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無賴

概說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中古史上最為動蕩不安的時期。先是三國鼎立，相持不下。繼后，五胡入華，進而形成南北對峙之勢。朝代更迭，如同游戲。

入魏之后，最為突出的是政治之轉(zhuǎn)變。在東漢時期，漢人崇尚氣節(jié)，敦崇倫際，社會上形成一種醇良之氣習。但曹操擁有冀州以后，開始崇獎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一些不仁不孝之人，也能治國用兵，士風大壞。如建安十五年（210）春，他就下令：

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又下令曰：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zhàn)；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zhì)，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shù)：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顯見，魏武帝曹操此舉，已完全拋棄東漢時期所實行的崇重儒行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轉(zhuǎn)而采取重才輕德的政策。因此，一些權(quán)詐奸逆之士，也是一朝登天，平步青云，政刑隨之失平，風俗以之敗壞。時人對這種弊端風習又作如下概括，可謂一語中的：“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yè)；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p>

曹操

其實，這也怪不得曹孟德。一是風習轉(zhuǎn)換，固然與他的倡導不無關(guān)系，但終究是時勢所迫，他是無法負其全部責任的；二是曹孟德自己為人就任俠放蕩，頗有些流氓習氣。陳壽《三國志》就說曹操“少機警，有權(quán)數(shù)，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yè)，故世人未之奇也”。而《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就曹操的行為特征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說他“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yōu)在側(cè)，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行為如此輕佻，說明曹操不僅是放蕩兒，而且也是輕薄子。

當然，在東漢末年與三國鼎立時期，任俠放蕩者并非只曹孟德一人，凡是在當時聞名者，或為人豪俠，或行為輕薄，不治操行，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流氓氣。不妨試舉幾例。如袁紹，《三國志》卷6裴松之注引《英雄記》，就說他“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許禇，勇力絕人，手下養(yǎng)著許多“俠客”，當漢末時，“聚少年及宗族數(shù)千家，共堅壁以御寇”。這種“少年”，其實就是流氓，而“俠客”云云，其行為也大多與流氓相近。許禇豢養(yǎng)這類人物，其為人也可想而知。在吳國，名為豪杰，而實與“好事少年”、“輕俠少年”、“輕薄少年”這類流氓交往者比比皆是。如《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吳書》，說孫堅雖然少為縣吏，但也“性闊達，好奇節(jié)”，與一些流氓都有交往。他歷佐三縣，所在多得聲譽，一些“好事少年”紛紛歸依門下，孫堅“接撫待養(yǎng)，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184），黃巾軍起事，漢朝廷派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率兵討伐。朱儁上表，請任孫堅為佐軍司馬，于是，孫堅手下的“鄉(xiāng)里少年”紛紛一同隨征。又如魯肅，裴松之注引《吳書》，就說他“體貌魁奇，少有壯節(jié)，好為奇計”。當時天下將亂，這位魯子敬就學習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至于吳將甘寧，更是“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于郡中”。到了后來，甘寧更是成了一些“輕薄少年”的首領(lǐng)，“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聞名郡中。

北魏時期，史料上雖少流氓活動的記述，但也能找到一些。如當時有大倪、小倪兩人，“皆粗險薄行，好為劫盜，侵暴鄉(xiāng)里，百姓毒患之”。所為雖是劫盜之事，行為卻如流氓一般。又如房法壽，小名“烏頭”，弱冠時一度出任州里的主簿，但從其一輩子的行為來看，卻與流氓極為相近。他在少年時，就好射獵，“輕率勇果，結(jié)群小而為劫盜”，以致成為宗族內(nèi)的大患。至后，又時常盜殺豬牛，還“招集壯士，常有百數(shù)”，成為一個流氓頭子。還有一位劉靈助，《魏書·劉靈助傳》就說他“粗疏無賴，常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shù)于市”。顯見，劉靈助初時也是一位流氓。

至晉代，關(guān)于流氓的記載就比北魏多了許多?！稌x書·刑法志》曾就無賴之徒作如下闡述：

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茍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奸兇無賴之徒乎！

這里所說的“奸兇無賴之徒”，就是“流氓”。《晉書·刑法志》所表達的意思也很簡單，一般犯徒罪的，均是一些本性“元惡不軌”之人，一旦發(fā)配到山谷作役，就必然流為盜賊。其實，在晉朝，無賴兇徒是廣泛存在的。如吳皮、王隱之流，本來都是“無賴兇人”，卻被“皆加重爵”，看來在官場上混得相當不錯。與此同時，即使是一些官員，也絕無行檢可言，行同流氓無賴一般。如周縉，曾經(jīng)在建康烏衣道中遇見孔氏之婢，當時正好他與同僚同車，但他不顧廉恥，“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強暴無賴，如此張狂。

在說及晉代的流氓時，不能不提到周處。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父周魴，是吳國鄱陽太守，出身倒算是名門，但周處所行，卻一如無賴。史載：

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碧幵唬骸叭舸藶榛迹崮艹！备咐显唬骸白尤舫?，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碧幠巳肷缴錃⒚瞳F，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沉）或浮，行數(shù)十里，而處與之俱，經(jīng)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xiāng)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yún)菍ざ懀憴C與陸云——引者）。

這段記述，其主旨固然是說周處棄惡從善，但從中對周處少時的無賴行徑也揭示得淋漓盡致。周處的惡行，可與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稱“三害”，可見周處平日里“不修細行，縱情肆欲”云云，實在還是比較客氣的說法，其實際所干的可能會更加橫行無忌。

南朝劉宋，無賴流氓的活動也極頻繁。首先，劉宋的開國皇帝劉裕，就很喜歡“摴蒲之事”，在賭博場上鬼混，很有些流氓習氣?！端螘肪?4《鄭鮮之傳》載此事：“劉毅當鎮(zhèn)江陵，高祖會于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蒲，于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座）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座）席與人！’”皇帝如此，外戚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蕭思話，是孝懿皇后弟之子。當他十余歲時，未知詩書，整天“以博誕游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至于一般官員，其少時的流氓活動更是隨處可見。如何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摴蒲”；臧質(zhì)，“少時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也是輕薄無檢。

劉裕

說及劉宋一朝的流氓，不能不提到朱齡石與王僧達兩位。朱齡石，字伯兒，沛縣人氏。少時就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他的舅舅蔣氏，人才佇劣。齡石就讓其舅臥于客廳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zhàn)栗，為畏齡石，終不敢動”。更為可惡的是，其舅頭上長有大瘤，齡石乘其舅熟睡之際，偷偷將大瘤割去，以致其舅一命嗚呼！王僧達，瑯琊臨沂人，為太保王弘少子。后娶臨川王義慶女為妻，又出任過太子舍人。從出身、婚姻、為官來看，王僧達還是個頗有身份的人，但所行卻不加檢束，如無賴一般。他先是在楊列橋觀鴨斗，被有司糾參，而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

在南梁，流氓人物與活動也時常見諸史籍。據(jù)載，在南梁，戲蕩好博之人不斷。如裴之橫，“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chǎn)業(yè)”；朱異，“年十余歲，好群聚蒲博，頗為鄉(xiāng)黨所患”。而那位南郡當陽人鄧元起，在少時就成了流氓頭子。史籍說他“少有膽干，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xiāng)里年少多附之”。此外，一些有名的官員，若追查他過去的簡歷，或輕薄好游，或不持操行，或多或少帶有一些流氓習氣。如王瞻，“幼時輕薄，好逸游，為閭里所患”；張充，少時也“不持操行，好逸游”，《梁書》這樣記述他出獵時的行徑：“左手臂鷹，右手牽狗?！奔茭棤抗?，這本來就是紈绔惡少的本色。

關(guān)于南梁流氓的活動，最值得一記的是曹景宗、陳伯之兩人。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自幼就善騎射，喜好畋獵，很有膽勇，手下有一批無賴少年。后來做了官，當上了侍中、將軍以后，仍不能擺脫其原有的流氓習氣。他為人自恃尚勝，每次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還嗜酒好樂，“臘月于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這一儀式，本來不過是嬉戲而已，而他的部下則借此“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部下這種流氓行徑，曹景宗實負有其責。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幼時就很有膂力。年13歲時，就喜歡帶獺皮帽，時常帶著刺刀，等到鄰里田中的稻熟，就偷偷割稻。有一次，正在割稻之時，被田主發(fā)現(xiàn)，伯之就大耍無賴。史籍作如下記載：“嘗為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zhí)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少時的無賴習氣，已是躍然紙上。

關(guān)于南陳時期的流氓活動，史籍的記載也著實不少。陳高祖少年時，就“俶儻有大志，不治生產(chǎn)”，頗有些流氓習氣。只是長大以后，喜歡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所推服”，才成為“成者為王”一類的人物。在南陳，“惡少年”的活動時有所見。如寶安，年十余歲時，就“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馳騁，靡衣偷食”，一副貴游公子的派頭。后周文育為晉陵郡守，因征討而無暇顧及郡中政事，就讓寶安監(jiān)知政事。寶安上任后，就“聚惡少年”，專干不法之事，成為地方上的心腹大患。值得指出的是，后陳流氓大多流入軍隊，危害軍隊的軍紀與戰(zhàn)斗力。如當時有一支“自在軍”，其中招集的軍兵，都是一些無賴流氓。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土豪、門客的活動也時見諸史載，同樣應給以適當?shù)臄⑹?。在當時，“土豪”一詞，通常是指那些先世無高官重名而在當?shù)赜胸斢袆荩紊蠀s沒有地位，往往被士族高門輕視的人。如西魏的“豪右”王覆憐因“先世無聞”，故被目為“土豪”。梁末的落難士族子弟王元規(guī)，即將“土豪”劉瑱看作“非類”，不愿與他聯(lián)姻。不過這些土豪“子弟縱橫”，為此，“百姓甚患之”。如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后刺史薛道摽率兵討伐，李波率其宗族迎戰(zhàn)，“大破摽軍”。因此，李波一家，成了“逋逃之藪”，一些流氓無賴也紛紛歸附于他。所以當時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可見，當?shù)匕傩諏畈ㄒ患?，懼之如虎狼?/p>

這些土豪，手下又養(yǎng)著一大批“賓客”與“門客”。如南齊曹虎，“善于誘納，日食荒客常數(shù)百人”。 “荒客”云云，其實就是門客，也是一些無賴流氓。這些賓客，也是似狼如虎，在當?shù)睾鞣菫?，欺壓平民百姓。如晉祖逖手下，就有一批“賓客義徒”，都是一些暴桀勇士。這些人平?！岸酁楸I竊，攻剽富室”。一旦被地方官吏所獲，祖逖就自己出面救解。

所謂“客”，有時又指“劍客”。如北魏陽固，性格俶儻，不拘小節(jié)，少時就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chǎn)”。北齊高昂，為人俶儻，膽力過人，專事馳騁，剽掠當?shù)?。他“招聚劍客，家資傾盡，鄉(xiāng)閭畏之，無敢違迕”?？梢姡皠汀敝?，與流氓打手無異。

魏晉南北朝存在的流氓人物及其活動，也有其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當時，游手游食之人頗眾，為流氓提供了大量的“后備軍”。如晉人傅玄就說晉朝“游手多而親農(nóng)者少，工器不盡其宜”。晉人束皙對當時城市游食之多，更是作了如下詳盡的概括：“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yè)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shù)過萬計。”其實，“數(shù)過萬計”不過是一個保守的數(shù)字，有晉一代，實際游食的人數(shù)將遠過于此。到了東晉，因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也大量隨之南奔，稱為“僑人”。除“僑人”外，東晉還有很多“浮浪人”。據(jù)載，所謂“浮浪人”，就是“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北周時期，從小農(nóng)中也分離出一批好逸惡勞、不勤事業(yè)之人，其實就是一些農(nóng)村二流子。他們游手怠惰，早歸晚出。雖然地方官府將他們單獨編為一籍，守令隨時對他們加以處罰，但這些二流子仍是有增無減。小農(nóng)一旦脫離耒耜，流入城市，游手游食，成為無籍貫的浮浪人，其中的大部分固然又會找到新的正當職業(yè)，成為雇傭勞動者，而一部分則成為游手無賴，為害社會。

無賴少年與輕俠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guān)流氓的大量活動，應該從“無賴少年”與“輕俠”中去尋找。關(guān)于“少年”，在當時稱呼不一，或稱“輕薄少年”、“好事少年”與“勇敢少年”，或稱“惡少年”、“鄉(xiāng)黨少年”與“州里少年”，統(tǒng)稱“無賴少年”。所謂“輕俠”，雖可歸于俠客一類，但有時與惡少的關(guān)系也頗為密切，所以又有了“輕俠少年”的稱呼。有關(guān)輕俠的稱呼也多種多樣，如“兇俠”、“奸俠”、“游俠”之類即是?！坝蝹b”一稱，固然是戰(zhàn)國、秦漢時的遺存，而“兇俠”、“奸俠”云云，則已明確道出這些輕俠不僅有一副兇狠的無賴嘴臉，而且所行也均是一些奸惡之事，并非一身凜然俠氣。

關(guān)于“無賴少年”的活動，正史中有不少記述，不妨摘引分類如次：

首先，這種無賴少年，在史籍中稱之為“少年”，不作任何意義的限定。如東漢末，張繡“招合少年，為邑中豪杰”；曹仁也“陰結(jié)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間”。

其次，在少年之前冠之以“輕薄”、“好事”、“勇敢”等限定性的詞。吳將甘寧，少年時就好游俠，于是手下就招集了一批“輕薄少年”。這些少年，有些其實就是亡命之徒，身負殺人命案。北魏時，一些郡國的豪右，大為民蠹。于是，太宗下令，優(yōu)詔征召豪右，但民間多留戀鄉(xiāng)土，一些地方官吏就逼遣豪右。為此，就有一些“輕薄少年”，乘機煽風點火，“所在聚結(jié)”，以致“西河、建興盜賊并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吳地豪杰孫堅手下，除了鄉(xiāng)里知舊以外，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好事少年”。北周陳忻，少年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少年對他敬憚三分。魏孝武西遷之后，陳忻“招集勇敢少年數(shù)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

再次，這種少年，有時則又稱“鄉(xiāng)里少年”、“鄉(xiāng)黨少年”，或稱“州里少年”。所謂“鄉(xiāng)里”、“鄉(xiāng)黨”、“州里”云云，其實都是一種地域性的限定，意思均指本地少年。如南陳周敷，本為郡中豪族，為人膽力勁果，超出時輩，而且生性豪俠，輕財重士，于是一些“鄉(xiāng)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又如任忠，少年時孤貧微賤，被鄉(xiāng)黨鄰舍所蔑視。等到長大，就變得為人詭譎，足智多謀，而且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因此“州里少年皆附之”。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少年，其種類甚多，他們不但為人輕薄無賴，到處煽風點火，擾亂社會治安，而且還好事兇頑，在鄉(xiāng)里為非作歹，是一群為害社會的惡少。這批惡少的存在，對社會治安一直構(gòu)成巨大的威脅。一旦封建統(tǒng)治秩序敗壞，這些少年就會聚集在地方豪俠的門下，或與賊盜合一，或起而謀叛。如侯景之亂時，南昌著姓熊曇朗就聚集少年，“據(jù)豐城縣為柵，桀黠劫盜多附之”。當然，有時候朝廷與地方官府也利用這些少年好勇斗狠的特點，調(diào)遣他們鎮(zhèn)壓叛亂或農(nóng)民起義。如東漢末中平元年（184），黃巾起事，朝廷派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率兵征討。孫堅為佐軍司馬，而隨他出征的鄉(xiāng)里少年也為數(shù)不少。又如梁末，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一帶，多地方盜賊，近縣官府甚感苦惱。當時有一位程靈洗，素為鄉(xiāng)里所畏伏，于是地方官府就讓他招募少年，“逐捕劫盜”。

魏晉南北朝時期之俠，基本上可以分為以下三類：一是一般意義上的游俠，二是輕俠，三是兇俠與奸俠。分類不同，其性質(zhì)也有所區(qū)別。這里所要敘述的是，這些俠客如何從行俠仗義之俠轉(zhuǎn)化為為非作歹的兇俠與奸俠。

先說一般意義上的游俠。如劉宋時期的龍符，為人驍果有膽氣，干力絕人。少年時好游俠，“結(jié)客于閭里”。又如晉時石崇，也是“任俠無行檢”；還有北周時的韋祐，少年時就好游俠，與他相交游的人，都是一些“輕猾亡命”。

關(guān)于“輕俠”，其活動也時見諸當時史籍。輕俠，有時就是豪強大族的同義語，他們不但與流氓無賴相通，而且與賊盜勾結(jié)，成為控制一方的惡勢力。如三國時吳國斯從，為一縣吏，“輕俠為奸”。當時賀齊“守剡長”，打算對斯從嚴加懲治。于是，主簿勸道：“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钡R齊不聽勸阻，一心嚴懲，將斯從立即斬首。不久，斯從的族黨“遂相糾合，眾千余人，舉兵攻縣”。有時“輕俠”成為豪強的門下之徒，或從事謀反，或起兵反叛。如北魏太宗時，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余人謀反”。又如晉代王廞，“即墨绖合眾，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nèi)史虞嘯父等入?yún)桥d，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至于少時輕俠、長時修改，在當時更是習以為常。如北齊高乾，“少時輕俠，數(shù)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jié)”。又如劉海寶，也是“少輕俠，然為州里所愛”。這種輕俠，有時則稱“輕果”、“輕險之徒”，與盜賊一般無異?！拜p果”云云，是說這些人為人輕率果敢，不計后果；“輕險”者，則在輕率果敢之外，又增加了奸險一意。如北齊時有一位東方老，少年時粗獷無賴，結(jié)交“輕險之徒”，共為賊盜，成為鄉(xiāng)里大患。

輕俠一變而為兇俠，說明其行為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俠義的一面逐漸減少，而兇殘暴戾的成分卻漸趨增加。直至奸俠，輕俠流氓化的歷程已經(jīng)徹底完成。什么是“兇俠”？一般說來，兇俠就是指那些大為民蠹的郡國豪右，也即帶有流氓習氣的地方豪強。如北魏太宗時，下詔征召豪右入京，以致盜賊四起。太宗曾問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對兇俠亂民有所釋義：“前以兇俠亂民，故征之京師，而守宰失于綏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為何如？”所謂“奸俠”，比起兇俠來，就帶有更多的流氓氣。他們雖為人輕財重氣，卻也奸險狡猾，是一些十足的地方豪猾。如北齊時有一位薛脩義，少年時為人奸俠，輕財重氣，時常招召豪猾，即使“有急難相投奔者，多能容匿之”。又有一位李愍，少年時就胸懷大志，到40歲時，仍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俠，以為徒侶”?？梢?，諸如輕俠、兇俠、奸俠之輩，他們不僅是一些帶有流氓習氣的地方豪強，而且時常聚集在豪右門下，成為地方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

（本文摘自陳寶良著《無籍之徒：中國流氓的變遷》，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