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銘的寫作，中國古代最常見的情況是墓主人去世之后，喪家給一定數(shù)量的財物（雅稱為“潤筆費”）請他人撰寫，寫作者完成之后交稿，喪家磨勒上石。不過，有一種極其罕見的情況，即喪家先后兩次求他人為墓主撰寫墓志，也就是說墓主一人有兩方墓志存在。據(jù)學者統(tǒng)計，在上萬方唐代墓志中，有28人存在兩方墓志，（拜根興：《一人兩志：隋代將領王赟墓志考釋——兼論王赟之子初唐名將王文度》，《史學集刊》2020年第6期，第41-51頁）筆者根據(jù)閱讀檢索，發(fā)現(xiàn)北宋時期兩人有兩方墓志存在，其中之一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之父王益。在兩方王益墓志背后，既有寫作過程的曲折，似乎又有善意的“欺瞞”，值得梳理成文，以饗讀者。
王益墓志撰寫的過程與糾葛
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二月，王安石父親王益去世，權厝未葬。慶歷七年（1047）十一月，官為大理評事、知鄞縣的王安石著手安葬父親，就請好友曾鞏為父親撰寫墓志銘。王安石和曾鞏定交于慶歷元年（1041），他對曾鞏的文學修養(yǎng)頗為贊賞，慶歷三年（1043）他在給段縫書信中寫道：“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王安石撰，劉成國點校：《王安石文集》卷七五《答段縫書》，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1315頁）慶歷三年和五年，曾鞏先后請王安石撰寫了祖父曾致堯、祖母黃氏的墓志銘，所以王安石安葬父親時，請曾鞏撰寫墓志銘并不意外。曾鞏在寫作王益墓志時候，也明確提到了撰寫緣由：“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來請銘，遂為之銘?！保ㄔ栕?，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卷四四《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00頁）曾鞏強調(diào)，這次撰寫王益墓志是好友王安石請求的結果，同時還可看出，他撰寫王益墓志銘的主要參考資料，是王安石所撰寫的類似行狀的“述”。（王安石撰，劉成國點校：《王安石文集》卷七一《先大夫述》，第1227頁）這本來不存在任何異議的事情，隨著兩方墓志的出土發(fā)生了重大反轉。
2009年10月，在南京江寧區(qū)將軍山南麓施工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王安石父親王益和兄長王安仁墓，并出土了兩人的墓志。王益墓志結尾處云：“安石以侔友，故來告□侔□銘。”研究者根據(jù)此線索，判斷出土王益墓志撰者并非曾鞏，而是孫侔，（馬濤、許志強：《將軍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關問題的探討》，南京市江寧區(qū)政協(xié)教衛(wèi)文體和文史委編：《江寧春秋·13》，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39頁）結論應當可信。這里問題就出現(xiàn)了，傳世文獻中王益墓志作者曾鞏，被后世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成就極高；出土王益墓志作者孫侔，現(xiàn)在并不為人熟知。
其實，孫侔在北宋時期文壇也有一定名聲，甚至還被納入《宋史·隱逸傳》當中。孫侔字少述，初名處，字正之，他和王安石相識于慶歷二年（1042），二人一見如故，王安石曾經(jīng)寫作了一篇《送孫正之序》稱：“予官于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保ㄍ醢彩?，劉成國點校：《王安石文集》卷八四《送孫正之序》，第1473頁）可見王安石對孫侔的文學成就還是較為肯定的。
王益的兩方墓志都是王安石向好友求得，類似情況極為罕見，為何會出現(xiàn)此種事情，王安石在與孫侔的通信中提供了重要線索：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與子固，亦可以忘形跡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于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王安石撰，劉成國點校：《王安石文集》卷七七《與孫侔書三（一）》，第1343頁）
從“辱書，具感恩意之厚”一句可知，這是王安石與孫侔系列通信中的一封，而且是回復孫侔的書信，所以使用了這種標準回函語言。書信中，王安石開門見山，向孫侔解釋，曾鞏雖然撰寫了他父親的墓志，但曾鞏所撰之文有兩點不足：一方面是因溝通不足導致的“事有缺略”；另一方面是其中某些內(nèi)容必須重新改寫，即“須至別作”。既然不滿意曾鞏撰寫的墓志銘，作為喪家的王安石如何處理，書信中有隱約顯示：“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彼^的不敢易，實際上反映的是原本要更換，大概是王安石因不滿意曾鞏撰文，去信孫侔求為父重新撰寫墓志，在遭到孫侔拒絕后王安石用“某不敢易矣”附和，不再堅持替換曾鞏撰寫的墓志銘。雖不再替換曾鞏之文，但他仍請求孫侔為父親撰寫立于墓外的墓碣，以便父親功績美德流芳后世。
通過上述對王安石回復孫侔書信的分析，可知王安石因不滿曾鞏為父親撰寫的墓志，又延請好友孫侔重新撰寫，在孫侔拒絕后變換說辭，請求孫侔撰寫墓碣，以便父親功業(yè)事跡不致遺漏。之后發(fā)生的事情似乎能加以推測，孫侔在拒絕重新寫作王益墓志后，答應了王安石的要求撰成墓碣，而王安石則把孫侔所撰墓碣刊石入墓，是這次南京出土的王益墓志，堅持對并不認可的曾鞏所撰墓志棄而不用。
曾鞏在王益墓志中已經(jīng)強調(diào)，他的寫作依據(jù)是王安石撰寫的述文，二人的分歧究竟在何處，竟導致王安石如此堅決的“退稿”，只有把兩篇文字細致對比分析才能一目了然。
曾鞏撰王益墓志與王安石《先大夫述》之比較
宋人寫作官員墓志，多突出他的游宦政績、性格和德行，具體到王益墓志和《先大夫述》兩篇也不例外，都是對逝者生平事跡的描述。除了整體內(nèi)容縮寫、句式及詞語變換外，絕大多數(shù)內(nèi)容是一致的，可見曾鞏所謂他依據(jù)的主要材料來源于王安石的述文，絕對不是陽奉陰違的場面話。在整體一致的前提下，曾鞏在王益墓志中對《先大父述》的增刪和改動，是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首先，曾鞏在王益墓志中添加了四點內(nèi)容。第一，增加了王益與臨江軍（今江西新余）長官據(jù)理力爭及治理的結果。王安石記載：“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jù)爭之以故事。”有無結果，王安石沒有說明。曾鞏則寫道：“改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挾為不法，吏乘其然，干沒無所忌。公至，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憚吏，使不敢動搖。居頃之，部中肅然?！痹谕跻娴牧幭?，官吏收斂，治下肅然。第二，增加了王益在韶州治理獄訟的過程。曾鞏強調(diào)：“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最多，號難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余，遂以無事。”這是王安石未提及的。第三，增加王益七子姓名及王安石上書求葬父的過程。曾鞏記載：“子男七人，曰安仁，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二人。安石今為大理評事，知鄞縣，慶歷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某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苯榻B的詳細而清晰。第四，增加了好友王安石求銘的過程。王安石在結尾處曰：“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于后世?！痹栐谧珜懩怪緯r予以說明：“而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來請銘，遂為之銘其尤可哀者也?！币陨蟽?nèi)容，是王安石記載不多，而曾鞏通過自己創(chuàng)作加以充實的。墓志中增加前兩點對王益功績的論述；第三點對王益家族成員的梳理，是基于對墓主熟悉的結果；第四點敘述撰銘的原因，為墓志銘一般的行文習慣。這些內(nèi)容的加入，絕不至于引起王安石及家人的不滿。
其次，曾鞏在王益墓志中刪省了的五點內(nèi)容。一是省略了王益文干張詠，以及張詠為王益改字之事。這點王安石所記相當清楚：“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倍鞘÷粤送跻娼ò仓鞑救蝺?nèi)“既數(shù)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的細節(jié)，這是長官認可王益行政能力的重要體現(xiàn)。三是省略了王益臨江軍判官任內(nèi)“判官灘”別稱的來源。王安石強調(diào)指出：“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四是省略了王益在知新淦縣后“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的巨大影響力。五是省略了王益知韶州時，治理韶州曾使胡瑗寫入《政范》，以及地方人士交口稱贊為“自嶺海服，朝廷為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的重要影響。曾鞏所刪省的內(nèi)容中，第一點是王益與北宋前期名臣張詠交往的明證，第二至五點皆為王安石對父親仕宦過程中政治影響力的描述。
最后，在對王益“忠義孝友”的敘述過程中，曾鞏對王安石提供的材料有所改動，并展示出自己撰寫墓志的理念。王安石提供的素材中更為注重王益“孝友”方面，對于“忠義”的具體內(nèi)容，交待不多。曾鞏把王益事跡細化為家族中的私領域、仕宦期間的公領域兩個方面，在處理仕宦過程中公領域事件時果敢決斷、英武不屈，解決私領域家族事務時斂色下氣、委曲順承，是王益在不同身份下的不同面相。此處的書寫，邏輯清晰、表意較王安石更加全面準確，當不至引起王安石和家人的反對。
綜合以上，曾鞏在撰寫王益墓志銘的過程中，總體而言仍然多因循王安石所撰《先大夫述》中的相關文字。除此之外，增加了若干家族關系及仕宦經(jīng)歷的內(nèi)容，這些當不會被喪家強烈質疑。同時，曾鞏還對王安石提供的資料加以刪改，省略了較多王益仕宦歷程中的影響力，這些或為王安石在給孫侔復信中所謂的“事有缺略”及“須至別作”的部分。幸運的是，出土王益墓志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加以證實的機會。
孫侔撰王益墓志銘分析
出土王益墓志銘由于風化殘泐嚴重，不能完整釋讀，使得我們無法窺其全貌，相當可惜。根據(jù)已經(jīng)公布錄文和拓片進行考察，可知出土墓志的行文方式，與曾鞏、王安石敘述王益事跡時以時間先后順序展開有所不同。出土王益墓志銘序文可以分成四個部分：第一，簡要回顧了王益家族的求銘過程：“以殿中丞求為銘，□□判事，贈……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即葬公于府南之□?！钡诙瓤偸鐾跻孀匀胧碎_始直到去世的本官與差遣，再細致展開其五任差遣任內(nèi)的功績與影響。敘述本官和差遣情況時稱：“□進士，為建安主簿，遷臨江軍判官，遷大理寺……中丞□□□博士、屯田員外郎至都官以卒?！迸c曾鞏刪減王益仕宦過程中的影響力不同，孫侔展開王益五任差遣內(nèi)的功績與影響時，以王安石提供的述文為藍本，諸如“州亦憚焉”、“縣大猾上府流遠方，政□以清”、“后悉服其化”、“□□能欺者，政聞中州”、“韶人至今思之，后□□□□□□倚公以治”等等，涉及王益影響力的內(nèi)容無一缺略。第三，總結了王益優(yōu)秀的品格并表達了英年早逝的哀傷。孫侔這樣記載：“公剛簡自守，而仁愛乎民。其為政機□□□□孝友，溫溫若無能者。十七歲游尚書張公詠門，公奇其□□字曰舜良，其知之早也。暨其卒，年四十有六，惜乎其所□□，無一見于世，命矣夫！”第四，交待了王益先世和婚姻子嗣情況：“祖諱德明，贈職方員外郎?？贾M□，□衛(wèi)尉寺丞。母謝氏，永安縣太君。公先娶徐氏，卒。今夫□吳氏，賢而有智，公卒，男女賴其教以成。七男。長安仁登進士第，□□有學行。三女，適延平張奎、廣陵朱明之、錢塘沈季長?！蓖ㄟ^上述分析可知，出土王益墓志銘序文部分與曾鞏所撰之文最大的區(qū)別，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王益仕宦過程中的影響力，這當是王安石所謂的“事有缺略”之處。
王安石強調(diào)“須至別作”的部分，可從兩篇墓志銘的銘文部分對比分析入手。墓志銘撰者所撰墓志序文多依據(jù)喪家提供的素材加以刪潤而成，銘文則為撰者自己根據(jù)序文加以高度凝練和升華而成。曾鞏撰王益墓志銘文云：“公堂有母，老不覺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兩棄之。莫不皆死，公有余悲。”共32字，使用結構嚴謹?shù)乃难糟懳?，核心在于表達對王益英年早逝的感嘆，同時強調(diào)王益母親身體安康，子嗣品行俱佳，沒有絲毫涉及仕宦歷程中的政績與影響等。孫侔所撰王益墓志銘文稱：“已矣！公之年兮，孰不修。材不時盡兮，止乎一州。德在其地兮，宜歸以休。公去日遠兮，神焉爾留。民思不忘兮，視如其丘?！睂O侔使用了適合抒發(fā)情感的騷體銘文，不但對其英年早逝表示遺憾，還對王益優(yōu)秀品質加以肯定，更對其為政功績和影響大加贊美。通過對兩篇墓志銘文的對比，可以坐實王安石所謂“須至別作”者，當為王益墓志銘的銘文部分。
在王安石筆下，父親王益雖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但其仕宦過程中的政績和影響力仍然為人稱道，能展現(xiàn)出其兼濟天下的抱負。然曾鞏所撰之文，不但在序文中對王益的仕宦影響力有所省略，在畫龍點睛的銘文中更是完全闕失，導致作為喪家的王安石不能滿意。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理解王安石為何要棄用曾鞏所撰之文，重新邀請孫侔撰寫父親墓碣，并以墓碣刊石入墓的真正原因。
既然曾鞏非常重視撰寫王益墓志銘，他這樣寫作又有何種深意在呢？檢曾鞏一生所撰36方男性墓志，除了王益之外，其他人的墓志銘文皆對墓主能力、修養(yǎng)、品行、家世等方面加以概括，無一例外。故王益墓志銘的寫作，絕對不應該是曾鞏筆力不足所致。實質上，在撰成王益墓志之后，曾鞏同時附寄有《祭王都官文》一篇：
維公材敏而宏，志視萬里。高辭大篇，出仕天子。主簿于閩，聲駕其長。清江之謀，矯矯逾壯。于韶于升，條教出己。伺公所為，萬目齊視。奪奸于幽，耋吏喪膽。悍黨睢睢，根柢卒斬。里謳戶歌，惟煢寡獨。在右惟監(jiān)，在下惟屬。在側惟僚，相講戴服。將起將昌，俞考以難。曷赴曷歸，忽殞無還。公于先人，實歡實厚。至公諸子，鞏辱親友。于公家行，表里洞知。于黨不校，于尊不違。出升公堂，不撓毫發(fā)。退從其私，婉婉曲折。鐘山崢嶸，下惟江水。昔公此臨，委蛇舄履。今子六人，葬公于此。銘鞏之為，辭貧事韙。千里寄誠，以茲一簋。（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卷三八《祭王都官文》，第533頁）
祭文中至少表達了三層含義：第一，由開頭到“曷赴曷歸，忽殞無還”一句，從公領域展現(xiàn)了王益高水準的文化修養(yǎng)和為宦能力；第二，由“公于先人，實歡實厚”到“退從其私，婉婉曲折”為止，于私領域總結了王益信義孝友等突出的人格魅力；第三，由“鐘山崢嶸，下惟江水”到末尾，既謙虛的表達了自己貧乏的文辭不足以表達王益的優(yōu)秀，又表達了對王益去世的哀傷之情。這篇祭文聲情并茂，能夠和墓志序文完全照應?；蚩烧J為，由于曾鞏撰寫了這篇與墓志序文相照應的祭文，故墓志銘的銘文部分不必再過分重復，有可能是運用了宋代墓志銘撰寫時常見的“互見”書法，這也恰能與學界總結曾鞏“以史筆為墓志”的碑志文寫作特點吻合。然而，曾鞏這種頗為用心的構思，結果卻被王安石作類似“退稿”方式的棄用，當是他始料不及的。
結語
墓主去世之后，喪家先后延請不同人撰寫墓志的情況，在宋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都是罕見的現(xiàn)象。王安石之父王益“一人二志”的個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透視墓志碑銘生產(chǎn)過程的絕佳視角。一般認為，墓志碑銘文稿的形成，多為喪家延請他人完成，除了提供行狀等墓主資料和潤筆費用外，很少有機會參與其中。事實上，在撰者寫作完成后，喪家會填補撰者預留的名諱、安葬時間地點等基本信息并認真審視，在有必要的時候會向撰者提出修改意見，直至雙方達成一致為止。否則，喪家在刻石時會對撰者完成之文擅自刪潤修飾，甚至最終磨勒上石的是否為撰者的文稿，遽難斷言。故可認為，喪家對于墓志碑銘撰寫的參與熱情雖各有不同，但他們對刻石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終存在的。
而且，宋代“一人二志”與隋唐類似現(xiàn)象相比，仍有明顯區(qū)別。隋唐“一人二志”皆為石刻文獻，兩方墓志全部刊石入墓，都是喪家認可的墓志文本，及見北宋“一人二志”是傳世文獻和石刻文獻各一，傳世文獻屬于喪家不認可的棄用文字，從這個層面而言，宋代“一人二志”開創(chuàng)了喪家“退稿”撰者文字的先河，是中國古代墓志銘特殊現(xiàn)象中的典型案例，值得好好感悟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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