國革命，如果法國把他送上斷頭臺，無疑會大大“傷害美國人民的感情”。潘恩的演講聲情并茂，但卻被馬拉粗暴打斷，后者無端指責潘恩的貴格會（Quakers）信仰，并斷言作為“一名外國人”，潘恩根本沒有資格在國民公會演講和投票——事實上，早在1792年8月，潘恩已被正式授予法國國籍。

盡管遭到雅各賓派阻撓，潘恩并未輕易放棄自己的主張。他與好友斯塔爾夫人共同策劃，希望能夠從國民自衛(wèi)隊手中解救王室（斯塔爾夫人公開為王后安托瓦內特作無罪辯護，但“革命法庭”不為所動），并協(xié)助其潛逃至美國“政治避難”。由于勢單力孤，計劃落空，潘恩由此益發(fā)成為雅各賓派眼中的危險人物。

1793年春，在吉倫特派操控之下，馬拉以“叛國罪”受審。在法庭之上，潘恩與佩蒂翁一唱一和，當眾抖落馬拉諸多隱私，令座中雅各賓派群情激憤。隨后，在米蘭達（Francisco de Miranda）遭受誣陷一案中，潘恩再次出庭，為之辯白洗冤——此舉與吉倫特派主張不謀而合，雅各賓派由此將潘恩視為吉倫特派的同黨。然而，正如魯昂大學盧尼西（Carine Lounissi）教授在《托馬斯·潘恩文本中的政治思想》（La Pensée politique de Thomas Paine en context: Théorie et pratique）一書中所言，盡管潘恩與吉倫特派交好，也時常為該派控制的《共和報》等報刊撰稿，并且和孔多塞、布里索等人私下“往來頻繁”，但他們并非像雅各賓派指控的那樣結黨營私。恰恰相反，潘恩與吉倫特派之間更多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比如孔多塞和潘恩在是否支持一院制立法機構、特許權的分配范圍以及如何應對貧困等問題上曾多次展開激辯；布里索比潘恩更深地卷入黨派和政治糾紛，而潘恩對此毫無興趣——他在另一部名著《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一書中曾寫到：包括黨派在內，“在我看來，一切國家的教會機關，無論是猶太的、基督教的還是土耳其的，都不過是人類的發(fā)明，炮制出來用于恐嚇和奴役人類，壟斷權力和利潤”。

同年6月，雅各賓派成功鏟除（字面意義上）一切政治對手，成為法國政壇的絕對主宰，同時也展開了新一輪的“大清洗”。潘恩當年的政治盟友大多死于非命（潘恩曾為二十二名被控叛國罪的吉特倫派領袖進行辯護，未果），他本人在共和元年憲法中表達的人權和共和思想被無情刪除——在關于是否改革法國君主制、促進人民主權、鼓勵所有公民自由討論政治，以及改善窮人生活條件等問題上，潘恩提出的主張在革命派看來“過于前衛(wèi)”，不合時宜——潘恩本人則由此哀嘆“共和國已死”。除此之外，潘恩在法制敗壞、權力過于集中、人身保護令被廢止等問題上和雅各賓派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雅各賓派素以不寬容著稱，其座右銘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死去”，而倔強的潘恩也不愿意放棄自己的政治立場，由此雙方斗爭已不可調和。10月，潘恩被列入公安委員會黑名單。11月，羅伯斯庇爾頒布法令，取締外籍議員，緊接著潘恩被逐出國民公會。12月28，潘恩被捕入獄。羅伯斯庇爾死后，人們發(fā)現(xiàn)他的親筆信：“為了美國的利益，同樣也為了法國的利益，要求通過一項對托馬斯·潘恩起訴的法令”——由此證明潘恩的被捕乃是出于最高領導人的旨意。

“如果法國人殺了他們的國王，那就是我離開的信號”，這是當初潘恩奔赴法國之前立下的誓言，但雅各賓派上臺后，明知自身處境兇險，他卻別無選擇：他無法返回英國（作為“賣國賊”，他早已被政府明令通緝），也不能冒險穿越大西洋去美國（擔心被英國軍艦俘獲）。他只能坐以待斃——或許暗存僥幸心理：畢竟他也同時擁有美國公民身份。更重要的是，此時他還有重任在肩：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創(chuàng)作并完成《理性時代》。正如潘恩本人日后所言：“我朋友們眼看快要喪命于斷頭臺之下。我下定決心開始工作，因為我每天都有預感，相同的命運會降臨到我身上。在我看來，我仿佛已躺在死亡之床上，因為死神就在我的周圍虎視眈眈地看著我。我沒有時間可以虛擲。”在押送至監(jiān)獄途中，潘恩將手稿托付給好友詩人喬爾·巴洛（Joel Barlow），委托他轉交出版社——因為這部作品可能是他獻給自己“美國同胞”最后的禮物。

詩人巴洛沒有辜負潘恩的期望。他不僅促成《理性時代》順利出版，更通過請愿書征集到十八位在法美國公民的簽名——要求美國政府出面干預，保護潘恩這位美國公民的人身合法權利。但出乎意料的是，華盛頓政府此刻陷于聯(lián)邦黨與共和派之黨爭，內斗正酣（總統(tǒng)本人亦不幸躺槍），根本無暇他顧。何況，為改善美英關系，政府暗中與英國洽談《杰伊條約》，即將大功告成，因此不愿在此關鍵時刻對潘恩施以援手，以免觸動英國的敏感神經(jīng)。當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時任美國駐法大使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與潘恩“積怨甚深”——作為杰斐遜的好友，潘恩時常在報刊發(fā)表政論文章，抨擊莫里斯的政治立場。莫里斯則認為潘恩既無出身又無資產(chǎn)，不過是一名“來自英國的冒險家”，必須將他清除出革命隊伍。不久，“迪恩事件”被媒體曝光，莫里斯等人顏面大損，對潘恩的仇恨越發(fā)加深。

迪恩（Silas Deane）與莫里斯同為大陸會議代表，交誼匪淺。1776年，迪恩奉命出使法國，同時肩負秘密外交任務——負責洽談軍援項目。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陷于困頓之時，路易十六不想公開與英國作對，故決定暗中資助大陸軍。法國劇作家博馬舍（《費加羅的婚禮》作者）自告奮勇?lián)未砣恕麑①Y助款的一半用于購買法國軍火，然后運往美國高價銷售——由迪恩充當中間商，并且允諾，事成之后，將付給迪恩一筆不菲的傭金。此事關涉法美兩國心照不宣的秘密協(xié)定，但風聲走漏后，卻被媒體大肆渲染，加上嫉惡如仇的潘恩等人推波助瀾，終于使得局面“不可收拾”。迪恩名譽掃地，分文未得，最終遠走英國隱居。潘恩亦受牽連——莫里斯等人認為他未能“謹言慎行”，明顯不適合任職于外交事務委員會；同時，法國大使也抗議潘恩“暴露法國軍援的秘密”——于是潘恩只能黯然去職。莫里斯對巴洛呈交的請愿書置之不理，很大程度上因為他始終將潘恩視為“非我族類”的英國政治掮客。

對于美國國內政壇的亂局，潘恩一無所知，遂將滿腔悲憤集中于華盛頓一人。他在報刊發(fā)表文章，公開譴責華盛頓“忘恩負義”，并在致美國新任駐法大使詹姆斯·門羅信中抱怨美國“不夠仗義”：“我為她的自由做出了貢獻，卻失去了我自己的自由?！?794年熱月政變后，羅伯斯庇爾垮臺，旋即像他的親密戰(zhàn)友丹東等人一樣被送上斷頭臺。經(jīng)過杰斐遜和門羅的斡旋，法國政府終于同意釋放已被關押十個月之久（并僥幸逃脫死刑）的潘恩，但他離開監(jiān)獄時已“近乎廢人”：他被斑疹傷寒、痛風、反復發(fā)燒和腹部化膿的傷口所折磨，身體一直無法痊愈。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他只得蟄伏于門羅在巴黎的官邸療養(yǎng)。此時潘恩的地位相當尷尬：作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美國曾授予他國籍，但拒絕證明；英國取消了他的國籍，卻巴不得他被處死；法國也授予過他榮譽國籍，卻正好借此羅織罪名……他參加過或鼓動過三個國家的革命，但三個國家同時拋棄了他”。

即便身陷囹圄，潘恩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出獄之后，他更是一刻不停地寫作，總結大革命的得失成敗，并嘗試建言獻策。在《政府首要原理》（1795）一文中，他認為恐怖統(tǒng)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過多的民主”，而在于行政部門一枝獨大，且未能與立法部門建立平衡關系。與此同時，他竭力主張推廣普選權，認為行使選舉權是“一項自然和普遍的權利，而不是對擁有某些資格的獎勵或贊美”。他希望普選權成為民主共和國的基礎——否則，一個共和國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叛亂甚至革命的威脅”。

“熱月政變”后上臺的督政府在恢復公共秩序和法治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潘恩對此極為贊賞。他肯定督政府改善國民經(jīng)濟和國際關系的一系列舉措，同時將他自己撰寫的《土地正義論》（1797）呈獻給督政府和立法機構，希望能夠被采納。根據(jù)潘恩的論述，所謂“土地正義”，簡而言之就是進行土地改革，即通過有產(chǎn)者“捐贈土地換取補貼”，逐步消除土地私有制——相對于巴貝夫（Babeuf）式的武裝暴動，潘恩的建議無疑更具可行性（可惜督政府渙散無力，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鞏固革命成果，由此很快被拿破侖的執(zhí)政府所取代）。

1799年末，拿破侖主導的霧月政變推翻督政府，標志著更加專制的執(zhí)政府崛起。盡管拿破侖對潘恩禮遇有加——在拜會潘恩時，拿破侖聲稱自己每晚睡覺之際枕下必定擺放一部《人權論》，并且斷言“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應為潘恩樹立起一座金質雕像”，但潘恩對此并不領情。事實上，潘恩對拿破侖的專制獨裁深惡痛絕，曾在與友人書信中痛斥拿破侖是“前所未有的江湖騙子”。1802年，安全返回美國后，潘恩又在公開場合多次抨擊拿破侖“竊取法國大革命果實”——從“革命之子”一變而為“人民之父”。根據(jù)傳記作者樊尚（Bernard Vincent）在《跨洋的共和派：托馬斯·潘恩與革命年代》（The Transatlantic Republican, Thomas Paine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s，2005）一書中的看法，此時潘恩對法國大革命“頗有些失望”，但他從不后悔自己為君主制法國轉型為真正的共和國所做的努力，也從未像他的老友柏克（以及吉本、邊沁）等人一樣徹底否認法國大革命的合法性——即便當他本人的自由受到限制，甚至生命受到威脅之時，也從未動搖他對民主共和政體優(yōu)越性的堅定信念。

與當年離開美國的情形相反，1802年自法返美的潘恩遭受“冷遇”——他對華盛頓的“詆毀”令國人憤慨，他在《理性時代》中鼓吹無神論令保守人士惶恐不安，連昔日老友對他也敬而遠之。政敵借機向力邀潘恩回國的杰斐遜總統(tǒng)發(fā)動攻勢，將“兩個托馬斯”統(tǒng)統(tǒng)貶稱為“異教徒”。1809年，落魄的潘恩在貧困潦倒、屈辱憤懣中病逝于紐約格林尼治村?！皟扇f名悼念者參加了富蘭克林的葬禮，但出席托馬斯·潘恩葬禮的卻只有六個”——據(jù)他的房東博納維爾太太（Madame Bonneville）回憶，下葬的場面蕭條無比：“當棺木落地，墓土撒上時，我站在墓穴的東端，讓我的小兒子站在西端。環(huán)顧周圍寥寥的旁觀者，我說：啊，潘恩先生，我的兒子站在那兒，代表美國向您致謝。而我，則代表全體法蘭西人民！”

但后世之人并未忘記潘恩。1962年，在美國民權運動鼎盛時期，美國作家、詞曲創(chuàng)作人鮑勃·迪倫在紐約格林尼治村發(fā)布民謠《答案在風中飄》，其中唱到“一座山要矗立多久，才會被沖刷入海洋？/一個人要煎熬多少年，才能最終得自由？/一個人要多少次轉頭，才能假裝他視而不見？/我的朋友啊，那些答案，還在風中飄，它在風中飄”。盡管這首民謠采用極富音樂性的詩性語言，含義并不確切，但學界普遍認為，這是鮑勃·迪倫召喚世人——美國人民、法國人民以及熱愛和平自由的世界人民——不忘初心，牢記潘恩在十九世紀末倡導的民主共和理念，并以無畏的革命精神投入到新的民權運動中去。事實上，直至臨終之際，潘恩始終堅信，他畢生所從事的乃是“全人類的解放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