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英國的“閱讀革命”

1728年10月22日，結束了閱讀的格特魯德·薩維爾愜意地在日記中寫道：

看完了《阿卜杜拉歷險記》。這里頭既沒有道義，也沒有巧思。這部文集雖然冒著傻氣，但里面有好些來自神話和魔法的有趣文字。我讀這類書與觀看戲劇的人一樣，都是為了將靈魂一時沉浸其中。哎，越看越覺得難以自拔。

生活在17世紀的人們絕難想象這幅輕松舒適的圖景：書籍并非難得一見的奢侈品，可以輕易買到；無需閱讀晦澀難懂的布道書或歷史書，而是可以沉浸在小說構筑的奇妙刺激而輕松愉快的幻想世界里；最后，薩維爾女士可以一個人在臥室安靜地讀完整本《阿卜杜拉歷險記》，而不是在神父或朋友冗長乏味的朗讀中只聽取到故事的一鱗半爪。

啟蒙時代與第一次科學革命的出現(xiàn)帶來了迥然不同的18世紀：在1500年，只有1%的女性和10%的男性識字，而在1800年女性識字率達到40%，男性則達到60%；同時，隨著印刷術和造紙術在工業(yè)革命期間的技術進步，印刷品的數目也隨之飆升，1700年之前，英國每年共出版1800種各類書刊，到了1800年，這一數字達到6000種；商品社會的發(fā)展與職業(yè)作家的出現(xiàn)同樣大大助長了書籍的出版、印刷與流通，除了一般意義上的精裝書籍外，還有大量數不勝數的小說、游記、頌歌與通俗小冊子在書店、酒館與街頭流通，這也促成了可能是18世紀最重要的閱讀方式轉變：從對少量書籍的深入朗讀到普遍瀏覽大量世俗文學。以上的一系列深刻變化共同促成了18世紀英國的“閱讀革命”。然而，要精確掌握當時的人們如何閱讀，我們依然需要將自己置身于喬治時代的倫敦街頭，感受從書籍獲取途徑、書籍種類到閱讀方式的完整過程。

要試圖考察人們閱讀的方式，首先需要考慮他們獲取書籍的途徑。盡管18世紀通常被描述為一個印刷文化爆炸式增長的時代，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購買真正的書籍依然不是一件易事。如前所述，1800年英國每年共出版約6000種各類書刊，雖然這個數字相較之前有了爆發(fā)式增長，但與當代相比仍顯得微不足道，并且書籍的售價依然較為昂貴：在18世紀的英國，進出口商人與經銷商的年收入在200-400磅之間，農場主與自由小農在40-90磅之間，而長工與傭仆等僅有每年15磅左右，對于一個中等階層的家庭，每周用于娛樂消遣的用費大概在2-4先令，顯然對于18世紀動輒定價5先令以上的書籍，即使是中等階層也無力大量購買，下層階級更加不可能支付如此高昂的代價。事實上，直到19世紀早期，以蒸汽機為動力的印刷機的出現(xiàn)使得大規(guī)模印刷成為可能，不列顛人民才真正擁有廉價而廣泛的讀物。

因此，18世紀的印刷刊物存在明顯的價格分層：在少量價格昂貴的高端書籍之下，是大量粗糙的廉價出版物，例如，在1709年出版的152本推廣書籍中，一半定價不超過1先令，有58本定價低于6便士，而定價1個便士的就占到了總數的1/4。廉價印刷品的消費群體跨越了各個階層，其內容也從年歷、口袋書、小本故事書、小冊子到民謠，無所不包。出版商同時還會推出相較原版小說篇幅更短、價格也更低廉的刪減本，他們認為推出刪減本乃是一項公共責任，因為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文學作品”。例如，至今傳世的18世紀出版的《魯賓遜漂流記》中，75%都是縮略本。另一種擴大書籍銷售范圍的方式是拆分零售——出版商將書籍按張出售，并由讀者自行裝訂，因而使得原本因為定價高昂而對書籍望而卻步的讀者也獲得了購買書籍的機會。例如，1745年的一位讀者可以每周花2便士購買第4版錢伯斯兄弟的《百科全書》的兩張折頁，而不是一次性支付4幾尼購買全書——盡管后者的花費很可能更低，但18世紀的讀者實則也并不十分追求擁有或讀完整部書。作為一種銷售技巧，拆分零售的范圍覆蓋了各種各樣的書籍：畫冊、《失樂園》、醫(yī)學詞典、伏爾泰的《啟蒙》、產權轉讓指導乃至《圣經》，許多時人對此表達憤慨：“摘要、節(jié)本取悅了浮躁的時代”，但客觀地說，廉價出版物、刪減本與書籍的拆分零售都使得18世紀英國收入較低的社會中下階層更容易地接觸到出版物，在識字率攀升的背景下同樣也迎合了商品社會的必然需求。

1719年，首版《魯賓遜漂流記》的卷首插圖

到18世紀中葉，獲取出版物的渠道迅速發(fā)展，除去直接向書商購置書籍外，流通圖書館與圖書俱樂部等借閱途徑也同樣蓬勃興盛。流通圖書館即讀者支付一定價格的會員費就可定期借閱圖書，根據估算，18世紀的英國約有200-1000家流通圖書館。部分流通圖書館還會兼具社交空間功能，與今日單純提供借閱與閱讀環(huán)境的安靜圖書館不同，流動圖書館是文化交流的高雅場所，也有部分書店店主會提供借閱服務，將書店打造為文化交流的公共領域，這種兼具出售、借閱與社交的書店模式甚至持續(xù)到20世紀，海明威《流動的盛宴》中描述的莎士比亞書店正是沿襲了這種模式。圖書俱樂部本質是一種圖書共有制，是一群人自發(fā)組成的小團體，他們共同購書，所購得的書籍共同擁有，只需交納訂閱費用，就可以擁有一所共有的圖書館。除了付出一小部分費用就能輕易擁有大量藏書外，參加書籍俱樂部也屬于當時的組織化社交的一部分，在俱樂部中，共同閱讀、分享與討論往往成為一種群體社交活動，例如，林肯郡的波士頓文學協(xié)會在創(chuàng)立之初，11位初創(chuàng)成員就決定，要圍繞他們的閱讀與反饋組織討論。

18世紀文學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能是小說的興起。在世紀之初，英國讀者們只能閱讀少量歐陸的短篇散文小說，1719年“第一部英國小說”《魯賓遜漂流記》出版，并隨后出現(xiàn)了《格列佛游記》《克拉麗莎》《湯姆·瓊斯》《項狄傳》等一系列著名作品，巔峰時期小說的出版量占到了出版物整體數量的3.5%，盡管這個數字看上去并不大，但主要是因為書籍依然是一種較為曲高和寡的讀物，而小說這一體裁在當時的主流意見中難登大雅之堂，甚至在18世紀晚期出現(xiàn)了一股強烈的反對小說與閱讀小說的思潮。而在書籍之外，尚且存在著大量以廉價印刷物為載體的節(jié)選、集錦、短篇集等，這些較少被主流文學史記錄的讀物實際統(tǒng)治了中下層階級閱讀市場。18世紀的讀者更加傾向于碎片化閱讀——即使對于那些擁有完整藏書的人群也是如此，安妮·利斯特的日記顯示，她很少在同一卷書中閱讀超過一小節(jié)的內容，這可能與早期很多小說插曲式的結構有關，即使對之前的章節(jié)卷冊并不熟悉，也足以理解情節(jié)與人物。

18世紀晚期的文化評論家與教育理論家威斯希姆·諾克斯總結了小說的幾大危害，包括小說產生的性誘惑、讀者過分代入的危害、獨自閱讀的流行與小說的唾手可得，我們不難反向勾勒出當時人們閱讀小說的情景：相比其他種類的書，小說更加易于獲取和閱讀；人們更加傾向于獨自閱讀小說；極易沉迷其中，欲罷不能；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當時購買與借閱小說的主體依然絕大多數是男性，但隨著小說在家庭內部的流通，許多女性也隨之接觸到小說，盡管這引起了保守派的過度關注與怒火，甚至在18世紀的畫作中，書籍從象征高尚與美好的品德轉變?yōu)橄笳餍≌f閱讀的性意味，但公允地說，這同樣使女性讀者這一群體首次成為關注中心。

1831年的一天早上，沃爾辛厄姆勛爵的仆人在床上發(fā)現(xiàn)了被燒焦的主人，根據《旁觀者》的一則公告：“他的遺體幾乎被完全摧毀，手腳幾乎都燒成了灰燼，只有頭部和身體的骨骼仍然呈現(xiàn)出類似人類的模樣”，他的妻子則為躲避大火，跳窗墜樓身亡。他被推斷因在床上讀書而被燒死，報紙?zhí)嵝炎x者不要將書帶到床上以試探上帝，臥床閱讀被視為道德敗壞，這是那個時代的普遍觀點。臥床閱讀時，被忽視的蠟燭可能會點燃床簾，進而導致生命或財產損失，因此臥床閱讀被認為是墮落的。然而，1833年至1866年倫敦記錄的29069起火災中，只有34起是由于在床上看書引起的，貓甚至要對相同數目的火災負責。

臥床閱讀引起如此大關注與爭議的真正原因在于，這種閱讀方式是獨自的、默讀的，在此之前，閱讀幾乎總是以集體的、交流式的朗讀形式存在，默讀極為罕見，以至于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驚訝于圣安布羅斯可以僅僅通過瀏覽就能從文本中收集意義；另一方面，在18世紀之前，將書帶上床睡覺是一種罕見特權，只有識字、有機會接觸書籍并有條件獨處的人享有這一特權。而到了18世紀末，不少書籍已經足夠廉價，識字率也普遍提升，以及睡眠逐漸轉變?yōu)楦铀饺说男袨?，可以說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們普遍具備了安靜閱讀的能力，這也使得個體性、私人性的默讀逐漸代替了集體性、社交性的朗讀，不難從中窺見個人主義的發(fā)展痕跡。自然，保守派同樣對此感到不安，擔心獨自閱讀和睡覺會逐漸培養(yǎng)一種私人的、幻想的生活，進而威脅到集體，尤其是對女性，她們可能會沉浸于書中的私人幻想世界，從而逃避家庭和公共義務并超越道德界限。而這部分對默讀的不安與打壓變身為將臥床閱讀妖魔化為一種罪行。當然，這并無法撼動人們對于閱讀日趨私人化的要求，尤其是19世紀初印刷機大量使用后，默讀摧枯拉朽般輕易占據了朗讀的地盤，時至今日依然是最主流的閱讀形式。

18世紀經歷閱讀形式與閱讀內容巨大變革的同時，也隨處可見保守派的聲音，他們譴責小說，譴責默讀，譴責質量低劣的出版物，然而世界無可阻擋地向著他們譴責的方向滑去，不免令人想到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的哀嘆：“電視正把我們的文化轉變成娛樂業(yè)的廣闊舞臺。很有可能，到最后，我們會接受它并且喜歡它。這正是奧爾德斯·赫胥黎50年前擔心過的，現(xiàn)在終于發(fā)生了?！遍喿x與媒介的發(fā)展顯然都超乎了18世紀保守派與波茲曼的想象，而在“三分鐘讀完《XXX》”盛行的如今，人工智能的信息處理能力也在飛速發(fā)展，人類的閱讀方式會轉向何方？或許答案只有到來的那刻才會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