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關于國民常識教育的構想與實踐

【編者按】梁啟超作為清末“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之于中國歷史的重要性無須贅言。2023年是梁啟超誕辰15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發(fā)布系列稿件，深化讀者對這位先賢的了解與認知。

與很多同時代人相比，梁啟超顯然屬于生命力特別長久而且旺盛的一位。這里說的不是他的實際歲數(shù)（梁啟超去世時尚未到56周歲），而是指他對后世的影響持久且強大。探究個中原因，我認為與梁啟超作為啟蒙學者的身份有密切的關系。世人對梁啟超有很多種概括，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等等，不過，若從根本而言，只有“啟蒙者”的稱號對其最適切。

在晚清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將“啟蒙”理解為梁啟超界定的“國民常識”的普及，無疑更為準確、得體；并且，我們也確實看到了這些精英思想普及到大眾、成為“國民常識”所帶來的社會基礎的變動。準此，梁啟超關于國民常識教育的構想與實踐理應引起特別關注。

梁啟超（1873-1929）

“國民常識學會”的構想       

梁啟超集中談論“國民常識”話題始于1910年。當年2月，梁啟超主持的《國風報》在上海創(chuàng)刊，“常識”即成為他關注的一個中心議題，第2期刊載的《說常識》對其“國民常識”理念首次作了詳細闡發(fā)；與此同時，梁氏又有發(fā)起“國民常識學會”的計劃，此機構正是為實施其常識教育的設想而有意組建。1910年1月至10月，由十六省諮議局代表組成的國會請愿同志會連續(xù)發(fā)起三次要求速開國會的進京請愿運動，清政府不得不于11月被迫將預備立憲期從九年縮短為五年。很清楚，梁啟超提出普及“國民常識”直至關于“國民常識學會”的構想都與立憲運動一脈相連。也就是說，要建立實行立憲政體的現(xiàn)代國家，需要經由國民常識教育，培養(yǎng)和儲備合格的立憲國民。

關于“國民常識學會”，僅在《梁啟超年譜長編》中有寥寥數(shù)語簡單記述，以致過往學界對其甚少了解。幸好1911年3、4月間，梁啟超曾訪游臺灣，以此與臺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有了深入交往。由林氏保留下來的梁啟超所擬關于“國民常識學會”與相關出版物的全部計劃書，以及梁與林的通信，經由許俊雅編注的《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2007年）完整披露原稿，使得此節(jié)史實有了還原的可能。

《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書影

經過修訂的《國民常識學會章程》第一條開宗明義提出：“本學會宗旨在輸進世界學問，增長國民常識?！倍鋵崒W會宗旨的最重要的工作，即第三條所列“本學會編輯事業(yè)”也有三種：

一、國民常識講義 用通信教授法，將必要之學科及其補助科編成講義錄，月出一冊，兩年完結。……

二、國民常識小叢書 將各學科中尤要者撰為顯淺簡易之短篇，每篇印成小冊子，以極廉之價頒布之，每月印三冊以上?！?/p>

三、國民常識叢書 完備之專書，或著或譯，出版無定期。

梁啟超最看重的實為第一種出版物。不過，他所倚重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基于銷售經驗，卻只鐘情于第二種“國民常識小叢書”。加以“講義”的編印需要更多經費支持，而在經濟上為梁氏所寄望的林獻堂籌款也遇到阻力，未能如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梁啟超的心思又集中到時政一端，始終毫無起色的“國民常識學會”至此也被完全放棄。

“國民常識”教育的意涵       

盡管“國民常識學會”的諸般計劃當時未能如愿實現(xiàn)，但對梁啟超而言，“國民常識”問題實非一時興起，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更成為貫穿其一生的中心關懷。

梁啟超在1902年的《新民說》中已經以“常識”對應英文“Common Sense”，但直到1910年《說常識》發(fā)表，他才對“常識”的語義細加闡發(fā)，并下定義：“常識者，釋英語Common Sense之義，謂通常之智識也?！辈⒎Q其來源乃“襲東人所譯之名名之”。梁啟超為“常識”的意涵設定了兩條邊界，即“一方面對于無識而言之，一方面對于專門學識而言之”。依此作正面表述，則“常識”為人人必須具備的普通知識；反轉而言，“常識”又是人人不可或缺的非專門知識。此即《〈國風報〉敘例》所謂“普通學識，人人所必當知者也”，以及《國民常識學會緣起》強調的“立憲國民所萬不可缺之常識”。只是，“常識”與“學識”也并非截然二分，梁啟超稱說：“蓋今日所謂常識者，大率皆由中外古今無量數(shù)偉人哲士幾經研究、幾經閱歷、幾經失敗，乃始發(fā)明此至簡易、至確實之原理原則以貽我后人?！?nbsp;

其次是如何為“常識”確立標準。這又關系到“常識”的內部構成，需要劃定“常識”的知識范圍。實則，在不同的時代、社群中，“常識”并非恒定不變，梁啟超即指出：常識“緣其所生之時、所居之國、所操之業(yè)各有差別。故各人所需常識，其分量、其程度乃至其種類皆有差別”。為此，他提出了確定“常識”的通則：

凡今日歐美、日本諸國中流以上之社會所盡人同具之智識，此即現(xiàn)今世界公共之常識也。以世界公共之常識為基礎，而各國人又各以其本國之特別常識傅益之，各種職業(yè)人又各以其本職業(yè)之常識傅益之，于是乎一常識具備之人出焉矣。（《說常識》）

其中最重要的顯然是第一類知識。在這里，梁啟超或謂之“中流以上之社會”是指向平均線以上的知識水準。如以教育程度標志，則大體相當于中學。

再次則關涉獲取“常識”的途徑以及施教的對象。新式學堂固然是可以料想到的主要渠道，不過，梁啟超也非常重視、甚至更為看好社會教育的功效。其言曰：“大抵人之有常識也，其得諸學校教育者半，其得諸社會教育者亦半?！比粢灾袊默F(xiàn)實環(huán)境而言，梁啟超更認為，對社會教育的迫切需求超過了學校教育：

我國教育事業(yè)，日益衰落，殊不足以立常識之基礎，姑勿具論。而現(xiàn)在為社會中堅之人，大率年已長大，勢不能就傅伏案；而今后十余年中，振衰救敝之大業(yè)，全恃斯輩。然則在今日而胥謀共結一團體，以常識相灌注相淬厲，其安可以已？

此即“國民常識學會”必須創(chuàng)立的強固理由。

總之，在梁啟超的論述中，國乃積民而成。常識既為立人之根本，也因此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人之欲自立也，則具備常識，其最要矣。為國民之一分子，而于國中必需之常識不能具備，則無以自存于其國；為世界人類一分子，而于世界上必需之常識不能具備，則無以自存于世界。若此者，有劣敗以歸于淘汰已耳。

這種對于“國民常識”建構的深入思考，實與其赴日后所倡導的“新民”理論同條共貫。因此，民國初年追述《新民叢報》的創(chuàng)設，梁啟超也概言為“稍從灌輸常識入手”。在此意義上，具備“世界常識”的國民也可視為“新民”的標準定義，而普及常識則可被確定為梁啟超投身報業(yè)始終一貫的追求。

“國民常識”的知識構成及其調整   

由于“國民常識學會”檔案的發(fā)現(xiàn)，對梁啟超建構的“國民常識”知識構成也有了進行深入探究的可能性。并且，隨著時勢遷轉，梁本人認定的“常識”內涵與教育對象實有所調整。

在梁啟超撰寫的“國民常識學會”文件中，關涉書目的文稿有兩種：一是《國民常識叢書體例及編纂章程》與《國民常識叢書第一年份要目豫告》，二是《國民常識講義說略》。根據(jù)上列《國民常識（小）叢書》的劃分，“國民常識”對于學科知識的需求并非平均分配、面面俱到，而是集中在政、經、法三科上。

梁啟超在《國民常識講義說略》中已明言：“本編所謂‘常識’者，專就社會科學之一部言之耳?！辈⑴e示了“政治、法律、生計諸學”為最重要的三門社會科學。以此，《國民常識（?。﹨矔分校?、經、法至少獨占了十五類中的七類，研究科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上攵@也是其時梁啟超最關注、最用力之處。

青年時期的梁啟超

應該說，雖然“國民常識學會”的計劃未能實現(xiàn)，梁啟超對于普及常識的努力卻始終不曾懈怠。1912年歸國后，不比早先的流亡日本，只能采用編輯書刊的辦法間接施教，此時面對聽眾的講演已成為常態(tài)。而且，以護國戰(zhàn)爭結束后1916-1917年的南北演講為發(fā)端，其“國民常識”教育內涵與對象也有了明顯改變：政治演說已逐漸替換為文化講演；特別是，其所設定的聽講對象已從“多數(shù)國民”向青年學生傾斜。為此，梁本人1917年底退出官場后，即轉向以學術著述與高校講學為主；1920年歐游歸來，更立意以中國精神文化拯救世界。其在1923年所作《讀書法講義》說得最明白：

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識，做國民要有做國民的常識。曉得本國文獻，便是國民常識的主要部分。

這儼然已是出于廣義的文化本位而非狹隘的政治本位立場。

與前期以社會科學為主的“國民常識”構成相異，梁啟超晚年已更傾心于人文科學。從史部地位的提升可見一斑?！秶癯ＷR（?。﹨矔窋M目中雖有“史譚”，卻已列在第十一類，且全部為外國史，明顯是為傳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知識做鋪墊。而1920年代梁啟超“常識”觀轉向后，便“認定史部書為國學最主要部分”，因此，“除先秦幾部經書幾部子書之外，最要緊的便是讀正史《通鑒》《宋元明紀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關系史學之筆記文集等，算是國學常識，凡屬中國讀書人都要讀的?！保ā对u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也即是說，此時的梁啟超已將史部書視為國學以至國民常識的主體。

盡管從前期到后期，梁啟超的社會角色有很大變化，但無論是報刊政論家，還是大學導師，其中始終不變的是啟蒙意識，這也是梁氏對“常識”教育一直抱有巨大熱情的根本原因。1929年，梁啟超去世，鄭振鐸撰文悼念，發(fā)端即感慨：

梁先生在文壇上活動了三十余年，從不曾有一天間斷過。他所親炙的弟子當然不在少數(shù)；而由他而始“粗識文字”，粗知世界大勢以及一般學問上的常識的人，當然更是不少。（《梁任公先生》）

作為后輩學者，鄭氏此言可謂以親身經歷，為梁啟超一生致力于培養(yǎng)“國民常識”的功績蓋棺論定。

總括而言，從晚清到民國，對應梁啟超本人從前期辦報到后期講學的人生軌道更換，其“國民常識”教育的構想與實踐也在逐漸改易：教育重心從社會向學校的轉移；施教對象由現(xiàn)在的“社會中堅”中年人轉向“將來社會中堅人物”青年學生；知識構成從偏重社會科學轉向偏重人文科學，最終更集聚到國學；講學內容由先前的國民啟蒙教育，轉為偏向人格修養(yǎng)，至1920年歐游后，再度調整為“德性的學問”與“文獻的學問”并重。其間最大的變化乃是根基于梁啟超在文化選擇上的自西向東，即以輸入西學為主，轉向回歸傳統(tǒng)文化。這一路徑的更動雖為一漸進的過程，但在梁啟超歐游前后確有本質性的改變。經由對一戰(zhàn)后西方精神危機的切近體察，梁氏重新確立了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充足自信。不但由此開啟了輸入與輸出同時進行的文化策略，而且，經過西方科學方法整理與研究的傳統(tǒng)文化，也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成為“培養(yǎng)新人才”的“新文化”之有機部分。由此，梁啟超的國民常識教育還是和“新文化”發(fā)生了關聯(lián)。

夏曉虹著《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

（本文源于作者在紀念梁啟超誕辰15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fā)言稿，略作刪減，首刊于《北京大學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