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是一個孩童時,我們常常在夏令營的篝火旁,在學校和主日學校里,或者圍聚在家中的鋼琴旁歌唱。我最喜歡的歌曲之一,是《告訴我為什么》。
告訴我星星為什么閃耀,
告訴我常春藤為什么纏繞,
告訴我天空為什么如此蔚藍。
我就會告訴你我為什么愛你。
因為上帝讓星星閃耀,
因為上帝讓常春藤纏繞,
因為上帝讓天空如此蔚藍。
因為上帝創(chuàng)造了你,這就是我為什么愛你。
這段直抒胸臆、充滿柔情的表白仍然使我哽咽欲泣,因為它如此甜蜜,如此天真,好一幅令人心安的生活景象!
然后,達爾文走了過來,毀掉了這輕松愜意的氛圍。但果真如此嗎?這便是本書的主題。自1859年《物種起源》發(fā)表之時起,查爾斯·達爾文的基本觀念就引起了種種激烈的反響,從猛烈的譴責到熱烈的擁護,有時就如宗教般狂熱。達爾文的理論遭到了敵友雙方的濫用和誤傳。它已被盜用,來為駭人聽聞的政治和社會教條賦予科學的尊榮。它已遭受反對者的扭曲和抨擊,其中一些人還在我們孩子的學校里讓其與“創(chuàng)造論科學”(creation science)一較高下,后者不過是用裝腔作勢的偽科學炮制出的可悲的大雜燴。
達爾文
1、達爾文觀念的意涵究竟是什么
幾乎沒有人能對達爾文無動于衷,也沒有人應該如此。達爾文式理論是一種科學理論,也是一種偉大的理論,但它還不止于此。那些如此憤恨地反對它的創(chuàng)造論者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確的:達爾文的危險思想是如此深切地切入了我們最根本信念的肌理,其深切程度大大超出了它的眾多老到精細的辯護者所承認的范圍,甚至超出了他們在心里所承認的范圍。
不管我們多么樂于回憶起這首歌在字面上描繪的甜蜜、質樸的景象,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已經(jīng)長大,不再需要它的慰藉。慈愛的上帝,滿懷愛心地塑造了我們(所有大大小小的造物),并且為了逗我們開心,還在天空點綴上閃爍的繁星——這個上帝就像圣誕老人一樣是童年的傳說,任何一個理智的、明白真相的成年人都不會打心底里相信。可以肯定,這個上帝不是被當作一個不甚具體之物的象征符號,就是被整個舍棄掉。
并非所有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是無神論者,他們中的許多信徒都宣稱,他們關于上帝的觀念不僅可以與達爾文式的觀念框架和平共存,甚至能從它那里獲得支持。盡管他們的上帝不是擬人化的工匠,但在他們眼中上帝仍然值得崇拜,能給他們的生命帶來安慰和意義。另一些人則將他們的最高關切植根于完全世俗的哲學中,植根于對生命意義的看法,這些看法無須借助任何關于至高存在——除了宇宙本身之外——的概念,就可以躲避絕望的心緒。對于這些思想家來說,存在著某種神圣之物,但他們并不稱其為上帝;他們也許會稱其為“生命”“愛”“良善”“智慧”“美”,或者“人性”。盡管以上兩群人最深的信念有所不同,但他們有個共同的確信之處:生活確有意義,良善至關重要。
然而這種滿是奇跡色彩和目的性的態(tài)度,在達爾文主義面前,還能以任何形式得以維持嗎?打從一開始,就有一些人認為,他們目睹達爾文吐露了可能是最糟糕的秘密:虛無主義。他們認為,假如達爾文是對的,那就意味著沒有什么是神圣的。說白了,就是沒有什么是有意義的。這僅僅是一種反應過度嗎?達爾文觀念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說一千道一萬,它究竟是已經(jīng)得到了科學證明的學說,還是仍然“只是一種理論”?
你可能會認為,也許我們可以做出有效的劃分:達爾文觀念的有些部分構造穩(wěn)固、不容置疑,還有些是對那些在科學上不可否認的部分的推測擴充。假如我們足夠幸運,這些堅若磐石的科學事實或許就不會在宗教、人性或生命的意義等問題上,具有什么令人震悚的意涵,而達爾文觀念中令人坐立不安的部分就可以被隔離起來,只是作為對科學上不可否認之部分的極富爭議的擴充或純然的闡釋。那該多么令人安心。
嗚呼,這就是在開倒車。即便演化論內部爭論四起、激烈非常,那些自認受到達爾文主義威脅的人也不應該就此掉以輕心。因為大多數(shù)——即使不是全部——爭議所涉及的議題都“僅僅是科學”議題;所以無論哪一方獲勝,都不會消解基本的達爾文式觀念。這個觀念的可靠性不輸科學中的任何觀念,而且對于我們如何看待生命的實然和或然意義,它確實具有深遠的啟示。
1543年,哥白尼提出,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它圍繞著太陽公轉。這個觀點花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才被人們接受,經(jīng)歷了一個循序漸進、其實不太痛苦的轉變。[馬丁·路德的合作者、宗教改革家菲利普·梅蘭希頓(Philipp Melanchthon)當時認為“某位信奉基督的君主”應該鎮(zhèn)壓這個瘋子,但是除了少數(shù)這種猛烈抨擊外,世界并未被哥白尼本人深深撼動。]不過哥白尼革命最終也的確打響了自己的“驚世一槍”:伽利略的《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直到1632年才出版,這時該問題已經(jīng)不會引起科學家們之間的爭議了。伽利略的炮彈劃出一條拋物線,激起了羅馬天主教會那臭名昭著的回應,它掀起一道沖擊波,其回響直到今天才慢慢平息。然而,盡管這場史詩般的對抗戲劇性十足,“我們的星球不是創(chuàng)世中心”這一觀點卻輕而易舉地在人們的心中落定。現(xiàn)如今,每個小學生都已經(jīng)接受了這個事實,既不哭也不怕。
終有一天,達爾文革命將同樣在全球每一位受教育者的頭腦和心懷中占有同樣穩(wěn)妥且無憂的一席之地;但是今天,在達爾文去世一百多年之后,我們仍然沒有心悅誠服地接受其難解的意涵。哥白尼革命直到其大部分科學細節(jié)得到梳理后,才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與此不同,達爾文革命從一開始就讓外行看客和搖旗吶喊者們急于去挑邊站隊,它拽著參與者的袖子,教唆他們去嘩眾取寵。科學家們自己也被同樣的希望和恐懼所挑動,因此不足為奇的是,理論家們之間相對細小的沖突不僅常常被其追隨者們大肆渲染,還在此過程中被嚴重扭曲。每個人都隱約看出了這很成問題。
此外,盡管達爾文對自己理論的闡述意義重大,它的影響力也很快得到了他同時代的許多科學家和其他思想家的承認,但是他的理論中確實存在著巨大的缺口,這些缺口直到最近才開始被妥當?shù)靥钌?。回想起來,最大的那個缺口看起來幾近滑稽。達爾文在他所有絕妙的沉思中,從未找到過演化論的中心概念——基因,沒有它演化論就會前途無望。因為達爾文沒有指出適當?shù)倪z傳單位,所以他對自然選擇過程的論述就經(jīng)受了對其是否成立的完全合理的懷疑。達爾文認為,子代總會表現(xiàn)出其親代特征的某種融合或平均結果。這樣的“融合遺傳”難道不會總是簡單地將所有差異平均化,然后把一切變成統(tǒng)一的灰色調嗎?多樣性如何在如此嚴格的平均化過程中得以保存?達爾文認識到了這一挑戰(zhàn)的嚴重性,然而他和他的許多熱心支持者,都沒能成功描述出一種令人信服且證據(jù)充足的遺傳學機制,該機制應當能夠將親代特征加以結合,同時保留一種不變的底層同一性。他們需要的這個觀念很快就出現(xiàn)了。它由修道士格雷戈爾·孟德爾揭示(要是用“闡述”這個詞,那就過頭了),并于1865年發(fā)表在一本相對默默無聞的奧地利期刊上。然而,科學史上最值得玩味的諷刺情狀是,它無聲無息地躺在那兒,直到1900年左右才受人賞識(這種賞識一開始還曖昧不明)。它最終在20世紀40年代于“現(xiàn)代綜合論”(modern synthesis,實際上是孟德爾和達爾文理論的綜合產物)的核心思想上穩(wěn)固確立了自己的輝煌功業(yè),這多虧了特奧多修斯·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恩斯特·邁爾等人的工作。又過了半個世紀,這塊新的思想物料上的大部分皺褶才被熨燙平整。
基于DNA(脫氧核糖核酸)復制和演化的理論,是當代達爾文主義的根本核心,它如今在科學家之間已再無爭議。它每天都在展示著自己的強大,對各學科的解釋做出關鍵的貢獻:從行星級別的地質學和氣象學,到中等規(guī)模的生態(tài)學和農學,直至出現(xiàn)不久的微觀基因工程。它將所有生物與我們這個星球的歷史統(tǒng)一為一個宏大的故事。就像被綁在利立浦特島上的格列佛一樣,它之所以不可撼動,不是因為一兩根巨大論證鏈條內部或許存在著薄弱環(huán)節(jié)(對此別抱太大希望),而是因為它被千絲萬縷的證據(jù)牢牢錨定在幾乎所有其他的人類知識領域中??梢粤舷?,新的發(fā)現(xiàn)可能會導致達爾文理論中出現(xiàn)戲劇性乃至“革命性”的轉變,但要是指望它會被一些石破天驚的發(fā)現(xiàn)“駁倒”,那就跟指望我們能回歸到地心說并拋棄哥白尼一樣,基本沒什么道理可言。
盡管如此,該理論仍卷入了格外激烈的爭論。爭論白熱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們懼怕它給出的“錯誤”答案會包含不可容忍的道德意涵,而這種懼怕又往往會扭曲人們在科學問題上的爭論。這些恐懼程度極深,以至于被小心翼翼地擱置而不曾得到闡明,而且層層堆疊、令人分心的駁論與反駁論也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爭論者們永遠都在對爭論的主題進行細微的改變,好讓他們所懼怕的那些對象一直待在陰影中。也許有一天,我們都可以同我們在生物學上的新觀點自在共處,就像我們同哥白尼帶給我們的天文學觀點自在共處一樣,但這一天被延后了,對此負有主要責任的正是上面這種規(guī)避問題的誤導之舉。
2、科學革命,還是哲學革命?
每當達爾文主義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氣氛便會緊張起來,因為涉及的并非只是關乎“地球上生命如何演化”的經(jīng)驗事實,也不只是能夠解釋這些事實的理論所使用的正確邏輯。事關重大的乃是一種看法,即我們認為提出與回答“為什么?”這一問題意味著什么。達爾文的新觀點顛覆了多個傳統(tǒng)假設,動搖了我們在考慮這個古老而不可回避的問題時,關于滿意答案之應然面貌的標準觀念。科學與哲學在此完全交織在一起??茖W家有時會欺騙自己,認為哲學觀念充其量不過是對科學那堅實且客觀的勝利的點綴或依附性評述,而他們自己則免疫于哲學家們盡其一生去解決的那些疑惑。但是,沒有與哲學不沾邊的科學,只有未經(jīng)檢查而攜帶著哲學私貨登船的科學。
達爾文革命既是一場科學革命,也是一場哲學革命,兩者相伴而生。我們將會看到,蒙蔽科學家們雙眼,讓他們看不到達爾文的理論何以真正奏效的,是他們在哲學上的偏見,而不是他們在科學上的證據(jù)不足,但是那些必須被推翻的哲學偏見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無法被純然的哲學光輝驅散。要想迫使思想家們認真對待達爾文提出的不同尋常的新觀點,就需要由來之不易的科學事實組成一支魅力不可抵擋的游行隊伍。對于那些還不熟悉這支漂亮隊伍的人,可以原諒他們繼續(xù)忠于前達爾文式觀念的做法。畢竟,戰(zhàn)斗還沒有結束;即便是在科學家中間,也仍有零星的抵抗力量。
我就此攤牌吧。如果要頒發(fā)一個“史上最佳思想獎”,我會把它授予達爾文,牛頓、愛因斯坦和其他所有人都得靠后站。自然選擇的演化思想一舉將生命、意義和目的的領域,與時空、因果、機制和物理定律的領域統(tǒng)一起來。但它不僅是一個美妙的科學思想,更是一個危險的思想。我對達爾文的宏大思想無比欽佩,但也很珍視它似乎要挑戰(zhàn)的許多思想和理想,并打算保護它們。例如,我想為我的小孫子,為他的朋友們,也為他們未來的孩子們,保護那首在篝火旁吟唱的歌曲,保護其中美麗而真實的東西。似乎還有許多更為宏大的思想同樣被達爾文的思想所危及,而它們或許也需要保護。要做到這一點,好辦法(從長遠來看唯一可能成功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穿過重重煙幕,盡可能毫不畏縮、平心靜氣地審視這個觀念。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會滿足于“好啦,好啦,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之類的話。我們的這番考察需要一定的勇氣。我們的感情可能會受到傷害。以演化為題材的作者,通常會避免涉及科學與宗教之間那顯而易見的沖突。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說過,天使畏懼處,愚人敢闖入。你想隨我同去嗎?你難道不想知道,在這場對抗中有什么幸存下來了嗎?假如這場遭遇戰(zhàn)的結果是,那美妙的(或更好的)景象不僅得以保全,還變得更加強大、深邃,那會怎么樣?為了將就一個脆弱的、病懨懨的、你誤以為斷然承受不了驚擾的信念,就放棄機會,不去擁抱一個更強大的、重獲新生的信條,這豈不令人羞愧?
神圣的傳說是沒有未來的。為何沒有?因為我們擁有好奇心。因為,正如那首歌所提醒我們的,我們想知道為什么。我們可能已經(jīng)不再需要那首歌曲給出的答案了,但我們永遠都需要那個疑問。無論我們珍視的是什么,我們都無法讓它免受我們好奇心的追問,那是因為我們作為我們之所是,珍視的東西之一是真理。我們對真理的熱愛,無疑是我們在生活中找到的意義的一個核心要素。無論如何,“我們也許能通過自欺來保存意義”,這個念頭的悲觀和虛無,至少我自己是無法消受的。假如這便是最好的應對之法,那我就要斷言,這世上再無要緊之了。
所以,本書是寫給這樣一批人的:在他們看來,生命中唯一值得關心的意義,應當經(jīng)得起我們的全力檢驗。如果你不是他們的一員,我建議你現(xiàn)在就合上書,踮起腳尖,悄悄走開。
本文摘自《達爾文的危險思想:演化與生命的意義》,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刊載,原標題為《毫無神圣可言?》,小標題為后擬。
《達爾文的危險思想:演化與生命的意義》,【美】丹尼爾·丹尼特/著,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