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拓《集王圣教序》楊大瓢等題跋本略說

《唐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以下簡稱《集王圣教序》），由唐太宗李世民親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并敕答玄奘書、太子李治《述三藏圣記》并答玄奘書，以及玄奘所譯《般若波羅蜜心經(jīng)》組成，故又名《唐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附心經(jīng)》。唐弘福寺僧懷仁費時多年，精心鳩集右軍書跡，綴合成篇并刊刻上石，不僅是唐代佛教史跡的重要遺存，更是中國書法史上的豐碑名作。據(jù)有關(guān)研究者記述，現(xiàn)存西安碑林之石，碑身高二百三十五厘米，上寬九十八厘米，下寬一百一十四厘米。行書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除制文、集字者之外，并記于志寧、來濟、許敬宗、薛之超、李義府奉敕潤色，諸葛神力勒石，朱靜藏鐫石等，又記刊立年代為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然其是否即為初刻原石，則自清代阮元（1764-1849）乃至當代有關(guān)研究者，皆曾質(zhì)疑探討。近年，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又從唐代前期政治史的獨到角度，梳理前人諸說，考訂相關(guān)史料，提出此碑集字初刊，當在唐麟德二年（665）至咸亨二年（671）之間，且刻于當時權(quán)臣賀蘭敏之所書《金剛經(jīng)》原石背面，而現(xiàn)存西安碑林之石，很可能系依原石拓片重刻者。個中詳細，可參見其發(fā)表于2019年的《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碑的建立與遷移》一文。

清代學者葉昌熾在其碑版學名著《語石》中曾經(jīng)評說：“集字始于懷仁，唐以前猶未聞也。集右軍書者多矣，惟《圣教序》鉤心斗角，天衣無縫。”不僅譽其為集字成碑的開創(chuàng)之舉，更推其為集王諸碑的最佳之作。并指出：“唐太宗喜右軍書，至以《禊帖》殉昭陵。上之所好，遂移風尚。懷仁《圣教序》出，舉世奉為圭臬?！庇忠宄鯐彝蹁吨裨祁}跋》中語曰：“懷仁《圣教》……匪直《興福寺》《隆禪法師》碑為顯效其體，即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闭J為唐代李邕、張從申、蘇靈芝等以行書寫碑并形成風氣，均與《集王圣教序》有關(guān)。及至宋代，學者黃伯思（1079-1118）在其《東觀余論》中，有作于政和四年（1114）的《題集逸少書圣教序后》，則謂：

《書苑》云，唐文皇制《圣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于書者，不足以語此。

雖針對以《集王圣教序》為俗書之說，力作辯解，但也道出了當時講究書技者如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而“士大夫玩此者少”的事實，既與史籍所載宋代帝王及文人士大夫皆喜《蘭亭序》的風尚頗相符合，也說明《集王圣教序》應該仍是當時職業(yè)書手等學寫王字的臨習范本。

《集王圣教序》再度為文人學士見重，似已至明代萬歷年間，如著名文人王世貞（1526-1590）在其題跋中即稱：“《圣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內(nèi)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圣教序》書法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謂其結(jié)體無別構(gòu)，偏旁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之后又有孫鑛（1543-1613），更在其《書畫跋跋》所收《圣教序》題跋中，謂：“此帖乃行世法書第一石刻也。右軍真跡存世者少矣，即有之，亦在傳疑；又寥寥數(shù)字，展玩不飽，惟賴此碑，尚存筆意，緣彼時所蓄右軍名跡甚多，又摹手刻手皆一時絕技，視真跡真可謂毫發(fā)無遺恨?！辈贿^，當時《集王圣教序》的善本宋拓之類，好像還不太難得，王世貞在其題跋中就曾記：“《圣教序》未裂本余往往得之，多為人取去，而留其頗佳者?！睂O鑛則謂：“果宋拓精本，真乃無上至寶。今世間存者尚多，但能不惜價，亦不難購?！敝翆O承澤（1592-1676）《庚子銷夏記》的“僧懷仁《圣教序》”條中，謂“懷仁《圣教序》乃集右軍書，宋人極薄之，呼為院體。院中人習以書誥敕，士大夫不學之也……至近時乃大不然，視此帖不斷本如瑰璧，收藏家學與不學，俱購求一本以侈人，而秦中士夫為甚?！眲t已是明末清初之事。

現(xiàn)今已知尚存的《集王圣教序》宋拓諸本，其數(shù)量與其他各種碑刻的傳世宋拓相較，恐怕應居首位，而有關(guān)專家學者及業(yè)內(nèi)行家，也正是在此基礎上，經(jīng)過細致的校勘和長期的積累，總結(jié)歸納出相對全面完善的考據(jù)要點；尤其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一件相當于南宋早期的金代整拓，在西安碑林偶然重現(xiàn)，更為判定碑石斷裂年代，并在宋拓眾本中進一步細分南北，提供了十分難得的參考標準和比較精確的斷代依據(jù)。所有這些，又均已連同相關(guān)各本，被一一詳細著錄，甚至還有系統(tǒng)排比考論之專文，皆可供檢讀。而近一個世紀以來，存世《集王圣教序》宋拓諸本中的不少名品，包括國家博物館的傳世最早北宋拓王際華題跋本、國家圖書館的殷鐵盫舊藏本、上海圖書館的張應召舊藏本、上海博物館的舊稱“周文清（卿）”本、天津市藝術(shù)博物館的崇禹舲舊藏“墨皇”本、陜西省博物館的郭尚先跋本、日本三井文庫的劉鐵云舊藏本，乃至不久前現(xiàn)身拍賣市場的莫文驊藏本等，也先后以珂羅版、石印、膠印及原色仿真影印等，公之于世，皆為更加全面深入的鑒賞研究，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

今西泠印社出版社據(jù)以影印者，亦為私人藏家得自拍賣市場。依傳統(tǒng)校碑字訣，此本雖第六行“紛糾”后“所以”之“以”字右筆起首處已經(jīng)泐粗，然第十五行“故知圣慈所被”之“慈”字首二點處僅左上至右下有細裂斜紋，而右上角完好；十七行“轉(zhuǎn)雙輪于鹿苑”之“鹿”字中部不損，廿一行“久植勝緣”之“緣”字左下，尚未連石花；廿四行“波羅蜜多心經(jīng)”之“蜜”字“必”部，以及廿七行“依般若波羅蜜多”之“多”字上半“夕”部，皆無泐連，當屬北宋拓本。冊中鈐有韓逢禧、項士端、楊賓、李馥、程廷鏡、景劍泉等人的收藏或鑒賞印記，冊尾又有方亨咸、楊賓、李馥、陳汝楫、先著、方世舉及許世英諸家題跋。以鈐印結(jié)合題跋內(nèi)容，可知明清兩代，該本曾歷經(jīng)韓逢禧、項士端、姜（實節(jié)）氏紅鵝館、李明古（鑑）、楊賓、李馥、陸鐘輝、程廷鏡等遞藏，而題跋各家中，除近人許世英之外，多系清初名家文士，且不乏與金石碑版相關(guān)者，如方亨咸字吉偶，號邵邨，安徽桐城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官御史。能文擅書，尤精小楷，兼擅山水花鳥。與其父拱乾、兄孝標等，皆有聲文壇藝苑，堪稱一門風雅。而楊賓（1650-1720）字師可，號耕夫，別號大瓢，浙江山陰人，更是活動于康熙年間的碑版鑒藏及書法名家。其《大瓢偶筆》卷四，有專門詳說《集王圣教序》的相關(guān)文字，列舉至其自序該書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為止，所見宋拓二種，以及包括其自藏在內(nèi)的未斷本八種，并謂：“吳門未斷《圣教》五，南屏第一，余家次之，繆文子次之，繆武子又次之，李明古為下。”今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底本，正是楊氏跋中所稱“自浙西轉(zhuǎn)入?yún)情T，留姜氏紅鵝館歲余，為李子明古所得，未幾歸于予”者。楊氏此跋署年丁酉中秋，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已在其《大瓢偶筆》成書后十余年，不僅李明古藏本亦歸楊氏，且由楊氏跋中“吳中宋拓本凡九，無有出此之右者”云云，似又能推知此時其已將昔日所稱未斷諸本，一并歸入宋拓，可見其持論之變化，此與《大瓢偶筆》中所記“懷仁《圣教》碑斷時代……余向以為斷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見徐興公跋引敬美語，始悟余說之非”，或又有關(guān)聯(lián)，則楊氏此跋之價值，當非僅限于能明該本遞藏環(huán)節(jié)而已。

北宋拓《集王圣教序》楊大瓢題跋本之一

北宋拓《集王圣教序》楊大瓢題跋本之二

又如李馥（1662-1749），字汝嘉，號鹿山，福建福清人，清初藏書家。初刊于乾隆五年（1740）的王應奎《柳南隨筆》中曾記：“李中丞馥，號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在李鹿山處’。后坐事訟繫，書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為之讖者?！辈⒅^“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達識也”。不僅早于乾隆十六年（1751）所刊《福州府志》中“人物”列傳之李氏傳略，且能補其未及之李氏藏書掌故軼聞。而李氏所藏碑帖中，亦頗有名品，現(xiàn)存滬上朵云軒的李鴻裔、費念慈遞藏本《崔敬邕墓志》，即為其舊物，然僅鈐朱文“李氏鹿山”一印，今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底本《集王圣教序》后李氏之跋，不僅因記其所獲之本系“戊戌（康熙五十七年，1718）夏家錫萬自廣陵以宋帖遠貽……詢之則明古舊物”，而能詳其流轉(zhuǎn)，更兼李氏碑帖題跋手跡一向稀見，故尤足珍貴。

為李馥作跋之陳汝楫，字季方，世居常熟，清初遷吳縣?？滴蹰g從著名學者何義門（焯）游，為諸生，研窮經(jīng)史，后又入太學。因隨何氏往謁當時名臣李光地，一見器之，遂得入室，并薦其分修李氏主事之《周易折中》。書成，以母老乞歸，卒年六十二歲。今《集王圣教序》后陳氏己亥（康熙五十八年，1719）題跋中，謂其與舊藏者李明古系姻家，而據(jù)李放《皇清書史》，李明古名鑑，亦為何義門弟子。

楊大瓢題跋（右）及陳汝楫題跋（左）

至于先著一跋，雖未及為誰而作，然其人與金石碑帖之相關(guān)者，似亦可稍說一二。先著（1651-？）字謂求，又字遷甫，號蠲齋，祖籍四川瀘州，僑居金陵（今江蘇南京），主要活動于康熙年間。博洽多藝，擅花卉人物及書法，尤工詩詞，與金陵諸名士酬唱無虛日。知己好友中，除享大名的畫家石濤之外，與《崔敬邕墓志》南京博物院本的舊藏者田志山（林），亦多往還，且有交情，皆可見其《之溪老生集》中相關(guān)諸作。而該集卷五所收《安平志石歌》，應即南京博物院藏本《崔敬邕墓志》后潘寧題跋中所言“遷甫為作長歌”者。其中述及：

安平發(fā)地得志石，瑰寶千年一朝出。惜哉不著書者誰，字體完全逾七百……擘窠微殺蠶繭勻，大小依稀如《禊帖》。錐沙印泥矜點畫，激石縈泉具波撆。矯如驚鴻論體勢，麗若簪花見標格。顏筋柳骨未可當，何論今人萬分一。當時代北有中原，解慕華風多變革。想見時賢總善書，不獨南朝稱冠絕。嗚呼神物顯有時，恰值一南兼一北。我曾秋晴游攝山，五里山南踏荒陌。遙望豐碑在野田，石辟邪存失行列。遶溪而過覩之驚，梁代至今存舊額。始興忠武梁懿親，墓前刊碑頌功德。徐勉撰文貝氏（義淵）書，額孔中穿如古式。肩吾《書品》殊不備，尚書清名還鮮匹。仰觀側(cè)立勢甚危，欲仆有如人磬折。年深莫避風雨侵，石泐但嗟文字缺。欲尋丘壟地已平，灌莽森森轉(zhuǎn)蕭瑟。顛狂失足墜寒溪，濕盡衣襦何足惜。由來郡志不知載，在昔游人少親歷。此碑近在耳目間，金石諸家搜未得。千緡一部收《絳帖》，《定武》數(shù)行如趙璧。何如親見六朝人，宋拓唐摹俱削色。思之不得夢魂勞，言之在口空嘆息。

可見其由評述《崔敬邕墓志》，憶及當年訪見梁《始興忠武王蕭憺碑》之情形，雖感慨兩者顯晦不一，然于其書法，則皆多稱賞。而詩末“有客來自古安平，貽我一本好楮墨。雖然不比初拓強，急煩高手裝成冊。會當拓得《始興碑》，與此珍藏同什襲”諸句，更透出其亦曾獲《崔敬邕墓志》拓本、并裝冊珍藏這一鮮為人知的信息。此外，該集卷八中《和潘仲寧得山谷石刻和東坡韻題郭熙畫》，又與《崔敬邕墓志》現(xiàn)存五本中兩本后皆有其題跋之潘寧相關(guān)，詩中有句曰：“潘君對此忘炎日，愛玩姿神入毫發(fā)。急須拓取餉良朋，亦可矜夸為祖石?！眲t潘氏癡情雅興，亦略得想見。凡此種種，歷來說《崔敬邕墓志》者，似皆未及。

先著題跋（右）及李馥題跋（左）

李馥之后，此《集王圣教序》轉(zhuǎn)歸陸鐘輝。陸氏字南圻，號渟川，江蘇江都人。喜風雅，好吟詠。曾精刊唐代陸龜蒙《笠澤叢書》，至今為世所重。而《集王圣教序》冊后方扶南之跋，即為陸氏所題。方氏名世舉（1675-1759），桐城派古文大家方苞從弟、方亨咸侄孫。博學篤行，晚年酷嗜韓愈詩，有《韓昌黎詩編年箋注》十二卷，為歷來韓詩注本中的著名佳作；還曾批注李賀詩歌，被今人輯入《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方氏跋中稱李馥、陸鐘輝均為其友，今陸氏《放鴨亭小稿》內(nèi)，恰有《喜方扶南先生過訪》一詩，可見兩人交往。方跋又謂：“《圣教序》至今日而猶多宋拓者，宋人之功也。宋時率重《蘭亭》，不甚法《圣教》，故《蘭亭》舊本絕響，而《圣教》故拓如魯靈光，巍然獨存，然未斷本亦甚難得?！彪m似費解，然今人周道振先生所輯《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中，有文氏《跋定武五字損本蘭亭（嘉靖九年庚寅八月二日）》，謂：“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為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聚訟之說。桑世昌《蘭亭考》十卷最其詳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簡明可誦，謂‘真跡隱，臨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世?！坏云渌龆磭L及其真贗也?！眲t方氏跋語所指，或因宋人率重《蘭亭》，故翻刻盛行而去真正舊本日遠，反不如《圣教》尚多當時原拓留存歟？而前所述《崔敬邕墓志》與《始興忠武王蕭憺碑》，今日視之，亦正是當年顯者，石已早佚，而晦者卻意外殘存。

要之，今西泠印社出版社取以影印之《集王圣教序》，除為北宋善拓之外，其所附清初名賢諸家題跋，皆多具價值，尤可為之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