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北京的城市性格

誰的北京？

雖然我在北京已經(jīng)住了廿四年，它是我一輩子住得時間最長的地方，但“我愛北京”這四個字真的有點說不出口。為什么我對北京愛不起來？

大學時的暑假，許多同學都去北京旅游。我信了父親的話：北京沒必要現(xiàn)在去，那是你將來想不去都不行的地方。所以我拿著獎學金去了九寨溝、西安、敦煌、吐魯番。

頭一次到北京，是1994年參加北京電視臺舉辦的“長虹杯”全國高校辯論賽。那時北京電視臺還在魏公村，我們住在青年政治學院，每天步行經(jīng)過外文大廈去BTV，走的路是還沒有通車的三環(huán)。那時一號線還沒全線通車，西段只到西單，地鐵票一毛一張，公用電話也是一毛一次。

比賽后我去了北大。大概是在塞萬提斯的銅像下面，我萌發(fā)了來北京讀研的念頭。實現(xiàn)這個想法，已經(jīng)是四年后，北大百年校慶剛剛過去。

然而住在北京這廿四年，前七年在西四環(huán)中關村，后十七年在東五環(huán)外豆各莊，八通線上常常聽人說“今兒進京的人真多”，大概我也不過是時?！斑M京”的一員。因此我看北京，總是有很強的疏離感，更近于歷史而非現(xiàn)實。

北京與上海不同，晚清以降，北京從未像上海那樣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商埠存在，工商業(yè)者和城市平民的生活也從未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過長的政治化歷史嚴重地遮蔽和剝離了北京作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號化的“首都”。

美國歷史學家施堅雅認為，19世紀晚期北京的中心地位不是來自人口眾多和工商業(yè)發(fā)達，而僅僅是一個行政權力集中的首都。因此，主要由外來知識分子構成的北京中上層社會的群體認同，與其說是針對具體的城市“北京”，倒不如說是指向“首都”這個巨大的符號。顧頡剛于1925年“發(fā)現(xiàn)”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會后，不禁感慨道：“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作官的，一種是作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兩種為了娛樂而聯(lián)帶知道的優(yōu)伶和娼妓的生活）?！?/p>

顧頡剛

北京的這種特性，一旦剝離掉“首都”符號，便可見得分明。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列為中央直轄的“特別市”，數(shù)年后再降為普通市，隸屬河北省。于是名宦巨賈，十室九空，房價大跌，市面蕭條。北平是沒有工業(yè)的，遷都后剩留的商業(yè)，主要是圍繞著大學、文化機構的種種，俗稱“吃學生飯”。

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不是一個城市，是兩個城市，它是一個叫“北京”的城市，上面疊加了一個首都。而首都本身就像一座“浮城”（如果今后分成中央政務區(qū)和以通州為中心的北京，這一點會變得更清晰），它懸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消費著“首都”的種種，如政治權威、文化發(fā)達、金融便利等。近百年過去了，我在北京也住了廿多年，但感受仍與顧頡剛先生差不太多：有同學朋友在各部委的，大致知道“作官的生活”是怎樣，“作師的生活”不必說，日日在其中打熬。

變化不是沒有，至少應加上“作白領的生活”。而北京市民的構成，與當年比也大相徑庭矣。民國、共和國，兩次大移民入京；近二十年來，地鐵與9字頭公交上，坐滿了背井離鄉(xiāng)的外省青年。

因此，所謂“老北京”，只是一些懷舊與炫示的文化符號，胡同、四合院、鴿哨、爆肚、豆汁、空竹、風車……這些已不屬于當下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對傳說中的老北京的一種戲仿。

“北京”已成為一個曖昧而多義的詞語。莫言說，他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的北京印象就是他家周圍兩公里的地方。賈樟柯也說過，北京之于他的印象就是“東三環(huán)”?？偟膩碚f，你在北京住在一個地方，你對北京的其他部分，不會產生出太多的認同感。對于在海淀讀書的我，北京除了中關村學院路，尚有何物？對于一位白領，北京除了CBD、西單外尚有何物？對于一個北漂，五環(huán)之外才是更真實的北京。

每一個大城市都有眾多的面相，卻沒有哪個像北京這樣多元而分裂。紐約是多元的，但有多少北京常住居民會樂意在T恤上標明“I LOVE BEIJING”？2001年，北京市民曾投票選出他們心目中的“北京新地標”，毫無意外，國家育場、國家歌劇院、央視新大樓均赫然在列，而有多少人是被外地親友拖著拽著才初度見識了這些建筑的真面目？

想想我們自己，在這個地方待著，是圖什么呢？你可以想想，哪些你在乎的東西是首都的，哪些在乎的東西是北京的？假如有朝一日遷都了，你還會留在北京嗎？問問自己這些問題，或許就能分清楚，到底你為什么選擇了北京。

同時，北京城不是自然生長的城市，它的發(fā)源是兵營與堡壘，所以衛(wèi)生條件、城市功能布局，還有歷史發(fā)展、經(jīng)濟環(huán)境都先天不足。如果去掉“首都”這一層光環(huán)，北京還是一個吸引人的城市嗎？它能勝過多少中國其他城市？

士農工商

從清末到新世紀，一百年光陰，萬象幻滅重生，有些東西卻壽于金石，不易湮滅。城市性格亦復如此，雖然人事已非，性格卻總有或顯或隱的傳承。

描述城市性格，有多種進路，以我之見，最有效的還是“身份”。身份之中，有客觀的限定，也有主觀的認同。戶口之有無，職業(yè)之分工，是顯性的認定；歸屬感之有無，參與性之多寡，則是隱秘的情緒。前者大浪淘沙，與時俱變，后者如平坦的河床，默默累積亦默默存續(xù)，卻范囿著整條大河的流向。

不妨依古法，分北京之民為士、農、工、商四類，分述其性格。

士

“士”列四民之首，在古時或為官本位的等級使然。如今則表現(xiàn)為知識者與媒體合謀，時常有“小眾引領風潮”之舉，以話語權及關注力而言，仍大部分掌握在這些人手中。

1949年之前，大部分“士”只是這座城市的過客，首都于他們只是“寓所”而非“住所”，住所留在故里，寓所則是短時之需。京中不乏三世以上的住戶，仍戀戀于故里的情形，如清末《京話日報》主人彭翼仲，三世在京，房產亦夥，本人操著一口京片子，信函文字卻每每署名“長洲彭詒孫”（詒孫是名，長洲是蘇州屬縣），他們的地域認同絕不在畿輔之地。

總之，“士”與北京，精神上是疏離的，此地生活水平較高，氣候不佳，區(qū)域過大，實在不是宜居之處。迫于個人發(fā)展的需要，不免以盛壯之年，孜孜于是?，F(xiàn)代的“士”，因鄉(xiāng)鎮(zhèn)士紳社會的崩壞，已無退所，多半只好與此城相始終，但內心每懷鄉(xiāng)愁，與“首都”符號下的“北京”格格不入，或自我構筑群落，制定內部通約規(guī)則，或離群索居，僅以單位為取食之地。

農 

北京不斷外擴，舊日郊村盡入版圖，但北京城市化程度若何？民國文人稱北京為“都市里的村莊”，因為民間社會的行事規(guī)則，完全還是按照村鎮(zhèn)里的熟人社會方式。熟人社會之內，按人情倫理辦事；熟人社會之外，則損人利己不為惡舉。里面沒有現(xiàn)代商業(yè)倫理的空間，故而也談不上服務意識。外來人氏輒曰“北京人個個是爺”，實則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無不欺生，借此產生凝聚力與自豪感。

20世紀之前，北京的管理分內城外城，內城歸步軍統(tǒng)領管轄，外城由巡城御史治理，主司緝拿偷盜、排解紛爭，兼及風化民俗。這與不算干部的村長所司，也差得不遠。民眾生活的垃圾便溺，當然不會堆在自家院里屋里，往道旁一倒，就算完了。京城大道，中有甬路，比街面高四五尺，“通通是土，且因為多年的腐敗物質，都在土中，所以都是黑色，其臟無比，偶濺到衣服上一點，是永遠不能去掉的”。下大雨的時候，街邊簡直就是個泥潭，老舍筆下的龍須溝，就是這么形成的，常有狗馬羊雞甚至小孩掉進泥溝里送命的事?；驶实鄱嘉灏儆嗄?，就是這么過來的。這種衛(wèi)生自治的情形，跟農村也委實差不多。

北京民居

四合院如今被稱為“生態(tài)民居”，實則自農村原樣移植，但這種移植是否科學，大可存疑。齊如山說當年有句話，叫“夏天不進京”，北京外城有一道城墻，已經(jīng)窩風，城里還有皇城、禁城兩道城墻，都比房屋要高，那還不熱？四合院里，除了北屋住著舒服，東、西、南三面都有缺陷。張恨水聽老北京俗語說“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來夏不涼”，所以四合院本身象征著科層社會的秩序，主人主婦住北屋，親戚客人住南屋，西屋一般住用人，東屋做廚房，有時也住下人，等級分明。老百姓如將自住屋勻出來租住給官吏、學生等“上等人”，一定是讓租客住北屋，自己在東西廂委屈委屈。

托首都的福，北京“吃瓦片兒的”成為一大行業(yè)，老住戶多多少少有幾間房，常常單靠出租就能過上小康日子。這也可以解釋北京人為什么多有“爺”的脾氣，因為他們不需要辛苦求職，干好干壞不過是一種補充。北京的出租房在國內都市中不算價格頂高，但性價比一定是最差的，房東往往什么都不管，家具大都爛糟糟，連裝修都要租客自理的也不少。論及服務的產業(yè)化規(guī)?；本┮彩谴蟪鞘欣镒畈畹?，連鎖超市大而無當，小型零售店少且差，鄉(xiāng)鎮(zhèn)式的早市倒是遍地開花。

北京的社會生活方式，基本上可以視為鄉(xiāng)土社會的孑遺。

工 

北京自來沒什么工業(yè)，有的只是一些小工藝，如錫器、銅器、縫紉、裱褙之類。20世紀80年代以來說得出來的首創(chuàng)，大概只有中關村。這個號稱“中國硅谷”的高科技區(qū)域發(fā)展到21世紀初，看上去還是一個超級攢機工場，因此蘋果公司的中國首家體驗店不放在這里而設在三里屯。中關村給人的感覺是貨品齊全，但創(chuàng)意欠奉，既無法提供高檔的科技消費體驗，也比不上深圳華強北的眼花繚亂，無奇不有。

這讓人想到北京的工藝。北京的工藝，也是托賴五百年帝都，招致了天下的能工巧匠，講雍容，論精巧，無不執(zhí)全國之牛耳。不過，北京工藝以老字號祖?zhèn)魇炙囅鄻税瘢浜锰幵诓蛔邩硬浑x譜，其壞處亦在無革新無創(chuàng)制。自明以來，北京是世界上格局最方正、街道最平直的城市，但凡有條斜街，一定要在街名上標明，如煙袋斜街、櫻桃斜街。這當然是因了北京不是依山傍河而建，而是人工設計以成的“八臂哪吒城”。這種建筑格局，投射在居民心理上，一定是嚴謹整飭而不尚變通。

規(guī)矩多，人必得壓抑自己，好面子，肯耗財買臉?？梢呛牟黄鹭?，提不足勁，又當如何？這就逼出了北京人的兩件脾氣，一是“京油子”，甭管多重的話，他能繞著把它化解嘍，或是繞著彎子罵人，表面上還是恭維你，你要不知道他本意，可得猜上老半天；另一件是“說大話，使小錢”，《正紅旗下》寫旗人好面子又窮，種種行徑，讓人好氣又好笑。

商 

北京人一向以街道平直寬闊自傲，齊如山回憶，清末民初，北京的大街便“可以并行十輛汽車”，但這不是合理的城市格局，因為不利于商業(yè)。

自清末入民國，北京的大街一直在縮減之中，而且越是商業(yè)發(fā)達地區(qū)，如東四、西單，大街的窄化速度越快，誰為之者？商家花錢與地方官串通所致。齊如山感慨：“從前的地下泄水溝，都在大街兩邊，現(xiàn)在有許多地方，都在各商號柜臺之內去了。像朝陽門、阜成門等處，有幾段大街還相當寬……這就是因為各該屬商業(yè)永未發(fā)達的關系?！?/p>

老北京解決這種矛盾，是將“胡同”與“大街”截然分開。你想，婦女小孩子，不讓他們上大街，那么生意買賣不在大柵欄的鋪子里，就在東安市場、隆福寺里，大街寬點窄點，有什么打緊？

老北京的商家，出了名的和氣生財、童叟無欺。北京商家的商業(yè)模式，是建立在人際關系稠密而多次博弈的基礎上的。入民國后，旗人生活困苦異常，其中有個原因，是許多旗人在清朝時靠賒賬度日，他的抵押品是皇家定時發(fā)給的“鐵桿兒莊稼”，一旦朝廷倒閉，旗人也就失去了抵押品，又素無謀生的技能，多仁義的商家也不能拿錢打水漂玩兒。

老北京商業(yè)的一個好處，是不貪多好強，比如“大酒缸”，賣酒不賣菜，寧愿把生意讓給隔壁飯館；二葷鋪，總是老老實實賣面食；東來順已經(jīng)做到三層樓那么大，還是除了炮羊肉、涮羊肉，別的一概沒有。在北京，限于步行可及的九城內，商鋪們各安其分，各擅勝場，無形中構成了行業(yè)規(guī)范與分眾消費，它的競爭是通過年資門檻實現(xiàn)的。那時的外國人、外地人，都承認北京住著“舒服”，因為不用動腦筋，一切都是現(xiàn)成的，甚或做學問也以此處為佳，因為不僅往來商戶固定，而且四季分明，何時該穿么、該吃什么，都有定規(guī)，完全不用操心。比如說服裝時尚，一定是上海的妓女先興起來，很快傳染本地的摩登仕女，一年后傳到北京的妓女身上，再兩三年，傳到北京富貴人家的姨太太身上。至于大家閨秀、正室太太，永遠不理會潮流，出門身上的衣服總得帶著樟腦味兒才好，有香水味就會被人說是姨太太。這是北京守舊的一面，但守舊本分未嘗不是好事。

概言之，北京的城市性格，是“大而正”，唯其大，可以兼容并包，對它不滿的人也可以自筑天地，日復一日地過下去；唯其正，有著農村式的內向與固執(zhí)，外國的、南方的、時尚的、新潮的，思想也好，器物也罷，很難動搖這座城市的根本。它已立在華北平原的幽州故地八百余年，還將繼續(xù)屹立下去，直到水涸地陷、風沙掩埋的那一天。

（本文選摘自《城史記：我讀過的十座城市》，楊早著，后浪·北京聯(lián)合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