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之書”中的“呼號”與……寫書的人

《問題之書（上下）》，[法]埃德蒙·雅貝斯，劉楠祺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2020年12月版，1008頁，172.00元

閱讀法國著名作家、思想家埃德蒙·雅貝斯（Edmond Jabès，1912-1991）的《問題之書》（原書名: Le Livre des questions，1963-1873；劉楠祺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上下兩卷共一千多頁的厚重之書，一部跨學科、跨文本、無中心、無邊界、不屬于任何文類但卻包羅各種文類、詞語在發(fā)聲與沉默之間奔突、 頁面上的印刷符號在虛空與緊密之間隨意分布的文本，應該以什么方式打開？作者究竟是在對話還是自語？讀起來究竟是話題太沉重還是思緒太輕盈？實際上還要考慮到在作者前后十余年的寫作中，這部《問題之書》分五本先后出版，是前后總共十五卷的雅貝斯“問題之書系列”的前七卷，了解原書的這一寫作與出版情況有助于我們以一種始終是流動的、不斷完成和生長的目光來進入閱讀。

“如何閱讀”本來不是什么問題，想怎么讀就怎么讀，但是這部“問題之書”確實首先會讓讀者思考“讀”這個問題。美國詩人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1992年在其隨筆集《饑餓的藝術》（L'Art de lafaim）中這樣評價雅貝斯的獨特文體：“既非小說，也非詩歌，既非文論，又非戲劇，但又是所有這些形式的混合體；文本自身作為一個整體，無盡地游移于人物和對話之間，在情感充溢的抒情、散文體的評論以及歌謠和格言間穿梭，好似整個文本系由各種碎片拼接而成，卻又不時地回歸到作者提出的中心問題上來，即如何言說不可言說者。這個問題，既是猶太人的燔祭，也是文學本身。雅貝斯以其傲人的想象力縱身一躍，令二者珠聯璧合?！保ā秵栴}之書》下冊，譯后記，527頁）話說得已經比較明白。但是讀進去很快就會發(fā)現遇到的還不僅僅是作者的獨特文體、文風問題，而是更有某種屬于宗教與歷史的思辨性觀念與獨特的文體融合在一起的話語漩渦，也就是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講的：“在《問題之書》中，那話語音猶未改，意亦未斷，但語氣更形凝重。一枝遒勁而古拙的根被發(fā)掘出來……我之所指，就是那誕生了書寫及其激情的某種猶太教……若無信實勤敏的文字，則歷史無存。歷史正因有其自身痛苦的折痕，方能在獲取密碼之際反躬自省。此種反省，也恰恰是歷史的開端。唯一以反省為開端的當屬歷史。”（同上，528頁）德里達告訴讀者應該把猶太人的宗教與歷史看作激發(fā)雅貝斯創(chuàng)作的內心密碼，其中有歷史的痛苦折痕與凝重反思，這是重要的提示。原以為這部碎片似的大書讀起來、寫起來會比較輕松，沒想到的是它使閱讀與寫作變得如此凝重與艱難。

根據保羅·奧斯特的文章和該書譯者在“譯后記”中的介紹，埃德蒙·雅貝斯于1912年生于埃及開羅的法語社區(qū)中一個富有的猶太人家庭，他與馬克斯·雅各布、保爾·艾呂雅、勒內·夏爾建立了最早的文學友誼，并在四五十年代出版了數本詩歌小書，確立了詩人的聲譽。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fā)后被迫離開埃及流亡巴黎，他失去了全部財產，在巴黎找了份工作，不得不在上下班的地鐵上完成其大部分寫作。作為猶太人的身份重負和突如其來的流亡生活迫使他開啟了通向猶太歷史和思想的心靈之窗，猶太人流散的寫作和拉比評論觸動了雅貝斯，他從中看到猶太人所特有的、一種毫不夸張地將自身轉述為幸存模式的力量。在這里我想起了同為猶太人的著名文學批評家、哲學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2020）也與雅貝斯一樣，其人生經歷也不乏流浪者的色彩，他曾說十八世紀的拉比巴爾·謝姆·托夫是他生活的靈感來源，認為“真理永遠處于流亡中”；同時又說他的多語主義背景使他在任何地方都有家的感覺，每種語言都是打開世界的一個窗口。繼而，他提出的問題是：全球化有助于這種流亡精神嗎？另外一個問題是，“嚴肅和困難的閱讀會怎么辦呢？身上戴著隨身聽（Walkman）時閱讀柏拉圖可能嗎？我對此感到憂心忡忡。”（轉見朱麗葉·塞夫《喬治·斯坦納的知識觀》，吳萬偉譯，來源：www.aisixiang.com）這是閱讀雅貝斯的“問題之書”系列不可忘記的作者身份與思想背景。

在雅貝斯的心中，猶太人不僅活在宗教和歷史之中，而且活在現實中，稍微了解歷史的讀者來說這是不難理解的。他說“作為不公正的受害者，猶太人是那些在不公正之上構筑公正者的宿敵。對強權而言，猶太人就是麻煩，因而會成為強權者的靶子；猶太人之所以成為麻煩，是因為猶太人生性倔強?！鳛楠q太人，意味著你要學會從爭議的土地上退避三舍；意味著你要對大地包含著水、空氣或遺忘這樣的事實裝聾作啞?！q太人可以被追殺，但永遠不可能被滅絕?！保ㄉ蟽?，73頁）失去家園的猶太人的悲慘境遇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書寫中已經成為永恒的苦難象征，“我們就是馴順的綿羊，可羊毛已被剪光；頭和身體已被剪光，連靈魂亦寸縷無存”（188頁）。作者內心的悲愴之情溢于言表。

雅貝斯從猶太人的悲劇中看到全人類的悲劇，更看到了人類的災難是如何一步步演變的：“納粹最初只把沒用的猶太人送進焚尸爐。隨后，這個所謂‘沒用的’概念本身消失了。變成了所有猶太人都該被滅絕?；蛟S有一天，所有字詞將徹底消滅字詞。終有一天詩將死去。那將是機器人的世紀和話語被囚禁的世紀。猶太人的不幸將變?yōu)檎麄€宇宙的不幸?！保?53頁）類似的關于抓捕與屠殺的步步演變的敘事讀者早已不陌生，但是雅貝斯要告訴讀者的是，通向不幸的道路總是以某些概念的消失鋪就的，消滅字詞就是消滅人類，當話語被囚禁的時候詩歌就死去，這是整個宇宙的不幸，沒有人能夠幸存。因此，對詩歌、觀念、字詞的捍衛(wèi)也就是對生命和人類命運的捍衛(wèi)。

談到了詩歌，應該補充保羅·奧斯特在《亡者之書》（《紐約書評》，1976年；lightwhite 譯）中談到的雅貝斯與法國詩學傳統的關系問題：“最終，雅貝斯的作品必須被視為十九世紀晚期開始的持續(xù)的法國詩學傳統的一部分。雅貝斯所做的是給這一傳統融入了某種類型的猶太話語，并且他深信，兩者的聯姻幾乎難以察覺?！秵栴}之書》的產生是因為雅貝斯在發(fā)現自己是猶太人的同時發(fā)現自己也是一位作家。與維茨塔耶娃表達的一個觀念的精神類似——‘在這最基督教化的世上/所有詩人都是猶太人’——這樣的等式就位于雅貝斯作品的正中心，是別的一切從中噴涌而出的內核。對雅貝斯而言，關于大屠殺，沒有什么能被寫下，除非書寫本身首先被置入問題。如果語言被推向極限，那么作家就不得不給自己判定一場懷疑的流放，一片不確定性的荒漠。他必須做的，其實，是創(chuàng)造一種缺席的詩學。死者無法復生。但他們能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就活在書中?！睆淖诮獭v史到詩學，其間的“聯姻幾乎難以察覺”，在這里讀者應該放慢閱讀的腳步，細心聆聽；奧斯特提到了維茨塔耶娃，更是開啟了一條通向詩歌與帝國關系的通道，“在這最基督教化的世上/所有詩人都是猶太人”—— 所有真正的詩人在帝國中都是被迫害、被流亡的。于是產生了一種“缺席的詩學”，詩人死去，他們的聲音在詩歌中復活。只有這樣，才能在那些自由奔涌、轉換靈活的文體和那些碎片似跳躍的文字段落之間，把握作者思想的流向與情感的脈動。不然的話，在閱讀中可能會因為“文體問題”而匆匆瀏覽，或者會把作者在言說與沉默之間的邊緣勘探、深度勾尋等視作后現代風潮中的文字游戲。

其實，翻開該書第一卷，雅貝斯在“獻詞”中的這句話就可以回答“如何閱讀”的問題——雖然埃德蒙·雅貝斯不會喜歡向讀者提供什么答案——“獻給以筆墨和血脈之路貫穿于字詞與人的人們”（上冊，第3頁）。筆墨是詞語，血脈之路就是連結宗教、歷史與詩學之路，寫書的人與讀書的人就這樣被貫穿起來。也就是說，在閱讀中人們可以把筆墨和血脈作為在黑暗中觀察人和尋覓人的主線，因為“人是被書寫出的聯系與場域”，因為“每個詞語里都有一根燃燒的燈芯”（ 13頁）。思緒是碎片、詞語也是碎片，但人是一根主線。在雅貝斯看來，書就是人、人就是書。斯坦因拉比說了，“當作為孩子的我首次寫下自己的名字時，我便意識到我在開始寫一本書”（19頁）。因此作者說“你就是那個書寫與被書寫的人”（第5頁）。人就在書中，“我在書中存在。書是我的世界，是我的故鄉(xiāng)，是我的家和我的謎。是我的呼吸和我的休憩”（27頁）。

所謂“問題之書”就是“問題之人”，就是作為“問題”的“我們”。用我們今天更熟悉的話來說，在所有的“問題”之中，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問題核心。于是，“問題之書”其實也就是作為問題的“我們”之“書”。

雖然說該書文體獨特、碎片滿目，但是仍然有一個核心故事穿行于其中，那是在雅貝斯心目中充滿激情與痛苦的一對青年戀人的故事，薩拉和于凱爾在被納粹關入集中營期間的生離死別。雅貝斯在第一卷的“獻詞”中就寫道：“獻給薩拉和于凱爾；尤其要獻給你。獻給我們。獻給你?！保ǖ?頁）他還說，“這部關于薩拉和于凱爾的傳奇，通過賦予虛構的拉比們以多種多樣的對話和沉思，講述了一個關于被人和詞語毀滅的愛情故事。這個故事具有書一般的分量，也具有對一種漂泊性問題的苦苦追求?！保?1頁）然后，“我把我書中的命運送給你，那是薩拉和于凱爾的命運”（67頁）。這對青年戀人的命運就這樣與我們連結在一起。

在雅貝斯的心目中這個青年故事具有非同尋常的分量，看完全書后我一再想到的就是薩拉和于凱爾，還有“我們”。保羅·奧斯特認為在書中的于凱爾被描述成“證人”，充當了雅貝斯的另一自我。這一點在雅貝斯的書中也說了，“有時，他冒用我的名字”（23頁）?！暗适聸]有被真地講述，一點也不像傳統的敘事。它不如說被暗示和評論了，時不時就在薩拉和于凱爾的激情又執(zhí)迷的情書通信里迸發(fā)，這些通信像來自于無處，如同離身的聲音，傳達著雅貝斯所謂的‘集體呼號……持續(xù)的呼號’”（保羅·奧斯特《亡者之書》）。雖然這個故事沒有被完整地講述，但即便在零散的敘事中也能看到故事的核心，感受愛情與痛苦的熾熱。于凱爾對薩拉說：“我透過你的裙子和肌膚讀你，透過你的肉體和血液讀你，薩拉，我通過我們語言的每個詞語讀你，通過我們民族的每道傷口讀你，你是我的。我就像別人閱讀《圣經》一樣閱讀我們的歷史，那只能是專屬于你和我的故事。”（188頁）這是愛情之最深邃、最美麗的境界。雅貝斯對服毒自殺的于凱爾說：“我不知道你怎樣愛撫女友，也不知道你的苦難何等深重。我只知道你在提及薩拉名字的時候，任自己的手掌滑向虛空，再有就是當我提起集中營的時候，你的嘴角變得僵硬。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你當時的表情?；蛟S因為你將不久于人世。”（213頁）讀到這里更令人想起了什么，真是很難受。在書中，女青年薩拉在日記中寫道：“我呼號。我呼號，于凱爾。我們呼號，因為我們無辜?！保ǖ?頁）這是這對青年戀人故事中最令人感到悲傷、最刻骨銘心的一句話，在我的閱讀想象中就是一幅在雅貝斯心目中呈現出來的圖像。當我看到在上冊第225頁的一個小標題就是“薩拉和于凱爾在呼號中的肖像”的時候，我實在無法不用我的畫筆把它描摹下來。

“薩拉和于凱爾在呼號中的肖像”（225頁）     李公明  繪

“呼號”在書中是出現頻率很高的詞語，是“問題之書”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這本書講了什么故事？——關注呼號?！保ㄉ蟽?，第9頁）作者甚至說“書寫圍繞著一聲呼號展開”（308頁）。雅貝斯對“呼號”這個詞語顯然很在意，他說“真實是一聲呼號，是一個將我們從渾渾噩噩中喚醒的意象”（129頁）。由此想到了對它的壟斷和打壓，因此他說“任何機構、任何政府都不能壟斷呼號。任何行當、浪尖、波濤也都不能壟斷呼號”（50 頁）。從情感上說，“呼號”是最催人落淚的聲音，因為在那里面也包含了我們的呼號與淚，就如舍曼拉比所寫的：“呼號中，我辨得出自己的呼號；淚水中，我認得清自己的淚水?！@是我應該領受的那份苦難?！保?97頁）在所有關于“呼號”的共情描寫中，舍曼拉比的這句話我感到是最樸素和最令人動容的。

談到青年通信，那些來自于無處的“集體呼號”，我們無法壓抑的是一種悲傷與憤怒?！八_拉：我曾給你寫信。我正在給你寫信。我曾給你寫信。我正在給你寫信。我藏在我的話語中，藏在我筆下哭泣的詞語里，只要我還在述說，還在書寫，我的痛楚就會稍許減輕。我與每一個音節(jié)結合，最終臻于元音為靈、輔音為軀的境界。這是魔法么？我書寫他的名字而他變成了我愛的男人?！薄敖o我寫信吧，愛人?！瓕⑽业哪槍戇M你的告白，將我的身子刻進你的詞語，而我因你的贊美而更加美麗。”（149頁）我們也讀了一些遠方的來信，在那些信中也能發(fā)現那些“藏在我筆下哭泣的詞語”和對愛的呼喚，雖然對于寫信人講述的事情未必都很了解，但是我們已被深深地觸動，不能自已。

這里順帶要說的，在開始翻閱這部大書的時候，拉比的格言體話語在零碎讀起來的時候似乎會給人一種后現代雞湯體的感覺，但是放在全書的“問題”與“人”的語境中細讀，就發(fā)現不是雞湯，而是火焰與利刃。比如關于車輪，佐萊拉比說：“我們滾滾向前，誰看到我們在行進時質疑過輪子？”（229頁）關于思想，拉戴夫拉比說：“血淋淋的足跡。你搏擊向前。思想是皮帶與刀鋒?！保?43 頁）的確非常深刻和犀利。說到思想，另一位學者的話似乎是對“皮帶與刀鋒”的最好闡釋：“思想要得到驗證，須以詞語衡量，猶如暴君在順從的臣民身上實施極權統治一樣，思想也要在詞語身上施行最霸道的威權；但思想也同冷酷的君主一樣明白，暴政的黑夜勢必迎來自由的曙光?！保?51頁）思想就這樣與詞語、暴君、臣民、黑夜、曙光聯系起來，也印證了雅貝斯所講的“格言會成為本書最深刻的表達形式”（下冊，42頁）。

回到“呼號”的問題。它不一定是被聽見的聲音、被看見的書寫出來的文字，它有時是無聲的、隱形的，但是同樣能夠被聆聽、被觀看。就在“薩拉和于凱爾在呼號中的肖像”這個小標題下面，作者寫道：“白紙頁上的白色軌跡是呼號的草圖。它不再懼怕障礙。它不為墨水所擾。鳥兒會留下飛翔的蹤跡么？你用目光追隨飛鳥。在這兒，耳朵便是秩序?！保ㄉ蟽?，225頁）寫在紙上的白色文字是不可能再看見的，因此不再懼怕障礙作為“呼號的草圖”，不必為墨跡擔心。就如鳥兒無聲飛過，在追隨的目光中就充滿了鳥鳴。

奧斯特說，“上帝的子民成為了書的子民。對雅貝斯來說，這意味著書已獲得一個故土的全部分量和重要性?！?（保羅·奧斯特《亡者之書》）這句話對于思考雅貝斯的“問題”與“書”的關系頗有啟發(fā)性。對于習慣在黑夜中與書為伴的閱讀者來說，書的存在意義就是讓他們成為書的子民，從中獲得生存的和精神家園的全部分量和重要性。如果我們不是僅僅以知識的眼光來看待猶太人的身份和猶太教義以及書的神秘性，而是藉此喚起我們自己的生存與閱讀經驗中的記憶與感受，應該就不難理解雅貝斯所說的，“我給你們講了做猶太人的困難就是書寫的困難；因為猶太教與書寫無非是同一種期待、同一種希望、同一種消耗”（129頁）。假如人們也有過關于身份與書寫的困難經驗，有過關于期待、希望與消耗的深切體驗，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雅貝斯說做猶太人的困難就是書寫的困難。于是也就特別理解那對青年戀人對于書的感情——于凱爾的筆記：“薩拉，我們將生活在依附于某頁書的空白之中?！薄皠e毀掉書。它護佑著兩條生命。”（443頁）與愛人在斗室中爭相找書，在寒冷的黑夜中討論書與人的命運，有過類似這種體驗的讀者一定能體會書如何護佑著人的生命，也會在想象中不惜以生命護佑著書——就像雅貝斯所說的，“我們的胸膛保護著書頁，而我們的筆向書中移植著我們黑色的淚水”（439頁）  。

在雅貝斯的“問題”與“書”之間，語言和沉默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喬治·斯坦納也十分關注語言與沉默的問題，他在文章《沉默與詩人》（1966年）中以詩人的語言極限為焦點，以荷爾德林和蘭波為例，指出真正的詩人最終拋棄語言，選擇沉默，在他看來這是比他們的詩歌更重要的事情。（喬治·斯坦納《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李小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7頁）因而他認為“重估沉默是現代精神里最有原創(chuàng)性的代表性行為”（同上，58頁）。但是，選擇沉默的動機除了語言中邏輯上的悖論和對行動的真實意義的推崇以外，時代的非人性化危機更使人感到了語言的危機，“感覺到語詞可能正在喪失其人性化的力量”（同上，60頁）。因此他要追問的是，“在極權主義制度下，語言與它謳歌的危險謊言之間是什么關系？在大眾消費者的民主制度下，語言與它承載的庸俗、模糊和貪婪之間是什么關系？”（同上，“序言”，第1頁）對于語言的脆弱性和道德倫理性，斯坦納總是十分敏感，甚至認為當人們在說出納粹大屠殺的罪行的時候，也足以使語言留下傷痕。（《勘誤表—— 審視后的生命》，李根芳譯，行人出版社， 2007年，124頁）所謂的語言“傷痕”，包括被政治所污染的詞匯、文體，他說就因為德語為貝爾森集中營服務過，所以許多流亡或逃出納粹魔掌的德國作家都對他們使用的工具感到絕望（《語言與沉默》，62頁）。這應該使我們深深地反思，歷史上那些曾經滲透著暴力與鮮血的語言為什么還可以延續(xù)到后來？斯坦納力圖說服讀者相信，極權主義的野蠻行為是與語言的腐化結合在一起的，并受語言的推波助瀾而日益嚴重（《勘誤表—— 審視后的生命》，185頁）。因此雅貝斯說，“到捍衛(wèi)我們話語的時候了。到捍衛(wèi)我們嘴巴的時候了。這是宣告我們的紅色自由之日?！保?82頁）捍衛(wèi)話語就是要捍衛(wèi)語言的真實性、純潔性，捍衛(wèi)以語言來表達的權利。

在整部書里，雅貝斯反復講述著語言、書、世界、人的命運以及“問題”的一致性。“我將呼喚書并引出問題。這個世界存在是因為書存在；因為存在意味著與它的名字生死與共?！保?7頁）對于這部書的作用和命運，真正重要的問題就是“這本書依舊會以書寫出的形式留在空間，仿佛它的每個音節(jié)都是為了死于曙光，為了在星星中重新彈射出來而被白晝照亮，或被黑暗點燃”（下冊，185頁）。對于作者來說，這是能夠想象出來的最有視覺感的榮耀景象，書在曙光中燃燒的景象。

最后要說的是，雅貝斯在“問題之書”中發(fā)出的呼號除了那對青年戀人的泣血之聲，還有對幸福的熱切呼喚，同樣令人動容：“在一個純樸健康的宇宙里，天空與歡樂觸手可及，詞語化作果實，音節(jié)成為枝干，沉默與根莖交融，我只需要充分展示自己，在我們之間再無高墻和鐵絲網，只有幸福的空間回饋應允之人。”（上冊，187頁）對于寫書的人來說，塔恩拉比說的這句話就是最大的安慰和激勵：“有時候，我們必須等待許多年才能迎來標志著我們重新找回發(fā)音的那一時刻。聲音一旦開始言說，我們就再也不能打斷話語的奔涌?！保?14頁）“問題之書”中的“呼號”與寫書的人，從雅貝斯到我們，就這樣在黑夜和曙光中緊密連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