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鉤稽沉隱求索之：中古中國的權(quán)力、景觀與秩序”工作坊紀要

2023年4月15日，逸仙高研工作坊“鉤稽沉隱求索之：中古中國的權(quán)力、景觀與秩序”在中山大學南校園永芳堂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聯(lián)合主辦，共有來自外校和本校的二十位學者參加。

開幕式

15日上午，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安東強教授做了開幕式致辭。他在致辭中表示，中古史研究具有中國古代史研究“方法論典范”價值，代表中大歡迎各位學者。隨后，召集與會學者的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范兆飛教授解讀了會議主旨“鉤稽沉隱求索之：中古中國的權(quán)力、景觀與秩序”。主標題“鉤稽沉隱求索之”，典出黃萱高度贊譽陳寅恪先生撰述《柳如是別傳》的堅毅精神（見蔣天樞著《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64）。副標題“權(quán)力、景觀與秩序”蘊含了三個學術(shù)概念，這都是近年來中古史中堅學人反復討論的熱點話題，是新史學浪潮的產(chǎn)物。主副標題內(nèi)涵一舊一新，寓意著在“鉤稽沉隱”中努力求索，調(diào)和新舊。

本次會議共分五場，會議時間為15日上午至16日中午，每場會議有兩位學人發(fā)表，共有十位學人發(fā)表了最新研究成果。

與會學者合照（本文圖片由劉佳、張邴豪拍攝，謹此致謝）

15日上午第一場

第一位報告人是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孫正軍副教授，報告題目是《萬國衣冠拜冕旒——從影視劇秦漢帝王服冕像的由來說起》?，F(xiàn)代影視作品一般將秦漢皇帝塑造為服冕形象，但是，秦漢時代，冕服并非皇帝常服。這種誤會直接源自近代以來歷史教科書插畫中的服冕皇帝形象。再往前追溯，秦漢帝王服冕形象在南北朝以降諸多圖像材料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這些材料背后，是帝王服冕觀念的固化。在觀念的背后存在著制度動因，即皇帝即位服冕制度，除此之外，在實際制度運行中，冕服逐漸超越其他冠服成為具有獨尊地位的服飾。

胡鴻（左）、孫正軍（右）

評議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王媛媛副教授指出，文中使用的拉施特《史集》插畫中的帝王很可能來自宋元市井圖像，應該進一步關(guān)注帝王服冕形象的民間、官方版本差異。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學院張達志教授提出，即便冠冕不是秦漢帝王常服，也并不意味著秦漢帝王服冕像就是錯誤的，因為冠冕確實是禮儀場合的一種重要服飾，帝王服冕像可能是一種“標準形象”而非“日常形象”。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侯旭東教授借用現(xiàn)代“修圖”現(xiàn)象推測，古人可能明知秦漢帝王不常穿冠冕，但為了塑造理想圣王形象去傳播這種形象。換言之，這些形象并非一種“鏡像”，而是一種修圖后的產(chǎn)物。

第二位報告人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孫齊副研究員，報告題目是《北庭流放記：張承福<尊勝陀羅尼經(jīng)后序>考釋》。他用一張思維導圖還原了《尊勝陀羅尼經(jīng)》及其序言、后序的文本流傳經(jīng)歷。根據(jù)葉昌熾先生揭示的線索，他注意到，開元二十二年（734）?？h經(jīng)幢與開元十六年（728）香泉寺經(jīng)幢上有著同源的《尊勝陀羅尼經(jīng)后序》，且前者較之后者多出400余字。在進行文本比對和還原工作后，他還原了不見于傳世文獻的張承福的一生，討論了張承福入仕，被誣告流放庭州的經(jīng)歷，將張承福這個小人物插入到波瀾壯闊的唐代政治社會變遷中。

評議人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學院張達志教授認為，這份研究看似簡單，但背后蘊含著極其敏銳的問題意識和長年累月的材料爬梳工作。隨后，他對本文使用的若干典章制度文獻提出一點疑問，這種典章制度文獻只是一種片段式的截面，張承福所在的時間點未必適用這一截面。

15日上午第二場

第二場的首位報告人是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侯旭東教授，報告題目是《青衣行酒亡天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析論》。他全面梳理了漢趙國的幾種研究理路，并將此前研究歸納為單一性的研究，即胡漢的對立性極為突出。他提出，我們應該超越民族分野，重視胡族國家與中原國家的內(nèi)在連續(xù)性一面。此后，他從兩個方面入手展開討論，一是劉淵的禮儀活動，二是晉帝青衣行酒等一系列侮辱性事件。在討論劉淵的南郊祭祀之時，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學術(shù)概念“顛倒的天下”。在中原王朝內(nèi)部，四夷固定地存在于一些重要的禮儀活動中，形成“華夏君主-四夷”君臣結(jié)構(gòu)。在劉淵建立政權(quán)后，通過禮儀活動，劉淵倒轉(zhuǎn)了曾經(jīng)的君臣關(guān)系，重構(gòu)了一種“顛倒的秩序”。劉聰執(zhí)著于讓晉帝行酒也是為了完成這種“君臣關(guān)系”的顛倒。在報告的最后，侯旭東教授提出，學界應該重新反思儀式在王朝秩序建構(gòu)中的作用，跳出傳統(tǒng)的民族、政治斗爭研究，重新審視中國古代王朝史。

評議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胡鴻教授認為，應該對胡人在華夏儀式中站位的變化進行細致考辨，實際上，從《禮記》到《大唐開元禮》，胡人雖然一直存在于重要儀式，但他們的所處方位有不少變化，值得進一步分析。

孫正軍（左）、侯旭東（右）

第二位發(fā)表人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胡鴻教授，論文題目是《尚書侍郎復置與梁代政治文化》。首先，他敘述了尚書郎、尚書侍郎兩個官職的廢置情況。東漢尚書機構(gòu)設有尚書郎中和侍郎，到了魏晉宋齊時代，侍郎被裁撤，只剩下郎中，并且，尚書郎中品級和清望度都得到了提升，逐漸成為清官。到了梁武帝時代，梁武帝有意整頓尚書省，恢復了尚書侍郎。其次，比對尚書侍郎、郎中在九品官階和十八班制中的地位變化可以發(fā)現(xiàn)，尚書郎中地位不進反退，尚書侍郎地位反而上升。這是梁武帝在有意利用“侍臣政治”來加強尚書侍郎地位，增強對政權(quán)的掌控力度。

評議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周文俊副教授指出，這篇文章似乎過分重視制度的行政理性，即梁武帝有意改革，復置尚書侍郎，這種做法可能遮蔽了制度變遷背后鮮活的人事活動。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仇鹿鳴教授認為，尚書侍郎是一種“復置”而不是“新置”，從這個角度來說，過分闡釋這一官職的復置，將其與侍臣政治文化相勾連，從邏輯上來說略顯單薄。

15日下午第三場

第一位報告人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趙晶教授，他的論文題目為《靈異、犯罪與司法——唐代筆記所見法律文化之一端》。將靈異作為法制史研究對象的探討路徑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對巫蠱、淫祠的相關(guān)研究，二是對地獄審判和現(xiàn)實司法進行對比分析，三是對靈異事件中的觀念進行討論。本文試圖跳出這三種理路，從靈異事件和司法審判的關(guān)系視角入手，重新解讀唐人筆記小說中的靈異事件。對諸多唐代靈異事件進行梳理后可以發(fā)現(xiàn)，即便是靈異事件，官府也會千方百計地求證真?zhèn)?，換言之，靈異無法輕易成為減免刑罰的借口。

趙晶（左）、張達志（右）

負責評議的南京大學文學院童嶺教授補充了若干外文研究成果，如N. Harry Rothschild（羅漢）的The World of Wu Zhao、胡司德的《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等等。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向群副教授指出，本文聚焦唐律中有關(guān)靈異事件的制裁文本，對其他法律文本中有關(guān)靈異的條令未做分析，在日后研究中不妨擴大視野，加以討論。

向群（左）、萬毅（右）

第二位報告人是南京大學文學院童嶺教授，論文題目是《唐玄宗的<敕新羅王書>與<敕日本國王書>——<曲江集>所載敕書文本研究》。在報告之前，他先講述了南京大學文學院與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淵源。南京大學文學院程千帆先生與中山大學歷史學系陳寅恪先生是“三世通家”，并且在PPT上展示了程千帆先生手抄陳寅恪先生詩作等珍貴材料。隨后，他從幾個方面展開報告。首先，他論述了唐代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的本質(zhì)差異，即唐代文人的政治色彩極為濃厚，“潤色王言”才是唐代文人的終極追求，因此，我們絕不能忽視唐人文集中的敕書等政治文本。其次，他對張九齡《曲江集》中的論事敕書文本進行統(tǒng)計，分析了敕書文本如何成為唐帝國意志的文字形態(tài)。第三，他聚焦《敕新羅王書》《敕日本國王書》文本，細究其文本層次，還原了唐代外交文書的格式。

評議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趙晶教授對本文的一些論述提出了幾點疑問，一是究竟如何區(qū)分論事敕書和普通敕書，文中似乎并未詳細說明；二是文中提到張九齡式的敕書文風，但是，從文中引用的文本來看，張九齡和白居易等人寫作的論事敕書文風似乎并無太大差異。

15日下午第四場

第一位報告人是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學院張達志教授，報告題目為《<大唐中興頌>的翻刻與肅宗中興的繼絕》。2017年，他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陳列館參觀，看到了《大唐中興頌》的拓片，介紹文字上寫道，拓片來自湖南永州市浯溪摩崖《大唐中興頌》摩崖石刻。隨后，通過多種拓片的整理比對，他發(fā)現(xiàn)“中研院”的拓片并非永州《大唐中興頌》的拓片。根據(jù)歐陽修《集古錄》記載，永州《大唐中興頌》在其他地方存在翻刻。經(jīng)過比對可以確定，“中研院”的拓片就來源于翻刻后的一處摩崖石刻。隨后，張達志教授聚焦《大唐中興頌》塑造的肅宗中興之君形象，探討了肅宗中興之主形象在唐宋時期的起伏變化。

趙晶（左）、張達志（中）、童嶺（右）

評議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李丹婕副教授認為，“這篇論文有美式非虛構(gòu)文學的味道”。她還指出，本文有一些地方的處理不夠妥當，例如，本文在討論宋人傳拓《大唐中興頌》時過分強調(diào)了政治因素，沒有注意到元結(jié)等人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此外，肅宗中興形象為何在憲宗朝迅速消失，文中也沒有做出合理的解釋。

第二位報告人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仇鹿鳴教授，報告題目是《唐末五代昭義地方社會一瞥——兼談中下層墓志中的書寫格套》。首先，他回顧了此前有關(guān)長治地區(qū)墓志的研究，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志蓋題詩、家族遷徙、墓志規(guī)制等方面。關(guān)于這批材料，他認為還有不少未發(fā)之覆。其次，在全面搜集長治墓志材料后，他注意到，當?shù)刂邢聦影傩漳怪驹谧匪葑嫦仍戳鲿r，大多采用“上黨太守+某某侯”組合，形成了一種固定格套，這是當時“書儀式文本”的組成部分。另一個比較重要的格套是墓志中的“因宦徙居”書寫，這種因宦徙居書寫帶有建構(gòu)成分，是一種“反向大槐樹”，即后世家族為了彌補籍貫地和郡望的分離，人為塑造了宦居經(jīng)歷，以此“攀附郡望”。

范兆飛（左）、孫齊（中）、仇鹿鳴（右）

評議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夏炎教授長期從事中古地域史研究，據(jù)他介紹，中古地域史始終難以深入到基層，囿于材料，中古地域研究最多只能到中層或中下層。在材料有限的情況下，仇鹿鳴教授的文章是具有很高學術(shù)價值的嘗試。此外，夏炎教授認為，山西長治的地理區(qū)位、自然環(huán)境等因素也值得重視，這些因素對地方人群有著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應該在文中加以交代。

16日上午第五場

16日上午第一位報告人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夏炎教授，他的報告題目是《<胥山銘并序>所見唐后期江南祠神信仰與區(qū)域治理》。唐代狄仁杰在推動地方毀淫祠之時，保留了伍子胥廟，伍子胥廟究竟有何特殊之處呢？為了解答這一問題，他仔細分析了元和十年（815）杭州刺史盧元輔撰寫的《胥山銘并序》，并結(jié)合伍子胥廟地理區(qū)位探討伍子胥廟在治理水患上的重要功能。盧元輔可以通過修廟、祭祀來匯集百姓、籌集水利資金、招攬勞力，從而實現(xiàn)地方官與祠廟信仰的雙贏合作關(guān)系，伍子胥廟之所以能夠在毀淫祠行動中幸免，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游自勇（左）、夏炎（右）

評議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游自勇教授指出，祠廟能否幫助地方官籌措資金，還有待更多材料證明，目前并無直接證據(jù)。

第二位報告人是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游自勇教授，他的報告題目是《景觀·墳寺·地方社會——10至13世紀的宜興善權(quán)寺》。在公元10世紀中葉，為了重申對九斗壇的所有權(quán)，善權(quán)寺與道門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訴訟，最終獲得南唐后主的支持，保住了這一文化資源。此后，善權(quán)寺的性質(zhì)幾經(jīng)變更，在佛寺、道觀、功德墳寺間轉(zhuǎn)換。12世紀-13世紀中葉，善權(quán)寺一直是傅氏家族的功德墳寺，直到13世紀初，李伯曾介入，將善權(quán)寺改為李氏功德墳寺，善權(quán)寺性質(zhì)的變遷為我們提供了功德寺在普通官僚家庭中轉(zhuǎn)移的具體過程。隨后，他還以善權(quán)寺為例，詳細分析了功德墳寺的內(nèi)部管理機制。

負責評議的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羅亮副教授認為，應該關(guān)注寺廟本身能動性，避免過分強調(diào)外力對寺廟的影響，此外，他對宋代名臣李綱庇護善權(quán)寺的論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尾聲：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仇鹿鳴教授主持，他談到了中大中古史的兩位前輩學人——陳寅恪與岑仲勉先生，他認為，兩位學者代表了兩種研究傳統(tǒng)，陳寅恪先生注重理論思考，在基本的史料分析背后有著宏大的問題意識，岑仲勉先生重視史料考據(jù)，喜歡從扎實的考證入手，一點點拼湊歷史圖景。這兩種研究理路各有千秋，也都是傳承至今，“并行不?！钡难芯總鹘y(tǒng)。所以，他提出建議，綜合討論不妨從這幾年學界研究潮流和對前人研究理路的繼承、創(chuàng)新、反思等角度展開。

隨后，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王承文教授談到，不論是陳寅恪先生還是唐長孺先生，這些前輩學人都有宏大的理論關(guān)懷，但近年來，唐史研究日益細節(jié)化，“基本上沒有人再做宏觀研究”。王承文教授強調(diào)，我們應該在歷史研究中重新展開理論層面的思考。

安東強（左）、景蜀慧（中）、王承文（右）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景蜀慧教授表示，不同于老一輩的“先天不足”，不少年輕學者迅速成長，有許多研究頗有新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她對此感到十分欣慰。

仇鹿鳴教授表示，“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中古史學者想要再寫一部魏晉南北朝斷代史了”，這都歸因于現(xiàn)代研究的碎片化。當然，我們需要警惕這種碎片化，但也不必過分焦慮，因為碎片化是現(xiàn)代學術(shù)分工的必然結(jié)果，我們需要做的是“碎而求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侯旭東教授認為，現(xiàn)代研究應該努力跨越時代斷限，從“問題史”角度切入，做長時段的考察。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孫齊副研究員認為，有些學人可能喜歡做小問題，有些學人可能喜歡做大問題，可以根據(jù)各自喜好展開研究，沒有必要千篇一律。其他學者也圍繞近年來論文工業(yè)化、論題碎片化等諸多問題展開反思和討論。

會議現(xiàn)場

限于篇幅，紀要只是極為簡單的會議素描。會議現(xiàn)場各位學者的“交鋒”也給與會聽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次工作坊促使老中青三代學人繼續(xù)反思新學與舊學、宏大敘事與微觀探索、理論關(guān)懷與細節(jié)考證、學術(shù)遺產(chǎn)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等諸多看似對立又有統(tǒng)一的屬性，求同存異，進而推動中國中古史研究的長足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