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隨著央視黃金檔電視劇《人生之路》的熱播，路遙的經(jīng)典中篇小說《人生》重新回歸人們的視野。如今，不少文學作品憑借根據(jù)自身改編的電視和電影圈粉無數(shù)，甚至一度登上熱銷書榜單。殊不知，1982年《收獲》雜志發(fā)表的這篇路遙的成名作，在全國范圍內(nèi)曾引發(fā)了多大的轟動和熱議，當時無數(shù)人被高加林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所打動，以至于第四代導演吳天明在1984年拍攝的電影版《人生》造成了萬人空巷的盛況（全國觀影人數(shù)超過2億），《人生》因此成為了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同時，陜北青年路遙也憑借著這部作品斬獲茅盾文學獎，一躍成為全國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但他并沒有滿足于此，而是在一片贊美和質(zhì)疑聲中孤獨前行，以驚人的孤持和毅力完成了史詩巨作《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將由《人生》所開創(chuàng)的人生之路推向巔峰，卻也因此耗盡了自己的一生——他將所有的理想、情感和心力全部傾注其中，終因肝硬化腹水于42歲英年早逝，令人唏噓。
電視劇《人生之路》劇照
《人生》中的人生
所謂優(yōu)秀作品，就是許多人在書中讀到了自己；而所謂經(jīng)典，則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書中讀到了自己。是的，經(jīng)典有著超越時間的偉大屬性——人們可以從《包法利夫人》中讀到人類根深蒂固的愚蠢，從《紅與黑》中讀到愛情的本質(zhì)，從《達洛維夫人》中讀到成為自己的渴望，從《追憶逝水年華》中讀到記憶的召喚，從《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讀到靈與肉的掙扎……而路遙的這個經(jīng)典中篇讓我們讀到的是：人生的選擇。他在《人生》題記中專門引用自己的偶像、著名小說家柳青在《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話：“人生的道路固然漫長，但要緊處卻只有那么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或許是覺得意猶未盡，他緊接著又引用了一句柳青的話做進一步闡釋和說明：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yè)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
以上的這段話，正是《人生》這部中篇悲劇的邏輯起點。所謂命運，就是你一輩子注定無法抹去的底色——一個人永遠無法超越他的出身。所謂選擇，就是在這抹底色之下你仍有改變個體人生的可能性。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在這兩者之間的角力中徐徐展開。于是，無論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一個自以為有才能的年輕人（高加林甚至認為自己是半個知識分子），出于種種原因想要離開生長的環(huán)境外出闖蕩（高加林基于一種強烈的報復心理，希望未來能壓高明樓一頭，因為他民辦教師的崗位被高家兒子頂替了），懷著各自天真的愿望，試圖跨越階層固化的壁壘，去外面的世界取得成功。對于缺少社會資源和上升途徑的高加林，利用愛情和婚姻，幾乎是唯一的路徑，這也構成了整部小說敘事的源動力。劉巧珍和黃亞萍這兩個女人就像農(nóng)村和城市的化身，她們共同出現(xiàn)在高加林的人生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情就是，他選擇和哪個女人結合，就意味著未來將度過怎樣的人生。
在路遙對黃亞萍的人生設定中，特意強調(diào)她是一個南方姑娘。如果僅僅討論農(nóng)村和縣城的二元對立，這樣的南方情節(jié)并非必要。在這里，南方代表著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代表著北方人對南方富庶繁榮和美好風光的想象與渴望。然而，這樣一種企圖通過婚姻改變自身命運的嘗試并不是沒有代價的，司湯達《紅與黑》中于連和德·納瑞夫人的悲劇，巴爾扎克《交際花盛衰記》中呂西安與艾絲苔的悲劇都是如此，以至于亨利·詹姆斯中篇小說《華盛頓廣場》中的那位父親寧愿拆散女兒的婚事，也不愿讓她嫁給一個看中自己豐厚遺產(chǎn)的年輕人。在《人生》中，高加林因為和黃亞萍的關系得罪了后者前男友張克南的媽媽，導致他工作走后門被人舉報，很快又墜落谷底。這正是《人生》要叩問的終極命題：人是否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人的自由意志是否可以和注定的命運相抗爭。
與許多西方經(jīng)典中走向復仇和毀滅的結局不同，《人生》的精彩之處在于路遙沒讓高加林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而是讓他回到他原本的位置——農(nóng)民。那一年，高加林才24歲，未來的路對于他而言，還很長很長。于是，在那個“并非結尾”（作者語）的終章，路遙讓高加林在回村的路上遇上德順爺爺和一些老鄉(xiāng)，大家沒有因為他曾拋棄巧珍而罵他是負心漢，反而七嘴八舌地安慰他，說得高加林熱淚盈眶。德順爺爺看著失魂落魄的高加林，鼓勵地說道：“我雖然沒有妻室兒女，但覺得活著總還是有意思的。我愛過，也痛苦過；我用這兩只手勞動過，種過五谷，栽過樹，修過路……這些難道也不是活得有意思嗎？——拿你們年輕人的詞說叫幸福。幸福！”曾幾何時，社會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格言——知識改變命運，路遙用一記響亮的耳光打了它的臉（曾自詡為半個知識分子的高加林，在失魂落魄中竟被一個沒什么文化的老單身漢一語點醒，真是諷刺至極！），而在婚戀改變命運的路途上，《人生》同樣向我們展示了其中充滿著各種變數(shù)，隨時有跌落谷底的危險。于是，在小說第22章（倒數(shù)第二章）路遙為人生選擇的限度給出了清醒的現(xiàn)實界定：
一個人應該有理想，甚至應該有幻想，但他千萬不能拋開現(xiàn)實生活，去盲目追求實際上還不能得到的東西。
高加林現(xiàn)象
《人生》的最成功之處，在于路遙所塑造的“高加林”成為一個文化和社會意義上的經(jīng)典符號——高加林不再是路遙筆下的一個虛構人物，而成為了一份集體記憶，一種社會現(xiàn)象，甚至是一個專有名詞。正如毛尖在一篇短文《賣了良心才回來》中所寫：“20世紀80年代有一本風靡中國大陸的小說，是陜西作家路遙寫的《人生》。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霧都孤兒》中的費金一樣，人名變成了詞匯?！睆拇?，高加林的形象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人們對他既認同又否定，既贊賞又惋惜，既批判又辯護，多少人從他身上自我投射，既讀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超越時代的東西。
電影《人生》中的高加林
在小說第15章，路遙借黃亞萍之眼對高加林做過一番細致的描述：“她現(xiàn)在看見加林變得更瀟灑了：頎長健美的身材，瘦削堅毅的臉龐，眼睛清澈而明亮，有點像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面保爾·柯察金的插圖肖像；或者更像電影《紅與黑》中的于連·索黑爾。”事實上，這兩位經(jīng)典人物正好反映了高加林人格的兩個側(cè)面：一個是保爾·柯察金，有著鋼鐵般的意志、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投身集體事業(yè)的奉獻性，和青梅竹馬的富家女冬妮婭因志向的不同而分離；另一個則是于連·索黑爾，為了向上爬不擇手段，不惜以上流社會的女人為跳板。他們的共同點是充滿奮斗的激情和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強烈渴望——在一個更大更廣闊的舞臺上，他們渴望成為英雄或野心家。
然而，那些西方經(jīng)典小說往往都是寫一個外省年輕人如何到巴黎、倫敦這樣的大城市闖蕩的傳奇故事，而《人生》所寫的則是一個到不了巴黎的于連的故事。在路遙的筆下，高加林對這個世界的探險僅止于“一個萬人左右的山區(qū)縣城”。即便如此，這個“藍色霧靄中的縣城”，也只是停留在夢中，就像菲茨杰拉德筆下的那道如夢似幻的綠光，是無法跨越的階層鴻溝，就像人們渴望卻注定失敗的許多事物。由此看來，《人生》有著更為濃厚的悲劇意味，無數(shù)的高加林們前赴后繼，卻往往連從農(nóng)村到縣城這樣的跨越都難以實現(xiàn)，更別說那光怪陸離、令人目眩神迷的大都市了。讓高加林回歸黃土地，似乎是置身于社會和時代洪流中的主人公難以擺脫的宿命——一個出身卑微的年輕人在急于提升其社會地位的過程中總是容易忘卻初心（與文化程度無關），以至于迷失自我。就像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那句名言：“我們已經(jīng)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fā)?！?/p>
于是，透過高加林這個人物，我們所看到的不僅僅是人的出身等第，更是人性的弱點。自始至終，一種莫名的優(yōu)越感和深深的自卑感就如影隨形地糾纏縈繞在他的身上。作為不正之風的犧牲品，高加林極端痛恨高明樓之流，在不得不做農(nóng)民時，他故意穿破爛的衣服，把手弄爛出血。然而，這種與不公命運的抗爭夾雜著太多的復仇情結（人在年輕時更容易受到情緒的左右），這讓他在試圖改變自身命運的冒險征途中漸行漸遠，不僅實現(xiàn)了從劉巧珍到黃亞萍的愛情轉(zhuǎn)移，更是通過走后門的方式在縣城里當起了通訊干事，卻最終因被告發(fā)而回歸原點。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高加林所深深痛恨的不正之風，曾讓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又帶他飛上半空看了一眼人世繁華，最終再次讓他墜落地面。這出悲劇的真正根源，正在于這種人性的弱點，它絕不僅僅只是高加林所特有的，而是普遍性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這正是廣大讀者面對高加林時內(nèi)心五味雜陳的復雜況味。
在如今這個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罵一句“渣男”總是那么輕松寫意，但當所有這一切統(tǒng)統(tǒng)發(fā)生在自己身上時，每個人所能做的未必能比小說中的高加林更好。黑格爾說：“人的特點就在于他不僅擔負多方面的矛盾，而且還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這種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實于自己。”高加林的性格就是這種復雜的矛盾和矛盾的多方面組成的統(tǒng)一體——既有自尊、自信、自強的一面，又有自卑、自負、自私的一面；既有樂觀、倔強、勇于追求的一面，又有悲觀、懦弱、虛榮的一面；既有抗爭的一面，又有妥協(xié)的一面……這種高度的矛盾性和豐富性，正是高加林這個人物形象經(jīng)久不衰的原因。
兩種經(jīng)典觀
路遙離世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奇觀：一面是他的作品在市場上的火爆（《平凡的世界》三部曲長期占據(jù)暢銷書排行榜，人民文學社2005年版在豆瓣上的評分人數(shù)超過30萬），另一面則是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中的缺席。竊以為，這種巨大反差的背后隱藏的是兩種經(jīng)典觀的對立和碰撞，這為今天的人們閱讀乃至重讀他的作品提供了一個有趣而重要的視角。以筆者手邊這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的《人生》為例，醒目的腰封上排列著著名作家李敬澤、格非和王安憶的推薦語，所有人幾乎不約而同地強調(diào)《人生》與每個人的生活、命運乃至如今的社會那種緊密的聯(lián)結感，沒有人談《人生》的文學性，以至于王安憶直言：
我想用“文學”這兩個字去命名路遙的勞動是太過輕佻了，那其實是如同“人生”一樣艱辛的跋涉。
如果我們把視野進一步放大，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非作家群體乃至普通人對《人生》的推崇乃至感恩。賈樟柯曾說：“《人生》給了我非常大的影響。路遙對我來說是一個啟蒙者，他讓我有了一點懷疑精神，對我深信不疑的世界，開始懂得一點懷疑?！痹谝淮伪挥浾邌柕健笆鞘裁戳α恐沃阕叩浆F(xiàn)在，又是怎樣做出正確的選擇的呢？”時，馬云的回答是：“18歲時，我是蹬三輪車的零工，是《人生》改變了我的人生?！?981年，路遙在陜西省甘泉縣政府招待所僅用21天寫成的《人生》，卻在隨后的漫長歲月中改變了無數(shù)年輕人的命運。這正是無數(shù)人尤其是普通讀者將之奉為經(jīng)典的重要原因，其背后暗含著一個樸素的經(jīng)典觀：文學作品是反映現(xiàn)實乃至改變現(xiàn)實的利器，這種功能乃是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的重要體現(xiàn)。在這種意義上，《人生》是毫無疑問的經(jīng)典。
《人生》
然而，當我們翻看幾部重要的當代文學史著作或教材時，不難發(fā)現(xiàn)路遙和他的作品基本都被“冷處理”，如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楊匡漢、孟繁華《共和國文學5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這些書中路遙要么被一筆帶過，要么甚至只字不提。只有許子東《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香港商務印書館）為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留了一個小節(jié)。為此，有不少網(wǎng)友為路遙鳴不平，認為他的缺席是當代文學史寫作的一個重大缺陷。竊以為，這種缺席的背后隱藏著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經(jīng)典觀。在《沒有客觀標準，人文經(jīng)典是如何確立的》一文中，筆者曾給出關于經(jīng)典的四個定義，其中第三個定義尤為重要：
所謂經(jīng)典是這樣一部作品，它能與先前的某部或某幾部第一流的經(jīng)典構成真正的競爭關系，在慘烈的競爭中最終幸存下來（包括極少數(shù)滄海遺珠在長期的埋沒中再現(xiàn)江湖），并在思想、語言、體裁、風格、結構等方面對后世作品產(chǎn)生重要影響。
事實上，很多作家和學者所信奉的正是這樣一種經(jīng)典觀。于是，我們看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屬于“先鋒文學”的時代，以蘇童、余華、馬原、格非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鋒文學作家致力于探索新的小說觀念、敘述方法和語言經(jīng)驗，極大地改寫了當代中國小說的一系列基本命題，甚至是小說本身的定義。就在《人生》發(fā)表的同一年，馬原自愿報名進入西藏工作，并開始寫作中篇小說《岡底斯的誘惑》，由此掀起了中國當代小說敘事的革命。在那個先鋒文學和現(xiàn)代派小說風起云涌的時代，路遙顯然是一個異類，他秉持著傳統(tǒng)小說的觀念和技法，用文學去觀照那個時代以及時代洪流中的個體命運。竊以為，這背后有路遙對寫作初心的堅持，也有對小說敘事革命的漠視。正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路遙的這份堅守和孤持讓他贏得了千萬讀者，也讓他在當代文學史上處于一個尷尬的位置。
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創(chuàng)作《包法利夫人》的古斯塔夫·福樓拜是公認的“現(xiàn)代小說”鼻祖。他在150年前就提出過一個重要觀點——作者應該完全隱身于他自己的作品后面。因為在福樓拜看來，只有讓小說內(nèi)在的邏輯推動敘事發(fā)展，并輔以精確、客觀的語言，而沒有任何作者的評論和干擾，才能讓作品擺脫歷史和時代的局限。然而，《人生》中作者插入的各類評論俯拾即是，而在《平凡的世界》中，更是常常出現(xiàn)作者與讀者的直接對話——通常以“尊敬的讀者朋友”開頭，類似于中國古典小說里的“各位看官”，對于現(xiàn)代讀者來說確實顯得有些落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承認路遙的作品是偉大的，他常常是一邊寫作一邊流淚，《平凡的世界》中寫到田曉霞的死亡，路遙曾痛苦不已，讓人不由想到福樓拜寫到包法利夫人吞砒霜死亡時也曾痛苦得抽搐，滿嘴竟是砒霜味。尼采曾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王國維譯），斯言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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