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與他的“敵人”

大江健三郎（1935.1.31－2023.3.3）

2023年3月3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離開了這個世界。

大江先生不僅僅是日本第二位諾獎作家，或許也是“大寫”的文學在日本最后的代表。這不是說在他之后再無杰出的作家，而是指“文學”本身在社會中的位置已經變了。讀者不再有興趣從幾行字、幾頁紙里尋求整個地球的重量，作者也不再試圖以幾段故事、幾個形象來通向全部歷史的總體。這樣的事業(yè)對人對己都是不折不扣的苦行。大江先生也許是日本最后一名堅定的苦行者。他的離去意味著什么，對每個關心日本文學現狀的人，都是不得不思考的問題。盡管大江先生的畢生事業(yè)絕非三言兩語可以概括，但作為一名從他的著作中受益良多的讀者，我感到有義務在自己的腦海中試著勾勒這位大作家的“全體像”，以完成某種私人化的悼念。這樣的描繪注定掛一漏萬，不過或許可以成為對作家本人的文學方法的致敬。因為大江先生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始終流露出這樣一種信念：即使是最微小、最偶然、最瑣碎的事物，也可以借助想象力的飛躍通向世界的“全體”。

在1969年與作家高橋和巳的一次對談中，大江先生提到，他的小說構思往往始于一個極度鮮明而并無確定意義的形象，繼而像滾雪球一般膨脹起來。例如，最開始他心中可能只有這樣一個場景：一個肥胖的男人，深夜在臥室里啃食油膩的豬蹄。而在建構自己心中的大江先生的“全體像”時，我不期然地遇到了一個同樣強烈鮮明的印象，它來自小說《被偷換的孩子》：一個剛剛步入老年的男人，身材矮小但雙肩頗寬，由于堅持體育鍛煉，臂膀上的肌肉仍然結實——這男人蹲在廚房的地面上，艱難地宰殺一只碩大的甲魚。由于未曾親眼見過大江先生，每次想象他的面貌時，我的思緒都會回到這個奇怪的原點。正如大江先生后期的許多其他作品一樣，這部小說的主人公也是“長江古義人”，他身上帶有作家本人的影子。但是，這個場面之所以令人難以忘懷，毋寧說是由于作者的靈魂似乎在此分裂開來，一半在古義人身上，另一半則在那只粗壯的、噴著鼻息的甲魚身上。在這場被描繪得異常詳細的笨拙的鏖戰(zhàn)中，我們似乎能感到甲魚脖頸上的致命傷的痛楚，也能感到老作家已開始衰退的肌肉的疲勞。這只甲魚是主人公的童年故人、一名年老的右翼分子送來的，而最終完成宰殺后，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與嘲笑：一只甲魚便迫使他把自己內部的暴力性暴露出來。或許這個場面也象征著大江先生創(chuàng)作中的根源性課題。終其一生，他都在與“暴力”對峙，這一“敵人”不僅僅存在于外界，同時也在他自己體內。

文學生涯起步階段的大江健三郎

1935年，大江先生出生于四國島上一個森林環(huán)繞中的村落。他在戰(zhàn)爭中度過了童年。他的父親出現在《水死》等多部小說中，其形象云山霧罩，時而是一個國家主義的忠實信奉者，時而是一名因戰(zhàn)敗而企圖“弒王”的激進思想家。而他的母親同樣活躍在眾多虛構和紀實類作品中，并往往與祖母和其他女性長輩一起組成“森林里的女性”群像，仿佛連接著近代民族國家所未能征服的更悠久的傳統，一種尊重自然與生命的傳統。關于大江先生的家族史的真實面貌，也許今后學界的實證考察會告訴我們更多，但從作家自己構建的個人精神史的開端，我們已可以看到死與生、暴力與和平問題的緊密糾纏。在《廣島札記》中他寫道，戰(zhàn)爭結束前夕，自己跟隨父親在農村電影院里看了一部電影，其中的年輕士兵在被敵軍俘虜后，因害怕泄密而選擇了自殺，而這讓銀幕前的自己感到了“難以言喻的恐懼”：他以為自己早晚也要面臨同樣的處境，唯一能選擇的是在蒙受羞恥后去死，還是有尊嚴地走向死亡。

這種高度的緊張感，隨著日本戰(zhàn)敗而得到緩釋，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混沌曖昧的精神空間：自由與占領同時到來，部分的民主化伴隨著對更進一步的人民運動的壓迫，不再是帝國的日本又被納入一個更大的帝國主導的冷戰(zhàn)體制……昨天還在等待“神圣的死”，今天卻不得不面對“死氣沉沉的生”，這種心靈困境不僅屬于大江先生，也為許多同時代人所共有，例如后來成為他對手的三島由紀夫。

作為第一代接受戰(zhàn)后民主教育的日本人，大江先生經常在各種公開場合有意識地重述自己的憲法體驗，呼吁捍衛(wèi)和平憲法。但在另一些作品中他也多次提及，自己這一代人，是作為特攻隊員的弟弟的一代，童年最憧憬的便是戰(zhàn)死士兵的形象。在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中，主人公認為自己的精神墮落源于 1945 年夏天的“遲到”：作為“少國民”度過童年的“我”，還沒來得及上戰(zhàn)場，日本便戰(zhàn)敗了?！拔摇备械阶约旱倪t到是決定性的，無可挽回的，并造成了自己自由意志的缺失：對戰(zhàn)后青年一代來說，世上重要的事仿佛都是外力決定的，這使得他們只能成為“性的人”，沉湎于感官享樂，而無法變成“政治的人”，以自己的力量改變明天。

大江先生的“遲到”不僅相對于戰(zhàn)爭而言，他也錯過了戰(zhàn)后社會運動的第一波高潮。1954年進入東京大學的他，適逢左翼運動的低潮期，在沉滯空虛的氛圍中走上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他的初期作品大多描寫閉塞孤獨的“監(jiān)禁狀態(tài)”，從這時起，具有“兩義性”（ambivalence）的暴力意象已經頻現于他的筆端。那些發(fā)生在當下城市生活中的死，例如《奇妙的工作》中打工學生對狗的宰殺，呈現了荒誕、疲憊的“死一般的生”，而那些發(fā)生在戰(zhàn)時鄉(xiāng)下農村的幻想性暴力，例如《飼育》《拔芽擊仔》中少年與黑人士兵的死，不僅僅是對歷史暴力的記錄，更像是對歷史本身施加“暴力”：作者似乎渴望回到那個一切尚未被決定的歷史時刻。

1958年獲得芥川獎之后，年少成名的大江健三郎獲得對社會直接發(fā)言的機會。他頻繁參加文壇和大眾媒體活動，與江藤淳、石原慎太郎等人被共同稱為“憤怒的一代”。這些文藝界的年輕人渴望介入現實，而五十年代末重新升溫的社會運動提供了這樣的契機。這一時代浪潮在1960年的安保斗爭中達到頂點。大江先生屢次走上街頭，積極參與知識界支持安保斗爭的各種聯合組織，還加入了訪華作家代表團，在中國對亞非各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聲援中感到了世界人民大團結的紐帶?；氐饺毡緯r，滿懷希望的他對妻子說：“我們生個孩子，把他養(yǎng)大吧，未來似乎并不是零?！?/p>

1960年6月，大江健三郎（前排右一）等日本青年作家在上海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接見。

然而，1960年安保斗爭所提示的“未來像”，很快便開始褪色。運動高潮過去后，反體制力量在經濟的高速成長和美日官方力量的誘導下迅速分化，大江先生的同齡人中許多人（例如江藤淳、石原慎太郎）走向了保守陣營。同時，右翼勢力在文化界轉守為攻，淺沼稻次郎暗殺事件、《風流夢譚》事件造成了整個文化界的緊張，而大江先生的小說《政治少年之死》也從此被出版界雪藏了數十年。在國際上，冷戰(zhàn)局勢的發(fā)展，特別是核危機的加深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裂，更瓦解了“世界人民大團結”的樂觀前景。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日本作為亞洲冷戰(zhàn)前線基地的位置日益固化，連戰(zhàn)后和平憲法所規(guī)定的最基本的民主與和平理念都受到了威脅。

大約從這一時期起，大江先生的寫作似乎進一步強化了歷史意識。在與保守派爭奪歷史解釋權的斗爭中，在對冷戰(zhàn)危機的持續(xù)思考中，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進入歷史的方法，在寫作中讓日本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重疊交織在一起。他的社會評論如《廣島札記》《沖繩札記》，通過兩個特殊地域的苦難史，把日本近代以來歷史的暴力性與核時代的世界性危機勾連起來；小說《萬延元年的 football》則在江戶末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 1960 年代之間建立起曲折的時間通道，回到民族國家“日本”的歷史原點。這些寫作探索了正在發(fā)生的暴力危機的起源，逐漸把批判的矛頭指向近代民族國家本身的封閉性。

大江先生對右翼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是因為他可以從自己身體內部感知這種暴力性的根源：那是共同體的神話對孤獨個體發(fā)出的塞壬之歌。他的筆下反復出現這種歌聲的俘虜，這些角色們渴望把自己與民族神話的象征——天皇這一符號融為一體，這些“政治的人”本質上是“性的人”，其無媒介的同一化在現實中只能帶來災難性后果。同時，在核時代的巨大的死亡陰影下，大江先生又從廣島、沖繩的一些微小個體的死亡中看到了人的尊嚴：這些抗議者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對冷戰(zhàn)結構說“不”，展示了一種真正通向未來的、屬于“人類”之名的主體性。

大江健三郎六十年代的手稿

然而，戰(zhàn)后日本的和平運動與戰(zhàn)時的精神主義之間依舊留有隱微的通道。死亡的崇高化、共同體的神圣化沖動并未消失，它們在那些最可貴、最英勇的變革社會的嘗試中也會再次浮現。1968年前后，青年反叛的浪潮席卷全球。對于日本新左翼突破冷戰(zhàn)結構的嘗試，大江先生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在一些演講與文章中，他對當時學生運動提出的“自我否定”“恢復主體性”的要求、對技術官僚統治的批判等等，都表示了認同，并指責政府和新聞媒體不應將游行示威的學生稱為暴徒。在他看來，這種粗暴的污名化是對政治想象力的阻礙。但是，激進的新左翼運動漸漸陷入了困局，因孤立而愈發(fā)極端化，最終釀成了一連串悲劇，也為隨后到來的去政治化時代作了鋪墊。不過，這些紅色六十年代的嘗試與挫折，包括它們打開的想象力突破口和留下的問題，都在大江先生的寫作中得到了延續(xù)性的思考。他否定了革命的恐怖主義，卻讓激進的思想潛入文學的世界，在他的小說中涌現出一個又一個危險的“革命者”，以種種異想天開的激進計劃動搖著讀者對日常世界的感知，他們與作為小說家化身的敘述者構成緊張關系，卻又共同推動著想象力的革命。

自六十年代以降，暴力、語言和肉體三者的關系似乎在大江先生的思考中變得愈來愈緊密。在他看來，戰(zhàn)后民主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語言失效的危機：

在政治領域，語言幾乎失去機能，這是一種可怖的現實。政治家們無法憑借語言獲得民眾真正的認同，而民眾也難以用自己的語言有效地督促政治家的反省。在這種狀況下，作為對語言的替代，有些人試圖行使物理的力量，對自身的無力感到焦躁的一方，尤其容易性急地奔向這個方向。最近報紙上經常使用暴力一詞，我每次看到都有一種感慨，覺得應該把它換成反·語言一詞?；蛟S有兩種民主主義，一種是想要相信語言的機能的人的民主主義，另一種則是對語言的機能感到絕望的人的民主主義。前者雖然未必幸福，但后者終究還是不幸的吧。（《核時代的想象力》）

語言的失效帶來暴力，而為了克服暴力，終究還是需要新的語言。大江先生認為，冷戰(zhàn)時代懸在人類頭頂的暴力的陰影，使脆弱的個人在它面前遇到想象力的死胡同，陷入失語；但是，正是為了反抗這種狀況，個人更需要以想象力同他者建立紐帶。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用語言喚起一種自我認知：將人視為“易碎品”。人的悖論在于，每個人都是脆弱的“承受暴力的肉體”，卻又都有可能成為對他人肉體的施暴者。只有以想象力的語言保持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肉體性聯系，才能抓住“共生”的希望。而對大江先生來說，這種“共生”思想的原點，是1963年長子大江光來到人世的那一刻：

我第一次清晰地直面作為施加暴力的肉體的意識，是在救護車逼仄的內部，當時我最初的兒子，一個頭部有著多余的肉瘤——它簡直是肉體的不可理解性的化身——的新生兒，蜷縮在柳條編成的小床里，發(fā)出幾乎無聲的鳴叫。我感到，橫臥在那里的嬰兒，是可能承受來自世上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暴力的肉體。而我只是在那看起來很柔軟的小小的個體面前坐著，僅此而已，就陷入一種深深的恐懼，感到自己隨時有可能變成對這天真污垢的小東西施加暴力的肉體。（《作為易碎品的人》）

大江健三郎和大江光，1966年。

大江健三郎和大江光，1992年。

大江先生選擇與孩子一起、與有先天缺陷的弱小肉體一起，探索共生的道路。這個選擇決定了他此后面對世界的方式。對于作為易碎物的人，一切暴力終究具有某種同質性。這也是大江先生執(zhí)著于語言/民主主義的根本理由。從“個人的體驗”出發(fā)，他不斷將想象力伸向整個世界，把握核時代的整體狀況。

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圍內的冷戰(zhàn)結構日益趨于流動化，向著后冷戰(zhàn)的方向演變，這種不安定的狀況延續(xù)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大江先生以驚人的敏銳與耐力，在作品中直面各種新的危機狀況，例如《燃燒的綠樹》中的新興宗教問題，《別了，我的書》中的恐怖襲擊問題，《晚年樣式集》中的核電問題。在持續(xù)的閱讀與寫作中，他不僅汲取了種種新的思想資源（八十年代的文化人類學，九十年代的后殖民主義），而且一次次返回個人精神史的原點，像在《被偷換的孩子》或者《水死》中那樣——這也是對日本戰(zhàn)后史原點的持續(xù)追問。在大江先生的文學中，一切具體的暴力、一切對脆弱的肉體的威脅都彼此相關，在根源上聯系著“核時代”的全體。而“核時代”是不可逆的，人類再也無法返回之前的年代，不論是否愿意，我們都已同在一條方舟上，在風雨飄搖的汪洋中。近代民族國家體制與全球資本主義互相糾纏著，制造出無數裂隙，新的暴力從中不斷涌出。各種封閉的共同體神話已難以應對這些危機，甚至讓事態(tài)更加惡化。人類需要創(chuàng)造出新的、更具普遍性的“神話”，而在此意義上，大江先生的文學中那面向全部歷史、面向時間整體的終極想象力，在今后也將繼續(xù)給我們以啟示。

大江健三郎先生離開了。但他的“敵人”仍然徘徊在這個世界上：它們不僅懸在我們的頭頂，也可能潛伏在我們自己的鍵盤上敲下的幾行字里，在我們向異己者投去的一個眼神中。惟愿每個有幸與大江先生的文字結緣的讀者，都能從個人有限的、脆弱的肉體出發(fā)，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與他者“共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