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光祜（1772-1831），字子受，一字鐵簫，號櫟山，亦號午橋，江西南豐人。由監(jiān)生捐納通判，任敘州馬邊同知時，曾總司金川屯田。后調任湖南寶慶府知府，卒于官。譚氏多才藝，文事之外又善騎射，并能度曲，著有《鐵簫詩稿》六卷。譚光祜中年以后宦跡蜀、楚，政績卓著，播于眾口，但對于其早歲行跡和交游，世人多語焉不詳，亦鮮有專門研究。從筆者所見相關文獻記載來看，譚氏早歲經(jīng)歷豐富，交游廣闊，且多為當世名流，本文即嘗試對此進行鉤稽、梳理，以期呈現(xiàn)一幅簡明、清晰的譚氏早年人生圖景。
《鐵簫詩稿》書影
家世與生平
關于譚光祜的家世和生平，最詳盡的資料莫過于清代桐城派名家陳用光所撰《寶慶府知府譚子受墓志銘并序》一文：
子受姓譚氏，名光祜，南豐古愚少宰之幼子，而吾叔父繹堂府君之婿也。少時即以才見稱公卿間。既不得志于場屋，乃入貲為通判，而擢至郡守。……余與君游從久且密，嘗交勖以無隳先人志緒，而期于恢大之者。聞君卒而痛君，蓋不獨親知之感傷而已也。
譚光祜出身于江西南豐譚氏，譚氏家族是當?shù)刂氖兰彝澹溯叧?，尤以其父譚尚忠為其中佼佼者。譚尚忠（1724-1797），字因夏，一字古愚，號薈亭，江西南豐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至云南巡撫、吏部左侍郎任，著有《紉芳齋雜著》、《紉芳齋詩文集》。譚光祜為譚尚忠的第七子，家學淵源，少時即顯示出了非凡的才華，但科舉考試卻屢遭失敗。不得已遂捐納入仕，宦跡蜀、楚，由通判仕至知府，每到一地均取得了不俗的政績。譚氏不僅自身系出名門，他的妻族同樣為聲名顯赫的文化世家——新城陳氏家族。陳道為清代著名理學家、文學家，有子五人，親承其父教誨，都曾入仕為官，皆有令名。譚光祜的原配妻子即為陳道四子陳守訓（即引文中之繹堂府君）之女，而陳用光則為陳道次子陳守詒之子，也就是說陳用光與譚氏之妻為嫡親堂兄妹。陳用光與譚光祜同為世家子弟，且有姻親關系，故彼此過從甚密，還曾經(jīng)互相砥礪名節(jié)以期于發(fā)揚先德，故陳氏為譚氏所撰墓志銘應較為準確、翔實。
再看下面一段文字：
君少時偕其兄退齋光祥師錢魯斯伯坰，及居京師，與學士大夫詩酒相過從。退齋既得庶常，人期君亦日晚入翰林也。及入貲得外吏，人既交以吏事重君，又兼知君嫻于文事?！∝綍r，語吾從妹曰：“吾官階、年壽止于此，命也。”
文中提到的“退齋光祥”即為譚光祜的五兄譚光祥，乾隆五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云南學政、武昌知府，著有《絳跗山館集》等；而“錢魯斯伯坰”則為錢伯坰，字魯斯，江蘇陽湖人，從桐城劉大櫆受古文義法，有“陽湖派古文”之目，亦工詩，有《仆射山莊詩集》行于世。譚氏兄弟少時一起受學于名師，打下了很好的學問基礎和古文功底。譚光祜雖未能像其兄那樣中進士、入翰林，不過卻在以后的仕宦生涯中表現(xiàn)出非凡的文事才能，在纂修通志、振興庠序、培養(yǎng)人才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由于譚氏為人正直，好發(fā)議論，且不肯阿諛上官，所以盡管他的政績和文采都贏得了同僚的普遍贊譽，卻沒有獲得更多升遷的機會。最后官階只做到知府，才能尚未盡得施展，竟遽然離世，令人為之唏噓。
陳用光《寶慶府知府譚子受墓志銘》
東游初識津
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時任云南巡撫的譚尚忠內(nèi)調為刑部右侍郎，大約在此時譚光祜隨父赴京履職，開啟了一段寓居京華的歲月。京城人才薈萃，名流云集，全國頂尖的學者文人多匯聚于此，他們暇時則宴飲雅集，談文論藝。剛剛二十出頭的譚光祜亦周旋其間，“與學士大夫詩酒相過從”，與這些學界大咖和詩壇大佬相比，譚光祜不僅毫無遜色，反而以其學問和才華贏得了圈內(nèi)的普遍贊譽。不久譚尚忠轉吏部，升左侍郎，盛眷日隆，并先后于乾隆五十九年、嘉慶元年兩次扈從皇帝到承德巡幸圍獵。而這兩次扈蹕譚光祜都得以隨行，不僅開闊視野、增長見識，而且飽覽了塞外風光，或許還有機會一展其高超的騎射技能?？梢哉f這段居京歲月是譚光祜一生的高光時刻，他志氣飛揚，雄心萬丈，對自己的人生充滿了希望和想象。于是他請人畫了一幅《英雄兒女圖》，以此來張揚自己的志向，隨后又向友人遍征題詠，一時間洪亮吉、張問陶等文化名流紛紛為之賦詩填詞。通過洪亮吉的詞作《滿江紅》，或可想象譚氏當時意氣風發(fā)的樣貌：
大纛高牙，問此是、誰家年少。只亙亙、倚天長劍，勢將離鞘。千里偶追流電影，萬金顧買傾城笑。算渠儂、二十五年前，堪同調。
且緩緩，金樽倒。更草草，離愁攪。看車前努目，急思投效。兒女情懷何者是，丈夫志業(yè)誰能料。問卿卿、何日定天山，紅旗報。
不過再宏偉的志向、再多朋友的揄揚，都改變不了譚光祜科舉蹭蹬、仕進無門的事實，他自己想必也會為此心生焦慮。為了增加社會經(jīng)驗和人生閱歷，嘉慶二年（1797）九月，譚光祜奉父命出都游歷，此行的目的地是山東濟南。按說濟南距北京路途不遠，此次游歷也就兩三個月的時間，但譚氏卻感覺與家人要作長久分別，依依難舍，愁腸百結，就連所作的詩也充滿了悲苦的意味?？斓教旖虻臅r候，觸景生情，譚光祜即在馬上賦詩二首：
低塍一線水茫茫，可嘆民無隔宿糧。汲婦田夫堤上住，人間隨處是滄桑。
馬頭殘夢在高堂，斷續(xù)迷離借不長。一事慰人離別恨，水邊帆影似江鄉(xiāng)。
譚氏在詩中一方面感嘆津郊百姓生活的貧苦；另一方面雖然離別愁思未減，但是目睹津沽水鄉(xiāng)澤國的景象，還是感到心情愉悅。抵津之后，譚光祜登門拜訪了當時的天津知縣陳鳳翔，原來這位陳知縣剛好是譚氏妻子的族兄。陳鳳翔書畫兼擅，雅好文藝，對于譚氏的到訪自然非常高興，二人相聚談論甚歡，譚光祜賦長詩一首贈與陳氏。他在詩中不僅回憶了譚、陳兩家的世交以及他們兩人相識的經(jīng)過，還對陳氏的熱情款待表達了感激之情，同時流露出此行的無奈和前途渺茫之感。
結束濟南之行后，譚光祜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返回京城，不幸的是其父譚尚忠已在前一天去世。雖然譚尚忠生前貴為二品大員，位高權重，但是他辦事講究原則，不徇私情，為官四十多年，清正廉明，身無長物。故譚父去世后，譚家立即陷入了生活困頓之中，譚光祜的貴公子身份也至此結束。嘉慶四年（1799）春，譚光祜扶著父親的靈柩返回家鄉(xiāng)南豐，營葬畢即開啟了一段為父守喪、鄉(xiāng)居教讀的歲月。
譚光祜隸書八言聯(lián)
從扈木蘭圍
嘉慶七年（1802）初夏，譚光祜再次入都，不過此次入都與九年前相比實在差距甚大，時移世變，他早已不復是當年的貴公子。雖然往日的師友對他熱情依舊，可是譚氏自己卻總有一種流落街頭、緣門乞食之感，于是他又請人作了一幅《吹鐵簫乞食圖》，并再次向友人們征集題詠。吳錫麒、張問陶、趙懷玉等詩文大家先后均有所作，從吳錫麒《賀新郎》一詞中或可窺見譚氏當日處境之一斑：
笑破風塵里。怎青衫、者般藍縷，也呼公子。怒鐵一聲吹欲裂，險把魚龍喚起。道今古、那非游戲。酒肉朱門同一例，到墦間、便短英雄氣。風飏去，紙錢碎。
何妨跌宕吳門市。又何妨、歌姬院內(nèi)，粉圍香倚。托缽年來吾亦慣，學得阿難生計。只瘦骨、錚錚如此。曲罷蒼涼能和汝，盡蓮花、唱落秋江水。殘杯好，且同醉。
“吹簫乞食”出自春秋時期楚國人伍子胥流落吳地、街頭行乞的典故，譚氏以此來表達自己當時求告無門、英雄末路的悲慘境遇和苦悶之情，這自然引起了圈內(nèi)友人們的同情和共鳴。不久譚光祜遇到了昔日友人也是他生命中的貴人——英和（1771-1840），滿洲正白旗人，索綽絡氏，字定圃，號煦齋。乾隆五十八年進士，授編修，道光間官至戶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著有《恩慶堂集》。英和身為滿洲親貴，而且由科舉正途入仕，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故深得嘉慶皇帝器重，年紀輕輕即身居高位。他與譚光祜為舊相識，且對譚氏才學欣賞有加，遂聘其入幕，由于英和當時入值南書房為皇帝的文學侍臣，譚氏則以記室的身份負責一些詩文的草擬和謄錄工作。
英和作為嘉慶皇帝的近臣，經(jīng)常會在皇帝出行時隨侍左右，而他所負責的很多文字性工作又離不開譚光祜，因此譚氏也得以風云際會躬逢一些皇家盛事并有了更多拋頭露面、展現(xiàn)自我的機會。是年秋天的承德之行無疑是一次難得的機遇，而英和在《壬戌扈從隨筆》中對此則有詳細的記錄：
嘉慶七年，歲在壬戌。秋七月，上初行秋狝大典。臣英和以經(jīng)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總管內(nèi)務府大臣、正白旗漢軍副都統(tǒng)、管理造辦處事務、署理藩院侍郎扈蹕。先是，奉命攜記室一人，襄辦避暑山莊筆墨貼落，因約舊友譚通判光祜同行。
是年七月，嘉慶皇帝離開京城前往承德，此行同時還要舉行他親政以來的第一次木蘭秋狝大典。有著一長串頭銜的重臣英和奉命扈從，由于還要辦理避暑山莊中詩文書畫的陳設、裝飾事宜，因此邀請幕友譚光祜同行。二十日，譚光祜以記室身份隨英和正式啟程，兩人一路并馬齊驅，且相互唱和不斷。啟行翌日，英和即贈譚氏七律一首：“南豐才調舊知名，識面頤園蓋便傾。聚首重將雙眼豁，闔家全仗只身撐。官寧小就緣無奈，心為深談轉不平。六七年前貴公子，今成落拓一書生?！贝嗽婎H能見譚光祜當日之情狀以及英和對其之賞識，不僅如此，在此后的木蘭行圍過程中英和對譚氏的勇武更是贊賞有加。比如英和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
自永安莽喀至此，譚鐵簫皆挾弓矢同上佛勒，躍馬逐鹿，不避艱險，亦書生中之巴圖魯也。
“佛勒”即是圍場，可見譚光祜不僅親身參與了木蘭圍獵的全過程，而且有不俗的表現(xiàn)，這也印證了譚氏“文事之外又善騎射”的文武雙全形象。秋狝大典結束后，譚光祜的命運卻驟然迎來了戲劇性變化，英和在九月初五日的日記中對此亦有述及：“寅初三刻起行，黎明出崖口，辰初一刻至張三營?！L蘆鹽政賽尚阿來此請訓，因聘譚子受入幕，請主講問津書院。”賽尚阿趁到承德面見嘉慶皇帝的機會，邀請譚光祜赴津出任問津書院山長，顯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履行正式聘任的程序，故譚光祜在接到邀請后立即作動身赴任的準備。譚光祜于初九日啟程回京，行前賦詩與英和告別：
直廬行館日相依，半載情懷兩不違。
夜榻愛聽秋雨滴，雄關同指塞云飛。
回頭甲帳連芳草，入夢丁沽繞釣磯。
小別臨歧亦惆悵，郵詩應憶木蘭圍。
詩中譚氏回憶了兩人半年來的密切、友好交往以及此次共同木蘭行圍的特殊經(jīng)歷，表達了與英和分別之際的依依難舍之情。當日大學士朱珪賦詩為譚氏贈行，且寓勖勉之意，譚光祜亦次韻為別。從承德返抵北京寓所后，得知侄兒已經(jīng)病逝，譚光祜傷痛不已，遂作長詩哭之。同時聽聞新城西南鄉(xiāng)發(fā)大水，很久沒有收到家人的來信，譚氏不免心生惦念，復作長詩書懷?？梢哉f，譚光祜就是在這樣復雜的心境下赴津主講問津書院的，而他對這次津門之行無疑也充滿了想象和期待。
英和《壬戌扈從隨筆》書影
問津為主講
譚光祜約于嘉慶七年（1802）九月十五日后、在賽尚阿的陪同下由京赴津，在將抵或剛到天津之時，即賦詩一首，頗可見譚氏此行的講學目標和旨趣：
為有干旌賦白駒，此行不是濫吹竽。
事關國計須仁術，道合人心即坦途。
重過舊游悲子舍，欲尋清夢泊丁沽。
著書莫便論鹽鐵，我本江湖一釣徒。
雖然當時譚光祜剛滿三十歲，不過卻對此次出掌問津書院信心滿懷，并且對于今后的書院教學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打算。他認為教育乃是關乎國計的大事，須以“仁術”為本，而學子所追求的也應該是合乎人心的大道；同時他又不愿汲汲于議論國家政事，聲明自己的身份只不過是“江湖一釣徒”，則彰顯了譚氏追求生命獨立和個性自由的人生理想。由于資料所限，譚光祜在擔任問津書院山長期間具體采用何種教學方式以及教學效果如何均不得而知。不過好在譚光祜留下了一組《問津書院示諸生》詩作，下面從中選取兩首，或可一覘譚氏當日教授生徒、為人師表之風范。
其一：
我本盱江人，小隱櫟山下。一經(jīng)教子弟，婆娑樂田野。閑云偶出岫，忽入洛陽社。狥知逞材藝，木蘭控宛馬。解鞍析木津，壇坫樹風雅。萍蹤亦牢落，懷抱不堪寫?；仡^念家山，松條又盈把。
這首詩明顯是譚光祜的夫子自道，詩中不僅講述了自己之前的人生經(jīng)歷，而且表明了他安貧樂道、淡泊守素的生活志趣，譚氏也是想以此來增進學生對自己的了解吧。
其三：
從游九十人，濟濟圭璧姿。共抱用世心，進退秉禮儀。稟彝有良質，本自無偏欹。利達一以中，汩汩如流澌。勗哉古丈夫，特立終不移。其身自藏器，見用當有時。授受亦何常，神解各自知。相觀共摩厲，慚愧為人師。
當時問津書院大約有九十名學子，濟濟一堂，都抱著讀書入仕的雄心在此求學。作為山長的譚光祜自然對學生們很有信心，不過卻告誡他們不可用世心切，應該首先致力于修身，守住初心，中立不倚，做一個有獨立人格的“古丈夫”。如果真的能把修身的工夫做到實處，自然會有為世所用的機會；而書院中師生的角色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對經(jīng)典都有自己的獨特理解，譚氏謙虛地表示愿與諸生相互砥礪，共同修身治學。
從以上兩首詩中不難看出譚光祜對問津學子們的諄諄教誨和殷切期望，不過他在問津書院的教讀生涯卻并沒有持續(xù)多久，由于之前他曾納資得授通判，或許是收到了京城方面讓他入蜀服官的任命，故大約于本年十二月中下旬譚氏即不得不準備離開問津書院并賦長詩與弟子們話別。譚光祜在詩中表達了對人生無常的感慨和出處兩難的無奈，雖然他很喜歡在問津書院的教讀生活，與學生們的相處也很愉快，本想像明代大儒陳獻章那樣以講學授徒為一生事業(yè)之所在；但是由于家庭生計艱難，故無法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只得為求取一官半職而被迫步入仕途。同時他又寄語諸生，學問之道如海，今后應該努力向學，進德修業(yè)，而不要因為他的離去而悲傷，臨別之際仍不忘對學生們殷殷教誨并寄予厚望。
問津書院匾額（現(xiàn)藏天津博物館）
倡舉壽蘇會
譚光祜在津教讀的時間雖然短暫，前后只三月有余，但是在此期間他與津門士紳和寓津文人有著廣泛的交往，彼此相互賦詩題贈，頗極一時之盛。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譚光祜招集一些友人在問津書院宴飲，席間他乘興向眾客人提議道：“本月十九日即為東坡先生生日之期，吾人何不搞一次壽蘇會，還可以借此機會再痛飲一番？”眾人紛紛表示贊同。于是書院師生開始籌劃準備，一個擅長繪畫的李姓學生還繪制了一幅蘇軾的畫像，畫中人物細致逼真，倒頗有幾分東坡先生的神韻。
三天后的十九日，一場別開生面的“壽蘇會”按計劃在問津書院正式上演。當晚院中燭光高照，賓朋滿座，主客到者共計十三人?，F(xiàn)場早已懸掛好東坡先生畫像，眾人首先立于畫像前一一酹酒、祭拜，然后紛紛入座舉杯共飲、相與談論。酒酣耳熱之際，眾人遂決定以蘇軾的詩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分韻賦詩，以此種方式表達各自對東坡先生的追慕和景仰之情。津門名詩家沈峻即為當日與會的客人之一，他分得“鴻”字，并以之為韻作七絕三首：
彈琴正爾送歸鴻，忽憶眉山學士翁。拉友瓣香同下拜，鶴飛吹向鐵簫中。
紗縠行中人已去，問津院里燭猶紅。而今愿乞三千歲，廡下都稱孺子鴻。
十二人中酹爵同，個中強半作賓鴻。諸君莫唱儋州曲，髯老容余伴藥籠。
同時參加宴會的另一位客人查彬則分得“上”字，遂依韻賦長詩一首。他在詩中首先記述此次“壽蘇會”的緣起和經(jīng)過，接著又回顧蘇軾一生少年立志、早著文名然竟未得大用、屢遭貶謫的人生際遇，稱許蘇軾坦然面對各種磨難的豁達胸襟并最終成就了旁人難以企及的文學高度，最后則以“人謂先生才與文俱雄，我謂先生節(jié)與詞俱抗”表達了對蘇軾的高度贊美和崇拜之情。由于當日分韻的詩句有十四個字，而在座的主客只有十三人，所以作為主人且才思敏捷的譚光祜一人分得了“復”、“飛”兩個字，并各賦一首五古贊詠東坡先生的忠雅人格和曠達情懷：
今人望古人，去矣不可復。誰歟俎豆馨，長此享尸祝。東坡忠雅人，一代生使獨。氣節(jié)耿日星，功名列岳瀆。余事為文詞，妙理轉如轂。涓滴到后人，殘膏與剩馥。展拜想風范，衣冠亦肅穆。咄哉虛堂中，無肉且無竹。
公于壬戌秋，泛舟赤壁幾。李委弄長笛，為吹鶴南飛。明年作通守，文采生光輝。田婦與野老，相見都忘機。乃知達者心，不避俗子譏。世緣我未斷，心事多所違。指爪偶留跡，夢隔空山薇。慕公曠達懷，再拜長噓唏。
值得注意的是，譚、查等人的詩中都提到了蘇軾生前于壬戌年（1082）泛舟游赤壁、友人李委吹笛演奏《鶴南飛》為其慶祝生日的故事，而這正是后世“壽蘇會”的濫觴。嘉慶七年（1802）又適值壬戌年，所以問津書院的這次“壽蘇會”也顯得格外有意義，生于七百多年后的他們在祭拜東坡先生的過程中，無疑會受其人生境界和偉大人格的感召，從而生出一種“意遠心悲壯”的情感體驗。
綜上所述，譚光祜出身名門世家，才學出眾，早富文名，實為乾、嘉文壇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從《英雄兒女圖》到《吹鐵簫乞食圖》，譚氏以此為媒介與許多著名文人進行了廣泛的交流，這既是譚氏早歲交游的見證，也是清代詩歌、藝術史上的佳話。譚氏行蹤遍及各地，社會閱歷豐富，特別是南書房充記室、從扈木蘭行圍、出任問津書院山長、發(fā)起組織“壽蘇會”等事跡，更是譚氏早年生涯中可圈可點的篇章。他以其才學和品格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正如他的弟子、晚清名宦沈兆沄詩中所詠“春風曾侍先生坐，立到移時不覺寒”，足見譚氏當日在問津書院的化育之功。由此可見，通過譚光祜早歲行跡和交游的個案研究，對考察清代中期文人社會交往和文學互動等方面頗具意義，有待繼續(xù)深入挖掘和研究。
參考文獻
[1]陳用光著，嚴云綬等主編：《桐城派名家文集③陳用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2]譚光祜著：《鐵簫詩稿》，清嘉慶十五年刻本
[3]英和著，鄭小悠校釋：《英和日記》，鳳凰出版社，2021年
[4]沈峻著：《欣遇齋詩鈔》，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5]查彬著：《小息舫詩草》，上海群益印刷編譯局，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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